人口状况
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富裕的生活和利益，把人们吸引过来，使他们留在国内；但是只有在人们劳动力的使用适应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收入增长。
法国由于自己的地理状况，国内河道纵横，土地广阔，土壤肥沃，由于它拥有大量为邻国所缺乏的某些产品，才能够使大批的人去从事耕种和对外贸易 [3] ，这就是不断更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的来源。
有人认为，法国的人口在一百年前曾达到二千四百万。但是由于军队的扩大，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南特敕令 [4] 的废除，根据一七〇一年的统计，人口已缩减到一千九百五十万。
在这一年以后进行的人口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法国在十二年内以巨大的军队进行西班牙王位战争的结果，它的人口又大大地减少了。它在海上和陆地上至少保持着四十万军队，另外还必须加上二十万为军队服务的人，总数为六十万人。这就比一百年前的法国军队多了四十万人。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需要有十万多人来弥补这个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除此以外，在十二年内国家至少丧失了一百万成年人，失去了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相应的增长部分。
根据人口衍生的进程，可以认为，每一对夫妇至少要有两个能达到结婚年龄的孩子和几个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因此，这样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组成一个至少有四个人的家庭。一百万人的死亡及其增长部分的损失，意味着使人口减少四百万。
我国的人口根据一七〇一年的统计是一千九百五十万人，由于西班牙王位战争而减少到一千五百五十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前朝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即八百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五六十万人。可见，从那时候起人口没有增加。虽然我们在十八或二十年内过着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差不多二十六年的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经常维持着大量的军队，因此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该地人口约占法国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的人口更会大大地减少。然而即使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法国包括洛林在内，约有四百万个家庭 [5] ，每个家庭平均有四人，总共约有一千六百万人。
根据包税管理局的统计，现在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三个半人，因此四百万个家庭不超过一千四百万人。但是如果把两岁的小孩估计在内，那么可以认为，每一个家庭有四个人，因此四百万个家庭总共有将近一千六百万人。如果把新生的婴儿包括进去，那么总数可能会达到二千四百万人，因为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和增长额的角度来研究人口。
小孩只能在消费的方面加以考虑，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消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比例角度来研究我国人口的人们，所得到的数字应当比我们的大，因为我们的统计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
如果根据杜柏莱·德·圣莫尔和标芳对寿命的推测来统计，那么应当认为，从两岁到十六—十七岁人的死亡率约占四分之一。因此在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间，成年人是一千两百万，其中男人和女人各六百万，其余四百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 [6] 。
从农业工作来看，可以认为，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住在乡村里；有将近七十五万块地是用于种植谷物的，有两百万以上成年男人在从事体力劳动，包括对这些土地进行耕作。可以假定，这一部门需要不少于一百五十万的成年男人。管理牲畜和种植葡萄所需的人数大致上也是这一些。其余的农业工作、制造工具以及同这部门有关的其他工作、在教区内执行教堂职务、建造住房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一百多万人，总数加起来需要四百多万成年男人。如果少于这个数字（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不足的部分就由女人和孩子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质量就很差。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劳役、压迫和贫困而促使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付不出雇工的工钱，那么工作的质量更会差得多。
不过，虽然我国的农业处在很不景气的状态中，耕地面积只占适宜于耕种的土地面积的一半，但农业仍然使法国一半以上的居民得到工作。在商业、手艺、法学、艺术和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城市中的教会职务、建筑、城市企业主、军队、搬运业、军舰和商船等方面工作的，仅占大约二百万成年男人。
由此可见，对法国这样一个大国说来，一千六百万人口是少得可怜的，以致六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外一半也没有能够好好地耕种，特别是当乡村里缺乏用以抵补开支的资金的时候，而且其他各种体力劳动也相应地受到限制。因为工业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手工业产品的对外贸易能使企业主得到收入的基础上。
按照杜柏莱·德·圣莫尔的算法，巴黎的人口共有六十万 [7] ，这是可以从这个城市全年的小麦消费量算出来的，小麦的消费量约为八万一千二百五十缪特，或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在内。如果按平均每人消费一点五塞蒂计算，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可以供应六十五万人。这个数字中包括经常住在巴黎的外国人在内。不满两岁的小孩也要消费面粉。当然，有许多居民不是全年都住在巴黎的。然而一个人的消费总共只算一点五塞蒂，那是算得非常少的，特别是对于占巴黎人口四分之三的仆役和工人来说。这样，按照巴黎一年的小麦消费量计算，它的人口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不超过六十万人，其中四十五万是成年人，十五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个消费量同一百年前的消费量大体上差不多，按照黎塞留红衣主教时代的计算，那时巴黎的人口有八十万；这样，虽然一百年来乡村的人口大大地减少了，巴黎的人口也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的推算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因此同认为巴黎有八十万人的一般意见是合得上的。的确，如果把所有的孩子，从新生的婴孩起，全部加上去，那么巴黎的人口可能有八十万，因为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约为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按全年死亡的人数来计算，巴黎一年死去的人约有二万，一般认为这相当于人口总数的四十分之一，那么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 [8] 。
巴黎和乡村中人口增长的比例大体上是相等的。由于风俗败坏，巴黎结婚的数字大大地减少。而在乡村中，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给资产阶级的孩子喂奶，因此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孩子，不可能生得更多。结果，可能增长数额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相等的。
在巴黎，每年出生两万个孩子，占六十万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要是这样的话，全国一千六百万人口每年应当生大约五十三万个孩子。其中活不到十七岁而死去的有二十九万；这样，达到十七岁的每年只有二十四万，其中大约十二万是男孩，十二万是女孩。
考虑到妇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认为，在三十年内出生的人数应当同现有的人数大致相等。假定妇女在二十岁出嫁，不合于这个假定的情况大概可以相互抵消，而在五十岁丧失生育的能力，要使人口数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那么必须使三十年内出生的人数同现有的人数相等。
虽然巴黎每年出生的只有大约两万个孩子，而且这种经常的生殖每年只能增加九千个成年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在这个城市中结婚的却大约有四千七百对。这样每年结婚的人数至少是等于每年达到成年年龄的人数，这似乎是同巴黎有许多人不结婚的情况相矛盾的。但是事情是这样的：巴黎出生的人，尤其是男人，只占在这个城市中结婚的人数的一小部分。很大数量的市民经常是靠从外省到巴黎来谋生的人补足的。女仆的数量有十五万人，其中在巴黎出生的不到八分之一。二分之一有独立职业的人是外省出生的。例如，三百九十七个国会检察官中出生于巴黎的不超过一百人 [9] 。因此可以认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中出生的。除女仆外，已婚的妇女大多数是在巴黎出生的，因为几乎所有迁居到巴黎来的男人都娶这个城市出生的女人。
还必须注意到，在巴黎结婚的次数中，有许多是鳏夫和寡妇重新结婚；这一点也能证实下面这个结论，即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中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是靠外省的填补而保持原有水平的 [10] 。
战争、不结婚、粮食产品价格低、缺乏耕种土地的资金、下层阶级人民的贫困，这一切阻碍着人口的增长。国家赡养着的大批军队，耗费着国库，这同过分严厉的教会一起对国家产生破坏作用。
一个没有容忍心的国家，如果处在一些强大而有容忍心的国家的包围之中，那是非常不利的。宗教自由能把人和财富吸引过来。宗教上极端的不容忍会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阻挡他们回国。这两种情况都阻碍着这样一个国家的繁荣，而促进那些有容忍心的国家的昌盛。因此，不容忍会逐渐使一个国家走向破灭，而促进邻国的财富、人口和力量的增长。
目前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靠它的财富来维持的，而财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人们创造的，大量的军队对这二者都会造成损害。英国人向来是长于计算的，他们判断敌人的力量是根据其有职业的人口数及其所花费的支出：他们经常扩大自己所使用的财富，以保证自己的胜利；他们在判断时并不根据一个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他们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说：“我们只应当注意在商业和农业中起作用的、不断回复和更新的财富；我们经常在更新的财富，是我们所花费的支出的来源，这种支出不会使我们破产。我们正像那些富裕的业主，他们的现金并不多，但是由于有大量的收入，所以经常能够抵补巨大的支出。我们的军队并不是一个军事国家的精华部分，我们的士兵是为了得到报酬才变得勇敢的；我们的政府不是靠作战，而是靠自己的财富和政治协商来保证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我们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然而我们的国家依旧很繁荣，并不失去自己在欧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权，它的人口并不缩减，殖民地财富也并不减少。为了坚持战争，我们签订了借款条约，但是我们从有利的和约中得到了补偿。我们不像法国那样拥有一千二百万或一千五百万的金币和银币，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货币财富，增加货币的数量，因为我们的货币总量是能够和我们王国的疆域和人口数相称的。然而我们的收入和法国的收入比起来，就和货币的情况不同，我们的收入绝对不能像法国那样显得无关紧要。” [11]
一个国家的力量的确决定于收入，而不是决定于货币的总量。后者很少能达到收入一半的数量。因此国家的支出不应当以此为根据，而要以每年通过收入而恢复的财富为根据。
如果真是像英国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英国的收入像法国一样多 [12]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比较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同另一个较大的国家的收入相等，那么它就比较富裕，这是由于它在行政、防御工事和保证边疆城市的安全上所花的费用较少，由于它的财富供给较少的人消费：如果每一个人都比较富裕，那么整个国家也就比较殷实。
英国的人口比法国少，仅够满足它的海军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大量的陆军。但是人口的数量一般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是要和国家的收入相适应的。如果军队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能供养的能力，那么就会比敌人的军队更加可怕。英国自认为是十分强大的，它不大需要陆军，因此免去了大量的开支，能够把这些支出用于它更为需要的别种防御上面。
军队是国防工具，但这种防御掌握在国家本身的手中，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和它的理解力，也就是它的财富和它的政治协调。历史家把自己国家的战争事迹讲给后辈听，他们的关于战功的叙述引起读者极大的喜悦；但是如果他们不熟悉政府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那么他们的著作就只能供消遣，而没有教益；他们讲的只是战争的历史，而不是和谈的历史和使战争获胜的原因的历史。
士兵和军官除了出战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仅仅决定于围攻和战役的胜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比较强大，因为它能提供大量的战士；身体结实的农民比城市居民能成为更好的士兵。但是更有远见的政府，不会因为要具有反对敌人的手段和供养优秀的将军而使乡村变得荒无人烟，使国家收入的来源变得枯竭。关于在乡村中招募士兵对人口增长额缩减的影响，可以从大约三十年前国内实行固定非常后备军制所引起的后果来判断。起初这个措施看来似乎非常适宜，以致不易看出它对国家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支非常的后备军基于有六万人，他们每六年轮换一次，此外还有二万人在这六年内供补足缺额之用。总共有八万个成年人，他们不能结婚，即使有二万个替代的人，也不能回家。这样，在每三十年中国家要损失三十万人所生的后代。每一代的一个家庭有四个人。因此，三十万人没有后代就意味着在人口不断的增长额中减少一百二十万人。
非常后备军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自乡村，因为大城市和享受特权的人是可以免于征募的。招募入非常后备军而六年内不能返回的六万人总数中，有四万多人是乡村供给的，即平均每年约有七千人，占在该年年满十七岁的乡村青年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个八分之一的比数逐渐变成了七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就这样在三十年内非常后备军使乡村失去了二十万人，因而使人口缩减八十万人。由于青年们企图避免被抽中为非常后备军而流入城市，更加影响到乡村的人烟稀少。因此由于一个青年被抽入非常后备军，却使乡村失去不止三个青年。这样，三十年内乡村中减少的人口总数还要加上四十万人及其后代。结果非常后备军使乡村人口在三十年内减少二百多万人。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那么不消一个世纪乡村将会变得荒无人烟。
军人们认为，固定的非常后备军组织有很大的优点。它使国家在常规军以外另有六万人的固定名额。在战时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划入正规的团队，或者把他们编成王国的特种团队、法国特种团队等等，以此增加我国军队的固定名额。然而这些优点都是从这样一个思想出发的，即国家的生存必须依靠军事活动，同时还忘记了由此而引起的巨大开支。
军人的狭隘观点使他们只考虑到军队的利益，而且只是陆军的利益，因为所谓非常后备军提供的优点，对我国的海军是无关的，而且相反，它所引起的人口的缩减，对后者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法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自从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成了我们的敌人的依靠力量以后，法国在海上比在陆地上更需要保护自己。除此以外，法国还必须维护自己的通商和保卫自己的领海。加入德国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航海所提供的优点，因此不能靠出售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而获得巨大的财富。这些国家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要不是英国以其商船所获得的财富帮助它们，它们就没有能力赡养大批的军队，甚至不可能把这些军队调离他们就食的地方。正是由于这样，英国很怕我国海军的发展。它并不掩盖这一点：假如我们以自己足够的力量来同英国的保证其统治权的海军力量抗衡，那么我们就会改变欧洲的体系，不再需要大大地扩大自己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邻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调出大量的军队来反对我们。的确，假如我们的海军力量能把英国的贸易拦阻住，或者对它制造很大的麻烦，那么贸易就不再成为英国的取之不尽的财源，同时，它不得不在海上花费巨额的开支，以便对付我们的巨大力量。这样英国就不可能用金钱来支持反对我们的联盟。我们的邻国看到英国的资源耗竭，就不会愿意去参加它的事业和支持它的自私计划。这样对我们说来，战争的危险就会减少，战争就不会经常发生，它的破坏性也会缩小，因为假如我们同这个航海国家进行海战，所需的开支会比在陆地上进行的战争少得多。
在陆战中需要供应炮兵粮食、饲料和干部，花费巨额的支出，而在海战中则不需要这样大的开支。它不会引起国家财富的外流。参加海战的武装力量规模较小；它不需要骑兵；海军军官的开支也比较节省。购买粮食和弹药经常能签订协定，取得优惠条件，达成在陆战时不可能达成的低廉价格。
海军力量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加强和进展，而对外贸易能促使土地收入的提高。在为其他航海国家所惧怕的海军的保护下，我国的贸易就能遍及各地，并把人口吸引过来。谁也不会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法令，国外的办事处能平安无事地、自由地同其他相互竞争的通商国家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切的限制、禁止、捐税，以及对出售商品不利的压制都将消除；双方的船只能通行无阻地驶入它们所有的港埠，贸易能保持正常的性质，而对所有通商的国家都有利。它们将不得不承认促进共同利益的一切条件的协定。它们将只会努力去发展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方式。谁也不会对别人制造细小的麻烦，来损害他们；人们会以更加远大的眼光来看待通商，并且明白，双方应当相互促进，纯粹出售的通商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因为商人需要顾客，每一方面都必须既是商人，又是顾客，他们的财富同样地促进双方的繁荣。
