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并且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都行得通，只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场合。困难并不是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光彩耀人，傲然独立，不能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其他著作相提并论。相反地，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乃是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本编的原因。当我在上一节谈到持完全不同见解的人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我们能够像对待其他经济学家一模一样地对待马克思，我们也将要这样对待他。 [8] 困难也不是由于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所引起的。因为他的社会学能够纳入同它相适宜的地方，正像他的经济学能够纳入适宜的地方一样。困难在于，就马克思的情形而论，如果像我们的论述方式所要求的那样，把他的体系分解成为许多组成的命题并分别给予每一命题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就会失去对于了解他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内，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全体总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多一些。但只是在马克思的场合，忽视这一点 [9] 而使我们遭受的损失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看法的总和，作为一个总和，是贯彻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的，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正是使之在心智上感到迷人的泉源。我提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太阳。这种方法也不能使得这样一种人满意：他们所要的是各个思想家的美术像。但对于每一个想要看到一幅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图画(这是本书想要提供的)的读者，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使他满意的。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学”的特殊任务，但我们无意去重复它。我们不准备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拆散，并且要用极其经济的手法，单把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用在根据我们的宗旨所要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利用本节余下的篇幅，来评论他的整个学说。
I. 马克思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自然，这位创立一种主义的预言家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人。而他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把他称为分析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极其不同的观点给予否定的回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这位预言家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真理；对于他来说，反对马克思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会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其具体的意义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高丘上，行动和推理、现实和思想都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水平上，分析是不能和实践分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称为分析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加上一句，这种分析在意义上和平常的所谓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所谓分析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既然生来就不能对它作公正的处理，就应当收起自己的一双不圣洁的手，不要去触摸它。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同意这个结论，虽然他们可能表述得不同——他们忠告我收起自己的手，不要去触摸这种不圣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一系列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痛骂，是生来就不能看到事实或作出正确推理的人写出的东西。
可是，对于我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作出这个肯定回答的理由是根据下面这个命题：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逻辑性而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例如，政府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命题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这种说法体现了一项我们所称的分析，接受它或是驳斥它是由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则来支配的。把《共产党宣言》——上述命题出现在这个宣言中——称为一种科学性的出版物，或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真理的陈述来接受，诚然是荒谬的。否认下面这一点也是同样的荒谬：即使在马克思的最科学的著作中，他的分析不仅被实用目的的影响所歪曲，不仅被带着感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所歪曲，而且也被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所歪曲。 [10] 最后，否认这一点也不免荒谬：要把他的分析同这种分析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分解开来是困难的，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歪曲的分析仍然是分析。它甚至还可以产生一些真理的因素。总起来说：每当马克思的名字在下面的书页中出现时，我们不会高唱“呵，全能的主”；但我们也不会把他推在门外；我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他的命题(理论)，也像其他每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的命题一样，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地位，并且应当根据相同的标准去加以解释；我们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光环。 [11]
