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识社会学的范式 ^[8]

1945年

上一代人已经见证了社会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的出现，这个领域就是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的确，必须对“知识”这个词作非常广泛的解释，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探讨了文化的全部产物（观念、意识形态、法律和伦理的信条、哲学、科学、技术）。但是，不管持有什么样的知识观，这门科学的取向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主要关心知识与社会或文化中其他存在因素的关系。这种对主要目的的表述可能是一般性的，甚至可能是含糊的，然而，即使再作一个更具体的陈述，也不足以把已经确立的多种多样的方法都包括在内。

因此，知识社会学显然涉及一些有漫长历史的问题。情况正是这样，这个学科已经有了它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恩斯特·格伦瓦尔德。 ^[9] 然而，我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当前流行理论的诸多先驱。确实，几乎没有什么当代的见解不能在以往富有启发意义的直觉知识的表述中找到。人们曾提醒国王亨利四世说：“哈里，愿望是思想之父”，仅仅过了几年之后，培根写道：“人类的理解不是不带偏见的领悟，而是从意志与感情中受到鼓舞：哪里在从事科学，这些科学就可以被称之为‘人们需要的科学’。”尼采提出了许多论方法的格言，这些格言论述了需求通过一定的方法决定了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观点，因而，甚至在感性认识中也渗入了价值偏好。知识社会学的先驱只是要支持怀特海的这一意见：“像科学史教导我们的那样，非常接近于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论与掌握它的精确应用，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重要的问题以前都有人提到过，但他未必就是发现者。”

一、 社会环境

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除了其历史和思想的来源之外，还有它的当代意义之基础的问题。众所周知，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德国和法国得到了特别的培养。而在美国，只是近数十年来，社会学家对这个领域的问题的关注才日益增长。这个领域内出版物的增长，并且作为对其学术地位的决定性检验的博士论文数目的日益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意义的增长。

关于这种发展的一个直接但显然是不充分的解释也许暗示，这种发展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到美国的社会学家向这个国家输入了欧洲新的社会学思想。当然，这些学者是知识社会学的文化输送者。但这仅仅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可供采用性，与任何其他文化传播中的可供采用性事例相比，上述解释并没有对这些思想的实际接受，做出更详细的说明。美国人的思想被证明是善于接受知识社会学思想的，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社会学探讨的问题、概念和理论与我们当代的社会状况日益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社会已开始具有这个学科最初在其中发展的那些欧洲社会的某些特性了。

在确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综合之下，知识社会学才具有其适当性。 ^[10] 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增长，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思想方式的差异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些群体以往的那些共同取向现在被互不相容的差异淹没了。由此不仅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论域，而且导致任何一个论域都向其他的论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和解释在同一个社会中的共存，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强烈的相互不信任。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中，人们不再探究信仰和论断的内容，以确定它们是否是正确的；人们也不再把这些论断与相关的证据相对照，而是引入一个全新的问题：大家是怎样坚持这些观点的？思想被功能化了；人们用思想的心理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种族的根源和功能对它加以解释。一般讲，当一些陈述受到怀疑，当它们看来如此明显地难以置信、荒谬或充斥着偏见，以致人们不再需要考察支持或反对陈述的证据，而只要考察对它做出断言的根据就行了，这时，就会出现这种功能化的现象。 ^[11] 这种不适当的陈述可以用特殊的利益、幼稚无知的动机、被歪曲了的观点以及社会地位等等来“加以解释”，或者可以“归之于”上述因素。在一般人的思考中，这种情况包括对对手的诚实进行交互的攻击；在更具系统性的思考中，它导致彼此作意识形态的分析。在这两个层次上，它都滋养和助长了集体的不安全性。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具有某种共同前提的对人和文化的一系列解释广泛地流行了起来。不仅是意识形态分析和知识社会学，而且还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语义哲学论、宣传分析、帕累托主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功能分析，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差异，但在观念的作用方面却具有相似的观点。一方面，语言表达的和观念的领域（意识形态、理想化解释、感情表达、曲解、民间传说、推论），全都被看做是自我和他人所表达的、缺乏创造性的或骗人的东西，它们在功能上全都与某种基础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有一些先前构想的基础（如生产关系、社会地位、基本的冲动、心理冲突、利益与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等等）。而且，人们始终谈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在不知不觉中基础决定了思想，始终强调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中实在与表象的区别。并且，无论分析者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分析往往具有一种辛辣的性质；他们往往对已获承认的信仰或观点的本质性内容提出指控，使之世俗化，对它们加以讽刺、挖苦，使其异化并进行贬低。只要考察一下在这些环境中所选择的涉及信仰、观念和思想的那些词所暗示的意义就行了，如：言必有之的谎言、神话、幻觉、推论、民间传说、理想化解释、意识形态、文字粉饰、虚假理由等等。

这些分析图式的共同点是，在一种提供“真实意义”的新环境中重新考察陈述、信仰和观念体系，而不看重它们的表面价值。对于通常从其明显的内容来考虑的那些陈述，不管分析者的意图是什么，只要把其内容与讲述者的特性或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特性联系起来，也就可以使人们认清这些陈述了。在一个大群人已经与通常的价值观念疏远了的社会中，职业的反偶像崇拜者、训练有素的揭露者、意识形态分析者和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都会兴旺起来；在这里，各自的论域都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相联系。意识形态的分析，常常会系统地阐述已经很普遍的、对占统治地位的信条缺乏信任的情况，因此也会对这种不信任的合宜性和流行程度进行系统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者创造不出那么多他所要求的能“理解”他的分析的追随者，对这些追随者来说，他的分析与他们以前未经分析的经验相是一致的。 ^[12]

如果一个社会变成了这样：在这里，彼此的相互不信任可以用这样一种通俗的方式来表达，如“干吗要支持他？”在这里，“buncombe”（欺骗选民的演说）和“bunk”（欺骗）作为习语已有一个世纪，而“debunk”（揭穿）作为习语也有一代之久了；在这里，广告与宣传已经导致了一种对依据表面价值接受陈述的主动抵制；在这里，就如何争取（可能会受影响的）朋友而言，假合作的行为作为改进一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手段，已经在最佳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里，社会关系日益工具化，以至个人逐渐认为，别人是首先试图控制、操纵和剥削他的；在这里，犬儒主义日益增长，其表现包括：与重要的群体逐渐脱离关系以及一种相当程度的自行疏远；在这里，人们用这样不明确的短语来表达自己动机的不确定性：“我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在这里，为了避免会给人带来创伤的幻想的破灭，也许可以先不把其他人的动机和能力看得太重，以便减少对他人的整体期望，从而总是使自己处于醒悟之中；——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派生的知识社会学，就会呈现出有一定社会基础的适当性和说服力。美国的学者，面对一些似乎要把混乱的文化冲突、有争论的价值观和各种观点整理有序的分析图式，已经迅速采用并吸收了这些分析图式。

这种探索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就在于这样一种假说，即不仅错误、幻想或未证实的信仰，而且真理的发现也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幻想、神话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知识社会学就不会出现。十分明显，在说明错误或未证明的观点时，会涉及某些理论外的因素，因而需要某种特殊的解释，因为客观对象的实在性不能说明错误。但是，对于业已证实或证明了的知识，人们长期以来就假定，可以根据一种直接的对象解释者关系对它作出适当的说明。知识社会学是与这样一种非凡的假说一起出现的，这个假说认为，即使是真理，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加以说明，因为它们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历史上的社会有着联系。

对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潮流的简要概述，不但不能对它做出适当的描述，反而会歪曲它的全貌。在阐述方面存在着多样性——有马克思的阐述、舍勒的阐述或迪尔凯姆的阐述；问题的种类不尽相同——从范畴体系的社会决定到受阶级局限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范围差异巨大——从无所不包的思想史的分类到近几十年来黑人学者思想的社会定位；给这一学科加的各种限制——从一种综合的社会学认识论到特殊的社会结构与观念的经验关系；概念激增——观念、信仰体系、实证知识、思想、真理体系、上层建筑等等；证实方法多种多样——从看似合理但未经正式证明的非难到细致的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鉴于所有这一切，试图在几页篇幅之内既探讨分析手段又探讨经验研究的尝试，必然会为探讨的巨大范围而牺牲其细节。