规定向外国人关闭英国港口的著名的克伦威尔航海法， [13] 绝不是像英国人和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对英国的贸易有利。大多数论述贸易问题，特别是有关我国的粮食贸易问题的作者，都认为为了协助我们的航运事业，从海道输出我国产品的权利应当完全掌握在法国手里，然而这个专利权的问题仅仅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响之下提出来的。他们非常正确地证明，为了扩大我们的贸易以及为了使我们富裕起来，应当使我国产品的外销得到充分的自由。但是他们认为，发展我国贸易的直接目的应当是扩大我们的商船队，我们应当用自己的船只把产品运送到国外去，并把在国外获得的东西运回来，这样，我们的商船会使许多人学会航海术，这是对海军有利的。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能够带来上述的良好结果，不过它应当不依赖其他一些会阻碍贸易的全面发展和对国民收入不利的条件，而带来这种结果。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使我们的粮食商品便于销售，并扩大销售额。但是如果禁止前来采购的外国船只进入我国的港口，或者不让外国人自己带来的货物自由地进口，使他们在运费上得不到好处，而把这种好处保证给予我们的航运事业，那么上述这种目的也是达不到的。
在销售我国的粮食商品时只想赚取大量货币，而害怕外国人竞争的我国的批发商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同胞经常会成为他们的虚假证明和他们的局部利益的牺牲者。他们只想使本国的粮食商品的价格降低；他们说，买价便宜是赚钱的第一个因素，而且在外国也比较容易销售。他们要我们相信，这是扩大贸易的唯一的方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变成这样的了：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的方法，就在于靠牺牲本国的利益而从对外贸易中取得利润。这种看法就是一切特权、禁止和专利的来源，而且发展这种有破坏作用的贸易的结果，只会使我国的产品失去价值，人民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输入的货物，这样就会使整个贸易遭受损失。除此以外，这些原则不会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任何好处，不会促使我们的牲畜增多，也不会使亚麻的播种面积扩大。
如果交易对顾客有利，那么货物就容易销售，因此一个希望尽可能更好地销售和扩大销售额的商人，不应当阻碍顾客获得利益。要是我们压制邻国的贸易，以此来帮助发展自己的船队，这将意味着，我们使主要的任务服从于个别的任务，而且我们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阻碍贸易顺利发展和对国家的粮食产品供应有害的措施，对我国的船队和对国家收入同样也是有害的。除此以外，在迫使别人接受对他们不利的条件时，应当考虑到，他们自己也会提出对我们的贸易和我们的航运事业更加不利的条件。因此，所有这些拙劣的、有缺陷的措施，经常是同采取这种措施的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们不仅不会有利于本国的航运事业，反而会限制和削弱本国的贸易。
英国的航运事业的扩大并不是一六六〇年的航海条例造成的。它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海军不发达，而我国的海军不发达绝对不是这个航海条例的结果，这个航海条例只会对颁布它的国家的贸易造成损失，使它的收入缩减。
要是我国的海军能够自卫的话，那么英国人很容易发现这个航海条例的不利，而把它废除。贸易的顺利发展取决于贸易的自由，取决于使大家普遍有利的法令，因为只有当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的时候，它才会繁荣起来。
然而最能促进我们的船队顺利发展的，是国家收入的增长。像海军支持商船一样，商船对海军也是有利的。它们只有共同协作，相互支持，才能够发展：海军之所以能够强大，只是由于商船对它供给有航海经验的人，而商船如果事先得不到海军的支持，也不可能发展。但是海军的支出只能靠我们的收入来抵偿。商船赚钱，海军花钱，但依靠了海军，陆军和陆战就可以减少了。商船的盈利能吸引许多人去参加海外通商，在航海事业上取得经验；而我国的丰富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销售的可能性，以及居民和海陆军对它的支持，又是这些盈利的来源。
为了不至于没有好的士兵和水手，应当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并且依靠大农经营和发展能提高国内土地收入的对外贸易，取得这些支出的经费。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国家，也就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当过去法国分成几个臣属于王室的大国的时候，它曾经是一个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国家：每一个属国都必须保卫自己所统治的领地，而且只从事耕种土地和军事活动；但是自从法国全国统一在一个君主的权力之下以后，那些领主的权利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由于这种统一和自己所处的地位，法国变成了一个航海、贸易和农业的强国，因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和海军，它的财富和威力才能够保存和不断增长；要知道它必须阻挠别的国家夺取海上的统治权和控制贸易及其带来的利益，以防止这些国家变成在欧洲占优势的国家。否则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军事力量，它们可能会迫使我们接受法令，我们会变得依从他们，会发现我们的薄弱和他们的优势。
因此，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依靠发展贸易来使本国的粮食商品易于倾销。没有这种倾销，即使有丰富的农产品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相反，产品的丰富恰恰会引起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不能抵偿他们的生产费用而土地的收入会变得一无所有。只有在有销路，并且价格能抵偿生产费用和保证收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可以努力促使农产品丰富。要达到这种状态，应当为对外贸易创造一切的条件，这样，销路和好的售价才能带来收入，而这种收入又能引起人口的增长：如果收入能对人们的劳动给予报酬，保证他们的盈利，使他们能过富足的生活，这样就会把人们吸引到这个国家里来。有了大量的收入以后，在我们的航海事业方面，在保卫国家的领海和领土方面，我们将不会缺乏人力了。
绝不能用限制或压制对外贸易的办法来促进航运事业；相反，只有在促进贸易，使贸易得到充分自由的情况下，航运事业才会扩大；得到了发展的航运事业反过来也会使贸易扩大，使国家的收入增多。
能把人们吸引到一个国家来并使他们留在这个国家里的福利，人们所最需要的福利，表现为值钱的商品财富和大量的货币。
所谓商品财富，我们指的是能够按决定其销售价值的价格交换成货币的那些东西。财富之所以成为售卖财富或商品财富，是由于这种财富顾客需要它其持有者能够把它出售。因此并不是所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都是可以售卖的财富：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可以在河里汲取的水，以及其他数量极其丰富的、属于大家所有的物质，并不是贸易的对象，它们虽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并不是财富。 [14]
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的持有，是带有固定性的，就像土地所有权那样，因此这种东西很少被看作是商品财富。当然，土地的出产品本身是可以出售的，而且在出售时还能确定和调整土地的价格，但是这种土地的出产品以及甚至人们所必需的粮食，当其售价不超过其生产所花费的费用和劳动时，即使它们是可以销售的，也不能算作是能带来盈利的财富。因此，不能把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以及他们需要使用的一切东西，同由于贸易中的价格而能带来利益的售卖财富混同起来。
人们需要各种可以使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的东西，他们拥有的数量比所需要的数量更多，这些东西应当用来换取他们所需要而又不足的东西。因此人们希望拥有许多可以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财富。这就是可以售卖的财富或商品财富和货币或货币财富：因为各种可以售卖的财富的交换都是通过货币来进行的，而货币可以换成一切种类的财富。因此人们如果持有一种商品财富，就可以通过货币在两者价格相等的基础上取得另外一种财富。
物品的价格表示着商品财富的销售价格。不应当把商品财富的价格同它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相互之间经常是毫无关系的。使用价值经常是一成不变的，经常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人们的需求，以及人们对拥有该物品的愿望。价格却相反，是不断改变的，它取决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不固定的因素。它不受人们的需求调节，但也不是任意决定的价格，也不是由商人之间的协商决定的 [15] 。
一切商品财富中用处最小的钻石的售价，除非是在粮食极端缺乏的场合，几乎总是比粮食的售价要高得多。
然而在对粮食商品有极大需要的情况下，粮食的价格可能会无限制地上涨，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价值偶尔能决定它的售价。我说偶尔，是因为歉收或引起粮价高涨的一般的粮食不足，是由一些对财富的使用价值毫无关系的原因所决定的。因此，一切可以售卖的财富的价值并不是由它们的价格构成的（ne consiste que dans le prix）。生产这些财富所取得的盈利，与它们的使用价值没有联系。一塞蒂小麦或同样价格的一块花边，对出售者和对希望使用它们的人说来，是相等的财富。商品财富之所以成为财富，是由于它们的价格是由理智确定的。所以关于一国的富裕和繁荣，应当按照商品粮食的丰裕程度和粮食的稳定而优裕的价格来判断。
虽然商品财富的价格绝对不是任意决定的，也不是商人之间通过协商决定的，但国家仍然能够利用自己的带有破坏性的措施使价格发生很大的、有害的混乱。在一个航海和贸易的国家中尤其可能如此，因为一个对其他的贸易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政府，可能用自己的片面的措施来制定价格，而这种价格将与其他相互之间自由通商的国家的普遍的共同价格不一致。结果贸易受到政府压制的那个国家的收入就会减少。同时，我们可以证实，在所有相互通商的国家中，普遍的共同价格是很少会发生变动的，是非常稳定的，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有利的。
商品财富的价格，调节着通过货币而相互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或商品变成货币财富的交换，而货币财富可以交换成任何一种商品财富。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金银（它们也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对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它在贸易中完成自己的任务时，不会损坏，不会破碎，不会陈旧，经过十年的时间，千万次的买卖以后，它还继续存在，并且在贸易时依旧有用。因此在可以售卖的财富的连续不断的交易中，只要有很少量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在进行买卖时，货币通常只是被用来表示商品财富的价格，在贸易中只具有抽象意义。代之而起的票据更为方便。它在买卖商品财富时不需要有同这些财富等价的现金，而是以商人之间的票据往来为连续不断的交易服务。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数量，而决定于商品财富是否丰裕，是否值钱。
货币的数量是随时可以补足的，但是构成财富的基础及其售价的商品的不足，或商品价格的不足，却无法补偿。在法国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一百缪特葡萄酒（目前的酒价是每缪特五十四利佛尔），就好比他有一百马克的货币一样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就确实能够得到同他的葡萄酒的售价相等的这一笔货币。在一个贸易国家里经常有足够的货币，以供货物按其价格进行交换之用。因为货价本身就是一个确实的证据，证明人们愿意把货物按照时价交换成货币。
一个国家的贫穷，并不像人们通常说的是由于它的货币少，而是由于它的商品财富不足，或者是由于在这个国家内商品的价格过低。因为一个农业国只有在年产量丰富和产品值钱的情况下才可能变得富裕。换句话说，只有很好地耕种土地和对本国商品进行广泛的对外贸易，才能够保证它的富裕。对外贸易不仅能提供销售的可能性，而且还能依靠通商国家的交易保持有利的和稳定的价格。国家之达到高度繁荣并不依靠大量的货币。因为一个本身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要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外国，就能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的数量。因此产品的丰富和值钱永远是货币的来源，而货币本身如果没有贸易就会变得一无用处。它除了有利地向外国购买商品财富以外，不可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因此一个国家不应当积聚货币，因为这会阻碍贸易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
在一个国家里过多地积聚货币，并不构成能带来好处的财富。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货币用于流通，以利于相互通商。全部货币量在通商各国之间成比例地分配，这种比例是同商人的意图相符合的，他们认为贸易的任务在于相互夺取货币。商人所遵循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货币来购买他们输出或输入的货物，而在这两种场合以及在航运事业上赚钱。
向商人出售产品的耕作者和工厂主同样能使从商人那里取得的货币带来好处，因为他们能利用这些货币来重新进行商品生产。土地所有者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取得的货币用于购买商人运来的外国货，而商人又把货币交给租地农场主，向他们购买农产品。工人从工厂主、耕作者以及所有雇佣他们的人那里取得工资，而把这些货币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货物，供自己消费。货币重新回来用于土地耕作和其他生产工作上。因此，一国的货币量应当大致同它的商品财富的数量和价格相适应。而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管货币多一些或少一些，国家的财富基础不变。
国家的收入取决于它的农产品的价格，而农产品的价格是通过对外贸易来确定和调节的，因为在一个同别的国家不通商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没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调节农产品的价格，它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它不可避免地随着国内产品的充裕和不足的更替而发生变动，而产品价格过低或过高同样是有害的和不可避免的，两者都会使国家蒙受损失。
商品的基础价格 [16] 是由生产或创造该商品所需的费用所决定的：如果商品的售价低于生产商品的成本，那么就要亏本，如果售价能提供相当的盈利，使生产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更加扩大，那么就可以认为商品很值钱。如果在歉收的年月，商品的价格达到使人民难以负担的程度，那么就是物价腾贵。如果售价超过基础价格很多，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很重，那么就可以认为商品值钱或价格有利。一个经常拥有很多小麦的国家，如把小麦大量向国外倾销，就能使国内的小麦值钱，而且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带来很大的收入，并保证居民的工资或盈利，以此抵补由于小麦贵而增大的支出。因此对外贸易能够使国内的小麦和一切其他的农产品值钱，农产品值钱不会增重居民的负担，而同时却对国家十分有利。在评判我国农产品是否值钱、售价是否太高和是否需要压低之前，应当把上面这些条件研究一番。
商品不值钱和长期不能超过基础价格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亏损，并且不得不停止生产那种一贯不值钱的商品。因此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去考虑那种按照偏见通常被认为便宜的价格所提供的利益，因为它同时对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余居民的工资、人口的增长和国内生产的扩大都可能产生破坏作用。在我国的一些农产品不值钱的省份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有害的影响；那里的生活费用是很低廉的，但是薪水却是这样的低，人们挣的钱是这样的少，以致他们的劳动不能使他们过富足的生活；工资不能吸引他们，他们宁可偷懒，而过贫困的生活。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也很少，因此不可能拿出必需的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耕地，不可能雇佣工人和手艺匠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工资。工人和手艺匠离开了各省地方，流入大城市，那里的生活费用较大，而工资也较高；因此那些粮食产品贵的国家，人口就比较稠密，而那里的人们比粮食产品价格过低的国家的人们更爱好劳动，过着更为富足的生活。人们的需要并不只限于食物一种，他们还需要衣服，劳动工具以及使他们能过富裕生活的其他东西。法国人到海外去，迁居到圣多明各或马提尼克岛等地方去，并不是去寻找粮食，吸引他们去的是使他们能够过富足生活的工资。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一个同其他国家进行毫无阻碍和完全自由的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里，价格不会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价格是同其他国家的共同价格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歉收或丰收通常不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因为在同一年内，有些国家可能是丰收，有些国家可能是歉收，但是通过这些国家之间自由的、没有阻碍的贸易，粮食不足的国家可以从多余的国家那里得到供应，反之，当后者感到不足的时候，前者也会向它供应。由于各国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国的丰收和歉收的不断更替，价格就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中等水平上，这个水平是由通商各国共同的基础价格决定的。
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谷物是自由贸易的，他们的谷物价格没有发生像我们法国所经受的那种巨大波动 [17] ；法国的谷物进出口是禁止的。我们的收获只是供给本国人食用，有时会过多，有时又大大地不足，这样价格就会发生不规则的波动，有时昂贵，有时低廉。因此在一个没有自由贸易或者不能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里，粮食价格不可能有任何的规则，它完全是不稳定的。在丰收的年份里耕作者的损失很大，而在歉收的年份里，一般平民会由于饥饿以及随着挨饿发生的流行性疾病而死亡。剧烈的和经常的价格波动是极端贫穷和人口缩减的一个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
