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祁州知州：建庙学，修贞文书院

嘉靖十三年（1534）冬天，孔天胤顶着寒风，踏着严霜，一路北上，奔赴直隶祁州，出任知州。其事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建庙学

 

孔天胤一到祁州，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祁州的庙学非常残破，已不能进行正常的祭祀和教学活动。廖道南记载了孔天胤对祁州庙学的重视：“岁甲子，孔侯汝锡自秦督学迁牧于州，乃喟然叹曰：‘弗崇厥构，胡以永观？弗敦厥教，胡以祇命？厥责在予，予曷敢后？’”6廖道南是位文坛老将，史称他“在词垣最久，娴熟掌故”，曾作《殿阁词林记》。孔天胤参加殿试的时候，廖道南是读卷官之一，此事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十四卷也有记载：

 

嘉靖壬辰，今上御文华殿，辅臣以次读卷，其第二卷孔天胤对《农桑策》云：“帝王敦本以厚天下之生，达权以通天下之变。”则臣道南所拔也。

 

廖道南以爱才之心，以读卷官的身份选拔了孔天胤，如今见孔天胤在祁州有此善政，自是欣喜之余而为之记。

嘉靖十四年（1535）春二月三日，祁州先师孔子庙在知州孔天胤的主持下，开始动工。选辟新址，动土夯基，遴选石材，选取佳木为栋梁，招集工匠并使其各尽所长，组织相关人员对庙学的格局进行规划。孔天胤与诸官员商定的规划是：“其中为先师庙，庙之东北为启圣祠，庙之左右为先贤庑，庑之左右为乡贤、名宦祠。祠庙之后为明伦堂，堂之左右为四斋，为诸舍，为虹桥，为外棂星门，门之南为泮池。”启圣祠，祭祀孔子父亲叔梁纥启圣公的祠堂。孔庙的左右是祭祀祁州乡贤的庑；再左右是乡贤名宦祠，祭祀历代乡贤中的卓越者和在当地做过官职且政绩卓著的官员。明伦堂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的场所，明世宗颁布的《敬一箴》刻石就立在明伦堂。这样的设计，既符合朝廷对于孔庙的规制，又考虑到祭祀和教学两个方面，甚至考虑到了外观的环境。

孔天胤这一番宏伟的规划，为的就是将祁州的教育事业推上正轨，他所做的，是惠泽祁州千秋教育的大业，这也成为祁州教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创举。

从二月动工，“越七月工告成”，也就是在嘉靖十四年（1535）的九月。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三日，庙学的所有工事全部完工。廖道南认为这是孔天胤希冀“学遍天下”，让诸生“临馆事于学也，道其终矣乎”的重大举措。他说，庙学修成，祁州士子来这里求学，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明了“道”之大。并对祁州未来的学风抱有极美好的展望：“祁士志于希贤，贤以作圣，王化其兴矣。”当他把这番话说给孔天胤的时候，孔天胤又“叹”了：“孔侯闻之，则又喟然叹曰：‘是余志也，亦多士志也。’”开篇因庙学失修而“叹”，篇终因不知自己的志向和“多士”的志向能否达成而叹。以“叹”始，以“叹”终，意味却已完全不同。

庙学修成，须立碑记之。碑后之文，由孔天胤亲自撰写。开篇先写了自己主持修庙学的原因：

 

孔氏曰：余修庙学，盖慎率余所职司。夫明王设教分治，礼教为先。若庙圯弗葺，学宫荒为茂草，即礼教弗修。夫礼教弗修而官职敝，余岂敢哉？（《书庙学碑后》）

 

他说，主持修建庙学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贤明的先王设立学校并派地方官来监察治理，首先倡导的就是礼教。如果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看到作为重要教育场所的孔子先师庙颓圮残破也不去修缮，看到学宫荒草丛生也不去治理，那首先就是没有遵从先王的礼教。如果礼教得不到修治，就是地方官的失职，自己怎么敢承担这样的罪责呢？

接下来，孔天胤说了自己以前“视学”时的所见，自然是他在陕西督学时的经历：

 

余尝视学，见所谓庙者多所颓坏，兹其故有四焉：俗吏慢之尔，庸吏弃之尔，贪吏吝之尔，骄吏避之尔。（《书庙学碑后》）

 