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用某种分析图式。下述范式就是旨在向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并且（但愿）是一个暂时的分类，当它让位于一个得到了改进和更加精确的分析模型时，它就将会消失。但它确实为这个领域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的编目，为指出矛盾的、对立的和一致的结果，为阐明现在使用的概念工具，为决定这个领域工作者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为评价他们所提出的对这些问题有影响的证据的特性，为查出流行的各类解释特有的缺陷与弱点，提供了一个基础。知识社会学中羽翼丰满的理论适合于根据下列范式进行分类。

二、 知识社会学的范式

1．何处是精神生产的存在基础？

a.社会基础：社会地位、阶级、世代、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大学、官僚机构、科学院、派别、政党）、“历史地位”、利益、社团、种族归属关系、社会流动性、权力结构、社会过程（竞争、冲突等等）。

b.文化基础：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大众精神（Volksgeist）、时代精神（Zeitgeist）、文化类型、文化思想、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等等。

2．什么精神产品正在得到社会学分析？

a.下列领域：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

b.哪些方面得到了分析：它们的选择（关注的焦点）、抽象的层次、预先假定（把什么当作数据、认为什么是有疑问的）、概念内容、验证模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等。

3．如何使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

a.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

b.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一致性、和谐性、首尾一贯性、统一性、相符、相容（和反义词）；表达、实现、符号表示、结构关系、结构认同、内部联系、风格类比、逻辑意义的整合、意义认同，等等。

4.为什么相关联？这些存在上受制约的精神产品的外显功能和潜隐功能。

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等。

5.何时所认为的存在基础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承认？

a.历史主义理论（限于特殊的社会与文化）。

b.一般的分析理论。

当然，为了知识社会学中的分类与分析研究还需要另外一些的范畴，这些就不在这里进行详细的探讨了。因此，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解答认为，知识社会学必然是一个关于知识的社会学理论，这些解答包括：从主张“思想的产生与它的有效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到这样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观点，即认为真理“仅仅是”社会基础或文化基础的一种功能，它只是依靠社会意见的一致，因此，任何在文化中被接受的真理理论有权主张它的有效性等于任何其他真理理论。

不过，上述范式已经可以使这个领域中的不同方法和结论条理化，充分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这里考察的主要方法是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和索罗金的那些方法。本领域中目前流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这个或那个理论中的：要么是通过对它们的观念加以修正后的应用，要么是通过相反方向的发展。本领域中的其他研究则源于美国本土的思想（例如实用主义），这些已有意省略了，因为人们还没有系统地阐述它们与知识社会学的特定关系，它们在知识社会学研究中也没有显著的体现。

三、 存在基础

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能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这种共识就会让位于各种理论的十分广泛的多样性。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不用讨论严格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注释问题，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马克思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就行了——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追溯出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最初表述。无论在他们工作的半个世纪中他们的理论发展中可能出现了什么变化，他们始终一贯地坚持“生产关系”构成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真实基础”这一命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3] 为了寻求将观念功能化，即将个人的观念与它们的社会学基础相联系，马克思把它们纳入了阶级结构。他假定，不是其他的影响完全不起作用，而是阶级是首要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进行分析的一个最有效的出发点。他把这一点明确表述在他的《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14] 马克思在把人与其他变化因素分离开并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作用来看待他们时，他假设这些作用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在任何给定实例中，它们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对思想和行为做出适当的说明，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发展路线（从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在于渐进地确定（并限定）生产关系事实上决定知识和思想方式的程度。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都反复地并日益坚持强调，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仅仅来自客观上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当统治阶级瓦解时，“一小部分人……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15]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的前景和先决条件，通过确定问题是如何从这种或那种阶级的观点解释的，这样就给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定了位。不能仅仅按照机械论的方式，通过确定思想家的阶级地位来给思想定位。思想归之于那个阶级，乃是因为它“适合”那个阶级，该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它的阶级冲突、愿望、恐惧、局限和在给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客观可能性得到了表述。马克思的最明确的表述是：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代表者的客观的阶级地位来追溯思想，那就会留下一个很大范围的不确定性。于是又进一步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认同他们自身具有他们客观上归属的那个阶层特有的观点，而其他人则采用了与“他们自身”不同的某个阶层的预想。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代替对它的理论解释是很不适当的。

在探讨存在基础时，马克斯·舍勒独特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假说以反对其他流行的理论。 ^[17] 他把文化社会学与他称之为现实因素社会学（或Realsoziologie，实在社会学）进行了区分。文化资料是“观念的”，位于观念和价值的领域：“现实因素”则指向自然界或社会现实中的有影响的变化。前者是用观念目标或意图来界定的；后者则可从一个“驱力结构”（Triebstruktur，例如性欲、饥饿、权力欲）中导出。他认为，所有自然主义的理论的一个基本错误是，它们都主张现实因素，无论是种族、地缘政治、政权结构，还是经济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都明确地决定了意义观念的领域。他也拒绝了一切意识形态的、唯灵论的和人格主义的观念，因为它们错误地把存在条件的历史看做是思想史的一种单一的线性说明。他把完全的自主性和决定的序列赋予这些现实因素，虽然他并不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渗透价值的观念足以引导和支配它们的发展。这样的观念开始没有社会效应。对社会动力的作用而言，观念“愈纯粹”，它就愈无力。除非观念以某种方式与制度结构中的利益、冲动、情感或集体倾向以及它们的结合有密切的关系，否则，观念就不会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具体化。 ^[18] 只有在满足这种前提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产生某种确定的影响，而且也只有在这种限定下，自然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如果观念不以现实因素的内在发展为基础，那么它们注定要变成没有结果的乌托邦。

舍勒认为，自然主义理论陷入的进一步错误是，它们暗中假定独立变量在整个历史中是始终同一的。经常不变的独立变量是不存在的，不过，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前后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一些首要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可以把这种联系总结为一个“三阶段定律”。在最初的阶段，血统关系与相关的亲缘制度构成了独立变量；随后，政治权力变成独立变量，而最后则是经济因素。因此，起主要作用的存在因素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种有序的可变性。所以，舍勒试图把历史决定因素的概念本身相对化。 ^[19] 他声称，不仅已经归纳地证实了他的三阶段定律，而且已从一个人类驱力理论中推导出这个定律。

舍勒的现实因素（Realfaktoren），包括了种族与亲缘关系、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人口的质与量的方面、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这种观念很难构成一个有用的确定的范畴。如此多种多样的要素包含在一个标题之下，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而且，确实他自己和他的门徒们的那些经验研究并没有从这些因素的系列中获益。但是，在指出重大的存在因素的变化（虽然不是按照有序的序列变化，他也未能确定这种序列）之后，他转向了以后的研究所遵循的方向。

因此说，曼海姆思想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他扩展了马克思存在基础的观念。如果已知多群体归属关系的事实，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在确定视角、思想模型、给定界限等等关系过程中判定哪一个是决定性的。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不认为阶级地位是唯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他发现，一个经过有机整合的群体会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为了实现其目标的连续的运动，而社会上没有根基的、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群体则信奉这样一种历史直觉，它强调偶然的和不可衡量的东西。只有通过揭示群体形成的多种多样性（其中包括世代、地位群体、派别、职业群体）以及它们特有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到与实际中得到承认的多种多样观点和知识相对应的存在基础。 ^[20]

尽管这阐述了一种不同的传统，但实质上却是迪尔凯姆所持的一种观点。在早期与莫斯关于分类的原始形式的研究中，迪尔凯姆坚持认为，思想范畴的起源可以在群体结构和关系中找到，而范畴是随社会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 ^[21] 在试图说明范畴的社会根源时，迪尔凯姆假设，个人所能更直接和更广泛地适应的，是他们所处的群体，而不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经验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思想和知识的特性中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22] 因此，在他对思想的原始形式的研究中，他探讨了社会活动（仪式、宴会、典礼）的周期性循环再现、氏族结构以及群体聚会时的空间布置，把它们看做是处于思想的存在基础之中。并且，格拉内在把迪尔凯姆的阐述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时，他把中国人典型的时空观归之于这样一种基础，即封建的组织和集中与分散的群体生活有节奏的变化。 ^[23]