它对国家收入的害处也并不小：虽然可以认为，在过低的价格和高价更替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能取得平衡，形成某种共同的价格，我们的收入就是以这种共同价格为基础的；然而实际上这种共同价格本身对于土地的收入就是不利的。价格的波动和收获量的波动在其结合起来和取得平衡的过程中，为出售者所形成的共同价格要比购买者的共同价格低得多。购买者每年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供自己消费，他们的共同价格的形成是几年内价格波动的结果。但是出售者每年收获和出售的小麦数量是不同的，他们的共同价格的形成是几年内不同价格和按不同价格出售的不同小麦量的结果。它不同于在这几年内由于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而形成的购买者的价格。然而进出口贸易能免除价格发生巨大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售价和买价就会很接近。这可以从下面两张图表中看出，一张表明法国由于小麦收获量波动而引起的价格波动，另一张表明英国的情况。
共同基础价格是以三百七十利佛尔的开支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十四利佛尔十六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cot）（参阅《租地农场主论》一文）。
共同买价。每人每年消费三塞蒂，即在五年内消费十五塞蒂，共值二百六十一利佛尔，即上表中所表明的五塞蒂小麦的成本八十七利佛尔的三倍。如果把二百六十一利佛尔按十五塞蒂来除，那么每塞蒂的价格是十七利佛尔八德尼。这就是法国很久以来通常的共同价格。
共同售价。是以五年内的进款总数三百八十七利佛尔用二十五塞蒂来除，得出十五利佛尔九德尼，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就是每塞蒂的价格。这样，出售者的共同价格比基础价格只多十三德尼，即每亚尔邦多三利佛尔五德尼。它比购买者的价格低一利佛尔十九德尼，因此如果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小麦的价格比较低，那么耕作者经常会吃亏，而不再播种小麦。在不出口而播种面积又较大的情况下，他们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收获了大量的小麦，那么售价就会降低到基础价格之下，并且遭到亏损，同时君主和国家也会得不到进款。
共同的基础价格。以三百七十利佛尔的支出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十四利佛尔十六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买价。每年三塞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尔（应该是二百七十利佛尔） [18] 。这个数目用十五来除，得出每塞蒂十八利佛尔的成本（coût）。
共同售价。以五年内的进款总数四百四十利佛尔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每塞蒂的价格为十七利佛尔十二德尼。这样，出售者的共同价格超过基础价格二利佛尔十六德尼，比共同买价仅少八德尼。在前面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出口贸易，出售者只能得到十五利佛尔九德尼，因此他的盈利每塞蒂总共只有二利佛尔三德尼。每亚尔邦是十利佛尔十五德尼，加上三利佛尔九德尼总共是十四利佛尔三德尼，而且购买者在购买小麦时是不会付更多的钱的。
我们每年大约能收获四千五百万塞蒂小麦，因而在这个收获量中我们要损失一亿利佛尔，本来可以卖给外国的大约三百万或四百万塞蒂小麦的进款还不计在内 [19] 。但是我们的小麦收获量是有可能增加二千万或三千万塞蒂的。只需要出口贸易对小麦本身的价格以及随小麦涨落的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施加影响，土地的收入就可能增加一亿五千万以上，其中国内小麦价格的增长和我们运往国外的谷物进款的增长都不算在内。 [20]
但是出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能阻止物价过分昂贵；物价昂贵会造成下层居民的破产，使许多人饿死，使更多的人由于随着饥饿发生的流行性疾病而死亡。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英国虽然有很好的年成，物价仍然是很贵的。但这对于英帝国来说是一个例外，不能把它归咎于出口贸易，因为正是出口贸易经常使它免于由于扩大农业的结果而引起的物价猛涨。总之，对提高谷物价格来说，单靠出口是不够的，因为英国每年输出的小麦不超过一百万塞蒂，还不到年产量二十分之一。因此它最好还要以适当的比例提高小麦的价格，但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的罕有的物价腾贵现象一定有某些特殊的、它所不愿发现的原因。
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这些问题，请参阅下面这些文章：《农场论》、《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利息论》等等。
农产品的价格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注意，然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收入才能够得到正确的估价。但产品本身是不会提供收入的：它的确可能非常丰富，然而却是没有收入的。如果售价不超过基础价格，也就是不超过成本，那么它就会使耕作者亏本，因此只有当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费用或支出时，才能够得到收入。所以，依靠对外贸易而价格达到的程度越高，那么对国家、对土地所有者和人民也越有利，也越能够促进人口的增长和繁荣。这对国家有利，那是由于随着价格的增长国家财富也会增加；这对土地所有者有利，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这对人民有利，那是因为生产谷物所需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从人口增长的观点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谷物的丰富能够把人们吸引过来，促进人口的自然增加。在促使国家繁荣方面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盈利能刺激扩大生产。但是只有依靠对外贸易而达到的价格，才对国家财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假定有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的交往，只是为了本身的消费而进行国内贸易，那么它对粮食产品就只会从满足自己需要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粮食的售价出发看问题，因此它就希望价格低，因为这样就能摆脱发行过多的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这个假想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是由不同类别的人们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君主，政府成员，以及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那么事情就会是这样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需要有收入，参加管理工作的人需要薪水，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和耕作者雇佣的工人需要工资。因此，同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全年收入，也必须通过同全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的售价相适应的买卖方式在各种类别的人们中间分配。像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是有好有坏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对这样的国家说来，商品财富的售价同其他国家几乎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当一个国家必须靠货币财富来抵抗邻国的时候，那么它的产品在作为货币财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就成了它的宝贵的东西；我说的是在作为货币财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并不是说它真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是要加以区别的，以便能对国家的财富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假定某种货物能卖到一百埃扣（法国的古货币），那么就是说这货物本身被认为相等于一百个真实的埃扣，这已经是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按其价格折成的真正的货币财富，即使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转换成货币。因此一个同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国外价格估计的实物财富构成的。
这样，一个拥有价值为二十亿的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同一个拥有二十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拥有这种可以售卖的财富必须进行双方面的对外贸易。假定两个相互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或对外贸易，那么其中的一个国家就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外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用货币财富来购买等价的产品，另一个是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价格，使其能相等于货币财富。
然而关于本国的财富，不应当按照用出售商品的方法从国外吸取的货币数量来估计，而是要按照通过双方恒常的自由贸易而确定的这些产品的价格来估计。假定你每年只输出一百塞蒂小麦，没有可能更多地出售，但通商国家之间的小麦的共同价格，将对你具有与你出售一千万塞蒂小麦同样的力量。这种共同价格是这样形成的，正像几个沟通的蓄水库里的水位一样：假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入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入地中海，那么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将是相同的，因为这种水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所保证的。通商各国之间的价格平衡也是这么一回事：它是靠双方贸易的恒常联系来确定和保证不变的。因此，即使你们这一年没有向邻国销售小麦，邻国也没有向你们销售小麦，因为你们已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自己的消费，但也并不多余；你们这里的价格将仍然不比邻国低，也不比邻国高。因为假使你们这里的小麦价格较低，那么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你们就会把它输出，于是你们国家里的价格就会变得同国外的售价相等。自由的双方对外贸易的优点就在这里：它能使你们的任何商品经常都有共同价格，甚至在你们没有能力销售或购买的时候。这种共同价格能为你们的产品确定一个真正的，从对邻国的关系来说是相对的价格，而你们的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种相对价格确定的。仅对国内贸易有关的一切价格，本身不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富裕或更加贫困，然而由于这种价格的混乱和不稳定，可能对个人的经济生活、行政管理和农业产生破坏作用。因此，商品的售价只能通过通商各国之间的共同的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一个通商国家能够按照这种价格确实地向国外销售商品。于是土地面积最广大和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就成为最富裕的国家。
如果依靠对外贸易商品成为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成为与商品等价的财富，那么认为向国外购买商品会使我们丧失货币的那种指责，就毫无意义了。由于对外贸易几乎总是以相互买卖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类似的责备就变得没有内容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平衡来判断它是否有利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方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么另一方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方变得更富裕了呢?况且贸易的平衡不能表示出一方从自己的货币中，另一方从商品中取得的盈利。
然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个国家的农产品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售价，它的国内价格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因为这种价格是由年成的好坏决定的。除此以外，由于这种波动而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民收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忽视自己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就会对自己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对国家的富强造成巨大的损失。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能够取得财富，过富足的生活，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以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在那里聚居，并不断孳生。人们取得财富必须依靠他们已有的财富，以及依靠别人的财富使他们得到的盈利。人们如果没有消费性的财富，就不可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因为假如他们找不到动物或其他天然产品，以便在他们耕种的土地能够供给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以前借以充饥，那么他们就会饿死。这就是说，要取得生活必需的财富和达到能促使人丁兴旺的富裕水平，必须预先拥有财富。一个收入不断增加的国家，由于在国内能赚到工资就会把新的移民吸引过来，因此财富的增加能引起人口的增加。
然而要使财富和人口增加，必须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得到自由和拥有自己的财富。要是人们失去了保障、权利和财产，他们就不会留恋自己的君主，也不会留恋自己的祖国。即使有人甘于过贫穷的生活而留在国内，但这些人对国家也是没有益处的。那种安于贫穷的人，那种习惯于吃粗劣的食物、穿褴褛的衣服、忍受各种困苦的人，像第奥根 [21] 那样用自己的手掌掬水喝的人，是不肯做工作的，对自己祖国的利益也将是漠不关心的：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到处是暴虐和贫穷。一个国家衰亡的通常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滥用权力和施行暴政。一些对罗马皇帝的暴虐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不很了解的作家，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奢侈。而实际上其原因是由于要维持这种奢侈生活而向行省征收了过多的税。一等到行省的经济被破坏了，那么像罗马这样一个大城市就无法自己维持自己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行省和帝国本身都发生了由于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引起的革命。历史家们提到了一些令人害怕的详细情节：“加列里阿目无法律，任意妄为，并且放任他派往行省的法官胡作非为；这些人只知道战争，毫无教养、毫无原则，盲目地信奉专制政体，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专制政体的工具。然而人民普遍的绝望情绪是由于全国人口普查和登记财产而引起的。委员们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惶恐不安，仿佛来了敌人，加列里阿的整个帝国的人们，仿佛都成了俘虏。丈量土地，计算葡萄藤、树木，甚至每一个小土岗；登记人数和牲畜头数；城市里充满了前来备案的大批农民和奴隶，父亲带了孩子一起前来。假如按比例征税的原则本身是公平的，假如这种税本身是负担得起的，假如对待人的态度好一些，那么人们对这种压制还可能容忍下去。然而相反，到处可以听到鞭子和呻吟的声音：孩子、奴隶、妇女都经常受到拷问，来对证父亲、主人、丈夫的口供；所有主受到折磨和拷打，要他们供认他们的财产比实际上所有的还要多。人们不管年老或有病，都必须到指定的地方去报到；人们的年龄被任意地确定，由于法律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义务有一定的起讫年限，孩子们往往被增加几岁，老人被减少几岁。第一批委员办事冷酷无情，以图满足国王的贪婪心，然而加列里阿还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派人来，对不幸的国民施加更大的压力，找寻新的税源。新的委员为了胜过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们的负担，在登记簿册上登上了比实际上多得多的财产和人数。牲畜倒毙了，人死亡了，但是在登记簿上并不注销，仍然要征税。加列里阿的残酷的天性和他的国民的忍耐心使勒索的财物源源不断，因此他竟认为是取之不竭的。一批新的勒索者派往全国各地，他们无情地抢夺前任压迫者抢剩下来的一切东西。他们打家劫舍，把居民的东西抢得精光，人们甚至对未来的收成也失去了希望，因为耕作者播种的种子也没有给留下来，甚至田里还没有收割的庄稼也被抢去。这些不幸的人由于饥饿和贫困而不断死亡，君主也就失去了表现自己阔绰的可能。
“马克森提河把自己所有国民的财产看作是自己的财富；他甚至不饶恕自己的大神的庙宇；这是一个无底洞，它吞噬了罗马将近十一个世纪积储下来的一切财富。意大利到处充满了告密者和凶手，他们同他一样的凶暴，并且为他用掠夺到的部分东西所豢养。由于这样的专制统治，城市和乡村都变得一片萧条，人们躲避在最隐秘的地方，土地没有翻耕和播种 [22] 。在戴克里西和瓦林提尼安纳三世统治的年代里，统治者的掠夺引起了高卢地方的起义，人们遭到了杀戮，并且被预先夺去了财产 [23] 。后来别的民族占领了这些遭到破坏的，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财力来支援罗马帝国的行省，这个帝国过去是如此的富裕和强盛，现在却变得衰弱和可鄙。西班牙被哥特人占据了，英吉利被萨克逊人占据了，高卢被法兰克人占据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据了，意大利为土西林格人和伦巴第人所占有。”
这些毁灭性的结果是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制度引起的，我说军事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永远是君主同国内比君主本人更有力的某一阶层的联盟。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幻想，这是从未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一个人不可能擅自统治千百万人；最高的君权只有在得到法律的支持和在互相制约的政府官吏之间保持均势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而决定他们的制度的法律，一方面限制他们的权利，一方面又保障他们的权利。如果君主不同一个强大的阶层分享权力，把这个阶层提到其他阶层之上，把对国民的一切专制力量集中在这一阶层，那么他自己也不可能拥有专制的权力 [24] 。然而这种不稳定的权力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对一个受尊敬的合法的君主来说是不值得的!不管谁拥护专制制度，这个人对于君主本人和他的大臣说来，永远是可怕的，正像君主对自己的国民说来是可怕的一样。在野蛮的国家里，军事专制制度是最横暴、最混乱、最专断、最富有破坏性的制度。罗马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一切野蛮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各种极端恶劣的例子。
