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莱茵河而战》

在20年代，这句话凝聚着一个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协约国军队以暂时的名义占领着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土地和若干桥头堡。以美因茨为基地的法国军事管理当局，在这个机构建立之初就毫不隐讳地主张，将德国的这些领土与它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或者至少建立一个莱茵兰自治共和国作为非军事化的缓冲国；很显然，在它们看来，这个主张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人们所期待的。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并返回莱茵河，原本就是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法国部分公众舆论要求并吞普鲁士原莱茵河州的一部分，特别是萨尔地区，此外，舆论还主张长期占领莱茵河整个左岸。人们认为，这是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偿、阻止德国军事复仇的唯一有效手段 ^[56] 。某些论据和历史上的某些类似事件常常被用来说明这些目标的正当性；有人说，法兰西共和国曾经再度遭受普鲁士王国的攻击，而如今法国正在莱茵河上重建民主自由（如同1792年大革命战争期间那样） ^[57] 。1814—1815年间不期然地落入普鲁士手中的莱茵兰，第二次意识到获得了确认自己的“西方”身份的机会，第二次有机会以“守护神”（这是巴雷斯撰写的一部书名）身份组成一个法德各占一半的中间地区 ^[58] 。然而，在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这个为法国方面所热烈期待的第三种莱茵兰地位，很难被论证为合情合理。自从古代和罗马帝国的边界确立以来，对于德国来说，宿敌是法国，对于法国人来说，宿敌是德国；这种观念自19世纪以来就深深植根于莱茵河两岸。法国人认为莱茵河是法国（防御日耳曼“蛮族”）的“天然边界”，德国人则认为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在这个问题上，人人都阵营分明，非此即彼 ^[59] 。

在这场“为莱茵河而战”的战斗中，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扮演了思想供应者的角色。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教授们显然从中发现了一种参与政治争斗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法国大学教授表达了让“法国回归莱茵河”的愿望，并以他们的著作为此作了准备，诸如埃内斯特·巴伯隆（Ernest Babelon）的《历史上的莱茵河》、卡米耶·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的《高卢的莱茵河》、菲利普·萨尼亚克（Philippe Sagnac）的《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莱茵河》 ^[60] ；此外，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起初并不公开的研究委员会，负责编制一个有科学依据的追索清单，供未来谈判时使用。这个由一批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陈述、讨论、地图），对于法国方面有关阿尔萨斯—洛林、萨尔、卢森堡，尤其是莱茵河沿岸国家问题的研究，作了相当清晰的概括 ^[61] 。研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要求德国方面修改1871年条约，支付赔款并提供军事保证。不过，除了一位将军以外，研究委员会的其它所有成员都认为，从政治上看，最终兼并莱茵河左岸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解决方案。毋庸置疑，在莱茵兰地区的某些民众内部，存在着一些亲法的情感，可是，这种情感远远不足以用来出于纯军事战略的考虑，把法国国籍强加给占该地区大多数的德国人。例如，历史学家乔治·塞诺博斯就力主放弃传统的兼并主张，转而采取为国际法所承认的建立在合法条约基础之上的“新方法”，哪怕如他所说，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放弃某些军事优势 ^[62] 。除了收回阿尔萨斯—洛林，他只要求取得财政赔偿（例如萨尔矿区）、支付赔偿的保障（经由军事占领）以及防止再次侵略的保护措施。所有这一切都不涉及边界线的挪动问题，而只是采取一些政治措施，诸如解除和解散德国军队的武装、创设强制性的国际仲裁机构等。这种温和的立场旨在促使一个“没有霍恩索伦和容克”的德国朝民主发展，可是，并非人人都赞同这一主张 ^[63] 。除了那些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来势凶猛的支持兼并的宣传显然占有明显的优势，例如，颇有影响力的“莱茵河左岸委员会”的领导人、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里奥就以《没有莱茵河屏障就没有持久和平》作为他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 ^[64] 。最终，考虑到凡尔赛谈判期间以及战后的实力对比，包括福煦 ^[65] 在内的多数派的希望没有得到满足。人们从此为日常生活和捉摸不定的前景而忧心忡忡，随着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这种担忧终于达于顶点，并在两个阵营中造成了许多苦涩。 ^[66]