索罗金的唯心论的流射论，与前面所论述的存在基础观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理论试图从变化着的“文化心态”而不是从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追溯知识的每个方面。这些心态由“主要的前提”所构成：因此，诉诸观念的心态把实在看做是“非物质的、永恒的存在”，把它的各种需要看做主要是心灵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充分满足，要通过“迫使自己的大多数物质需要变得最小或者消除”。 ^[24] 与此相反，诉诸感性心态则把实在限制在可通过感官感知的范围内，它主要关心的是物质需要，它试图通过改变外部世界而不是通过自我限制，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要。心态的主要中间类型是理想主义的，它代表了上述类型的实质上的平衡。正是从这些心态亦即每种文化的主要前提中，导出了真理与知识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来谈谈一种唯心论观点的独立的流射论：它（正如索罗金所做的那样）简直就像是在同语反复地说：“在一个诉诸感性的社会和文化中，基于感觉器官证据的感性的真理体系必定起主导作用。” ^[25] 因为诉诸感性心态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设想“实在只是呈现给感官的那些东西”的观点。 ^[26]

此外，做出这种描述的流射论者，避开了其他的存在条件分析法所提出的某些基本问题。这样，索罗金把感性的“真理体系”（经验主义）不能垄断一种感性文化这一事实，当作了文化不能“完全整合”的证据。但这样一来，对我们当代世界所关心的思想的那些真正差异的基础，也就放弃了探索。对于试图做出社会学说明的其他知识范畴和知识原理，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他发现，在我们当前的感性文化中，“唯物主义”不如“唯心主义”流行，而“现世论”与“永恒论”几乎同样流行；“唯实论”与“唯名论”、“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等等也是如此。既然在一种文化中有这些多样性，把一种文化从总体上表征为感性的，并不能提供一种基础，以说明哪些群体赞同一种思想方式、哪些群体赞同其他的思想方式。索罗金并没有在一种社会或文化之中系统地探索变化着的存在基础，他依赖于一些“主导的”倾向，并把这些倾向归因于整个文化。 ^[27] 我们当代的社会，无论各种阶级和群体的思想观点的差异如何，被看做是一种感性文化的整体的例证。按照它自身的前提，索罗金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对文化作全面的表征，而不适用于分析一个社会中变化了的存在条件与思想之间的联系。

四、 知识的类型

即使作一番粗略的考察也足以表明，“知识”一词已被如此广泛地理解为涉及从民间信仰到实证科学的每一种观念类型和每一种思想方式。人们常常会把知识与“文化”一词相混同，以致不仅精密科学，而且伦理信念、认识论假设、重要的预见、综合判断、政治信仰、思想范畴、末世论的教义、道德规范、本体论假设和经验事实的观察，都或多或少被人们不加区分地认为是“受存在的制约”。 ^[28] 当然，问题是：这些多样化的“知识”类型是否与它们的社会学基础有着同样的关系，或者，是否因为这种关系对各种类型的知识有所不同而有必要精确地区分各个知识领域。对绝大部分类型的知识来说，关于这个问题一向存在着歧义。

只有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他才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念包括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形式”，它们有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等同地和类似地受物质基础制约的。马克思未能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 ^[29] 这说明，起初对于什么构成了上层建筑以及这几种“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与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很模糊的。对此做出澄清的工作，基本上是由恩格斯做的。在区分一般的术语“意识形态”时，恩格斯给予法律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如果这对于与经济压力有密切联系的法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就更为正确了。哲学、宗教、科学尤其会受到以前存在的知识与信仰的限制，它们只是间接地和最终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31] 在这些领域中，不可能仅仅从历史状况的某种分析中“推论出”信仰与知识的发展和内容：

但是，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为自己开辟道路，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显示某种程度的独立发展，正如恩格斯进一步注意到的那样：“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即偏离‘预期的’发展］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 ^[33]

最后，有一种甚至更为局限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地位的观念。在很著名的一段话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

因此，自然科学和其精确性可与之相媲美的政治经济学都被赋予了一种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地位。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 ^[35] 沿着同样的思路，恩格斯断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身的出现也是由“必然性”决定的，这一点已由当时的英、法历史学家中出现的类似观点以及摩尔根独立发现的同一种观念表明了。 ^[36]

他甚至进一步主张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是无产阶级对现代阶级冲突的一种“反映”，所以在这里至少“科学思想”的内容本身被认为是由社会决定的， ^[37] 这并不损害其正确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开始变得明显的倾向，即认为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在科学中，关注的焦点可以由社会决定，但是，它的概念工具大概不是这样。在这方面，社会科学时常被认为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社会科学往往被比做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出来的一种倾向，他们提出受阶级局限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是有倾向性的， ^[38] 这个命题值得商榷；他们主张，只有“无产阶级的科学”才会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有正确的见解。 ^[39]

曼海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否认“精密科学”和“形式知识”是由存在决定的，但不否认“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科学思想以及日常生活思想”是由存在决定的。 ^[40] 社会地位决定“视角”，即决定“人们看待对象的方式、人们在对象中所感知的东西以及人们如何在他的思维中分析它”。思想由情境决定并不反映它不正确；这只是使得探索的范围和它的有效界限具体化了。 ^[41]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明确区分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舍勒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形式。首先，存在着“相对自然的世界观”：它是作为既定的东西被接受的，对它既不需要也不能够加以证明。这可以说是群体的文化公理；约瑟夫·格兰维尔在大约三百年之前则称之为“舆论趋向”。知识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些世界观转变的规律。而且鉴于这些观点绝不是必然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知识社会学绝非仅仅涉及探索真理存在的基础，它也要探索“社会幻觉、迷信以及受社会条件制约的错误和欺骗形式”的存在基础。 ^[42]

世界观构成了有机的增长，而且世界观只在漫长的时间间隔中发展。它们很少受到理论的影响。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舍勒主张，只有通过种族的混合，或者可以想象地通过语言与文化的“混合”，才能使它们在某种根本的意义上发生改变。建立在这些非常缓慢地变化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有更具“人为色彩” 的知识形式，它们可以按照人为的程度而分为七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 ^[43] 这些类型的知识中人为的成分愈高，它们改变起来也就愈快。舍勒说，显然，宗教的变迁远远慢于各种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比实证科学的结果持续的时间长久得多，后者每小时都在改变。

这种变化率假说与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明的变迁比文化的变迁更快”的命题与奥格本的“物质因素”比“非物质因素”变得更快的假说有某些相似之点。舍勒的假说也像这些命题和假说一样具有局限性以及一些附带的缺点。他从来没有在哪里明确地指明他所谓的人为性知识的分类原理实际指的是什么。例如，为什么“神秘知识”被设想为比宗教教义更具“人为色彩”？他也全然没有考虑，说一类知识比另一类知识改变得更快，这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想一想吧，他很奇怪地把新的科学“结果”与形而上学体系相等同；人们怎样把新康德主义哲学所意指的变化程度与相应时期的比如说生物学理论中的变化相比较呢？舍勒大胆地断言了变化率方面的七类变化，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在经验上证实这种精心设计的论断。考虑到检验简单得多的假说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就完全不明白提出这类精心设计的假说会有什么收获。

而且只有这种知识的某些方面被认为是由社会学决定的。根据某些公设（在此考察不需要它们），舍勒进一步断言：

由于解释就是从较新的知识追溯到熟悉的和已知的知识，而且由于社会比任何别的事物“更多地被人们所了解”，所以可以预期，思想方式、直觉方式以及可认知物的分类一般是由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分工与分类共同决定（mitbedingt）的。

舍勒断然拒绝了一切形式的社会学主义。他试图复兴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来避免极端相对主义。他假定有一个“永恒的本质”的王国，它以不同的身份成为判断的内容，这是一个与决定判断行为的历史和社会的实在王国大相径庭的王国。曼德尔鲍姆对这种见解进行了恰当的概括：

这确实是被认可的反相对主义。仅仅断言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区别，就通过驱逐相对主义避免了它的精神压力。永恒的本质概念可能与形而上学家相投，但对经验的探索而言却是完全陌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念在舍勒凭借经验致力于建立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努力中，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舍勒指出，不同类型的知识是与特定形式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的。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内容需要柏拉图学园的形式和组织；同样，正如特勒尔奇所证明的那样，新教教会及教派的组织是由它们的信仰内容决定的，而这些信仰只能存在于这类而不是其他类社会组织之中。与此相似，社会中的那些共同体（Gemeinschaft）有一种传统上业已确定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是作为结论传承下来的；这些类型与发现和扩大知识无关。检验传统知识的努力本身，只要它隐含着怀疑，就会被当作实际是渎神的东西而排除。在这样一种群体中，主导性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是“证明的艺术”，而不是“发明的艺术”。它的方法主要是本体论的和教条式的，而不是认识论的和批判性的，它的思维方式是概念实在论的方式，而不是社会（Gesellchaft）类组织中的那类唯名论的方式，它的范畴体系是有机论的而不是机械论的体系。 ^[46]