财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财富本身造成的富足生活条件下才可能维持。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来促进国家的繁荣。要生产财富，必须有财富。如果耕作者的产业由于冰雹、牲畜大批死亡、赋税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坏，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拿出耕种土地所需要的费用，国家就会失去耕作者用财富和劳动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耕作者陷入贫穷的境地，这种贫穷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长期停留在贫苦状态，使他们不可能从事自己的事业和抚养自己的子女。这样的家庭无法找到生活资料，只得转而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也只有当他能够靠自己的劳动达到富足生活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这些人为赋税、计件工作和其他负担所役使，对可能达到某种成就已失去希望，他们不得不吃很坏的面包，穿破旧的衣服，在干草上睡觉，得不到一切的生活设备和家用什物，失去了一切可以表示他们是一个家庭的象征，他们没有任何的家畜，可以向他们供给一些牛奶、奶油、干酪和几个鸡蛋；他们所有的，只是可以使他们免受查封财产之苦的赤贫。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局限于取得只够购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工资，而这一些是不会向他们剥夺的，因为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结果他们不论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成为无益的人。因此，在为国家提供收入的人口总数中，不能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把这些对国家说来已失去任何价值的家庭计算在内。由于从他们那里索取了过多的东西，把他们变成无益的和不幸的人，因此现在不能盼望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得到什么；这些孩子习惯于过贫穷的生活，从他们父母的呻吟中获悉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到自己周围的游手好闲的现象，自己也就学会了游手好闲，而且说实在的，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享受。那些认为必须使社会的下层阶级处于贫苦境地以便迫使他们工作的残酷的人们，他们的原则就会造成上述的结果。人和土地能提供物质，他们的商品生产能提供财富；人像土地一样，贫瘠以后就会变得荒芜并失去一切的价值。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千百万英亩土地的荒芜，可以证明一个国家在衰亡 [25] 。
富足的生活能够促使人们爱好劳动，那是因为人们能享受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福利，习惯于生活上的舒适设备，吃好的食物，穿好的衣服，害怕贫困。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同样习惯于劳动和享受物质福利；他们会加倍努力来建设自己的有着一些舒适设备的小小的幸福生活，努力来减轻自己的劳动和增加工资；成功的希望鼓励着他们的勇气，而工作的顺利能使他们的做父母的感情和自尊心得到满足。这就是从事有益工作的、爱好劳动的下层阶级的人们对国家的贡献。
富足的生活从来也不会使下层阶级变得懒惰，因为这种生活对他们说来是太宝贵了，他们不愿失去这种生活；除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以外，他们还为了名誉、由于感情和虚荣心而重视富足的生活；人总是希望穿的衣服能符合自己的身份，希望拥有工具设备和能有一个像样的家庭，借以表明其生活的顺遂，不致由于贫困而被人轻视。因此不单是靠财富本身来增加财富的意图，才是鼓励人们劳动、把他们变成能为国家提供财富的有益的人的真正原因。
人的劳动的结果并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为消费的需要服务，为抵补所花的费用服务，而这种费用本身则是财富的另一来源。人们从自己的工资或盈利收入中花费的一切，能为别人带来好处，并且重新成为产生和恢复财富的来源。
一个耕作者把一百塞蒂小麦卖了一千六百利佛尔。土地所有者得到一千六百利佛尔的租费，他把这笔钱用于造房子；从他那里取得这笔钱的工人把钱用来买小麦，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一千六百利佛尔重新回到了出售小麦的耕作者手里。耕作者把它用于耕种土地，以便重新生产小麦。结果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则又把土地所有者给他们的这笔钱还给了耕作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得不到这笔钱，那么就不会发生连续不断的恢复。无论是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都不能从财富的来源中得到这笔钱。以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的形式使财富不断恢复的手段消失了；作为实物财富的小麦，不断生产的、每年被人们作为食物消费的小麦也就消失了。结果人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生活资料，国家会变得贫穷，人口也会减少，因为人们在国内创造财富，并且使它不断恢复的程度，是同在财富的帮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是同人们依靠财富本身的帮助而使财富增加的程度相同的。
假如政府使财富失去了不断再生产的来源，那么它就会使财富受到破坏，使人们受到危害。
举例来说，假定把人数众多的、以其生产为国家带来很大利益的葡萄酒酿造师弄到贫困的境地，那么在由于严寒和冰雹而葡萄歉收的年份里，他们就不可能在葡萄种植方面来预付，而且即使在丰收的年份，由于葡萄不值钱，他们也盼望不到出售葡萄酒的有利时机，并且抵补不了生产费用。不管在歉收的年份或者在丰收的年份，他们是一样的贫困，因此他们并不好好地经营自己的葡萄园，他们的家属吃着很差的食物，他们的消费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这个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国家无关紧要。假如二百万葡萄酒酿造师及其家属吃小麦，而不吃大麦、燕麦或黑麦，那么他们就要消费一千五百万或一千八百万塞蒂小麦，因而会相应地扩大小麦的种植，并在国内创造二亿利佛尔的财富，结果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会增加，租地农场主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这些费用就是用于为土地所有者雇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大批工人的工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会引起他们的支出的增加，会使从事各种行业的人能得到工资，结果消费也会扩大，并且会创造出财富的新的来源，促使农业为适应消费的扩大而发生新的增长。因此，这些葡萄酒酿造师消费的小麦会引起财富的增加，而后者又引起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假如这些葡萄酒酿造师吃较贱的粮食，自己去种谷物并由此而缩小葡萄的种植,那么上述的一切优点就会完全消失。假如他们不得不在别种食物和衣服方面更进一步地节省，那么国家的损失也会随着他们贫困的程度而增加。
因此下层阶级生活得富裕还是仅限于消费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一部分人口的数量比有钱人要多得多。因此随着这些人的消费所受到的限制，国家会遭到同样程度的损失；必须在他们的劳动和正确的国库政策的帮助之下保证穷苦人的消费，因为使君主和国家的收入来源枯竭的、考虑不周的赋税，是会促使这种消费缩减的。
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课税，会损害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使人口和君主的收入减少。
例如，征收葡萄酒税和烧酒税会造成一种人为的酒价，引起消费和生产的缩减，使国家失去财富的来源，不利于把酒向邻国销售；而向邻国销售葡萄酒本来却能给予土地所有者和君主很大的收入，使国家富裕起来，并且由于能吸引一批人来经营新的葡萄园而使人口增长，因为我国的可耕土地面积要比播种谷物所需要的面积多得多 [26] （参阅《谷物论》）。
随着由于扩大葡萄种植业而引起的每年财富的增加，人口也会相应地增加，因为国家人口的增加是和他们的收入相适应的。
上述的课税使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价格变得昂贵起来 [27] ，妨碍它们在国外倾销。因此在那里它们为别种饮料和白酒所代替，然而外国人喝的这些饮料和白酒的价格，要比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正常价格高。同我国相邻而本身不种葡萄的那些国家，地方是很大的。如果葡萄酒的贸易能给予好处，他们很可能会对此发生兴趣。他们的贸易和我们的贸易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而且盈利也是双方面的：他们在向我们出售的货物上赚钱；我们在向他们出售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上得到好处。问题是这样的，要保持对外贸易，必须使它成为双方面的贸易。通常认为对外贸易像国内贸易一样，商人出售自己的货物只是为了要把它变成货币，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执政者在考虑对外贸易的好处时，不应当有这种肤浅的看法。
假如由于农产品贸易而我们的收入和人口都有所增加，那么我们的开支也会增加，我们会向外国购买相当于外国向我们购买的货物。
北方的那些国家从消费我国的葡萄酒上面可能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通常的饮料，特别是谷物酿制的烧酒和糖酒，对他们是很有害的。我们自己也可能从他们卖给我们消费的货物上面得到很多好处，因为人们通过消费可以恢复自己每年生产的财富。
然而不应当认为，这种双方面的贸易会造成通商国家之间财富的均等。显然，只有在自己土地的年产量和贸易发展的范围内它们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一个拥有更好和更多的土地的国家，尤其是耕种得更好的国家，就会比别的国家富裕。但是它为了使自己的农产品便于倾销，必须关心促进同邻国的贸易。这种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数量往往会超过别的国家，因为它的土地的产量超过别的国家。此外，向其他国家购买货物以后又转卖出去以获取盈利的那种贸易，也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不过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种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内，贸易必须是土地所有者的贸易，也就是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买卖。因此，财富的来源并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它必须满足国内的需要，并为它创造财富。
依靠贸易，各国之间能交换自己多余的东西，并且通过购买使自己得到各种各样的财富。真正的财富只是那些被消费的和每年恢复的东西。人们希望得到它们，它们之所以成为贸易的对象和能提供盈利，那只是因为它们是被消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绝对不能从它的货币数量来判断。国家的富裕是由于它每年生产的财富和这些财富的价值，因为它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财富是不断再生产和不断恢复的，依靠这些财富，国家在需要货币的时候，是随时能够得到货币的。
货币不是贸易的对象。国家把它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出来，把它变成可供消费的实际财富，以便使它能够恢复。国家不能依靠这些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能向把它从地层中开采出来，消除杂质并把它变成贸易手段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因此这种用劳动使之恢复的货币对开采它的工人的关系，正像我们耕种土地取得的每年的财富对我们的关系一样。谁也不使用这些货币，它只是通过变成财富，也就是通过货币的消费得到恢复的。因此货币本身不是贸易的对象。贸易的最大的好处，只是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财富，这种财富是我们消费所必需的，并且能通过这种消费来增加和重新恢复我们的收入。贸易的好处绝对不是在于向其他国家取得货币。这样的贸易不仅不可能存在，而且它不得不经常把货币变成消费财富，以恢复必须在贸易时交换的财富。商人本身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他们一等到把自己的货物向外国销售以后，就在那里购买别的货物，同时在卖出和买进两者上面都得到好处，使贸易变得更为有利。
然而我们也能够设想有一种只得到货币的对外贸易。例如，这种对外贸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另外一个国家，购买的国家由于没有供销售的货物，用从自己矿山里开采出来的货币来支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对外贸易对出售农产品的国家说来，不是比交换货物的对外贸易更有利吗。乍一看来，它的确是有利得多。因为依靠在国外销售货物而取得的货币，可以扩大耕种，给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工资，因而还会使国内的消费增加!这样，收入和人口数量也就会增加。除此以外，这个国家的生活资料全部依靠本国的产品，消费的东西和制造品也都是自己生产和制造的，它就能把从外国取得的全部货币积存起来。这样，这种单纯输出的对外贸易就一定能使国家的人口、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增加。
但是这种单纯输出的对外贸易必须具有两个空想的先决条件：1）同这种只靠矿山中开采出来的金银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通商的，只能有一个国家；因为如果有许多国家向它输出自己的产品，那么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它进行广泛的输出贸易，以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产品或商品向它倾销。竞争会把这种贸易打得粉碎，使它不再比互相交换商品的贸易更为有利。因为每一个国家为了取得货币就会竭力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把这种单纯输出贸易的利益降低到双方相互贸易的利益的水平。结果这两种贸易方式的盈利率就会变得一样。
2）一个国家要把从单纯输出贸易中得到的货币保存起来，必须不向国外购买任何商品!但是拥有货币的个人，都希望使用或得到为他们所需的或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国商品。国家既不能抑制消费，也不能抑制贸易，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让人们有花钱的自由，同时还要看到这对倾销本国产品方面的好处。因为从国外获得的每一种货物，都是我们卖给外国的多少桶葡萄酒或其他产品的等价物。而且商人一回国把他们带来的货物出售以后，重新又购买葡萄酒或其他产品，运到国外去。他们的贸易为我国的产品开辟了固定的销路，并促进它的再生产。
单纯输出贸易带来的货币，并不比出售本国产品而买得的外国货物价值更大，因此也并不比双方面的贸易更为有利。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不会比双方面的贸易更能促进我们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且说不定反而不如，因为它不能在同样的程度上刺激个人去花钱，而这却是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和生产的。
不过可能有人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国内自己生产我们所需要的制造品，就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这样就能引起人口、消费和收入的增长。然而国内自己生产的制造品，同我们向国外销售的葡萄酒或其他产品的消费是没有联系的。在国外消费我们的产品，同国内消费一样能对我们有利，一样能促使我们的收入提高。消费是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两者之间是由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着的，那就是价格。没有售价，消费和再生产之间就不存在联系或正常的相互关系。价格是衡量再生产财富的尺度，这种再生产是靠从已消费财富中取得的等价物的帮助而进行的。因此价格的涨落决定着这一年可能再生产的财富的数量。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它的目的总是想在商品财富的价格上或在其贬值中得到盈利。我们的对外贸易必须以其所提供的盈利促进每年的再生产和我们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保证使我们的产品得到非常稳定的和有利的价格或售价，从而也就保证了它的再生产。
可能有人会觉得，随着人口的增长会出现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制造品是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但是在双方面贸易的情况下，外国人同样也购买我国工人的制造品，因此他们也给予我国的居民以工作，以此增加人口的数量。
如果对人的看法单是从他们给国家带来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在本国工作的工人就不会比生产了制造品卖给我们的外国工人更有益。因为外国工人消费我们卖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劳动等价的产品，同在国内消费这些产品对我们具有同样的好处。因此虽然他们不是我国的人民，但他们也能给予我们盈利，而这种盈利则促进我国人口的增长。我们由于在国外扩大对我国产品的消费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得越多，那么由于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工资的提高，我国的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
例如葡萄酒的大宗出口，需要有大批的人去从事葡萄园的种植工作。这种工作对法国的确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再没有别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会像它那样由于它生产的财富而促进人口的增长。
人们的生产超过自己的消费越多，他们对国家越有益，反之，他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入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他们就越成为国家的累赘。