II. 既然值得我们注意的只是一个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马克思，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考虑与他的“科学”工作无关的东西——他的事业，活动，或个人性格等的任何方面。我愿意指出，我丝毫无意去对他这个人加以“品评”，对于他的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恩格斯也是如此。可是，为了正确地看待他们各自的工作，叙述某些事实还是必要的。这些事实见下面的脚注。 [12] 让我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这一年他从企业退休，以便用他的后半生贡献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死后，他变成了马克思遗著的护理人，此外，他还有几分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圣人和元老政治家(因此成为年轻一代的攻击目标)。他的忘我的忠诚不得不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自始至终一心只想做马克思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和代言人。因此，只是由于必要我才指出——因为必须这样做，来使读者了解在恩格斯所编的马克思手稿方面我们所处的境地——在智力上他是不能与马克思相匹敌的；虽然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他还算赶得上马克思，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他却特别欠缺。在他自 己的经济学出版物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我们将要再一次提到：不管多
来着重指出其中的几个事实。第一，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除了对于数目有限的知识分子以外，对于群众、或者在事实上对于任何集团曾经有过或者能够有任何的意义，这种信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意识形态中最可悲的因素之一。 [13] 第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有机会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 工作。有时候，他沉溺于活动，并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活着：么具有偏见，这却是一项值得赞扬的事实调查，其中还有许多是根据直接的观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卢格和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同他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1878年；英译本《反杜林论》，1907年)的成就显然是很低的。他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虽然没有创造性的贡献，却维持了较高的水平。我们没有机会再来提到两者了。但是，让我重复一遍，上面这些话不应当使得我们把这样一个人看低了，这个人的名字是完全有资格享受它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所据有的那种光荣地位的。特别是，我心中根本无意想要来暗示：他是马克思的奴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甚至可能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帮助教育了马克思，因为他在那时候远远走在前头。有几部传记。只要提到一部就够了：D.里查诺夫，《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译本，1927年；俄文原本我未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目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后来改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头两卷系用德文和俄文同时刊行；以后各卷只出了俄文版。〕
这种情况是必定会使得人伤脑筋的，它比我们从实际占去的时数所推测的更要有害于他的科学工作。然而，平均说来，他所有的“留给自己”的时间，同留给我们今天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平均来说——比较，是只有多没有少的。而他充分地加以利用了。其次，一个人无论怎样也不会了解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如果他不去适当地重视这种著作中所包含的渊博学问——这是无止息的劳动的成果，这种劳动从他早年主要是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感到兴趣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集中于经济学，直到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被经济学独占为止。他的头脑也不是那样一种头脑，在其中学问的煤会把火焰扑灭：对于每一个事实，对于在他的阅读中所碰到的每一种议论，他都要用那样洋溢的热情去与之搏斗，以致他不断地脱离了他的主要的前进道路。这一点，我是十分坚决主张的。如果我要写一部“马克思学”，这个事实就是我的中心题目。细读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一旦证实之后，这一事实又可以确立另外一个事实，并解开一个讨论得很多的谜：它所确立的事实是，马克思是个天生的分析家，是个感到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不管他想不想要做，也不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它所解开的谜是，为什么他未能完成他的工作，而是留给我们一堆堆的杂乱无章的手稿，尽管有人情愿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将其纳入令人满意的形式。
第三，我们了解的情况确保可以这样说：在他到巴黎去以前，他已经是一个很像样子的哲学家，涉猎一点社会学和政治学(像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他在巴黎进步得很快，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站住了脚跟；在这个时候，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1847年；1848年刊行)；这就是说，在29岁的时候， [14] 他已经掌握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唯一的重要空白是在技术经济学的领域内。至于以后，他的学术生活的主要路线可以描述为苦心完成那种“社会科学”和为填补那些空白所作的一系列的努力——这种任务，我相信马克思不曾预期会包含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他曾经预期，对于在那个宏大的构造物中将要安置进去的一切东西一一加以清理和调整，是需要进一步去进行大量工作的。
这种解释不是一般通常的解释。它认为马克思对于他的思想体系中一切根本的东西早就有了一种构思，并且除了在比较细小的地方以外，他在展开这种构思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从在主要之点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种理论宗旨和计划中产生的。即使是同意这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了；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则会宣称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必须作一些辩护。有关的事实如下。马克思在1859年刊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显然是当作一种广泛的说明的第一部分，因而可以作为证明，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他放弃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种准备，并且他感到他作了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开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那样一种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而且，在经济学方面，它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理论上的比事实上的更多——这正是必须预料会要发生的事情，不能拿来证明在基本的东西上出了什么错误。