迪尔凯姆把社会学研究扩展到思想范畴的社会起源，他把他的假说建立在三种类型的假设性证据的基础之上：（1）范畴和逻辑规则中文化变迁的事实“证明它们依赖于历史的因而也是社会的因素”； ^[47] （2）因为概念包含在个人所掌握的语言之中（这对于科学家的专门术语也同样成立），因为某些概念术语涉及我们个人从未经历过的事物，所以显然，它们是社会的产物； ^[48] 并且（3）接受或摒弃某些概念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客观有效性，而且也取决于它们与其他占主导地位的信念的一致性。 ^[49]

可是迪尔凯姆并不赞成这样一种类型的相对主义，按照它的观点，存在的只是相互竞争的有效性的标准。就范畴对自然界的适用性而言，范畴的社会来源并不表明它们完全是任意的。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适合于它们的对象。但是，既然社会结构变化了（并且范畴的工具随它们而变化），那么，在社会中流行的特定的逻辑解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如果我们要更准确地探讨现实，就必须逐渐排除”这些主观因素。而且，这一点要在确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实现。随着跨文化接触的扩展，随着来自不同社会的人的相互沟通的展开，随着社会的扩大，地方的参照框架逐渐瓦解了。“事物不能再包含于这些社会模型之中了（它们原来是按照这些模型分类的）；它们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原理来组织。这样，逻辑组织就使它自身有别于社会组织而变得自主了。真正的人类思想并不是某种原始的事实；它是历史的产物。” ^[50] 特别是那些受到了科学方法批判的观念，开始具有了更高的客观适当性。客观性本身被看做是一种在社会中出现的东西。

迪尔凯姆摇摆不定的认识论，与他对时空及其他部分的具体命名之社会根源的实质性说明，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必沉迷于传统的做法，即把这些范畴拔高为一种独立的和有先见之明的东西，这样才能注意到迪尔凯姆不是在探讨这些范畴，而是在探讨对时空的约定的划分。顺便说一句，他认识到这些方面的差异并不会致使我们“忽略一些类似性，它们绝非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在把概念系统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先驱，那么，在确定范畴的社会根源方面他并不成功。

像迪尔凯姆一样，格拉内赋予语言以重要作用，认为语言制约并规定着流行的概念和思维的方式。他已经指出了，中文不能充分地指示概念、分析观念或以推论的方式提出学说。它仍然难以适应形式的精确性。中文的词不能把概念固定，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会引起一种关于一些特定形象的不确定的复合。因此，没有一个词单纯地表示“老人”，但却有许多词“描绘老年的不同方面”。如“耆”，这些人需要更丰富的饮食；“耄”，这些人呼吸困难，如此等等。这些具体的描述，涉及有关老年人生活方式的每一个细节的许多类似的具体而形象的描述：这些人应当免服兵役；应当为这些人准备丧葬用品；这些人有权带一根拐杖通过城镇，如此等等。这些是“耆”引起的少数形象化的描述，“耆”这个词不单独使用，一般指六七十岁的老人。这样，词和句子就有了完全具体的和象征的意义。 ^[51]

正如中国的语言是具体的和会意的一样，古代中国人思想的最一般的观念也始终是具体的，其中没有一个与我们的抽象观念相类似。无论对时间还是对空间的构想都不是抽象的。时间的进程是循环轮回的；空间是方的。地是方的，分为许多小方块，城墙、田地和军营都应当构成方形。军营、建筑物和城镇必须有确定的指向，而选择适当方向的权力掌握在宗教仪式的主持者的手中。空间的划分与管理的技术——测量、城镇发展、建筑、政治地理等等，以及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几何思辨，都是与某一组社会法规相联系的。尤其是，这些法规涉及一些周期性的聚会，因而它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重申并且突出了代表空间的符号。它们说明空间是方形的，它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等级特征，这种空间观念只能在一个封建社会中产生。 ^[52]

虽然格拉内可能已经证实了时间和空间具体名称的社会根据，但我们完全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探讨了可与西方观念相比较的资料。他考虑了传统化的观念、宗教仪式的观念或巫术的观念，暗中把这些观念与我们平常的、技术中的和科学上的概念相比较。但是在广阔的现实实践的领域中，中国人并不是根据“时间是轮回的”、“空间是方的”这种假设来行动的。当人们考虑可比较的活动与思想领域时，说从思想和观念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一意义上讲，出现了这种“范畴体系”的根本分裂，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格拉内证明了概念在某些语境中的质的差异，但没有在这些可比较的背景下，比如说，在技术实践背景下证明这种差异。他的工作证明了在这两个领域中与在宗教仪式领域之内思想兴趣的不同焦点，亦即其观点中的基本差异，但它们并不是其他领域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莱维-布吕尔（Levy-Bruhl）所谓原始精神的“前逻辑性”概念最为显著的谬误，也在格拉内的著作中出现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和里弗斯（Rivers）业已证明的，在考察可比较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时，没有发现这种不可调和的差别。 ^[53]

索罗金也有相同的倾向，即把完全不同的真理标准赋予他的不同文化类型。他已经用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在不同历史社会中对知识精英作用的关注的转移这一事实。在某些社会中，宗教观念和某些特殊类型的形而上学处于被关注的焦点上，而在其他社会中，经验科学却成为了人们的兴趣中心。但在每一个社会中，若干“真理体系”共存于某些领域内；天主教会甚至在这个感性的时代也没有放弃“观念化的”标准。

只要索罗金在真理标准方面采取迥然不同和异类的观点，他就必须把他的研究纳入这一背景之中。也许可以说，尽管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就需要引证他的著作，但他从未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各种应付极端相对主义僵局的努力彼此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在最初，他说他的构思必须像检验“任何科学定律”那样接受检验。“首先，原理必须在本质上是合乎逻辑的；其次，它必须成功地经受‘相关事实’的检验，即它必须与事实相符合并描述事实。” ^[54] 因此在索罗金自己的术语中，他采取了具有“感性的真理体系”特性的科学观点。可是，当他直接面对自己的认识论观点时，他采取了一种“整合论”的真理观，它试图同化经验和逻辑标准以及“‘直觉’或‘神秘经验’的超感觉、超理性以及元逻辑的活动”。 ^[55] 他因此假定了这些不同的系统的整合。为了为“信仰的真理”辩护（唯有这种信仰的真理能使他离开现行的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日常标准），他指出：“直觉”作为科学发现的一个来源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论点切题吗？问题不在于一个正确结论的心理学来源，而是使之正确化的标准与方法。当“超感觉”直觉与经验观察不相符时，索罗金会采用什么标准呢？只要我们能从他的工作来判断而不是从对他的工作的评论来判断，那么在这类场合，他也许宁可接受事实而摒弃直觉。所有这些都表明，索罗金在通常的“真理”的标签下讨论着完全不同的并且不能比较的判断类型：正如化学家对油画的分析与对画的美学评价既不一致，也非不一致，索罗金的真理系统也是这样，因为它涉及完全不同的判断类型。而且确实，在他评论时他最终也正是这样说的：“每一个真理系统在它的合格的合法领域内，使我们对实在的有关方面有真正的认识。” ^[56] 但是，无论他个人关于直觉的见解如何，他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正确结论的标准（而不是来源）纳入他的社会学之中。

五、 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

虽然这个问题显然是知识社会学每一个理论的核心，但人们对它的探讨却时常是含蓄的而不是直截了当的。然而，每一类归之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一整套社会学方法和社会因果关系理论为前提的。这个领域中一些流行的理论已经探讨了一种或者两种主要类型的关系：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以及符号关系或有机关系、意义关系等。 ^[57]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只探讨经济基础与观念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用“决定、对应、反映、产生、依赖”等等各种各样的术语来称呼这种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利益”或“需求”的关系，当社会阶层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有一些（可估算的）需求时，人们就会认为这对适当的概念和知识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压力。今天，这些各不相同的表述的不适当性已经浮现出来，并困扰着那些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推理的人。 ^[58]