这个共同的原则可以用来判断，怎样用最有利的方法来使用人们的劳动，以及国家需要多少人口。从对人们有益的生产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人口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自己的劳动真正生产财富的，另一部分是用自己的服务间接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的。仆人为自己的主人做饭，或者为雇主作为其生活所必需或能满足其需要的其他工作，这样就节省了主人需要花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间，而主人就可以把这时间用在生产劳动上面。因此，仆人是间接地促进自己主人的生产劳动。
严格地说，只有那些用劳动生产为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创造财富，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一切收入，工人的全部工资，仆人的全部工资，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全部工资，都是从这些产品的价值中取得的。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制造货物的人们并不创造财富，因为他们的劳动只是使这种货物的价值增加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数，而这些工资是从土地的产品中取得的。织造布匹的工厂主，缝制衣服的裁缝，生产鞋子的鞋匠，并不比为自己的主人做饭的厨子，锯木柴的工人和举行音乐会的音乐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所有他们的报酬都来自同一个来源，来自通常为酬报他们的工作而付给他们的工资。而这工资却又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因此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和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是相等的。他们的劳动产品等于他们所需要的费用。结果财富毫不增加。因此，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支出，才创造财富或每年的收入。所以，除了制造和贩卖出口制造品的工人以外，其他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是从土地产品取得自己的收入或工资的。
土地为耕种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资料，为君主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还为僧侣提供十分之一税。这些收入的支出能为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创造工资的来源。结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就会随着这些收入的增减而增减。这种增减并不取决于国家，但经常是同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联系着的。然而政府却经常把国家的衰落归咎于人民的懒惰，而土地的荒芜仿佛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不过人总是希望过富足和丰裕的生活的，要是能够达到这一点，他们是从来不会偷懒的。他们的懒惰只是反映着他们的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无能为力是政府的作用造成的结果。无能为力的状态会造成情绪低落，使他们离乡背井，乡村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城市则人口过多，人们靠政府的最后一点资源来维持生活，结果人口会缩减到在这种完全衰落的状态中所仅能维持的数量。
这时就会抱怨耕种工作人手不足，可是却没有人抱怨说，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人们用于财富的再生产。国家需要许多谷物，然而没有人关心耕作者耕种田地的工作能值多少。同时谷物的销售很困难，而没有人注意到，在通常的年份里耕作者花了劳动，担了风险，而所得的报酬甚至不到全部收成的二十分之一。要知道在收入这样低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扩大谷物的播种面积的，因为收成增加了，谷物的价格就会下降。没有人注意到，谷物的售价如低于成本，就会使农民破产。农业变得衰落不堪，土地不值钱，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会逐渐枯竭，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的工资也会失去来源，国家的人口会逐渐减少，最后，如果课税不是缩减到足以改正因政府的错误所造成的状态，国家就会完全衰亡。
把这种衰落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居民的懒惰和他们的离开乡村，那是太天真了。柯尔培尔在一六六六年制订了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以牺牲皇族的收入来开设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它在十年内促使谷物价格下降，并且由于没有继续作战的资金，不得不借债及同支持者做生意（这是苏理所确定的经济衰落的第一阶段）。
大家都懂得，应当扩大农村的人口，可是没有人愿意知道，人口的增长首先取决于财富的增加，只有在财富的协助之下，人们才能够繁殖起来，并增加财富，因此应当注意的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财富的增加，因为只有当人们劳动的成效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是有益的。
在法国有三千万亚尔邦可耕的土地荒废着，而其余的土地也耕种得并不好，那是由于种植谷物不足以补偿所花的费用（参阅《谷物论》）。葡萄藤被砍掉了，又禁止重新种植。可是葡萄种植业可以很有利地使大批的人有工作做，它能促使人口的增长，使有可能同国外进行大量的贸易。尽管这样，有人还是认为，把土地作为葡萄园是很可惜的，不如种植谷物来得好，可是我国可耕的土地却有一半是不值钱的，而农业又局限于供给国内对谷物的需要。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种植比目前更多的谷物，因为这样会使它的价格降低，以至于亏本，谷物的丰足会引起收入的减少和国内人口的缩减。
我们来看一下，小麦的基础价格是怎样的，耕作者得到的通常价格是怎样的。你们可以看到，种植小麦是处在多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并且会同意，不能再扩大小麦的种植，因为没有人愿意从事无益的劳动，把经费花在足以使耕作者倾家荡产和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的事业上。
在这些条件下不可避免会发生饥馑，因为种植的粮食在丰收的年份仅限于供给居民的需要，在歉收的年份就会变得不足。这一切的混乱现象，是那些限制耕作者自由和贸易的措施所造成的结果，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防止饥馑（这一般说来是可以避免的），就会实行一些法令，而这些法令是会有害于丰产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为它们会使国家失去销售农产品的手段。下级行政机关不大懂得农业方面的知识，并且受到个别人的似乎合理的观念的影响，推行着那些极其有害的法令，而在人民中间，却又为偏见所左右。这样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法官们支持 [28] 关于葡萄园的法令，而且他们还亲自作出了砍掉葡萄藤和限制葡萄园面积的决议，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非常严厉地叫人执行这些决议，以便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然而这是在这样一个王国内进行的，那里小麦的种植由于妨碍小麦销售的禁令而受到限制，那里有着这样多的荒地，这些荒地由于这些禁令而失去了一切价值。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降低小麦的价格，而这是对国家收入不利的。同时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基础价格，这种基础价格会对像这些决议那样的考虑不周的措施产生不可克服的阻力。他们在确定农产品售价的时候，使国家丧失包含在这些产品的价格中的一部分财富，他们使人得不到盈利，以此引起了生产的缩减，并且造成了饥馑和物价飞涨。这是尤其危险的，因为政府没有能对此加以预防。
一切意欲使农村人口增加的经济管理机构，应当以增产粮食产品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必须对人和这些工作所需的财富关怀和爱护，在农业上作适当的资金预付。
能提供最多的收入、生产出在国外最能卖钱的最必需产品的作物，是最有利的作物。究竟哪一种作物最有利，应当让每一个预付资金的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一块生产五塞蒂小麦的土地，种植其他谷物生产的东西能相当于六塞蒂小麦，那么在第二种场合不是比实际种小麦生产得更多吗?不过有人会提出问题：那么谁给小麦供我们消费呢?别的国家会给我们的，他们需要出售小麦，正像我们需要购买小麦一样；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小麦卖给我们。但是对我们说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我国疆土辽阔，只要我们的贸易能够自由，我们就有可能丰富地生产我们消费所需的和向外国销售的一切产品。
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比较开明的政府对使用劳动力的方法、土地的占有和自由贸易的优点的看法，会更正确些。
自然，在农业中和商业中为国家每年生产财富的人，是国家最有益的人。有利地从事农业和对外贸易的人越多，那么我国的财富和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 [29] 。
使用家畜耕种土地，比仅靠人的双手耕种土地所需的人力要少。使用马匹耕种比使用犍牛耕种需要的人力要少，这也是同样确实的。而耕种土地需要的人越少，对国家就越有利。
会提高产品的售价而又不能促使产品数量增加的开支，应当尽可能减去。但是由于耕作者缺乏资金，在利用劳动力时就不得不花费与产品不相适应的支出。要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工作，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开支的。（参阅《百科全书》中的《谷物论》这一条目）。
像葡萄种植业等需要人手的农业部门，要有大批的人工作，因此所花的费用很大。但这些费用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算在这类产品的价格中，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人们的工作是有益的。这种作物比种小麦更能促使乡村人烟稠密。在谷物经济中一个人的劳动力比在葡萄种植业中得到的盈利更多（参阅《谷物论》中所述关于谷物经济的产量）。然而葡萄园对国家的利益究竟并不小。只要人的劳动是必需的，只要他所生产的比他自己消费得多，国家就能在这里得到盈利，并且应当尽一切方法来增加这种盈利。这些有益的人一面消费，一面在生产或做买卖，他们的生产和消费能促进消费和满足别人的需要……（参阅《赋税论》中所述的关于葡萄酒酿造师的产品）。从事饲养和繁殖牲畜工作的人，组成另外一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作者，因为牲畜能为土地提供肥料，以此保证很好的收成，而农业则在下雪天或天气寒冷不能放牧的时候为牲畜供给饲料。
牲畜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管理得好的国家里是盈利极大的。然而如果遇到随意课税的混乱现象，以及在农业地区的居民遭到种种压迫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部门所受的损害也最大。在征收代役租和盐税的时候，在管家或收税员敲诈勒索的时候，在行政机构任意课罚金的时候，牲畜由于价值高和容易长大，就成了最好的目标；结果，农民的母牛给它的主人带来了种种压迫，直到最后它被牵走为止！要是政府不注意保护这些生产性的财富，那么乡村就会开始衰败，土地会得不到肥料，而且不好好地耕种，农民会变得没有任何资金。消费者非常需要的肉类会成为稀有之物，下层阶级，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会根本吃不到肉。毛和其他的畜产品也会以同样的比例缩减。国家整个说来会失去很大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本来可以大大地促进农业居民的福利，增加土地的收入，使人们能够在农村里安居乐业，促使人口增长和国家繁荣。然而只有管理得很好的产业才能提供这样的好处。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大家知道英国人在这一部门使自己增加了多少财富。根据一位英国作者的报导，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从自己的羊毛中获得一千万英镑，或二亿三千万利佛尔。
从那时候起，这一类财富取得的成绩极大，目前它除了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以外，已成为英国出口事业中的主要项目之一。的确，牧畜业所提供的财富对农业的财富起着决定作用，而农业的财富又对国民收入、人口数量和国家的强弱起着决定作用。
在靠自己的劳力经营业务的人们中间，那些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并且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全部消费掉的人，对国家的益处最少。贫农就是这样的，他们生产很少的、没有价值的产品，靠这些产品维持衣食，他们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并不给予别人任何的利益，他们的工作只是艰苦地、以最可怜的方式满足本身的需要。这一类人口的增减，是完全和他们的困苦状态相适应的，这种状态，是由那些统治着他们、使他们破产，从而也使国家破产的人造成的。结果居民都抛弃了土地，离乡背井，而君主统治的只是一片荒地。
以捕鱼为业的人也应当算作是生产者。虽然渔业不能和农业相比，但终究可算是一种盈利很大的行业。仅是第厄普一个地区捕捉的鲭鱼和鲱鱼，价值就超过一千三百万利佛尔。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国所有的港口的捕鱼业能提供多少财富。在公海捕鱼，也就是捕捉鲸鱼和鳕鱼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应当予以很大的注意。它对于那些准备将来在海军中服务的人来说，是一个初步的训练，如果不对它征过重的税，将会得到更大的成绩。如果这种税不是成为很大的负担，捕鱼业可能会大大地发展。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征税的目标也会扩大，捕鱼业会培养出更多数量的水手，并促使国家财富增加。但是个人的利益是不受考虑到公共福利的那种观点支配的。只有英明的政府才能够把它导向上述的结果。
对开采矿产和金属的工作同样也需要采取这种明智的态度 [30] 。这种工作也是产品和财富的丰富的来源。实际上，这并不是供人们食用或者满足他们需要的、自然而然成为最宝贵、最必需的财富。但在商业社会中不能以自然的标准作为指导，因为产品只是由于它的价格才成为商品财富的。因此它们的实质是什么，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每一样货物能通过货币或直接地交换成与其价值相等的任何一种其他的财富。每一个人能根据需要而挑选这种或那种财富。但是作为商品财富来考察，应当按照他们的价格来评价。因此，一个贸易国靠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对国家最有利的是那些由于数量多和价格大、花费小而能提供最大财富的东西。每一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居住地点，根据供其取得最有利产品的土地的状况，自己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和经费花在对他最有利的生产上。如果他选择错了，那么他本身的利益会促使他很快地发现错误。
商人也应当列入生产者的阶级 [31] ，只要他们能通过对外贸易中达到的有利价格促使大家富裕。不过我们经常可以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看到，他们对贸易给予他们的利益持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且他们本身的利益常常促使他们忘记国家的利益。按照他们的意见，价格低是对贸易有利的。他们说，贸易能扩大销路，销路广能促使产品丰富，产品丰富能使价格降低。因此，如果扩大了贸易，他们能够按低价购买，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通过贸易而扩大的销路会引起产品丰富，从而促使农产品的价格降低；按低价购买的货物有利于在外国出售，便于同其他国家竞争。这种低价会破坏他们的贸易，或者使他们破产，使他们的收入减少，并迫使他们降低货物的价格。
这就是我国商人的原则，他们经常企图用这些原则来影响政府，使政府颁布对他们有利的规章和禁令，造成一批享有特权的人。这样，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我国的产品，并把从国外运来的货物用很高的价格卖给我们，从而获得很大的盈利。他们希望禁止外国的船只驶入我国的港口。他们说，我们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非常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到，我国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个国家和整个贸易事业的利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会因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的丰富则不仅在法国，而且还在其他通商国家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下降。然而，产品丰富可以使价格下降得几乎一钱不值，而产品一钱不值则不会促使产品丰富：生产粮食产品所必需的费用构成基础价格，如果售价跌到基础价格以下，就会亏本。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售价下跌后基础价格也会随着降低，因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会更加便宜。然而在基础价格中还包括赋税和租借费（fermage des terres），因此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以及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不减少，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所以，如果你把这种极其有害的后果同你所想象的不现实的产品丰富比较一下，你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商人追求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有些航海国家同样遭受着像我国的贸易对我们本身造成的那种灾害，我们能不能把破坏这些国家的贸易看作很大的成就呢?为了破坏别人而把自己也一起破坏掉，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会使他们遭到的损害像我们自己遭到的损害一样大。而且即使两者所遭受的损害是同样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只会受到损害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况且我们的这种不良意图只能用来对付荷兰人和英国人。
荷兰人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目的是为了转卖出去。他们经常按照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并不是自己的产品，价格的降低既不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不会减少他们从贸易中获得的盈利。英国人的贸易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他们还包括许多其他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他们和我们是没有竞争的，而且不会由于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粮食产品价格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失。因此他们蒙受的只是一部分损失，而我们却要蒙受全部损失。