他重新开始，经过奋斗——这最有教益地反映在他的一些手稿中，这些手稿最后由考茨基作为三卷刊行(《剩余价值学说》，1905—1910年)——之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第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 1867年)。 [15] 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第二卷，而恩格斯不得不从未完成的手稿中去编订第二卷(1885年)和编辑第三卷(1894年)，这个事实被反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意味着承认失败：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他的体系中存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因而不肯继续出版。可是，从《剩余价值学说》能够看出，当马克思刊行《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完全知道，并且计划好了从他的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东西。诚然，他的通信证实了这个事实：他的耽误了第二卷完成的理由，读来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但这肯定能够用一个年龄日增因而畏惧作出新的努力的有机体所具的日益增长的阻力来解释。可见，上述事实不能用来证明我的解释不对。我宁愿作出这种解释的正面的理由，是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工作方法，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所具有的了解——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难并非是不可克服的。这同我所持有的马克思的体系有着严重错误的信念自然是毫不冲突的。我只是说，他可以不违背逻辑——那他就总得要违背事实——而提出一种广泛的经济理论。
III. 既然我们决定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所——也许是正当地——不满意的事情，即把马克思的构造物拆成一片片，并且在它们所应属的地方一片一片地加以讨论，我们对于这个构造物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一个全面的鸟瞰了。下面的评论，就是用来部分地代替这样一种鸟瞰的。
这些“片片”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学方面的，另一类是经济学方面的。在社会学的片片中，包括像“经济史观”这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贡献，这可以——像我将要论证的——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完全像达尔文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是达尔文自己的一样。但是马克思社会学——即像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而需要的社会学的骨架——的其余部分，在客观上既不是新的，在主观上也不是具有创见的。特别是他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性质所持的先入之见，只不过是从在他那代的激进文献中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16] 拿过来的东西罢了。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先入之见的来源，我们是不难做到的。一个很可能的渊源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地位的思想必定会对他有感染力，特别是因为这种思想是和一个关于地租与利润的定义——“劳动产品的扣除”(第一编，第八章，《论劳动工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定义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剥削理论。但是这种思想在启蒙运动时代是很普通的，它的真正故乡是在法国。法国的经济学家，打从布阿吉尔贝尔起，就用暴力来说明土地的所有权，卢梭和许多的哲学家也曾就这个题目加以发挥。可是，有一个作家，即兰盖，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晰地绘出了马克思认为是自己绘出的那幅图画：这不仅是一幅对乡村农奴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地主的图画，而且也是一幅对表面上自由而实际上是奴隶的工人作出完全相同的事情的工商业雇主的图画。 [17]
这种社会学的骨架，提供了马克思所需要的大部分木钉〔借口〕，他要有些什么东西来悬挂他的强烈的辞句。既然历史学家们的主要兴趣是在这些辞句，不问他们对这些辞句是加以赞美还是感到震惊，那么，关于马克思体系中那些纯粹经济学的片片的性质如何的一种明显的真理，是难于得到一致赞同的。这种明显的真理是：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明确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 [18] 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但远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他采用了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但他总是通过从李嘉图开始并批评李嘉图来得到他的结论的——在他的纯粹理论工作中，批评李嘉图就是他的方法。这里只能提及三个突出的实例：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参阅后面，第六章)，并用李嘉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但由于认识到不能预期李嘉图的价值会同价格成正比例，他就试图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马克思追随李嘉图之后，也像李嘉图一样碰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认识到李嘉图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他就从李嘉图的构造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全部接受了李嘉图的技术失业的理论，直到细节，但看到它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试图把从李嘉图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变成一个普遍的“规律”。我希望，当我们往下看时(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些论点会变得更加清楚。在这里之所以预先提到它们，是为了赋予我的下列陈述以明确的意义：李嘉图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虽然改变了他所找到的理论素材，但他是用他所找到的工具而不是用他所创造的工具来工作的。这只是下列陈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管马克思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多么“不朽的”神人，他作为一个理论技术家实质上是受到时代束缚的——这是后来对他的信徒们造成了许多困难的一个事实，他们感到不能承认，马克思竟能在任何一方面变得过时。
可是，为了清楚地说明一个似乎很重要的论点，我在上段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马克思的理论技术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19] 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 [20]
IV. 关于马克思体系的一般情况，以及对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在本书中加以讨论的方式，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所要说的就仅止于此了。 [21] 现在应当提出的，是一个读书指导。但我感到提不出这样一个东西。马克思是那么一个啰啰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不打算去尝试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向我的读者们推荐斯威齐博士的一部书(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理论家所写的著作和一个无限忠诚的纪念品)，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是最容易使人看懂的，除此之外，就我所知，它还是一部最好的关于马克思文献的入门书。 [22] 仗着有这样一部参考书，我自己只提出下面几点忠告。
