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在符号中的持续与储备

高度的情感连带——集体兴奋——是短暂的。团结与情感状态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短期情感向长期情感的转换，也就是说，取决于情感在能再次唤起它们的符号中的储备状况。反过来说，就符号能唤起何种群体团结而言是不同的，所以符号/情感记忆或意义的作用，是在未来的情境中影响群体的互动，以及个人的认同性。

让我们考虑一下集体情感产生的情境范围。最低的层次是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但缺乏共同的关注焦点。就像在公共等候场所的人，比如机场候机大厅或者是排队买票的人群。这里几乎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可能是不耐烦与恼怒，因为不同个体和小群体的关注目标各不相同。除了想早些结束与离开的短暂渴望之外，这些情境也无持续性可言。

较高一些的层次是有兴奋的熙熙攘攘的情境：在城市繁忙的街道上、在拥挤的饭店或酒吧中。挤满了人与几乎空无一人的环境有明显的区别。没有关注焦点的聚众所隐含的互动要多于非常稀疏的聚集，从而产生一种社会氛围的感觉。这些场所中即使没有清晰的互动或关注焦点，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吸引的形式。处于人群中会产生一种“身处行动中”的感觉，即使你本身并非是明确界定的活动的一部分；“城市明亮的灯光”的诱惑力，与其说是视觉吸引，不如说是因身处人群大众所带来的最低限度的兴奋。²⁰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建立集体兴奋的“触电感”的第一步是从稀疏到密集的身体聚集的发展。但若只是如此，在可辨认的群体中很少会产生团结的感觉，更不要说增加认同感了。这里所缺乏的是符号，人们通过符号可以认定谁在这里，并且即使在其他场合，只要看见它就能重新唤起成员身份感。

当人群作为观众因某项活动而形成关注焦点时，某种较高程度的团结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当观众参与集体行动——鼓掌、欢呼或嘘声时，瞬间的团结感才可能会变得非常强烈。这些瞬间共享的事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大量微观短暂的合作，有清晰界限的集体连带情形，当它们受到阻碍时会愈加明显：当某人在不适当的时间鼓掌，或在没有他人参与的情况下发出嘘声时，他会感到十分尴尬。当人群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成为积极参与的一部分时，这种集体团结与身份的感觉越来越强。这种经历不仅是回应人群中的其他人（包括舞台、运动场，以及讲坛上的人），而且也是影响他们，因此随着个人更加充分地融入其中，会越来越成为相互连带的一部分。²¹所以，喝彩并不只是被动的反应；表演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是在人们有机会喝彩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演出者或政治演讲者的作用即促进其自身的集体活动感。在人群变得非常活跃的集体经历中，特别是破坏性或暴力性的行动中，这种效应十分明显。所以，参加种族暴乱（Horowitz 2001）不仅是实践预先存在的种族身份的方式，而且是强化、重新创造，甚至是制造它的一种方式。连带程度越高，团结与身份感就越强；主动参与所达到的连带程度也要高于被动参与所达到的程度。²²

有关注焦点的人群获得了可以延长这种体验感的符号：通常这一符号来自观众有意识关注的任何一种东西。对于体育迷来说，这是团队本身，通常被浓缩成一个简洁的徽标；对娱乐迷而言，这是演出者，或可能是音乐、表演或电影本身，它们成为涂尔干说的神圣物。但是，有关注焦点的人群只会有微弱的长期团结；他们的符号，尽管具有瞬间的集体兴奋，但并不能重新唤起人群本身，因为人群在整体上对于大多数参加者而言是陌生的。²³对群体成员而言，除了通过他们喝彩的对象，无法互相认识或识别对方。那些碰巧在体育场上某个激动人心的瞬间聚到一起的人，以后并没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也许会共享一些集体符号，例如佩戴相同的队徽，但其团结带有相当的情境特殊性，只是为在另一个体育事件中偶然遇到，或是为了围绕这些符号的某些会话做了储备。这些是二等群体身份的例子：个体成员互不认识的群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 1991）提出了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但这并不十分精确。他们所想象的——他们所具有的意象——是其关注的符号，而此“共同体”是一种易变的、短暂的经历，它只有在很高的仪式强度时刻才会出现。