但是海外贸易不会在其他没有这种优越性的国家中增加我们的影响吗?英国将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巨大的支出，以便和我们的海军力量相对抗，它就不会给予这些国家经费来同我国进行陆战。商人要我们相信，我们应当降低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缩减我们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我们和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共有的优越性，他们的借口是：这样可以对同我们竞争的国家造成损害。这种主张怎么能使我们相信呢?因为在同其他一切国家相比之下，这同时也会破坏我们自己和使自己本身削弱。
因此只有在我们出售的产品价格高、我们购买的货物价格贱的情况下，我们的海外贸易才会对我们有利。当商人开始遵循这种原则以后，他们才会促进国家富裕，才能博得同胞们的尊敬，才有权利享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从一国购买货物又向另一国出售的人们，以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工厂主，也可以归入商人阶级。因为他们从国外取得的盈利在国内花费后，也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只有在国家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上述的结果。
进行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他们的居民都住在沿海的城市里，那里易于进行海外贸易。荷兰人、汉堡人、热那亚人等等都是这样。这种贸易方式是某些国家赖以生存的源泉。在这些国家里，专制政体破坏了农业，而且人们只拥有易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家、土耳其、犹太人等等，都是这样的。他们依靠航运、商队和信札往来进行交易，这种贸易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他们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政权的代理人压迫较少的城市，因为在城市里，特别是首都，压制的行为比较收敛一些。
只有在农村里才能横行无忌，农村也正是由于这样而变得荒无人烟。这种政权只有对农民才敢肆无忌惮，以至于农业被完全破坏，外省地方变得荒芜不堪。
交换贸易是很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些大国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资金来源。那是由于一些依靠自己的生产而变得富裕的、其地理环境便于进行航运事业的国家，自己也向国外销售粮食产品。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变成了只是承运人和中间人。它们的盈利主要来自节约消费，它们没有任何自己生产的东西，只能靠买进卖出来赚钱。因此，它们的消费越大，得到的盈利就越少。相反，拥有大量产品的国家却要靠消费来维持自己的财富，因为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
耕地多的国家，特别在没有大批的人把这些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情况下，对外销制造品的生产不必予以很大的注意。一般说来，从事对外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一切国家的人口总是同该国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保证每一个国家有它所需要的、用以生产必需制造品的人数。只有有钱人才会花钱去买稀有的或珍奇的东西；他们向国外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因此，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类东西的对外贸易总数同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输出比较起来，总是微不足道的。
随你怎样去吹捧我国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货物的生产，总之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32] 。不过我们将永远保持这样的意见：撇开原料问题不谈，这种只能补偿体力劳动价格的生产，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比较起来，对一个大国说来是意义不大的。
我们必须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雇佣工人看作帮闲的食客，他们用靠劳动取得的、不超过自己支出的工资向我们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捕鱼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产品，受到的保护要比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小得多，它被征收过重的税，而又没有被予以注意，然而它却是我国水兵的培养所；它的好处要比这些工场大百倍，工场占用了很多人，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农业或海军中找到更为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棉织品，并且用进口的羊毛生产毛织品，大大地缩减了我们本国的羊毛的消费，使人感觉到，这种生产的目的似乎在于消减我们的牲畜，而牲畜对于供给土地肥料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肉类消费是必需的。这一切好处都为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这种贸易的结果是购买外国的原料，而原料的加工仅能维持工人的生活费，不能给工人和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但为了做这种工作，我们就要缩减我们谷物的对外贸易，使很多人离开生产性工作，使他们不去耕种土地而从事浪费性的生产。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购买原料，能促进同国外的贸易，因而也使我国生产的农产品易于出售。然而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对我们更会有利，这些奢侈品会贵一倍 [33] 。这能使我们出售更多的本国产品，使我们减少奢侈之风，奢侈会损害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变得贫瘠，占用许多需要用于更有益的工作的人力。
因此我们不要为那种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零星的奢侈品贸易所吸引，因为我国的耕地是非常广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土地施肥，尽可能更多地出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本国的羊毛。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每年再生产的财富能保证我们得到各种工场制造品和一切种类的工业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的泉源。
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臣通过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能在总的方面间接地促进财富的增加。国家的繁荣同他们也有关系，但是行政机构不能忽视国家财富的真正的来源。
在发现新大陆以前，西班牙一向从农业中取得自己的财富，它的人口非常众多。但是当秘鲁的矿山成了西班牙国王和上层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农业就被弃置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物质福利现在只能依靠君主的国库）把自己的土地弄得一文不值，国内人丁稀少，肥沃的土地荒废了，变成了一片广阔的荒地。人口的数量开始同秘鲁的矿山中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这样，西班牙从这个来源中取得数亿财富，却在农业生产上损失了数十亿的财富。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的产品以外没有别的来源来抵补自己的支出，那么他们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农业，使它不致受到下级行政人员滥用职权之害。他们经常把情况告知政府，混乱的秩序也就会停止发生。农村的居民保持着必要的资金，用于缴纳租借费和赋税、使土地不失去其价值，并使自己的家庭能以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经常维护和改善自己的土地，防止它们被过于贫穷或马虎的租地农场主弄得荒废。他们对改善和扩大的工作以及为保证或提高收入的工作进行预付，或者在租地农场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在租地农场主出售产品时机不利的时候。允许他们延迟缴纳租借费。已故的元帅密尔普亚拿出一万利佛尔给自己的管家支配 [34] ，以便帮助那些由于冻害、牲畜倒毙或其他灾害而遭到困难的租地农场主。这位大臣肯定地说，上述的数目并没有变少，因为农场主非常善意地、而且一有可能就把所借的钱归还了。要是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进行这样的帮助，那么他们就能为国家保全许多由于遭受农业灾害而濒于破产的良好租地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寺院目前几乎是执行这种义务的唯一的所有主。结果它们的土地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它们的租地农场主数百年来父子相传都能缴纳租借费。它们不去促使那些轻率地宣称愿意出较高租借费的租地农场主进行有害的竞争。一个租地农场主只要他能把土地种好，就永远可以相信，土地将仍旧归他耕种。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让耕作者在方便的时候缴纳租借费。但一般说来，长久以来一直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租地农场主总是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租借费的，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依靠自己的劳动和耕作得很好的土地安定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就能把土地耕种得越好，越能准时缴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出售产品，越能经受住所遭到的灾害。因此土地所有者如果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土地，在改善土地方面进行预付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挑选善于耕种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在资金和劳动方面给予他们帮助，并促使他们富裕起来，这对国家说来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富裕，他们就越能使国家财富的年产量提高，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更能通过改善自己土地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土地所有者这样明智的情况下，我国的土地价值可以增加一倍或二倍。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在改善自己的土地方面达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说明：那里的农业成了他们的财富的来源。
生产者是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其余的人是辅助部分或补充部分，它们与前者总是成比例的。这一辅助部分的人能帮助主要部分的人节省花在以下各种事情上面的时间：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卫国家，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及保卫作为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来源的土地。
任何人，如果只享用国家的财富或者完全不享用国家的财富，都是对国家无益的。不过也可以说，人是由于自己的消费而变得有益的。这确实是如此的，只要他用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或者他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他所消费的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因为如果他从财富中拿取了东西而不予偿还，那么这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如果他对自己消费的东西付了钱，那么他不就是使财货恢复了吗?不，因为如果他自己不赚工资，那么他只能用他所持有的来支付，这至多是把落入他手中的财富还出来。他本身对他所消费的东西的再生产并没有起促进作用；只有依靠别人的劳动，财富才能够再生产和不断地产生。因此不为自己所占有或消费的财富的恢复进行工作的人，把自己消费的东西一去不还地消灭掉了。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付了钱，就是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消费掉的那一部分财富，在再生产的财富中是不会有了，因为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促进这种再生产。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即使他不促进这种再生产，但其他的人们在重新生产。其他的人们的确以他们的劳动或他们带来的好处在重新生产一切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重新生产应当靠他自己的劳动或他带给社会的好处而再生产的部分，因为他消费了，而没有对所消费的东西给予补偿。因此他的消费是纯粹的损失，因为这消费并不成为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假如他继续消费而对所消费的东西不予以补偿，那么由于持续的消费必须使这部分财富仍然再生产。当然，这部分财富是重新生产的，不过是靠别人的劳动生产的，即使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不生产，东西也并不会由此而缺少。因此从国家财富的方面来看，这种无益的人仿佛根本并不存在。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小孩什么也不生产而只消费，但并不算作国家的负担，因为一个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他整个一生来计算的。童年时代和老年时代是靠他带来好处的那些年代补偿的。同时也不应当认为，到我们这里来花自己的钱和消费我们的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的消费是用外国的财富向我们支付的，而并不是用我们的财富。那么难道一个靠利息生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花费自己的收入就不会带来好处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和他所消费的财富纠缠在一起了。的确，假如对生产财富毫无帮助的有钱人不把自己的收入花费掉，那么他们就会是极端有害的。现在他们虽然不是那样有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益的。假如他们把自己的本金（capital）一起花费掉，那就更好，这本金转移到劳动者手里，会变得更加有益；这些财富掌握在自己不带来任何好处也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游手好闲的人手里，可以认为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幸而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在贵族中间不献身于重大事业或不担任重要职位的人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里，在军队里，在国家管理机关中或者在法院中等等。
没有巨大财产的人们，从事适合于他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各种工作。关于有钱人和一般工商界人士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来加以判断，他们的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所起的作用。
在使用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应当不单是考虑人们实际带来的利益，还应当考虑到，就目前的人口数量，如果把这些劳动力用于别的更为有利的工作上，是否能使国家取得更加巨大的利益。它还应当在能够用较少的人和较少的开支就应付得过的工作上缩减工作人员的人数。在这些工作上没有必要的人们，是从别的工作上夺取过来的，而在别的工作上他们可能为国家带来利益。没有任何好处而只会增加商品或农产品价格的支出，会减少它们的销路和生产。那些对人口的增加比财富的增长更为重视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种支出也会给国家带来利益，因为这样能够使更多的人生活，增加消费，扩大农产品的销路和生产。
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使产品增加价格的那些支出不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和业主的收入，因此只会使销路、消费和生产缩减。消费是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相适应的，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决定于国民收入。支出的增长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只会使收入减少，因为它会使粮食的价值降低，这价值应当反映真正的价格。使粮食生产担负不必要的支出，就会使粮食变得十分昂贵，如果不是损害产品的真正价值 [35] 而使价格降低到可能的限度，那么它就会失去销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来可以避免的而同时又构成许多人（这些人对所拿的工资没有给予补偿）的工资的那种支出，会使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会使产品的销路和生产缩小。