读读马克思著作的选录，或者甚至是单单读读《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 [23] 其次，没有事先的准备就去研究马克思也是没有一点意思的。他不仅是一个难于理解的作家，而且由于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的性质，如果不具备有关他那时期的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以及有关一般经济理论的必要知识，是不能了解他的。由于这种知识的需要并不能从表面看出，所以它就格外重要了。再次，读者必须提防被少数的黑格尔专门术语引入歧途。下面将要论证，马克思不曾让他的分析为黑格尔的哲学所影响。但他有时使用的字眼是具有特殊的黑格尔含义的，一个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这些字眼的读者，就不能体会马克思的意思。最后，一个想要得到除教训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读者，当然必须学会把事实和逻辑上健全的推理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在这一方面帮助了我们：有时候，当他模糊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时，为了防卫，他的骂人的话也就格外激烈，因而这就指点出了不对头的那种地方。
[1] 让我提醒一下：当本书把这个词用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时，另加引号，以免混淆。有三种意义须辨别清楚：旧的意义，“古典”一词用来表明本编所讨论的时期中的经济学著作，再加上亚当·斯密；凯恩斯勋爵的意义；和我们自己的意义。〔熊彼特原想在第一编(没有完成)中更详尽地说明这个论点。还可参阅第四编第一章。〕
[2] 特别参阅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常常被人嘲笑的关于价值理论的一段。
[3] 在团体中，最重要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年)；在杂志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经济学家杂志》(1842年)；在辞典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各格林与吉约明版，1853—1854年)。值得注意的是，在1890年以前，英国并没有一种专门的科学经济学的杂志。但这部分地是由于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优良的严肃的杂志，如《爱丁堡评论》、《季度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它们甚至刊登专业性极强的文章——这对这一时期的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恭维。我除了利用过篇数极为有限的、我在“专业性”文献中看到曾经引用的文章以外，对这些期刊的内容没有考察过——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严重漏洞。我曾看过《辞典》，但也只是随意翻翻罢了。
[4] 关于个别学说论点的历史引证，为期当然还要早得多。在十八世纪也出版了几种书目提要，但是除了由杜邦以及其他的人所写的少数几本关于重农学派的书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历史的书。可是自从十九世纪初起，对学说史就表现了一种日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有几本我们将在有关的场合提到。
[5] 在法国，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置某些临时性的讲席，拿破仑战争以后又设置了这些讲席，但均只限于巴黎大学(参阅后面，第四章，第4节)。
[6] 如果读者翻阅一下像佩勒格里诺·罗西这样的人的传记，他就会立即认识到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即使就约翰·穆勒来说，这也很显然：在他的《原理》一书中，那些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有许多是很容易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的，即这部著作大部分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写成的，穆勒的心思因为要处理许多日常事务而受到了搅扰。
[7] 当然，读者应明白，道德上的反对可能构成寻找事实上或逻辑上的反对的动机，而这种反对则是同我们有关的。
[8] 因为这一点既极其重要，又可能引起某些读者的惊讶，所以我除了请他们注意在后面各章将要读到的东西以外，愿意立即声明：这种惊讶完全是由于马克思在陈述他的经济分析时所带的一种预言者的愤怒气氛造成的；不论是从普通人还是从哲学家看来，这种气氛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显得是一种同任何其他人所作的分析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的英美专业文献也都确实把他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但是在那种文献中，其他第一流的外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所受的待遇并不比他更好。
[9] 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场合我们都把经济学家“介绍”给读者，在这个介绍中，就有机会看到各个经济学家个人的全部成就。但是我不能做得太过分，因为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是一般命题而不是个人。
[10] 关于这三种歪曲的不同之处，参阅前面，第一编。
[11] 让我再提一次：在对定义的不同和抽象化程度的不同给予适当的注意以后，马克思的每一个命题所表述的意思，就同这个命题如果是出于——譬如说——李嘉图笔下时所表述的意思一样。这个说法已经照顾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有时候是正当的)提出的一个主张，即马克思的批评者(甚至马克思的信徒)可能由于未能注意到以下的事实，而不能了解他的意思：(1)马克思所用的术语同其他经济学家所用的术语意义不同(例如，“价值”一词对马克思和对约翰·穆勒简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2)他在自己著作的各个部分中所作的论证，其抽象化的程度也有极大的不同。同时，我们的说法表明我们拒绝承认上面已经注意到的另外一种主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提出来的，这种主张包含在他们对马克思的分析的逻辑性问题所作的答复中：即是说，马克思的命题似乎有一种不受科学程度的普通规则所支配的灵体。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答复是：马克思用经验的分析方法来论证这个经验的世界；因此他的命题——正如每一个对于批评还多少加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默认的——具有通常的经验的意义，要不就毫无意义。关于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影响，参阅后面，第三章，第1b节。
[12]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由于客观的情势，同样也是由于个人的选择，他从事新闻事业而没有去从事学术生涯，并在 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1849年起他长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设的图书馆。积极的革命主义——像他于 1848年在德国所实践的——已经结束，在他剩下的半生中，他的研究工作就只是被赚取他的面包的必要活动(部分地靠从事新闻工作)打断过，只是被他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1864—1872年)打断过，到后来也被日益衰退的健康情况打断过。他的标准的传记依然是F.梅林所写的那一本(1918年)。虽然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比作者的其他作品所受到的狭隘偏见的损害要小一些，并且一般说来是值得推荐的，但它在一个方面却令人要为马克思抱不平：它对马克思工作中的科学因素完全未能加以应有的重视。我们自己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会找到关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丰富证明，但梅林归之于马克思的，却只有表述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动机而没有其他的东西(自然他的用意是在恭维)：他这样做是走得太远了。