如我们所知，马克思认为思想并不仅仅是客观阶级地位的一种反映，这就重新提出了把它归因于某个决定性基础的问题。处理这一问题的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假说包含这样一种历史理论，它是决定意识形态是否“在总体状况上适合于”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的阶层的根据：这需要以假设的方式构想，如果人们能够充分地理解这种历史处境，他们将会思考和理解什么。 ^[59] 但是，这种对境遇的见解，实际上不一定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内广泛流行。于是，这进一步导致了所谓“虚假意识”的问题，即意识形态如何既不与阶级利益相一致，也不会在总体状况上适宜到了普遍流行的地步。

《共产党宣言》中包含了对虚假意识的部分经验说明，这种说明依据这样的见解，即资产阶级控制了文化的内容，从而传播了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学说和标准。 ^[60] 或者，用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这仅仅是部分的说明；它至多探讨了被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问题。例如，它可能部分地解释了马克思注意到的事实，即甚至农民“在其地位上属于无产阶级，他也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可是，它无法确切地说明统治阶级本身的虚假意识。

还有一个虽然没有明确得到阐述但对虚假意识问题有影响的命题，该命题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把意识形态看做是“真正动力”的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表示，而这些“真正动力”又是根据社会阶级的客观利益来解释的。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的本性一再得到了强调：“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 ^[61]

热忱的论证者只能忽视表示物质基础与观念之间联系的“对应”一词的模糊性。意识形态被解释为“社会状况的畸变”， ^[62] 并且仅仅是物质条件的“表现”； ^[63] 被解释为无论是否“畸变”，都是对现实社会中正在进行的真正变革的动力支持。 ^[64] 正是在这最后一点上（人们承认虚幻的信仰可以提供行动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赋予历史进程中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它们不再仅仅是一种附带的现象，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由此发展出了交互作用因素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上层建筑虽然依赖于物质基础，但也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恩格斯明确地承认，以前的阐述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适当的：第一，他和马克思以前都过分强调了经济因素并且推断了交互作用的任务； ^[65] 第二，他们曾经“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以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66]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观念与经济基础相互联系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构成了这样的框架，它总是会限制那些证明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观念的范围；与冲突着的这个或那个阶级不相关的观念也可能会产生，但将具有较少的影响。相对于观念的出现与传播而言，经济条件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而这些观念表示的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观点，或者表示的是它们两者。经济条件并没有完全决定观念，而只是决定了一定的倾向。知道了经济条件，我们就可以预测观念的类型，这些观念能够在可以起作用的方向上产生一种支配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译者）而在创造历史时，观念与意识形态起着明确的作用：只要考虑一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观点，进而再考虑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培养出能够“认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只有经济条件的发展使得某些变化路线成为可能的和有希望的，观念体系在选择一个“对应”于真实的权力平衡的选择方案中可以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另一种选择方案，由于它与现有权力状况相对立，因而注定是不稳定的、不安定的和暂时的，那么观念体系就不起决定作用了。有一种来源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绝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发挥作用，因为如果这样，观念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认为，或早或晚，与实际占优势和新生的权力结构不一致的观念体系，将被那些有利于更确切地表现实际权力调整的观念体系所排斥。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之“Z字形过程”这一比喻中，恩格斯所表示的正是这种见解：意识形态可能暂时偏离与现行的社会生产关系相一致的东西，但它们最终一定会被拉回来与之相一致。鉴于这个理由，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总是不得不涉及“整个”历史状况，以便既说明暂时的偏离又说明后来观念对经济强制力的适应。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很容易有一种过高程度的“灵活性”，其灵活程度几乎到达这样一种地步，即任何发展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暂时的失常或偏离；即“时代错误”和“滞后”变成了解释现存信仰理论与预测不符的现成标签；也就是说，“偶然性事件”概念变成了一种便利手段，它可以拯救理论以摆脱那些似乎向其正确性挑战的事实。 ^[67] 一旦一个理论包括像“滞后”、“挺进”、“时代错误”、“偶然事件”、“部分独立性”和“最终的独立性”这样一些概念，它就变得如此易变和如此不确定，以至于它可以和实际上任何资料的组合相协调。在这里正如在知识社会学的其他一些理论中一样，必须提出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以便确定我们是否有一个真正的理论：怎样能够使理论无效？在任何给定的历史状况中，什么资料将与理论相矛盾并使之失效？除非能够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除非理论所包含的陈述可以由确定类型的证据来加以反驳，否则它仍然仅仅是一个可以与任何系列的资料相适合的赝理论。

虽然曼海姆已做的工作有助于发展独立的知识社会学的实际研究程序，但他仍然没有明确地阐明思想与社会的联系。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一旦对一个思想结构加以分析，就会出现把它归属于哪些确定的群体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对主要根据自己的观点来思考的那些群体和阶层进行经验研究，而且也需要解释：为什么是这些群体而不是别的群体表明了这类思想。这后一个问题包含着一种社会心理学，而曼海姆并没有系统地开发利用这一学科。

迪尔凯姆的分析最严重的缺点，恰恰在于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种朴素的符合论，在这种理论中，思想范畴被认为是“反映了”群体组织的某些特征。因此，“在澳大利亚和北美洲有一些社会，那里的空间被设想为具有大圆圈的形式，因为他们的营地是圆形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了空间组织的模型，并且是它的再现。” ^[68] 一般的时间概念也是以类似的方式从分化为社会活动（仪式、宴会、典礼）的特定时间单元中引申出来的。 ^[69] 包含着等级观念的阶级的范畴和分类方式，都来自于社会的群体化和分层。于是，那些社会范畴被“抛到我们对于新世界的构想之中”。 ^[70] 总而言之，范畴“表示”社会秩序的不同方面。 ^[71] 迪尔凯姆的知识社会学由于他回避社会心理学而受到了损害。

在舍勒看来，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是互动。观念与作为选择媒介的存在因素彼此互动，从而可以放宽或者限制潜在观念得到实际表达的程度。存在因素并不“创造”或“决定”观念的内容；它们仅仅说明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差异；它们阻碍、延缓或者加速潜在观念的现实化。在一个会使人联想到克拉克·麦克斯韦的假想妖的比喻中，舍勒说：“存在因素按照一种确定的形式和秩序，打开或关闭观念洪流的闸门。”这种表述赋予存在因素从一个独立的观念王国进行选择的功能，按照舍勒的观点，这种表述是诸多不同的理论家如狄尔泰、特勒尔奇、马克斯·韦伯以及他本人相互一致的一个基本点。 ^[72]

舍勒也运用了“结构认同”概念，它一方面涉及知识或信仰的共同前提；另一方面涉及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结构的共同前提。 ^[73] 因此，16世纪机械论思想兴起，并开始超过以往的有机论思想，乃是与新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是与动力驱动的机器开始战胜手工工具、共同体开始解体、公司的出现、为商品市场而生产以及西方社会时代精神中竞争原理的兴起等等分不开的。科学研究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知识的储备可以积累起来，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作实际应用；这种科学研究的观念以及这种科学与神学和哲学的彻底分离，如果没有一个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特性的关于无限获取的新原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 ^[74]

在讨论这种结构的认同时，舍勒既没有赋予社会经济领域以优先地位，也没有赋予知识领域以优先地位，而是把这看做是本领域中最有意义的命题，这二者都由与居主导地位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精英的驱动力结构来决定。因此，现代技术不仅仅是基于观察、逻辑和数学的纯科学的应用。它主要是这种趋向即控制自然界的产物，这种趋向规定了科学思想的目的以及概念结构。这种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不应与科学家个人的动机相混淆。

谈到结构认同，舍勒倾向于文化整合或意义联系概念。这一概念对应于索罗金的一种“有意义的文化体系”的观念，该体系包含着“对遍及其所有部分的那些基本原理和价值观的认同”，但它不同于包含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因果系统”。 ^[75] 索罗金在构造了他的文化类型之后，又考察了真理标准、本体论、形而上学、科学和技术的产出等等，发现了一种显著的倾向，即这些东西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