当有关注焦点的人群，作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时，会逐渐发展出集体兴奋。但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感是通过大部分来自其外部的符号所延伸的，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把那些符号作为建构同样引人入胜的IRs的要素，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这些是被动接受的符号，它们只有等到下次在音乐会演出、比赛，或政治集会中才会被重新激起。他们最多能把这些符号再利用到第二层序的会话仪式中，这是相对于那些初级仪式的反思性的后仪式。

在某些情境中，符号是由陌生的人群承载的，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情境，其中的符号与特定的群体成员身份有关。在个体化际遇的层面上，个人之间的纽带是通过IRs所形成和展现的，互动仪式能产生短暂的主体间性，有充分的吸引力使其不断重复。我已经注意到，个人名字的使用如何成为确认关系的个性化特征的仪式。在际遇过程中，称呼某人的名字不仅是表明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事实上在每一个际遇中，甚至当显然在以前的际遇早已知道他人名字的情况下，这些个人称呼的仪式也经常会重复。它所要传达的是，某人作为个体而被记着，人们在这一情境中将其作为一个个体，根据其生平、过去关系的历史，简言之，即IR链而看待他或她。而且个人称呼的仪式是集体性的（至少在社交情境中），应该具有相互性的意义，每一个人都用名字称呼他人；这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体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部落社会中，同一亲属关系群体的成员通常并不知道彼此的个人姓名：他们提到对方或彼此称呼时，是用头衔或关系术语——妻子、姐妹的兄弟，或二儿子。²⁴西方社会中也有相应的情境，提及个人时不是用名字，而是他们的头衔或职位。这些际遇从有仪式标志的个体化IR链网络开始，沿着关系连续统延续，但不是自始至终都能导致纯粹情境性匿名的共同参与，就像拥有暂时的关注焦点的人群一样；还有一些中间性的情境，其中能识别出谁适合这个群体，但不知道如何将自己作为个体区别出来。

称呼个人名字的仪式是符号的变化形式，它们可以用来延续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成员身份。它们还表明了一点，即符号记忆和成员身份延续的程度越高，与那些符号相关的个人认同的程度越高。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更具有个人性了。但是根据我们跨社会的比较来看，在把自己与他人确认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时，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或自然的东西；而正是每天所进行的称呼名字的仪式，维持了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身份。

有利于类似持久的个人成员身份认同的是个人叙事的日常会话仪式。这类谈话的内容是诸如这一天做了什么，或关于某人过去经历的故事。大部分友好关系的交换是双方都乐意轮流扮演这些故事的忠实听众，依次登上舞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将其看做特殊文化资本的流动，而与一般化的文化资本不同，后者可以广泛获得，并为更大的群体所周知，这些群体中的人并不一定相互知道每个人的身份。毫无疑问，这些个人叙述中的大部分会话内容都是“补白点缀”，是用于打发时间，便于有话可聊的素材。这些个人叙述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需要有戏剧性，把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倒霉事放大成历险或喜剧，把小的不幸夸张成极大的折磨或部分丑闻，以期变成会话舞台上戏剧性表演的绝佳素材，使会话变得生动、引人入胜。戈夫曼所提到的一般意义上的舞台表演也适用于特定的会话仪式：观众融入表演的精神中，不是通过质疑而是通过建立情境性的情感，无论如何都会建立起最高程度的瞬间的集体兴奋。这种类型的成功会话产生并巩固了社会纽带，它们通过其特殊性质的内容连接起特定的社会关系。

社交谈话往往也会涉及第三者，尤其是双方都熟知的人。这些叙事拓展了戏剧性的素材，以促进会话仪式的成功进行。它们对于延续群体成员的身份还有进一步的结构重要性：这些关于第三者的故事或闲话，使个体的身份在会话者网络中广为传播（Fuchs 1995）。个体的名字以及关于他们的故事都是符号，作为会话的一部分，这些符号随着会话中瞬间兴奋的增加而具有了丰富的意义。