[13] 马克思也这样来欺骗自己，并用下面的办法在他的信徒中培养同样的幻想：他在他的构造物中嵌入了足够多的这样的辞句——其中有一些是非常粗鲁的，这些辞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懂的，而这些辞句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粗俗的人，也许甚至是对这个名词所没有包括的人们所意味着的东西。
[14] 如果情形是这样，那就会替奥斯特瓦尔德的理论提供另一个例证，他的理论是：思想家在三十岁以前，就拥有了他们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想法。
[15] 关于马克思是否改变了他的计划以及为什么他要改变计划的问题，我要说的就只这些。这个问题对“马克思学”来说虽然很令人感兴趣，它同我的解释却完全没有关系。在所有一切时间拉得很长的研究工作中，计划的改变都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参阅 H.格罗斯曼：《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原来计划的改变及其缘由》，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9年。
[16] 正是在这个领域内，梅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说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言辞表述)最接近于真实。我们同他的争执，只是在他把这种解释推广到马克思的全部著作。
[17] S.N.H.兰盖(1736—1794)，律师和新闻记者，是一个多产的和好斗的作家，很难把他归入哪一类。他批评重农学派(《对现代学者们的答复……》1771年)，参加过当时的许多论争，而没有作出什么建树。但他有一本书却使我们很感兴趣，即他的《民法理论》(1767年)，这既不是因为它攻击了孟德斯鸠，也不是因为莫雷莱的辛辣的回答，而是因为它阐明了一种十分精细的历史社会学，其中心题旨是群众的被奴役。据我所知，这本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至少作为一种征兆来说，这本书是矗立在或靠近这样一种思想意识的源头的：这种思想意识是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的人——其中也有非社会主义者——拿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甚至在今天，愚而好自用的人的热情也是靠这种思想意识来维持的。兰盖不仅提供了这幅图画，而且还提供了用来观察这幅图画的特别精神。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兰盖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文明的开端，有着生活在实质上是平等状态之下的农业居民；由于一些好战的部落征服了这些居民，并自立为他们的领主，于是产生了一种封建的社会。这种理论是可以说许多话来为它辩护的，它在事实上为某些现代的史前学家所接受。可是，在这种产生领主和农奴的征服所造成的结果中，就有着我们包括在“文化”一词之内的一切东西。然而兰盖不能够看到这一点。在他看来重要的，只是征服这个事实，而再没有别的。而他的结论就是道德的愤怒，也再没有别的。
[18] 要注意，就理论而言，这就使得马克思成为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他也的确是一个英国经济学家。
[19] 第二个试图从事这一任务的经济学家是庞巴维克(参阅后面，第四编，第五、第六章)。两人的类似之处，被措辞用语和表面装饰掩盖起来了，然而这种类似是实在的、密切的。
[20] 马克思学家有时谈到马克思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这个用语在这个场合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首先，它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各个不同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可能是用来分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的；其次，它意味着上述“进化的”一词所意味着的东西。两种意义都是可辩护的。但这个用语依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还包含不适用于马克思理论的其他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最自然地和“历史的”一词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意义。(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进化的方面，参阅后面，第三章，第4b节。)
[21] 也许无需再一次告诉读者，所有这些是多么的不完全。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明白提出的。我强调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给予马克思的影响。我提到魁奈的影响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因为马克思的模型很可能是在李嘉图的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来的。但某些其他可能的影响，我根本没有提到。有许多是为其他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既然马克思对于文献的知识几乎是应有尽有，就不能排除他们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假定有比他曾经阅读过、分析过和批评过许多其他的人一事必然会包含的影响更为具体的其他影响。因此，为了节约篇幅，我没有提及任何已经提出的意见。事实上，当一个人一旦了解了李嘉图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一点也不掩饰的——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的才智以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些意见不再感到兴趣，至于剽窃的指控就更不要谈了。
[22] 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二版，1946年)。我推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斯威齐的全部解释，特别是在他企图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一点上。请注意他的书目中所列的书都是挑选得很好的，我只有一本书要加进去：W.莱克塞斯：〔熊彼特在这里写下了庞巴维克批评马克思的一本书的名字，《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他想要提到的，也许是莱克塞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所写的一篇书评，即《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后一卷》，载《经济学季刊》， 1895年10月。〕博特基威切的贡献的重要性，在斯威齐的原文中曾予以充分的强调。
[23] 《共产党宣言》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但除了想要做一个“马克思学家”之外，为了任何目的，我想除了一本书之外，再也毋需加上什么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包括 1848—1850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1895年作为文集刊行，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只有“马克思学家”才需要去阅读马克思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