有关莱茵河的出版物所起的作用，战前在德国比在法国小。德国战败及其后果促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法国占领者在报章杂志上使用各种论据（法国在这方面拥有非常优秀的作者，例如前面提及的夏尔·施密特 ^[67] ）德国方面也着手动员历史学家 ^[68] ，发表了不少专著和小册子，出版了许多文集和期刊 ^[69] 。这些出版物通常只是用来反击对方的反宣传，几乎不考虑己方提出的论据能否为对方接受。甚至可以说，“为莱茵河而战”首先是用来为莱茵兰地区人民的动员和自我肯定服务的，德国人当中的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敌视法国的人，对莱茵兰地区的这些民众大概并无十足把握。随着莱茵兰归属德意志帝国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展开，“为莱茵河而战”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书都是为了“保卫莱茵兰”而撰写，不过，其中倒也有几部颇有价值的著作，为莱茵兰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920年创设于波恩的莱茵兰地区史研究所，成为一个新的莱茵兰历史研究中心 ^[70] 。自1818年创建波恩大学以来，波恩历史学家们大力主张在莱茵兰地区意识和国家参与之间作出妥协，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阿洛伊斯·舒尔特等人的著作都为此提供了明证 ^[71] 。新成立的研究所由文化部和被占领土部提供资金。这个研究所明确地以法国的同类著作和同类机构（这个说法显然夸大其词，因为法国只有一个设在南锡的法国东部讲座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著作）为关注对象，负责将支持莱茵兰祖国（Heimat）的研究和宣传引入各个大学。这个研究所还负责进行深度研究，并经由授课和研讨会传授给各个市政府属下的教师和档案管理员。可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由历史学家赫尔曼·奥宾和语言学家特奥多尔·弗林斯领导的这个研究所，却致力于把多种人文科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艺术史。

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很快就产生了成果，1922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第一部跨学科的莱茵兰史，四年以后，又几乎同时出版了三部著作。这些著作因开辟了新领域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包括《莱茵兰小型历史地图》、弗兰茨·施泰因巴赫研究法兰克时期民族和语言边界的著作，以及一部集体著作《莱茵兰的文化潮流和文化省—历史、语言和民俗》，作者是奥宾、弗林斯以及民族学家约瑟夫·米勒 ^[72] 。

这部集体著作是在多方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包括土地占有史、方言地理分布、农民习俗等等（调查成果往往用地图显示）；此书试图借助历时性方法揭示：作为在中世纪早期就已固定下来的“文化空间”，莱茵兰具有日耳曼（因而也就是德意志……）特征。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相互之间实际上并无多少真实的联系，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外人不易明白的实验，旨在测试“综合日耳曼文化形态学” ^[73] 的基本概念。可是，这部著作却以这种临时形式出版，或许是奥宾于1925年离开了波恩大学使然。不过，此书有一点可能令人惊奇，那就是全书没有任何对于政治形势的直接展望。当然，在这种氛围下，这是多余之举，因为这三位作者以及他们的学生已经在别处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在莱茵兰的报刊上，在波恩的莱茵兰地区史研究所的学者们合著的各种面向大众的文集中，以及在整个莱茵兰地区举行的千年纪念的节日活动中，这次纪念活动就像是一次反法狂欢节 ^[74] 。十年后纳粹政权就萨尔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成为规模宏大的历史性的宣传活动，波恩的学者们也以他们的著作和图集参与了这次活动 ^[75] 。

这批历史学家加紧进行的这些地区史研究，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某些新意的研究方法，他们后来也被称作“波恩学派”，他们的全部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了解费弗尔这部著作的历史氛围非常重要。费弗尔首先对一些广为流传的陈词滥调作了一番议论，然后才评论他的德国同事们的各种论据。可是，由于这些新的研究很快被用于宣传目的，双方的研究擦肩而过，并没有实质性的交锋，何况有些德国教授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所谓的“边界与民族之争”。从法国方面看，这个所谓的“边界与民族之争”便无非是一种固执的既定意愿的延伸而已，其结果便是走向世界大战。

毫无疑问，费弗尔对于大多数有关莱茵河的德国著作比较了解，尤其是波恩那个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费弗尔所著的书中，他虽然几乎没有提及上述德国著述者的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位作者的名字，但是，奥宾的那部袖珍本地图集却先后三度被引用 ^[76] 。波恩学派的其它著作则被列在参考书目中。费弗尔对德国人的这些研究颇感兴趣，这一点可以从他所写的书评中看出；1929年，他对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作了正面的详尽介绍，不久之后，他又就《阿尔萨斯—洛林地图集》以及波恩学派的学者所编的《萨尔地图集》写了书评 ^[77] 。施泰因巴赫等人的其它著作则由马克·布洛赫作评，刊登在篇幅宏大的《历史学报》的中世纪德意志专刊上 ^[78]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测：费弗尔多半知道此书，而且向他某位同事借阅过。他在接受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委托后着手《莱茵河》的写作进行准备时，对于围绕着莱茵问题的种种政治喧嚣，以及法德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时而直截了当、时而若明若暗的说法，肯定（由于在美因茨教书）而了然于胸。他所要做的就是与此类喧嚣和说法保持距离，把他自己对于“莱茵河远景”的想法诉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