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民族文艺与地方文艺
我国重视社会主义统一国家多民族、多地区民间文艺的发展。周巍峙自1950年代至21世纪初发表文章，提倡民族民间文艺和地方文艺，他的观点渗透在《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一步繁荣民族声乐艺术》《加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器乐艺术》《努力开创民族器乐艺术新局面》和《竭尽全力打造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等多篇文章中。他的主要观点是，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共存，历史基础深厚，社会认同广泛，民间文艺多种多样，各民族民间文艺还都有自己的地方传统。在社会主义时期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建设中，更要强调民族平等，推陈出新，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发展。其中，他发表于1978年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一步繁荣民族声乐艺术》是他多年发表这种观点中的一篇承上启下的代表作，他在文中以“汉、回、苗、壮、藏、高山、维吾尔、哈萨克、白、普米、朝鲜、彝、傣、蒙古等十五个民族”为例，强调说：
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必须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一方面，继承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借鉴外来艺术中一切有用的东西，这是创造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途径。
我国的民族民间唱法，则是我国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并逐步形成的。它的风格、特点是和我国的历史发展、地理条件、人民的生活、欣赏习惯，特别是和人民群众的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各民族的历史、地理条件、人民生活、欣赏习惯、群众语言又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各地、各民族的唱法在风格、特点上又各有区别。我们的民族民间唱法决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丰富的。注140
钟敬文教授最早参与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50年代，组织搜集和出版了一批少数民族叙事诗，包括《阿细人的歌》和《阿诗玛》等。钟敬文教授还将所搜集的少数民间文艺作品在自己主编的会刊《民间文艺集刊》上发表。他在晚年提出建立一国多民族民俗学的理论注141，是在对这种理论探索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周先生从党和政府工作的角度，多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推进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多民族多地区民间文艺发展工作。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他还特别对西藏的藏族、内蒙古的蒙古族和新疆的柯尔克孜族三大英雄史诗，给予高度重视，对新疆维吾尔族、广西壮族、云南彝族和白族的民间叙事文艺的发展也予以大力鼓励，他提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和斗争中，都产生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艺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在少数民族人民中，流传着很多长篇的说唱史诗和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彝族的《阿诗玛》，白族的《望夫云》。也有集中歌颂壮族歌仙刘三姐的带传记性的大量优秀民歌。有流传至今约有一千三百年历史、内容十分丰富的维吾尔族说唱音乐《十二木卡姆》。藏族早已有了内容丰富的藏戏，白族、傣族、蒙古族等也有一定的戏剧形式。至于民歌、说唱、舞蹈、歌舞、乐曲等形式的运用，则更为广泛。注142
他坚持用本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延安文艺精神，提高党内外人士的思想水平，在延安讲话精神指导下做好文艺领导工作。
民族器乐在少数民族中也是非常发达的。像新疆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和其它少数民族器乐曲，是我们民族器乐艺术的宝贵遗产。这些器乐曲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欢乐，表现了人民的爱和憎，在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方面作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在我国民族音乐的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同时随着乐器构造的逐步完善，演奏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各个民族乐器独特的演奏风格，有着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但主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好地提高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我们知道，没有正确的理论，很难有正确的行动。因此，理论的指导也是我们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对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我们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三千多年前就有很系统的音乐理论了。这是我们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民族器乐工作者，在音乐理论方面也应该不断积累，不断地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添砖加瓦。注143
现在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与蒙古族长调民歌和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都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指导和组织申报工作方面，周巍峙先生耗费了极大的心血，他的相关理论文章，他的顶层设计和他南征北旅的工作指导，将长留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史册中。
1950年代党性文艺理论的实践活动的不足，是没有对“民族性”的概念做深入讨论，没有围绕这个概念做相对独立的理论建构。当时苏联理论虽然有“民族性”的概念，但实际上没有发展多民族文化的意图，而是整合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样苏联就不能给我国这方面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输出。在我国，党和政府开展的民族调查和民族文化鉴定，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力，但党和政府却多少忽略了提升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自觉。到1950年代中期，大量搜集上来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作品大都是用汉字记录的，而不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在地方社会，那些拥护共产党的少数民族作家也用汉字创作，而不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这样一来，在客观上，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便成为汉族民间文艺的补充。从方法论上说，在我国长期多民族共居的国家中，将富有口头传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与早已使用书面文献的汉族民间文艺对照，开展双方互补研究，这无可厚非。况且，在传统社会被轻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在新中国时期被吸纳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变化，故需要充分肯定我国政府业已开展的多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工作。但这种成果主要是政治成果，还要将之转化为文化成果。要全面开展民族文化建设和地方文化建设，提升我国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凝聚力，这样才能将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政治话语权变为文化优势。这是我国文化发展不能依靠苏联理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