先师庙的颓坏大多是因为这四类官员，一为俗吏，一为庸吏，一为贪吏，一为骄吏。俗吏忙于俗务，对于教学之事以为不急，故慢之；庸吏不懂得教化之重，干脆弃之不管；贪吏宁肯多给自己留些银两，也舍不得将钱花在修庙之事上；骄吏急于功利，对此出力不见成效之事避而不为。正因为如此，庙学不修，教育不兴，人才得不到教引和擢拔。这都不是君子之心。真正的君子之心，“苟可以裨教，曷敢慢也；苟可以靖职，何敢弃也；苟可以公世，何敢吝也；苟可以对天，何敢避也”。这也正是自己主持修建庙学的原因所在。

 

（二）创建贞文书院

 

孔天胤在祁州任上被载入史志的第二项宦绩，就是创建了贞文书院。乾隆《祁州志》“建置”：“贞文书院，在学宫后，东西八丈，南北四十八丈，共六亩四分。嘉靖十四年（1535）知州孔天胤建。后圮。”

书院是庙学之外的另一个教育机构。书院的功能，明代理学家王守仁认为是“匡翼夫学校之不逮”7，也就是补救官学的流弊，同样承担着社会教化功能、知识传播功能和学术传承功能。那么孔天胤为什么在祁州修建庙学之后，还要再修建书院呢？廖道南在碑记中介绍，孔天胤“建贞文书院，以淑邦人士”8。淑，善。修建贞文书院，就是为了让此邦之人趋善。而建书院的由头，却是为了崇祀三个人：

 

贞文书院者，祁州孔侯之所建也。建之唯何？崇祀也。厥祀唯何？祀宋法曹张明公，元状元董君章、李公平也。夫祀明公何为者也？崇道德也。祀君章、公平何为者也？表宅里也。

 

此三人，一位是祁州名宦张载，号横渠，陕西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关学”的代表人物，曾任祁州司法参军，在祁州多有建树；两位是祁州乡贤，元代两位状元董珪（字君章）和李齐（字公平）。关于董珪，《畿辅通志》及乾隆《祁州志》载其“幼读书，日记数千言，父母未之奇也。一日，随父见道傍古碑，父使视之，一览悉记。父大惊，乃命诣名师受业，后登至治辛酉（1321）状元，授承事郎、定州同知，后知颍州事”。还有一个有点神话意味的传说，说祁州籍剧作家王实甫，“作《西厢记》未终而卒，同邑董珪吊之，闻棺内哭声，知其为书未成也，因取遗稿续成”（乾隆《祁州志》卷六）。李齐（1301~1353）是元统元年（1333）左榜9状元，历官佥河北淮西行省廉访司事，移知高邮府，有政声。据记载，至正十年（1350），盗突然闯入府驿站，掠十二马而去，李齐奋起追而杀之；至正十一年（1351），州民秦观保造兵仗武器，企图进行抢劫掠夺，李齐将之抓获并诛杀。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攻破高邮城，正在守甓社湖的李齐回救，遭贼闭门相拒，后张士诚以李齐为人质，让他下跪，李齐叱道：“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张士诚怒而强扼使其跪，李齐挺立而被拉倒，继而被捶碎膝盖后剐死。

在孔天胤建祠专祀两状元之前，董珪、李齐就已同祀乡贤祠，明成化十八年（1482）还于州治东建状元祠崇祀董珪、李齐，基址一亩二分七厘，但日久已圮（乾隆《祁州志》卷六）。孔天胤将名宦乡贤中之最优者另立书院崇祀，其用意在于：“崇道德”以施行化民成俗之教，“表宅里”以起到激励后学之效（廖道南《贞文书院碑记》）。

孔天胤此番创建书院，崇祀名宦及状元，除了如廖道南所说的“崇道德”和“表宅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图，孔天胤在碑后的文字中记述：

 

文谷子曰：卓哉兹州，钜贤作之于前，鸿英产之于后，彬彬蔼蔼，代有其人，盖文献称焉。明兴，道化洋溢，声光四流，海隅承风，畿内臻美。兹州或寥阔焉，岂地灵之中歇哉？抑人观之未贞耳。予作书院，表先哲，萃诸生，盖欲贞厥攸观。（《贞文书院碑后》）

 

