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安德鲁·杰克逊的崛起标志着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1812年至1828年间，两党制消失了，个人、地方和局部的冲突取代对公共政策的广泛分歧而成了全国政治中的中心事实。总统一职从华盛顿和杰斐逊领导下的高峰逐渐衰落，对总统一职的争夺演变为地方上的和派系的小权贵对法定继承人职位的争抢。总统职位长期为弗吉尼亚人把持，他们惯于将副总统或内阁成员提为新总统，这似乎已成了固定不变的做法。国会政党干部会议提出的总统人选与民众的意愿相去甚远，而且，由于1816年和1820年的选举几乎不存在争夺，获得“政党干部会议领袖”提名就等于成了当然选定的总统。自杰斐逊执政以来，官员班子几乎没有重大变动，其成员占住职位就不动了。

然而，人民，没有财产的民众已开始参与政治，起初是静悄悄地，几乎未引起注意。1812年至1821年间，西部的6个州加入了合众国，它们的宪法不是规定了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就是规定了极为类似的制度；1810年至1821年间，4个历史较长的州实质上取消了对选民规定的财产资格要求。 ^[3] 贫穷的农场主和工人逐渐取得投票权，同时也就出现了一类政治活动家，这类人在杰斐逊时期只是处于胚胎状态——领导大众的能人，投合群众情绪的人；1815年至1824年间，正是全国各地这类人形成的小圈子聚集到杰克逊这位著名人物的周围，这些领袖人物在政界一般处于陪衬地位，肥缺也没有他们的份，因而大力向民众鼓吹官员的人选及政策的制订应由民众意愿决定。他们把民众对政治小圈子的不满引向针对政党干部会议制度，指责这种制度公然篡夺人民的权利，并宣传一种信念：必须从社会名流或一群专职官僚手中夺回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并将它开放，让民众参与其事。他们的意思是，通过从政来获得成功必须成为多数人的合理愿望。 ^[4] 1829年，杰克逊在他对国会的首次年度咨文中阐述了这一运动的理论，他满怀信心地宣称：

他的结论是，轮流任职是“共和纲领的一项要旨”。

1819年的恐慌造成了阶级对立，这从杰斐逊时代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恐慌加剧了民众积极参政的趋向。迅速的扩张、投机和不可靠的银行业业务造成了恐慌，随后又引起了萧条，沉重地打击了全国各地区，但南部和西部受的打击尤甚，因为南部和西部的人曾倾其所有用于不顾一切地购置土地。银行由于过度扩大业务，不得不把债务人逼至绝境，尤其是国民银行，它通过取消赎回权的法律手续而成了西部和南部产业的巨大的未在场物主。托马斯·哈特·本顿抱怨说，“西部所有的繁荣城市都成了这一金钱势力的抵押品。它们随时有可能被它吞掉。它们已落入魔鬼之口!”西部对这一异己势力尤感痛恨，纽约的《美国人》写道，在西部，“一个追随杰克逊的田纳西野小子受不了自己的那块土地或步枪被邻里的店主夺走，也受不了自己的收益东流，而金钱在东部已确立了统治权。”恐慌使成千上万幻想致富的人痛苦地觉醒了。约翰·C．卡尔霍恩1820年在与约翰·昆西·亚当斯交谈时说，过去两年来，“合众国各个地区的财产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大批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公众对政府普遍不满，他们并不集中于任何特定方向，而是随时准备抓住任何事件，并四处寻找领袖人物。”

卡尔霍恩所说的“公众的普遍不满”尚不够充分集中，未能阻止门罗总统在1820年再度顺利当选，因为当时并没有全国性的反对党；但这种不满很快使许多州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债务人纷纷跻身政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西部的一些州内向州议会争取到了债务延缓和减免法。州议会受到本地银行势力的压力，向合众国银行发动了税务战。民众起而要求制订法律，制止因欠债而判刑，要求制订破产法并制订新的税收和公有土地政策。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发现政治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杰克逊的命运之星升起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运动的受益者不仅未对运动予以鼓励，反而甚至发出了非难。这位充当全国民主运动领袖的人的演变过程实在是充满了奇异的矛盾。

杰克逊度过童年的北卡罗来纳是杰斐逊的根据地之一，杰克逊就是在杰斐逊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1796年和1800年，这位田纳西青年都把选票投给了住在蒙蒂塞洛的这位圣贤。除国家主义之外，杰克逊的政策一般无异于老派的农业共和主义，反对银行、公债、纸币、高额关税以及联邦的国内交通运输改善政策。后来，伯尔审判案 ^[5] 和杰斐逊的和平主义使他对杰斐逊感到大失所望，但是他并未转向联邦主义，而是追随坚定的共和党人伦道夫—梅肯一派。