生产的缩减意味着财富的缩减。而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量和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会使农产品和商品增加生产费用的人，不仅对财富的增长是有害的，而且也会妨碍人口的增长。由此可见，可以减少人力上的支出的一切机器，以及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和河流，都有助于符合产品或商品的真正价值的价格的形成。它们对销售和生产都是有利的，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长，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则引起各行业工资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工作。因此，认为人口的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量，那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人，他们消费的东西会超过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但这部分人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有关缩减会造成产品价格上涨的支出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这个原理中找到解答。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航运业务，他们把我们的货物从一个法国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而所收的费用比我们自己的少。有人说，这样我们的航运业就会失去盈利，而为外国人所得。然而在使用荷兰人的廉价服务中国家可以得到好处，因此就应当决定，是否应当把航运业的局部利益看得比国家的整体利益更重要。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航运业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事业，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的贸易和海军的发展。这种禁止当然对我国商船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能保证它的盈利，而这种盈利能扩大我国航运事业中的这个重要部分；这对海军同样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完全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独特的部分吗?因为它的任务并不是对外贸易，而只是把货物从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而且只与我国的国内贸易有关系。因此减少这种运输费用，能使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出售者和购买者同样感到兴趣。而增加这种运输费用虽然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失，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财富的年产量缩减。
使国家财富缩减就等于是损害它的基础。至于增加水手的数量，这毫无疑问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区区近海航运所能解决的，而且决定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对他们给予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假如我们能够促进渔业的发展的话，因为渔业是海员的培养所，同时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假如我们采取会促使财富缩减的办法来使水手的人数增加，那么人口也会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和财富相适应的。这种办法不仅不会有利于他们所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对公共利益也将更加不利。因此，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并不危险。
一旦乡村居民受到压制和变得贫困起来，一旦耕种土地不足以维持和保证住在乡下的人们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在那里，他们大批人从事益处很小，甚至完全无益的工作，或者成为其他的人的负担。人数特别多的是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能算作从事生产性劳动 [36] 。他们替国家效劳，国家给予他们报酬。商人的人数和他们的盈利是这样的不确定，完全不决定于某种固定的制度，以致各种商贩的人数可以无止境地增加。他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些家庭的人数越多，那么零售商业的价格就越贵，对居民的负担也越繁重。由于只需要有不大的资金就能当商贩，去推销某种货物，结果许多由于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人都开始做生意；他们把一笔不大的资金投入商业中，而这种资金在他们的父亲的时代本来是会投入农业中的。这样，苛捐杂税、非常后备军的征召、强制劳动，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流入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赚到同他们的人数相适应的工资，势必引起物价的高涨，给居民造成损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物价高涨，使善于推销的那些人能够积储起财产来，而这对社会是不利的，因为构成这种财产的盈利大大地超过了那些大商人所花的费用和消费。
积储起来的、滞积的财富，形成了积累和妨碍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必须经常不断地通过农业来构成每年的财富生产和国家收入。
同时，对农业国有害的这种财产积累往往被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指标，而实际上相反，它却是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同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属于同一类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有通过对国家有益的劳动才能得到收入，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向雇佣来从事田间工作的农民支付工资。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只要他们一般有此可能的话，为他们创立财产，然而这种工资甚至还不到他们每年生产的产品的十五分之一。因此，这种财产越大，获得这种财产的人也就更为有益，他们在创立财产时对自己的财富就利用得更适当。问题在于如果在农业上作较大的预付，就能使土地的产量增加二三倍，如果预付不足，则所得到的产量仅能比支出超过30％，而如果花费足够的支出，则能够获得预付数的100％的盈利，这种盈利一部分为国家所得，一部分归耕作者所得。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才能保证国民的收入、君主的强大和国家的繁荣。因此由于耕作者使用财富的作用和性质，对耕作者应当比商人给予大得多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期、在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的时刻着手工作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资金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银行不仅不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生产，而且还要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地把国家的不大的积蓄汲取殆尽。
在这样的时期，国家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单靠用不动产向债主抵押的人们，很难借到钱。在由于资本归国家所有、结果利润只是单利的时候，这利润是太小了。为了要使自己能得到较大的利润和使货币能迅速地归还，就不得不规避法律。
在财政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下，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认为流通的货币量增加了，国家拥有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就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做投机生意的人（l’agioters），在当他们知道对信贷的需要能维持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会不断地发财致富。但他们从不放弃对自己的财富的支配，只有当他们得到充分的安全保证时，才会把这些财富拿出来，然后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于是留下来的就只是过去时期的困难的后果。
有些人认为，依靠一定数量的钞票和其他的国家商业证券的经常周转来补足国家金银的数量是适当的，但他们不懂得，这种期票只适合于维持成为累赘的、不正当的贸易，这种贸易什么也不生产，它仅靠货币而存在，并帮助职业投机商把国家的一部分货币操纵在自己手里。这部分货币就停止周转了，而货币只有依靠周转才能经常充实实物财富的来源，才能满足预付的需要，满足使这些财富每年再生产所需的必要支出的需要。货币本身是不能生产货币的。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中，货币同时是商品，又是清算的手段，因此这种贸易是损害了办理贴现的人而使贴现者致富的。投机生意对社会只会有害处。对出售者和顾客都有利而对整个国家也有益的唯一的一种付钱的贸易形式，是把商品交换成货币。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周转不可能算是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充实；要使货币不缺乏，只要有商品和无阻碍地进行的自由贸易就足够了。
人们对过多的人离开乡村到巴黎来当仆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商贩或货币交易给予更大的注意。的确，假如人们依靠农业能够生活下去，假如他们没有被拉入非常后备军的危险，或者强制的筑路工役（corvée）不是把他们弄得一贫如洗，那么他们到城市来当仆人就意味着使农业失去人力。如果没有所需的资金，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进行耕作，如果租地农场主无力雇佣工人并付给他们足以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那么他们也就无法依靠租地农场主而进行耕作。但是在大多数的省份里，租地农场主和分成租地农场主要经过很大的困难才能得到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他们从不能自由销售的谷物中得到的钱极少，因此如果不能保证他们低微的、哪怕同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无法进行耕种；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劳动并忍受这样的贫苦和劳累工作的。他们对这种繁重而又贫苦的工作感到厌倦，不愿留在自己的悲惨的处境中而宁愿去当仆人，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要保持人道，不能阻止乡村的人口流亡。假如强制地把人们留在乡村里，那么住在这一切荒芜的地区的人们，都将是很不幸的。
也许应当回想一下这样的一些国家，那里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必须替自己的主人做工，主人只给予他们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但是这种强烈地损害君主的政权和国家的繁荣的制度，压制着一切的竞争和一切的积极性。除此以外，它是同航运事业和贸易的发展不相容的；这种封建的霸主政权无论对航海国家或是对真正的君主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够使国家欣欣向荣。
有人建议在法国把乡村教师从乡村中赶出去，这是徒然的。这种拙劣的方法有时会受人欢迎，但这是荒谬的，而且只会增加另一种压制！不管那些不幸的农民自己会不会阅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在巴黎生活下去，他们在那里有相当多的亲戚或同乡能收留他们，替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乡村中，农民是很眷恋自己的乡土的，除非贫困逼迫他们离乡背井，否则他们是不会抛弃自己的乡土的。居民离开乡村，那是由于乡村里没有足够的财富；当人们不能得到富足生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因为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勇气从事有益的耕作。因此，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农民离开自己的乡土，以便也许能在外地得到某种好处，这对国家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因为这些人的消费仅限于最粗劣的食物和最破旧的衣服；他们什么也不购买，什么也不出售，他们的劳动是这样的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虽然众多的仆役对促进财富的年产量作用很小，他们终究还能起间接的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的人能够自由地花钱。假如奢侈能促使他们拿出工资养活一些无用的人，那么这些仆人虽然不能列入生产性劳动者之数，但终究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有助于使有钱人的钱在各行业中分配的消费者。因为仆人不会把从货币周转（其目的在于不断回复到每年财富生产的源泉中去）中取得的财物积累起来。他们的衣食和薪金是对社会有益的消费。有钱人一方面使用自己的财富，同时也就把财富还给了社会。绝对不能妨碍有钱人使用自己的财富和收入，因为这种使用会促进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因此,为贫困所迫而出来当佣工的许多仆人，比他们留在乡村里过贫苦的、无目的的生活害处较少。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正像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一样。因为这类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由于他们能促使有钱人花钱，并且由于他们自己也把劳动所得的工资花费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的人力使土地变得有价值（faire valoir les biens——fonds）的国家里，这两者都是无益的。
但如果政府不要土地的收入，如果它凭借法律的权力使土地的耕作只限于生产国家生活必需的产品，那么总是有一部分同人口总数相适应的人，不管它的数目多么小，会只以自己的消费而有益。甚至可能，人口多将成为国家的负担。
滥用职权和混乱的现象会使有些人创立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人变得贫穷和卑微，如果不加以反对，那么奢侈将变得没有限度，使一切等级的人倾家荡产地乱花钱，因为地位和尊敬只有靠财富才能得到；财富会把一切社会地位搞乱，使官阶、功绩、德行以及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失去作用；依靠财富的帮助，可以给自己找到靠山，使弱小者破产，以及获得按理应当属于有才能和有功绩的人的职位。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利的关心，破坏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震荡。罗马最富裕和最浪费的时期，正是在它把自己统治下的行省搜刮殆尽的时候。然而这种浪费成了摧毁罗马帝国的力量 [37] 并使它为敌人所征服的直接原因。
当一个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的时候，那么人们以其财富给予国家的好处比以其数量给予国家的好处更大。如果这财富巨大，那么人的生活就富裕，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国家的威力。然而如果人口的数量与从土地和从对外贸易取得的财富数量比较起来显得过多的话，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就不可能促进财富的增加，而是以其消费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高涨。但价格的提高并不增加财富的总量，而由于人数增多引起的需要的增多，会降低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假如人口过分的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只能限于一些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从繁荣变得贫穷。人们将没有可能缩减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保卫国家所需的费用。这样的国家将不得不使土地只生产最必需的东西，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这样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只能保证居民大米和某些充作粮食的谷物。中国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耕种得很好的广大国土所能供给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君主及其地方长官的专制，法律的不足和不固定，行政的杂乱无章，土地权的没有保障，战争，赋税的不固定，会使人们遭到损害，使君主的财富遭到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以致能获取土地所能提供的全部物产，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最大福利的财富。
政府经常致力于使人口增加，因为人能够使财富增多。但是如果它过于贪婪，就会急于把应当用于使国家收入增多和使人口增长的财富搜刮殆尽。如果它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而超出了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所容许的范围，它就会使自己濒于贫困的境地。它通过足以使人破产的、没有很好调节的赋税，通过强迫和罚款，通过为产品的销售设立障碍，通过剥夺贸易自由或者通过对外销的粮食产品征税等方法，来搜刮这些财富。
这种考虑不周的征税方法，其结果只会减少君主的收入，因为不仅由于赋税本身，而且还由于征税的费用，而引起价格的上涨，而价格上涨会妨碍粮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那些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我国能够大量生产的粮食产品。而这些产品却正是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源泉，它能向许多人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是由于生产这些产品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工作，而且还由于这些财富的消耗能为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构成工资的来源。法国可以生产大量的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把它销售给邻国，而我们也能得到大量的收入。这样财富就能增加数百万，而人口也会增长数百万。
然而一个农业国的变得富裕，并不仅是依靠自己财富的增长。事情是这样的，大量的财富比大量的人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加，但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会促使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数的增多。例如，小农经营由于资金不足，只能使用犍牛，需要的人数比使用马匹的大农经营要多得多，而得到的收入却要少得多。大农经营需要大量的预付，但是它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盈利，而占用较多人力的小农经营，所花的支出只提供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参阅《谷物论》，政治经济学）；除此以外，占用较少人力的大农经营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对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 [38] 。
