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包含两个维度的著作
费弗尔的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问题，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直接问题和间接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具有笔战和嘲弄的成分。究其原因，这与作者的文风有关，当然也是题材和纪念性著作受到的限制使然。为了跳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的窠臼以及胜利、溃败、缔和、决裂等老套子，费弗尔采取了视野开阔和跨学科的写作方法。他为此所依仗的是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以及语言学研究成果，例如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的语言学研究，此外还有考古学研究成果，例如雷南·卡尔·舒马赫（Rhénan Karl Schumacher）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他不乏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写给皮雷纳的信中说道：“我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暗礁之间航行。” [93] ）而且他的书是写给广大的普通读者阅读的，所以，他采用的是自由自在地讲述历史的笔法，比他在其它著作中更加不受拘束。他刻意采用“让形象说话”的风格，在文中插入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在美因茨和科隆参观博物馆，在特里尔和巴塞尔以及斯特拉斯堡旅游），与读者进行虚拟的对话等等。所以，这部书的文字特别生动，富有表现力，恰如一位德国批评家既鄙视又赞赏地所说，那是“语言的焰火” [94] 。智慧的光辉显然比炉灶里面的火焰传播得更快，所以，这部书很快就成为费弗尔的名著，与他后来出版于1942年的另一部名著并驾齐驱（尽管两者篇幅迥异），这便是研究拉伯雷宗教观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此书是他十年心血的结晶。在此书的序言中，费弗尔以博学大师的笔法毫不隐讳地写道：“如果读者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位随笔作者的思想火花，是一幅出色的素描，是一篇即兴之作，那我将会感到很懊丧 [95] 。”随笔是一种既优美又容易把握的文体，在法国颇受赏识（现在依然如此），常常被人拿来故意与“德国学究式的著述”作对比，用这种文体著书有何危险，费弗尔当然心知肚明 [96] 。可是，在《莱茵河》中，他不断使用“素描”和“感觉”，乃至“鸟瞰” [97] 和“象征性甚于真实性的快速图解” [98] 。确切地说，这部书只是一篇随笔，一幅出色的素描，一部即兴之作。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他的一次机遇。因为，既然采用临时性的随笔形式，篇幅短小，直面现实，作者就可以展示另一种历史观，还可以就某个特殊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最后一节尤其如此，这一节探讨法德边界的形成，难度最大。我们惊奇地看到，对于当时被法国占领的土地上的态势，费弗尔几乎从未明确表态。对于19世纪的争执，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此事早已众所周知。反之，对于在以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决定性巨变为对象的史学研究中的缺陷，费弗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中不乏政治批判。当他谈及1815年的“维也纳”时，所有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1919年的“凡尔赛”。费弗尔在谈及受边界迁移、战争与和约的直接影响、被迫居住在前线或是双方前线之间的居民时，同样充满着同情心；他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妨把这个课题称作“法德空间中的边界心态史”。这个课题既不以令人生疑的决定主义论调，诸如长时段中的人种、语言、民族为基础（在这方面，费弗尔的思想与波恩学派格格不入），也不以短时段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冲突为基础。作为替代，费弗尔提出的是一个把莱茵河沿岸居民对18世纪末的“法国”改革的反应考虑在内的社会—历史研究课题：
“唯有社会结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此类反应，并让我们事先对于莱茵河面临革命性质改革的反应有所预知，可是，这种社会结构分析在哪里呢？然而，关于居斯蒂纳 [99] 的进攻和反击、莱茵人的外交交易以及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已经有人写成了细节详尽的历史。”
费弗尔想要确立的首先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边界观。所以，他认为不应受政治界限的影响，而应在边界之内考虑正在发展和消失的社会结构，以及居民之间的彼此情感联系：
“当两个君主驻守在自己开发的土地上，共同出资沿着地边树立一些饰有族徽的界石，或者在河流正中划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时，边界是不存在的。当有人超越这条分界线，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观念、感情以及热情面前，并且感到吃惊和手足无措时，边界就有了。换句话说，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是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
所以，对这些感情和激愤作紧急考虑是当务之急，因为：
“在这一百年中，丝毫没有莱茵兰人的感情史，也丝毫没有法国人在莱茵兰问题上跌宕起伏的感情史。如同往常，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首相和外交家。他们所制定的规划，他们所建议的计划，人民是否通过积极参与在后面给他们以支持？任何政府都没有把握能鼓动人民给予积极支持。没有人民的同意，任何政策只能胎死腹中，任何成功都可望而不可即。他们要求还是拒绝人民的同意？这可是谜。在通常是悬挑在子虚乌有之上的外交史背后，广泛的调查向我们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深刻现实吗？”
费弗尔在这里以及其它段落中所初步表明的，是整整一套研究计划，其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生活和心态，按照一般规律，这两者的变化通常虽然非常缓慢（除非是在大动荡年代），却清晰地显示着居民归属哪个民族的意愿 [100] 。费弗尔在南锡长大，1919年至1933年间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所以，他对与这种意愿相反的所有以军事、地理和语言为借口的无效论据非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