杰克逊个人经历的一些事件很能说明他自1796年至1828年不明确的政治成长过程。1796年发生的一起事件使他的财富遭到灾难性损失，这事可能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使他对任总统期间东部兴旺发达的金融势力和“纸币制度”深恶痛绝。1796年，杰克逊前往费城，将数千英亩土地售给一位富商兼土地投机商戴维·艾利森；他收了艾利森的票据，背签之后就用来支付他打算在纳什维尔开一家百货店用的货款。然而，艾利森破了产，他开的票据不能兑现，偿付责任转到杰克逊头上。这些票据到期后，他为了付款，不得不紧缩开支，放弃了居住的庄园，搬至一座较小的木屋中，并出售了许多黑奴。其后，他开的百货店生意也很不好，他不得已而将股权售给了合伙人。杰克逊似乎从未因这一不幸事件而伤心，但这事的阴影罩在他头上达19年之久，从1796年起至1815年一直未能摆脱债务，最后他用军饷和津贴才还清了欠债。1815年秋，他在纳什维尔银行有了2.2万多美元的现金存款，再一次把大笔资金投入地产投机，并开始建造一座优雅的新庄园，该庄园后以海尔米塔奇的名字而远近闻名。就在他境况十分脆弱之时，1819年的恐慌向他袭来了。

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田纳西债务人由于普遍贫困，导致一场要求减免债务的运动。费利克斯·格伦迪靠“减免”纲领被选为州参议员，他提出一项提案，建议设立一个州贷款局，用州财政部的资金帮助债务人。 ^[6] 债权人在收回债款时若拒不接受贷款银行的票据，则在两年内不得行使收款权。杰克逊因自己欠别人债，不得不大力催逼他的债务人，曾一次就对129名债务人提起诉讼。在田纳西州中部，他是少数抵制格伦迪减免方案的人之一，他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抗议书，却因言语失礼而被驳回。艾利森的事件使他认识到应同情不走运的商人，如今又在学习从本地有钱阶级的角度看问题。在田纳西出现的阶级冲突中，他完全站在有钱人一边。1821年，威廉·卡罗尔将军参加州长竞选，提出了一项民主经济纲领，杰克逊则支持卡罗尔的对手爱德华·沃德上校。沃德是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曾与杰克逊一道反对过格伦迪的计划。结果，卡罗尔当选，随即开始推行修订税收方案和着眼于宪法及人道主义的改革，其中含有许多被史家称为“杰克逊式”民主的成分。当杰克逊尚在田纳西抵制卡罗尔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却在把他推出来做总统候选人。这些情况并未妨碍格伦迪和卡罗尔后来参加杰克逊的阵营。

假如杰克逊对待民众经济改革的态度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他很可能永远也当不上总统。然而，1824年当他首次接受总统提名时，经济又开始繁荣起来，人们对银行和债权人的敌视情绪也已减退，新兴政客和普通百姓似乎都认为更重要的任务是打破既定的政治机器。政党干部会议制度和保卫新奥尔良都是竞选中的主要“问题”，二者平分秋色。 ^[7] 杰克逊是国会机器的局外人，出身贫贱，靠军功出名，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无人了解，普通选民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在新的选民心目中自有很大的优势。

1824年竞选的结果打消了杰克逊心中对总统一职的一切疑虑。在民众投票中，他比约翰·昆西·亚当斯、克莱和克劳福德这三位对手都强得多，但在选举团中未获得必要的多数，因而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克莱的态度在众议院至关重要，他投票支持亚当斯。后来，当亚当斯总统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时，杰克逊的追随者便对此发出了尖刻的抨击。杰克逊本人听别人一说就相信克莱和亚当斯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决心从亚当斯手中夺回他认为理应由自己所得的一切。为1828年竞选作准备的活动几乎是在亚当斯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了。亚当斯总统是一位伟大的正直人士，但又是一位典型的即将过时的职业政客，在任职的4年中，他一再受到“肮脏交易”的指控，杰克逊手下的政坛老手对他展开了一场巧妙的诋毁运动，这场运动到1828年选举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杰克逊在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中几乎没有触及银行问题，关税问题只是在人们最关心的方面才有所提及；但是，杰克逊的竞选活动组织者利用了对亚当斯的一系列蛊惑人心的指控，说他有各种王公贵族式的和官僚式的偏见。大选结果，杰克逊得票64.7万张，亚当斯仅得50.8万张。

1828年的选举既算不上西部对东部的反抗，也算不上边疆部分的胜利：在新英格兰及其在西部的开拓殖民地区，联邦党人势力盘踞的特拉华、新泽西和马里兰之外，杰克逊可谓横扫全国。他的当选也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承担经济改革的任务；他当初也没有保证要变革金融或讨伐国民银行。这时杰克逊民主的主旨仍是富有战斗性的国家主义和主张公平任职机会。就民主政治的兴起而言，杰克逊的当选与其说是起因倒不如说是结果，“1828年革命”与其说是思想或纲领的变异倒不如说是人事的更动。直至就职，杰克逊对民主运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没有作出过什么贡献，他虽然当选，却并无政纲。如果说他得到民众授权的话，那就是要力求有别于民众想象中的亚当斯的所作所为，并表达民众没有系统表达出来的意愿和希望。杰克逊确实是准备承担这一任务的。他既是民主党人，又跻身于显贵；既有过失败，也获得过成功；既欠过债，也做过债主，他的经历曲折多变，因而使他能够从不同角度看社会问题。他单纯而富于激情，固执己见，他对挚友和政治支持者怀有强烈的忠诚感；他转向民主阵营时正逢民主阵营也转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