索罗金勇敢地面对了如何确定这种整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无论他对我们这个诉诸感性时代的统计学家的尖刻的评论如何，他认识到，对整合的范围或程度的探讨，必然要含有某种统计的度量。因此，他建立了每一时代各种著作与作者的数值指标，按照适当的范畴对它们加以分类，由此来评价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的比较频率（和影响）。无论对这些文化统计的正确性与可靠性的技术评价怎样，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文化整合或意义联系的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即这种整合的近似程度。而且，他明确地把他的经验结论主要建立在这些统计基础之上。 ^[76] 而这些结论再次证明，他的方法会导致一个有关存在基础与知识之间的联系问题的陈述，而不是对它做出解答。因此，举一个切题的例子，“经验主义”被定义为典型的感性的真理体系。最近这五个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一个世纪代表了“最卓越的感性文化!” ^[77] 然而，索罗金的统计指标表明，在这种感性文化的浪潮中，只有53%有影响的著作属于“经验主义”之列。而在这种感性文化的早期几个世纪——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叶，关于经验主义的统计指标一直低于理性主义的那些指标（理性主义大概是与某种唯心论的文化相联系，而不是与一种感性文化相联系的）。 ^[78] 这些观察的目的并不是要质疑索罗金的结论是否与他的统计数据相吻合，亦即并不是要问：为什么根据这些资料说16、17世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感性的真理体系”，而是要指出，即使根据索罗金自己的前提，对历史文化作全面的表征也仅仅构成第一步，接下来就必须分析偏离文化的主要趋向的一些情况。一旦引入整合程度的概念，无法与主要趋向整合的知识类型的存在，就不能仅仅被看做是“聚合”或“偶然事件”。它们的社会基础必须以一种流射论所不具有的方式来加以确定。

可用一个基本概念来划分关于整个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思想和知识的各种概括，这是“听众”或“公众”，或者是兹纳尼茨基所说的“社会圈”。知识分子不是要使他们自己单单面对他们的资料，也不是单单面向整个社会，而是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按照有效性、重要的知识以及恰当的问题等等标准来面对那个社会的特定部分。正是通过对这些需要的预料，通过具体的听众的期望（这些可以有效地在社会结构之中加以确定），知识分子组织他们的工作，限定他们的资料，抓住有关的问题。因此，社会分化程度愈高，这种实际的听众的范围就愈大，科学关注中心的变化、概念的系统表述中心的变化以及确保对知识的所有权之程序中心的变化也会愈大。把这些根据类型学界定的听众中的每一种与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就有可能为社会中的思想变化和冲突提供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说明，这是一个在流射论中必然会回避的问题。所以，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的科学家通过新建立的科学学会组织在一起，他们的讲演的听众与只待在传统大学中的那些学者的听众截然不同。这些科学家的努力方向是，对具体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坦率的、严肃的和经验的”探讨，这些探讨与大学中那些思辨的、非实验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别。调查实际听众的这些变化，探索他们关于具有重要性和有效的知识的独特标准， ^[79] 把这些与他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考察这些借以限制某些思想方式的社会心理过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允许把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从一般的归因水平提高到可检验的经验研究的水平。 ^[80]

上述说明探讨了这个领域的一些流行理论的主要内容。限于篇幅，我只能最简要地考察一下我们的范式中所选出的这些理论的另一个方面：赋予各种类型的精神生产的功能。 ^[81]

六、 受存在制约的知识的功能

这些理论除了为知识提供因果性解释之外，还赋予了知识以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在这里，我不能对这些功能分析作任何详尽的考察，尽管对它们作详细的研究无疑将证明是很有收益的。

马克思主义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不把功能归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是归之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这一点不仅对意识形态思维是如此，对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与衍生的技术被认为变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又一种工具。 ^[82] 沿着这些相同的思路，在探索决定科学发展的经济因素时，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证明科学成果可使解决某些经济或技术的需要成为可能。然而，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某种需要并不一定能证明，这种实际需要与导致科学成果有着重要的关联。双曲函数是在它们有任何实用意义两个世纪以前发现的，而圆锥曲线在应用于科学和技术之前有2000年中断的历史。那么，难道我们能够推论说，最终通过这些应用而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引导着数学家对这些领域的注意？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可追溯的影响竟达两个世纪到20个世纪之久了。在可以确认“需要”对于决定科学研究的题目的作用以前，还需对需要的出现、科学家或影响科学家选择问题的那些人对这些需要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 ^[83]

迪尔凯姆除了主张范畴是社会的产物之外，他还指出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可是，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为了相互交流，为了协调人们的活动，一组公有的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先验论者对于不可避免的、朴素的理解形式的限制的误解，实际上在于“社会权威本身，它把自身转变为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成了一切共同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 ^[84] 如果联合的社会活动无论如何要维持的话，那么，就必须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逻辑一致性”；一组共同的范畴就是功能必要性的一种体现。索罗金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了社会时空的不同系统所发挥的几种功能。 ^[85]

七、 进一步的问题和新近的研究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个学科领域中有广泛多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86]

舍勒已经指出，思想活动的社会组织与在它的主导下所发展起来的知识的特性有着重要的关联。美国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早的研究之一，是维布伦对形成美国大学生活之压力的尖刻的、印象主义的而且往往是富有洞察力的说明。 ^[87] 威尔逊则以更系统的方式，探讨了吸收新成员的方法和标准、地位的分配以及学术人员的管理机制，从而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实质性基础。 ^[88] 兹纳尼茨基在阐明知识分子角色的类型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假说，这些假说涉及这些角色与培育出来的知识的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知识类型与社会成员对科学家的评价基础之间的关系、角色定义与对实用和理论的知识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89] 下列许多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的阶级认同的基础、他们与统治阶层或从属阶层的群体的异化、他们对一些研究的回避或热衷（这些研究所具有的直接的价值意义，对现行的制度安排构成了挑战，因为这些安排是与实现那些业已在文化上得到证明的目标相悖而行的）、 ^[90] 促使走向技术主义和离开危险思想的压力、知识分子官僚化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政策问题转变成了管理问题），还包括这样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在这里人们认为专家和确定的知识是特有的，以及另外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在其中人们只认为平常人的智慧是必要的——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变化着的角色，以及这些变化与其工作的结构、内容和影响的关系等等，都要求人们逐渐加强对它们的注意，因为社会组织中的变化日益要求知识分子顺应相互冲突的需要。 ^[91]

人们愈来愈认为，社会结构并非仅仅通过使科学家集中关注某些研究问题而影响科学。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研究之外，另外一些人已经探讨了文化和社会环境会以什么方式成为科学问题的概念表述的一部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在关于竞争的经济秩序的概念流行起来之后才形成的，这一概念又由于它假设利益的天然均等而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92] 罗素对动物学研究中民族特性半认真的观察，表明了另一种类型对民族文化与概念的系统表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93] 弗罗姆也试图证明，弗洛伊德的“自觉的自由主义”暗含着对资产阶级社会所禁止的动力的拒绝，弗洛伊德本人在他所扮演的父权中心的角色中，则成了一个要求服从与顺从的社会的典型代表。 ^[94]

人们已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指出，多重因果作用观念对于地位相对稳定的学者很有吸引力，他忠实于他从中获得了尊严和支持的现状，他倾向于调和并且认为某类事物从所有观点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因而倾向于这样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强调因素的多重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可以使他避免偏袒任何一方。 ^[95] 人们已经把强调天性或教养是人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做法，与一些对立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了。那些强调遗传性的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而环境决定论者则往往是民主派或寻机进行社会变革的激进派。 ^[96] 但是，在当代美国论述社会病状的作者中，甚至环境决定论者也采用了“社会调节”的观念，这种观念含蓄地把小共同体的标准设想为规范，从而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无法成功地评价某些群体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实现它们的目的的可能性。 ^[97] 对这些视角的诸种归因，在它们能够被人们接受之前需要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不过这些归因表明了新近的倾向：即要探索学者的视角，并把这些视角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所构成的经验和利益的框架联系起来。最近一项对黑人学者著作的报道说明，这些令人怀疑的归因并不是以适当的比较资料为基础的。选择分析范畴而不选择形态范畴，选择行为的环境决定因素而不选择生物学决定因素，选择例外的数据而不选择典型的数据，所有这些都被归因于社会等级所引起的黑人作者的怨恨，但却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对白人作者中类似倾向的出现频率加以比较。 ^[98]