明兴以来，全国上下都重视教育，而离京城如此之近的祁州，虽“地灵”却未见“人杰”，莫非是“人观之未贞”吗？人观，可理解为识人之观、教人之观、擢人之观。贞，意即“正”，《易•乾》谓“元亨利贞”，《礼记•文王世子》谓“万国以贞”，《论语》谓“君子贞而不谅”。人的观点不正，所以要创建书院，表彰先哲，集聚诸生，使其“人观”得到纠正。

贞文书院经始于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完工。完工后刻石立碑，廖道南还作歌三章，以赋体的形式赞颂了祁地有山、祁地有水、祁地有哲，可谓地灵人杰。

“书院”这一作为官学重要补充的教学场所，明清时期曾屡次遭到禁毁，特别是那些民间的私立书院。第一次禁毁，就是贞文书院建成后第二年的嘉靖十六年（1537）。这一年，孔天胤的同年，御史游居敬上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请求皇帝“戒谕以正人心”，于是明世宗下令罢各处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以官学不修、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耗财扰民为借口，上疏皇帝，明世宗“即命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申毁天下书院”。但书院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声望很高，禁是禁不住的。明人沈德符在其笔记小品《万历野获编》中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

贞文书院是否遭到禁毁无可查考，但孔天胤离开祁州后，祁州没有了像他这样以极大的热情倡导“贞人观”的地方官，贞文书院遭受年久倾颓的命运却是必然的。到孔天胤去世四十多年后的天启五年（1625），新任知州郭应响才承继了孔天胤的拳拳之心和“贞人观”之志，于张载祠东南隅重建讲堂，题名“祁阳讲堂”，聘请河南汝阳儒学巨子任淮主持，延揽省内外名师周良寅等七人讲学其中，时有境内生员七十七人，外州县求学者九十二人。这是历史上贞文书院最为鼎盛的时期，时人许国士《祁阳讲堂记》、阮鹗《祁阳文会记》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光绪《保定府志》）。到乾隆年间，书院又渐衰颓。光绪六年（1880），知州朱润保再建书院于学宫西侧明伦堂旧址，分东西两院，东院为授课之所，西院为试院，系每月考课生员之所，并将修建贞文书院的余银交当商生息，为书院用度。邑绅卜应麟等督导其中，月例会讲两次，初二讲授官课，初三为斋课。明末清初，贞文书院有学田五十九亩，以租金作为经费开支，光绪三十三年（1904），改为高等小学堂。10

 

（三）学术活动

 

清代学者朱彝尊辑录的《明诗综•安州语》里记载了一则逸事，可作为孔天胤在祁州任上以文名重于当时的一个佐证：

 

苏州张寅仲，明中正德辛巳（1521）进士，知安州，浚牙家港，筑堤，暇则与士子讲学。时孔天胤知祁州，亦以才见重。时人语曰：“有所疑，问安祁；莫忧竦有张孔。”（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

 

说保定府两个州，一个是安州，一个是祁州，知州都是大才子。如果有人学问上遇到疑问，别人会告诉他：有疑问，别忧虑，可以到安州和祁州去问，安州有张知州，祁州有孔知州，皆博学高才之人，定能解答你的疑问。由此也司见孔天胤才学之隆和声誉之广。

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孔天胤还在祁州会见了直隶江阴人薛甲（嘉靖八年进士），二人关于《大学》的宗旨，进行了一番讨论。薛甲后来写了《〈大学〉说赠孔文谷编修》（孔天胤并未授编修，但中榜眼，当授编修，故称）一文以赠。文末写道：

 

孔君文谷与予相遇于上谷，论及《大学》，辱以予言为信。临别索赠书，予说（悦）以贻之。时嘉靖丙申八月日也。

 

这可以作为孔天胤在祁州期间学术活动的一个侧影。

嘉靖十五年（1536）夏秋之际，孔天胤调为河南按察司佥事兵备颍州，正五品。

孔天胤仕途中的第二站祁州，至此告一段落。历代《祁州志》俱将孔天胤列入“名宦”。如清乾隆《祁州志》“名宦”：“孔天胤，山西汾州进士，嘉靖间知祁州，文学优长，政事卓异，历任左布政。”可见其在祁州为官的政绩卓著。

据王崇庆《孔麟新郑县君墓表》，孔天胤曾迎养其父到任，其父孔麟“一日，观于野，而见民和焉，则又喜动颜色”，对孔天胤的治绩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