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文艺与文化进化论
苏联文艺理论家契切罗夫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天才在生活和创造活动的各方面都能得到高度的繁荣。劳动者从剥削和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就给艺术创造带来了广阔的规模，这可以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专业艺术和广大人民的群众艺术的空前高涨得到确切的证明。与那扼杀和摧残大量民间天才的资产阶级制度相反，人民政权，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发展艺术，对培养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天才表现出经常的积极的关怀。”注120契切罗夫的这一观点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化论的早期观点有关。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神话、传说、歌曲和其他口头文学资料，解释人类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成为苏联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家构建话语权的经典范例。用这种观点看各国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便可以由苏联对各国民间文艺进行相同的规划管理，带领各国各民族在共同进化的社会轨道上前进，一齐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列宁也认为，民间文艺是国家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各方面，都可以无条件地使用民间文艺，建成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继承与发展，各国各民族文化里都有民主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民间文艺的内容由社会主义内容统一起来，构成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体现党性民间文艺的历史使命和作用。在关于本国的民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与国际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党的政策方面，列宁强调：
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一样。注121
列宁在1913年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还说，运用党性民间文艺建设与管理的模式，可以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苏联各民族社会主义和艺术发展的具体道路注122。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苏联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这是巩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之一。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不仅要看到创造新社会制度的力量，并且要不断培养这些力量，注意用各种方法发展它们，不倦地组织它们并使之臻于完善，以利于我们社会的顺利前进。注123
苏联创造国际化党性民间文艺理论的产品是创作党性文学，列宁强调文学是党的文学，民间文艺出版物是党的民间文艺出版物，他还提出了建设党性文学的原则：
这个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注124
列宁提出的党性出版物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原则，对我国影响很大，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都包括在内。我国50年代涌现了相当多的这类民间文艺出版物，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学丛刊”和分省“歌谣资料集”等系列著作，应该都与这一指导思想不无关系。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将这种党性民间文艺创作推向了“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今天重看这些资料，不是施以简单地批评，近年这种批评文章已经不少了。我们应该通过这些资料，发现党内外理论工作者当时发生的困惑；对他们在解决困惑中产生的不同思想倾向，也应予以注意，这些都是过去的研究者较少去碰的地方。
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是通过发动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工作，创造大规模的党性民间文艺运动，开展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突出个案。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大跃进民歌运动不是为了学苏联，而是在脱离苏联之后，我党要表明开展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的决心比从前更大。周扬和郭沫若在他们合编的《红旗歌谣》的前言中申明了这个宗旨：
我国劳动人民在一九五八年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线上做出了惊人的奇迹。劳动人民的这股干劲，就在他们所创作的歌谣中得到了最真切、最生动的反映。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注125
周扬的阐述，在提到创造党性民间文艺作品、发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发展民间文艺的比重上，是侧重于创造党性民间文艺作品和发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多年后，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是把政治弦绷得很紧。他认为：“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斗争更加艰巨，更加曲折复杂。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中，我们听到了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大干社会主义的勇敢之歌和快乐之歌。”注126不过他的这种认识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不是迎奉的，所以当他后来发现自己的观点的确偏离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正确轨道时，他也坚决改正。周巍峙先生同样是大跃进民歌运动的领导层参与者，在他的位置上，他是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在1958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上，他发表了一篇开幕词，后整理为《使曲艺在祖国伟大的建设高潮中跃进再跃进》的文章发表。他的这次讲话就有政府指导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话语套式，如他借用盲艺人英美的话说：“我们演唱是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注127不过他与周扬的左倾思想又有所不同。他在谈到创造党性民间文艺与发展民间文艺的比重上，是比较侧重于民间文艺本身的。他说：
社会主义现实要我们反映歌唱，目前曲艺反映现实生活已经成为主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有很大好处。必须坚持这一正确的方向，今后仍要大力发展现实题材的曲艺，不断提高思想性与艺术质量，使唱新词说好书的运动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但对于传统节目也必须重视，许多好的传统节目对群众还是有鼓舞作用的。（例如全国水利化当中经常提到黄忠、武松、穆桂英等古代英雄人物，这是和曲艺长期在群众中演唱分不开的。）曲艺在挖掘整理传统节目方面，和戏曲比起来是差一些，我们不能一条腿走路，因为搞现代题材的节目而丢了传统节目。应该继续挖掘，大胆革新，这样，就百花齐放了。注128
他在各时期都有这种自己的思考。纵观他的文章可见，这出自他对延安《讲话》精神的恪守，即便是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他也认为，应该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去引导民歌搜集运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和“为政治服务”注129。他长期从事党内理论工作和政府指导各地各种类文艺的实际管理工作，经常直接接触到大量复杂的基层问题，这还形成了对延安党性民间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时期延续应用的深入思考。他的观点与苏联党性民间文艺理论中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并不矛盾，但他也不偏执到抛弃传统民间文艺去搞管理。
苏联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国际化的目标是一元化。与苏联的国际化相比，我国的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具有内化发展的倾向，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艰巨。面对传统民间文艺所蕴藏的复杂多元的民俗文化事象，包括故事、民歌、戏曲、曲艺等极为丰富的体裁、难以胜计的题材和相关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令其统一进化，变成千篇一律的样板，是根本不可能的；用社会运动的方式去拉动其统一进步，能热闹一时，却不能长久持续。周巍峙先生提出“不能一条腿走路”，正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主流化建设，在它的方向设计上，“不能一条腿”，要“百花齐放”；不能“搞现代题材的节目而丢了传统节目”，要“大胆革新”和多元化。他和像他这样认识问题的党内领导者，从延安走入新世纪，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福音。我国在这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尽管有得失，对民间文艺的吸纳政策也有起伏，但至少这批资料是社会主义国家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史中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