有人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看做是整体上独立的并且不断进步的过程，且这种过程与社会结构无关，而现在，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正在把任何这类倾向的痕迹消除。对科学研究和发明的管理日益明显（而且时常是限制），这一点已经一再地被文献资料所证明，在斯特恩的一系列研究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99] 他也曾追溯过阻碍医学变革的基础。 ^[100] 谈到科学工作在方向和规模方面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和相关文化观点的紧密依赖关系，德国社会组织的根本变革已经为这种依赖关系提供了实质性的实验检验。 ^[101] 从说明如何使科学和技术为社会或经济需要服务的那些研究着眼，任何这样不适当的假设，即科学或技术代表着社会结构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基础，其局限性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102]

仍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并且正在得到经验研究，但列出任何更庞大的这类问题表，可能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我在这里只想说：在知识社会学中，有这样一种重要趋向正在迅速增加，即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虽然在谈到科学史中发现事实和进行概括的时期交替出现方面，汤因比和索罗金可能是正确的，但看来知识社会学已经把这两种趋向结合成为有希望产生成果的一个联合体。它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处于当代理性兴趣的真正中心的那些问题。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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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原以《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为题发表在乔治斯·古尔维奇和威尔伯特·E.穆尔主编的《20世纪的社会学》（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5），第366—405页。现获准重印。

[2] 本文将不讨论这段历史。恩斯特·格伦瓦尔德在《知识社会学问题》（Das Problem d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Vienna-Leipzig：Wilhelm Braumuller，1934）中，勾勒了至少从所谓的启蒙运动时代起这个学科早期的发展情况。有关的概述，请参见H.奥托·达尔克：《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见H.E.巴恩斯、霍华德·贝克尔以及弗朗西丝·B.贝克尔所编：《当代社会理论》［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40（现已绝版）］，第64—89页。

[3]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36），第5—12页；皮蒂里姆·A.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New York：American Book Co.，1937）4卷本第2卷，第412—413页。

[4] 弗洛伊德观察过这种倾向，他试图找出这些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显然荒谬的陈述的“来源”，而不是检验它们是否有效。那么，假设有个人坚持认为地核是由果酱构成的。“我们精神上抵制的结果将是我们的兴趣的一种转移；对于地球的内部是否真是由果酱构成的这个问题，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如何把我们的兴趣引向研究本身，而是什么样的人头脑中必然会有这种思想……”［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论新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New York：W. W. Norton，1933），第49页（黑体字为我所标）］从社会层次上讲，不同社会群体大相径庭的观点，不仅会导致有偏见的攻击，而且还会导致“功能化的解释”。

[5] 知识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接受了合宜这个概念。“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世界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

[6]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译者）。

[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第76页；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chaftslehre），第205页。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

[9]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译者）。

[10] 这一解释基于马克斯·舍勒最详尽的讨论：《知识社会学问题》（“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见他的《知识形式与社会》（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Leipzig：Der Neue-Geist Verlag，1926），第1—229页。这篇著作是他的一篇短论的修订和扩充，该短论见于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Versuch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Munich：Duncker und Humblot，1924），第5—146页。有关舍勒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P.A.希尔普：《舍勒的知识社会学的形式问题》（“The Formal Problems of Scheler’s Sociology of Knowledge”），原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36（1927年3月），第101—120页；霍华德·贝克尔和H.奥托·达尔克：《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Max Scheler’s Sociology of Knowledge”），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1942年3月），第310—322页。

[11]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7、32页。

[12]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25—45页。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断然拒绝类似的独立变量的转变观念，这种观念是攻击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94页注释。

[13]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247—248页。鉴于最近对曼海姆的著作已有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就不再对此作详细的论述了。

[14] 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塞尔·莫斯：《分类的几种最初形式》（“De quelques form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原载《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6（1901—1902年），第1—72页：“……即使像时间和空间那样抽象的观念，在它们历史的每一阶段中也都是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正如马塞尔·格拉内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中有几页论述了中国的思想，专家们认为，这些论述标志着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时代。

[15] 埃米尔·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第443—444页；另可参见汉斯·凯尔森：《社会与自然》（Society and N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第30页。

[16] 马塞尔·格拉内：《中国人的思维》（La pensée chinoise，Pari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34），参见，例如，第84—104页。

[17]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72—73页。

[18]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页。

[19]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73页。

[20] 这种情况的一种“例外”是，他把“在感性文化中变成了领导阶级和组织阶级的牧师和宗教领主，与在感性文化中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以及非宗教的官员”所作的对比（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3卷，第250页）。也可参见他对文化在社会阶层中传播的说明。

[21] 参见R.K.默顿：《卡尔·曼海姆与知识社会学》，见《开明宗教杂志》（Journal of Liberal Religion）2（1941年），第133—135页；库尔特·K.沃尔夫：《知识社会学：对一种经验主义态度的强调》（“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Emphasis on an Empirical Attitude”），原载《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10（1943年），第104—123页；塔尔科特·帕森斯：《观念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The Role of Ideas in Social Action”），见《社会学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第6章。

[22] 这大概就是舍勒以下评论的基础：“经济史观的一个明确的命题是，所有知识的发展规律均包含在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之中。”见《知识形式与社会》，第21页。

[23]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译者）。

[24]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译者）。

[25]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译者）。

[26]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及以下诸页。——译者）。“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

[2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

[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另可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译者），恩格斯在该文中认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可以说明科学复兴的原因。断言“只是”商业和工业才使人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乃是关于各种关系的极端且未经检验的命题的一个典型，这类命题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中是很流行的。像“决定”这样的词不能从它们的表面意义来理解；在描述特性方面，它们的使用是很模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研究精神活动与物质基础之间这种关系的实际范围。

[29] 参见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译者）。把平行的独立发现和发明看作是知识由社会决定的观点，是19世纪反复重申的一个命题。早在1828年，麦考莱在其论德莱顿（Dryden）的论文中就注意到了牛顿发明的微积分和莱布尼兹发明的微积分之间的联系：“的确，数学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他们二人都不存在，这个原理也会在几年之内不可避免地由某个人发现。”他还引用了一些相关的个案。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同样的观点。在我们的时代，多罗西·托马斯、奥格本以及菲尔坎特（Vierkandt）都特别强调过这个基于独立的双重发现的命题。

[30]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424页。——译者）。

[31] 参见V.I.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6页。——译者）。

[32] 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5），第xi—xii页；B.黑森：《处在十字路口的科学》（London：Kniga，1932），第154页；A.I.蒂梅涅夫：《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Marxism and Modern Thought，Harcourt，Brace，1935），第310页：“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才是科学的。”

[33]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150、243页；曼海姆：《竞争在精神领域中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r Konkurrenz im Gebiete des Geistigen”），见《德国第六届社会学代表大会论文集》（Verchandlungen des6.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Tuebingen：1929），第41页。

[34]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256、264页。

[35]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59—61页。

[36]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62页。

[37]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55页（黑体字为我所标）。

[38] 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Liveright，1938），第150页；索罗金在例如《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Sociocultural Causality，Space，Tim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43）中，假定了一个类似的“永恒的观念”领域，在该书第215页随处可见。

[39]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22—23页；可以比较一下弗洛里安·兹纳尼茨基关于宗教思想学派的类似表征，见《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0）第3章。

[40]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2、18、439页。

[41]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33—435页。

[42]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38页。

[43]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37、444—445页。

[44] 格拉内：《中国人的思维》，第37—38、82页，以及整个第1章。

[45] 格拉内：《中国人的思维》，第87—95页。

[46] 参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Science & Religion，Glencoe：The Free Press，1948），第9页：“每一个原始共同体都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并根据理性形成的。”也可参见埃米尔—伯努瓦斯里缪安：《格拉内的〈中国人的思维〉》（“Granet’s La Pensée chinoise”），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1936年），第487—492页。

[47]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36页；参见该书第2卷，第11—12页注释。

[48]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4卷，第16章；同一作者：《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第5章。

[49] 《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第230—231页注释。

[50] 在欧洲社会学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存在这种区分。20世纪最详尽的讨论就是索罗金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参见，例如该书第1卷，第1—2章。