因此，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使这些财富以及国家的人口和威力更大地增长。
航运能使国家利用本国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没有航运的国家几乎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的财富和人口增长。要知道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它们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农产品的丰富会促使其价格下跌，并损害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促使价格下跌的产品的丰富，对人口的增长是不利的，因为贫穷根本不能把人留在国内，而且不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的确，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显得较多的话，那么这种人口的过多将促使国家愈加贫穷。工资将成比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下降，消费将成比例地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下降，以至于使人们处于这样贫困的境地，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提供的收入的缩减，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场合土地所有者将缩减自己的支出，从而也引起了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工资的减少，结果人口也就会随着缩减。
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国内有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而禁止把它输出，或者用课税的方法来阻碍其销售，那么也会发生上面那种情况。结果会形成使耕作者亏本的价格，而土地的收入也就会得不到。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对外贸易，否则就是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的生活资料需要的范围内，而这样在歉收的年份就会使下层居民有经常挨饿的危险。但产品贬值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它会使农业生产缩减，损害国家的收入和国家生活的泉源，使人口减少，使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输出被禁止的时候，就不必去埋怨农村的居民没有开垦荒地，没有生产丰富的谷物！丰富同贬值连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不管谷物怎样丰富，假如它只能给耕作者补偿他们所花的支出，那么丰富就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要使售价超过所花的支出，达到能够改善工资和收入。因此经常需要仔细地研究，所花的支出是否会超过产品的价格，扩大耕地面积是否会影响另外一些土地的收入，哪些土地是为了必须把谷物价格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了补偿所花的支出、为了缴纳租借费和赋税以及为了补偿耕作者的劳动和所冒的风险而至今一直加以限制的。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否相反地需要依靠法律来严格地限制耕地面积，遵照在商务上有高度知识的国家的榜样，把一部分过剩的商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它所出售的那一部分商品的价格 [39] 。这样的法律要比禁止把多余的产品（假定由于这种极其有害的禁令而变得贬值的土地上还能得到多余的产品的话）向外国销售的法律更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种植新的葡萄和规定把葡萄藤拔去以便扩大没有销路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法律更为合理。法国还有三千多万亚尔邦适宜于播种谷物的未开垦土地，然而这些土地不能耕种，以免谷物的价格会下降，从而引起国家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的减少在得不到收入和由于人口减少而使农业衰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制定这些禁令的时候，难道真是相信小麦的低廉价格将能促进谷物产量的丰富和人口的增长吗?这里面有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来寻找衰落的原因了。要摆脱这种有害的偏见，只消看一下罗亚尔河对岸的那些省份，那里谷物由于没有销路，经常发生贬值，农民收入极少，甚至价格低廉的小麦也吃不起。这是一些最贫穷的、人口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极少。像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贸易的国家必须用自身的经验教训来理解这些真理，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因为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越性的邻国的经验教训中是很容易发现的。
[1] 《人口论》或《人们》这一篇文章是魁奈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写的，但在一七五七年情况变得异常严重的时候，又把它取了回来。后来它为杜邦·德·奈穆尔所得，虽然他于一七六九年曾向《市民日志》（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I）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但结果未能发表。直到一九〇八年，这篇文章才在杰沙姆普和朱布亚合编的《经济社会学史杂志》（Revue d'histoires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第一期中问世。一九五八年它在《魁奈和重农主义》（François Quesnayet la physiocratie）第二卷中重新发表。译成俄语还是初次。（俄译本注）
[2] 魁奈关于人本身是财富最初的创造者的论点，表明了他的思考的深刻和接近于对财富的源泉和人口的变动的正确观点。在他的以后的著作中，由于对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的生产率的教条主义的否定，这个论点被弄得模糊不清了。（俄译本注）
[3] 把对外贸易当作国民财富的一个来源的看法，在魁奈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发展。不仅如此，他还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贸易是一种无益的工作。（俄译本注）
[4] 魁奈指的是一五九八年亨利第四所颁布而在一六八五年为路易十四所废除的敕令。它的废除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害。魁奈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启蒙派学者，都对这个敕令的废除加以指摘，并为在法国建立信仰自由而斗争。（俄译本注）
[5] 《特瓦赛的法兰西王国详情》（Details du Royaume de France par M．Doisy），一七五三。（原注）
[6] 魁奈根据他当时的统计文献所作的关于法国人口的这些计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并且在以后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文献中得到了证实。魁奈另外在《谷物论》这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些数字。（俄译本注）
[7] 魁奈在这里提出的巴黎的人口的数字与下列诸人的提法不同：瓦本（七十二万），索格伦（七十五万），杰派尔舍（八十万），标芳（六十万），埃克斯比里（六十到六十五万之间），稍后的涅克尔（六十二万），杜柏莱·德·圣莫尔（六十万）。重要的是魁奈强调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很接近，而把其中的差别解释为只是由于计算的对象不同。（俄译本注）
[8]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十分确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补充的主要来源。（俄译本注）
[9] 参阅王国年鉴中的检察官名单。（原注）
[10] 取材于威廉·配第的文章《政治算术》。（俄译本注）
[11] 《经济杂志》（Journal Économique）一七五七年六月和七月号英国的经济情报。（原注）
[12] 一般认为，英国的人口有七百万，苏格兰有二百五十万人，爱尔兰有一百五十万人。我国的人口比这三个王国多五百万人。英国的富足引起了很大的消费，消费大永远是收入多的标志。按照这个特征可以确实地判断该国每年财富的再生产。但法国也可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居民达到这样的富裕，并很快地增加人口数量。法国政府现在承认了苏理的原则的正确性，同样很关心，要使国家变得富裕。从英国文章中摘录的引文，是以法国和英国目前的收入状况为根据的；他们的计算，是以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地征收的租税为根据的；这租税证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为二亿利佛尔。同时，这些文章的作者证明，法国的土地收入（约为土地所提供的全部产品的八分之一，包括所花的支出在内）不超过这个数目。他们认为，英国的贸易比法国的贸易超过一倍。他们证明，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决定于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决定于耕作方法和产品的价格。在这方面，荷兰和西兰岛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两个地方从自己的十五万亚尔邦土地中取得的产品，相当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也就是一亿三千万亚尔邦土地所提供的产品。收入中不应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债的进款，因为房屋和货币是非生产性的财产，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从别的财产中得到收入。（原注）
[13] 魁奈低估一六五一年颁布的克伦威尔航海法的意义的意图，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认为只有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完全自由并取消一切专利权和限制，才能够为发展贸易和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对建立在重商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策的敌对态度。（俄译本注）
[14] 魁奈关于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与财富的区别的这些议论，实际上表明了他要想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加以区分。然而结果他还是把二者混淆起来。他既把价值看作是劳动的结果，但同时又常常把恰恰属于使用价值的个别成分归入价值的说明中。
他常常把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因此他对价值的理解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对“价值”（valeur）的概念不仅同“财富”（richesse），而且还同“使用价值”（valeur usuelle）混淆在一起。由于这种混淆，不仅把它的文章译成俄文非常困难，而且他的思想也难于理解。至今魁奈还保持着难懂的作家这个称号，并不是偶然的。（俄译本注）
[15] 魁奈关于使用价值同价格，价格同价值等等之间的区别的这些议论,表明他有时对价格、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的正确理解是非常接近的。然而他不大遵循他自己所确定的区别,时常把这些术语当作同义词使用，以致使自己的术语产生很大的不固定性，时常会引起许多误会，造成逻辑上的矛盾。（俄译本注）
[16] 魁奈的“基础价格”这一术语，其意义相当于“生产费用”。（俄译本注）
[17] 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英国和荷兰并不完全遵守谷物自由贸易的原则。这可以参阅巴施的《十六—十八世纪荷兰经济发展史》（一九四九年俄文版）中的《贸易与贸易政策》一章。在一七五七—一七五九年内英国的谷物出口是禁止的。（俄译本注）
[18] 这段所列数字，俄文译本错误极为明显，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尔，这数目以十五来除，显然不是十八利佛尔，以十五除二百七十，则是十八。——译者注
[19] 在《谷物论》中，我们的小麦收获量估计为在通常的年份从大农经营可以得到四千五百万塞蒂，从小农经营可以得到三千四百万塞蒂。然而在计算后者的数量时，把这些农户生产的其他谷物也包括在小麦的总数中（为的是避免过于繁琐）。这些农业经营者的小麦是以较低的价格计算的，以便把所有的谷物一起得出一个总数。但是如果精确地计算，那么我们总共收获四千五百万塞蒂小麦，其余的数量属于各种不同的折合成等价的谷物。这个收获量应当看作是一千五百万亚尔邦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的产量，然而我们拥有六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因此，我们有四分之三的面积没有用于农业。
法国把农业局限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使自己的土地失去了四分之三的收入。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只有二千万亚尔邦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的英国会比法国获得更多的收入（参阅《谷物论》中关于很好地耕种的效果的资料）。（原注）
[20] 英国人的对外贸易比我们更为广泛和稳定，他们输出一百多万塞蒂小麦和一百多万塞蒂其他的谷物。在欧洲的整个国际贸易中，谷物的销售量总共大约有一千万塞蒂。因此，由于缺少顾客，英国的谷物贸易自然会受到限制。（原注）
[21] 第奥根（公元前约404—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抑制自己的欲望，把需要降低到最低水平，回复到原始状态。——译者注
[22] 拉·奥鲍：下层帝国的历史（Histoire du Bas Empire par M．Lee Beau）。（原注）
[23] 帝王的财富和历史（Richer，Histoire des Empereurs）。（原注）
[24] 关于君主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阶层的支持不可能拥有专制权力的思想，表明魁奈对国家政权的本质的正确看法已经很接近了，并且看到了当代法国君主政体同贵族阶层和僧侣阶层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他竭力要表明，君主的权力必须保护法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俄译本注）
[25] 魁奈反对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直接结果的限制并降低人民的消费，这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的最进步的成分之一。（俄译本注）
[26] 这里魁奈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如果不是与谷物经济一起发展技术作物，农业的高度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思想显然是他从狄德罗那里接受过来的，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条文中曾叙述过这种思想。（俄译本注）
[27] 这种课税使向国外销售的葡萄酒的价格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以致大大地缩减了它的销路（还有着另外几种重得多的税）。一桶价值一百利佛尔的葡萄酒从波尔多运到布列塔尼去销售，要征二百五十四利佛尔的税（维伦著《基耶纳耕作的考察》基耶纳在法国西南部）（Observations sur la culture de la Guyenne, Par Virens，一七五五）。布列塔尼的代表议会对饮料课了税，以此把它们在这个省份里的消费量至少缩减了四分之三。结果，这种课税落在国家本身的身上。这种税是靠土地的收入来支付的，那么布列塔尼的土地变得怎样了呢，这倒是很想了解的。也许土地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价值，也许土地所有者不去进行生产，以此来逃避赋税吧?如果由于谷物没有销路而土地失去价值，那么这种祸害一定还会引起别的灾难。（原注）
[28] 这里原稿有空白。（法文本注）
[29] 参阅《百科全书》中的《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等条目。（原注）
[30]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魁奈是把从事采矿业的人算作生产性劳动者。不过在他以后的著作里这一点再没有被提到过。（俄译本注）
[31] 这个论题与魁奈对贸易的观点很不一致。在以后的文章中它再没有被提到过。（俄译本注）
[32] 魁奈具有同大多数法国启蒙学者相同的观点：在基本需要还不能满足以前，不容许奢侈。他反对发展生产奢侈品的工业。（俄译本注）
[33] 这是明显的笔误。应当是：便宜一半。（俄译本注）
[34] 根据鲍威尔的记载：“沙尔里—庇尔—加斯东—法朗苏亚·德·列维，侯爵，后为密尔普亚公爵（1699—1757），驻维也纳及伦敦大使，战时在布罗温斯和尼斯服役，后为布鲁阿斯省省长，王家护航舰舰长，郎基多克的中将，法国元帅。”（《经济社会学说史评论》第1号，一九〇八）（俄译本注）
[35] “真正价值”这个名称又一次表明魁奈对价值问题的看法是何等的模糊，他在对它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方面是多么的摇摆不定，他感到他是在努力寻找最确切的表达方式，因而对它作了许多种的定义。（俄译本注）
[36] 这是对前面所叙述的看法的修正。（俄译本注）
[37] 这里原文有笔误：把consumait（摧毁）写成eonsommait（消耗）。（原注）
[38] 在拥有大农场的富裕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居住的人要比小租地农场主或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少。如果看一下博斯地区和彼歇地区的地形图，那么就可以看到，前者比后者空旷。在博斯只有一些范围很大的大教区；在各教区中住房非常多，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大大地超过彼歇的土地收入。总之彼歇的人口虽然比博斯多，但在促进国家人口增长方面却远不如博斯。对于在农村中使用人力的合适性，应当根据他们的工作，根据他们对增加土地价值的能力来判断。由富裕的耕作者耕种土地的国家，是能够保证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必须使农场保持财富，而使土地所有者把收入花费掉。前者能创造收入，后者能向人们提供生活资料。（原注）
[39] 由此可见，魁奈赞成商人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代所实行的，并且由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最野蛮的措施，虽然他是反对殖民政策和商业战争的。不过他的赞成是有条件的。（俄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