[51] 参见汉斯·斯皮尔的评论：《社会对观念的决定作用》（“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Ideas”），原载《社会研究》5（1938年）：第182—205页；C.赖特·米尔斯：《语言、逻辑与文化》（“Language，Logic and Culture”），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4（1939年），第670—680页。

[52] 参见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175页及以下诸页的阐述；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ein，Berlin，1923），第61页及以下诸页；阿瑟·蔡尔德：《知识社会学中的归因问题》（“The Problem of Imputa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原载《伦理学》（Ethics）51（1941年），第200—214页。

[5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译者）

[54]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译者）。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页。——译者）；同一作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译者）。

[5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635页。——译者），从中可以看到，民主的山岳党人一味地自欺欺人。

[5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1页。——译者）。另可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52页。——译者）：“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黑体字为我所标）

[57] 马克思承认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幻想”具有动力作用，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4页。——译者）。

[58]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译者）。

[59]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60] 参见韦伯：《科学论文集》，第166—170页。

[61]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1—12页。

[62]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0—11页。

[63]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48页。

[64]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40页。

[65]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32页。

[66]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56页。

[67]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25页；参见第482—484页。

[68]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4卷，第1章；第2卷，第1章。

[69] 无论在其经验发现中这些统计的基本地位如何，索罗金对它们采取了一种古怪的矛盾态度，就像牛顿对待实验的态度一样：这是一种策略，使他的重要结论可以变得“易于理解，并能使一般大众对之深信不疑”。请注意，索罗金认可了帕克的评论，即他的统计只不过是对盛行的感性精神的一种让步，而且“如果他们需要它们，那就让他们拥有它们吧”。参见索罗金：《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第95页注释。从索罗金设法把截然不同的“真理体系”整合在一起时起，他的矛盾心理就出现了。

[70]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1页。

[71]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30页。

[72] 勒克特-韦伯的概念“Wertbeziehung”（价值关联）只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更进一步的任务则是要把不同组的价值观加以分类，并使它们与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

[73] 这也许是目前美国社会学界在知识社会学方面最与众不同的变化，而且很可能会被看作是欧洲方法在美国的文化移入。这种发展很独特地从G.H.米德派生而来。就此而言，C.赖特·米尔斯、热拉尔·德·格雷以及其他人都指出了这种发展的相关性。参见兹纳尼茨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中的“社会圈”的概念。关于更为一般的公共交流领域中沿着这些思路而作出的那些早期的经验发现，也可参见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R.K.默顿：《广播和电影宣传研究》（“Studies in Radio and Film Propaganda”），见纽约科学院《学报》（Transactions），第二辑，6（1943年），第58—79页。

[74] 对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方法的评价不得不省略了。也许可作出这样的评论，即这种争论明确地认可了一种中庸的立场。

[75] 例如，马克思曾引用过19世纪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尤尔（Ure）谈到自动走锭精纺机的发明时所说的一段话：“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8页。——译者）

[76] 不妨比较一下B.黑森：《处在十字路口的科学》；R.K.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Bruges：Osiris History of Science Monographs，1938），第7—10章；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39）；J.G.克劳瑟：《科学的社会关系》（The 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41）；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1952）；热拉尔·德·格雷：《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Scienc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55）。

[77]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0—11、17、443页。

[78] 索罗金：《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在其中随处可见。

[79] 进一步的概述可参见路易斯·沃斯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所作的序，第xxviii—xxxi页；J.B.基特勒：《一门科学社会学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of a Sociology of Science”），原载《社会力量》18（1940年），第350—359页。

[80] 索尔斯坦·维布伦：《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ew York：Huebsch，1918）。

[81] 洛根·威尔逊：《学术人》（The Academic Man）；参见E.Y.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The Germ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oci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

[82] 弗洛里安·兹纳尼茨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83] 冈纳·默达尔在其专论《美国的二难推理：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中，反复地指出了研究美国黑人的美国社会科学家的“隐蔽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对这个研究领域中的“科学问题”的阐述的影响；尤请参见第2卷，第1027—1064页。

[84] 曼海姆提到过一部未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专著；在他的著作中以及罗伯托·米歇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所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词条中，都可以找到一般的文献目录。最近的论文包括：C.赖特·米尔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见《政治学》（Politics）第1卷（1944年4月）；R.K.默顿：《知识分子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Public Policy”），1943年12月4日在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年会上宣读；阿瑟·凯斯特勒：《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原载《地平线》（Horizon）9（1944年），第162—175页。

[85] 凯恩斯注意到，“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作是对李嘉图经济学的一种广义的概括”［转引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第113页］；参见亚历山大·桑多夫：《达尔文主义起源中的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 in the Origin of Darwinism”），原载《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3（1938年），第316—326页。

[86] 伯特兰·罗素：《哲学》（Philosophy，New York：W.W. Norton and Co.，1927），第29—30页。罗素指出，在心理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动物“都表现出了观察者的民族特性。美国人所研究的动物横冲直撞，近乎疯狂，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一股锐气和活力，而且最终意外地获得了它们所希望的结果。德国人所观察的动物静静地待在那里沉思，最终从它们内在的意识中推出了结论”。切不可以为这句俏皮话是不相关的；在科学问题的选择和阐述中，民族差异的可能性已经多次被人们注意到，尽管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参见里夏德·米勒-弗赖恩费尔斯：《科学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issenschaft，Leipzig：J. A. Barth，1936）第8章，这一章讨论了问题选择和“思想风格”等等之中的民族差异和阶级差异，但并没有完全默认某个克里克所谓的真正的德国要求。无论如何，这种解释类型有可能引起争议，并导致某种毫无事实根据的东西，就像马克斯·舍勒对英语中虚伪之辞的揭示性“分析”那样。他得出结论说，在科学中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中一样，英语是一种无法矫正的“虚伪的语言”。休谟的自我概念、实体概念以及连续性概念，像生物学上有用的自欺一样，只不过是有目的的谎言；英语的实用假说概念（麦克斯韦、开尔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假说不是真理，而只是为了促进科学的进步，这种概念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为资料提供瞬间控制和安排的狡猾的花招。舍勒在《战争的起源》（Genius des Krieges，Leipzig：Verlag der Weissenbuecher，1915）中指出，整个实用主义都蕴涵着这种机会主义的虚伪之词。

[87] 埃里奇·弗罗姆：《心理治疗的社会条件》（“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原载《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uer Sozialforschung）4（1935年），第365—397页。

[88] 刘易斯·S.福伊尔：《历史中的经济因素》（“The Economic Factor in History”），原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4（1940年），第174—175页。

[89] N.帕斯托：《关于天性—教养之争的社会学探讨》（“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A Sociological Approach”），原载《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57（1943年），第373—377页。

[90] C.赖特·米尔斯：《社会病理学家的专业意识形态》（“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9（1943年），第165—190页。

[91] 威廉·T.方丹：《黑人学者著作中的“社会倾向”》（“‘Social Determination’in the Writings of Negro Scholar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49（1944年），第302—315页。

[92] 伯恩哈德·J.斯特恩：《对采用技术革新的抵制》（“Resistance to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见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Committee），《技术趋势与国策》（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National Policy，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第39—66页；《对利用发明的限制》（“Restraints upon the Utilization of Inventions”），原载《年鉴》（Annals）200（1938年）：第1—19页，那里还有进一步的参考文献；W.汉密尔顿：《专利与私营企业》（Patents and Free Enterprise），见 《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报告》（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Monograph）第31号（1941年）。

[93] 伯恩哈德·J.斯特恩：《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 in Medical Prog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7），同一作者：《社会与医学的发展》（Society and Medical Progres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参见理查德·H.施赖奥克：《现代医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6）；亨利·E.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New York：W. W. Norton and Co.，1932）。

[94] 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

[95]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战争期间的情况；请注意索罗金的这一见解：军事权力的中心往往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4卷，第249—251页）；参见I.B.科恩和伯纳德·巴伯：《科学与战争》（Science and War，手稿）；R.K.默顿：《科学与军事技术》（“Science and Military Technique”），原载《科学月刊》（Scientific Monthly）41（1935年），第542—545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朱利安·赫胥黎：《科学与社会需求》（Science and Social Needs，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35）。

[96] 更大量的参考文献，请参见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巴恩斯、H.贝克尔和F.B.贝克尔编：《当代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