所以，一个人能够成为符号有两种方式，既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这种方式使政治家、宗教领袖或体育明星对于在集体仪式中关注他们的观众而言就是一种象征符号——也可以通过间接的观察，即把与某人名字相联系的故事与特征作为生动的会话主题。这些主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并不重要，只要名字所代表的人物符合会话的戏剧性即可。这些叙述的准确性在成功的会话仪式中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且网络离来源越远，人们就越不在意这些。

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那些在互不相识的人群中具有广泛声誉的名人，而且适用于名声仅限于当地、特定网络中的人，他们与被谈论的人有个人联系。在后一种情形中，名声的传播会反馈到面对面的际遇中；当你遇到曾经听过其故事或关于他的描述的人，或者遇到听说过你的人时，你们就会更深切地融入到会话中去。这不仅是直接的符号节目，其中每个人不得不与对方讨论，以决定将要说什么以及体现何种关系，但是每一个人心目中关于对方名誉的光环或阴影会影响到将会有怎样的会话行动，以及如何阐释这些行动。

我已经对社交会话中友好、轻松的关系做了分析。同样的成员身份与认同的创造和延续也发生在较为严肃的互动中，包括商务与职业生活中功利性的际遇。工作世界中的际遇也具有IRs的结构，赋予了文化项目以成员身份性意义。这些项目不仅包括属于工作本身一部分的交流，还包括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即在后台收集情报和密谋，也进行准社交性的行内议论。被赋予意义的文化符号不仅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职业知识——工程师关于其设备的专业行话、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的金融速记，以及特定行业中职业经理人的协商方式——而且包括人们在该网络中谈论的具体信息。进入一个特定的职业网络而且获得成功，不仅需要拥有该群体一般的文化资本——在那些可能并不熟识的人之间众所周知的东西——而且需要了解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谁做了什么、谁有一段什么录音、谁与谁互相联系、“身处何地”。后一种知识形式，或特定的文化资本，或符号条目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尤其是对流动性的情境动力机制而言更为重要，例如时间即生命的商业交易，或者对于科学家，或处在创新前沿的其他知识分子也同等重要。同样，在私人社交活动的世界中，符号性声誉被扩大到关系网中更高的层次，该网络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关系，因此符号至少会在某些封闭的圈子里循环，强化着符号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各个方面听到，并在重述中很可能得到放大。²⁵需要强调的不仅是专门化语言或局部知识，还包括成员身份符号，这些符号在其拥有适当程度的情感负荷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工作中功利性交流的概念似乎应该将情感性排除在外，但这是错误的。具有特别的兴奋、张力，或热情的，恰恰是这些商业或职业的际遇，它们将那些交流项目转化成富有意义的符号；从原初的、非贬义的意义上，它们成为“时髦语”的项目，具有前沿性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符号通过几种不同方式传播与延续群体成员身份，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具有短暂的情感强度的情境中。一种方式是符号作为具有情感连带的关注焦点，而不是陌生人群的关注对象。另一种方式是在标志着会话者与其所谈论的符号对象之间关系的会话仪式中，作为从个人身份与叙述中建立起来的符号。²⁶这些符号一般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循环中发挥作用；通常是，观众、爱好者、党徒和追随者的符号从一个群众集会传播到另一个群众集会，且在过渡期间逐渐衰退；个人身份与声誉的符号是对社会关系（以及商业关系）的一种细小的改变，一般比观众符号还要缺乏瞬间的强度，但被频繁应用于自我强化的网络中，以形成其参与者的真实感。²⁷

不管是普通观众的一般化符号，还是个人网络的特殊化符号，都延续了IRs中的情感负荷。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模式中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根据不同的偶然性而变化。普遍观众的一般化符号依赖于大型群体的重新聚集，而这些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对于大规模的集结是否发生或举行几乎没有主动性。既然这些一般化的符号通常并不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普通互动被重新激起，所以它们呈现出更多不稳定的倾向。这就是政治与宗教运动的特征；而且就普遍共有的经济符号（股票市场指数；特殊热卖产品的声誉）而言，它们在集体意义上，以及在其社会和经济价值上，也是摇摆不定。²⁸而另一方面，在相互了解的网络中，个体身份和成员身份的特殊化符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声望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如果构成网络的特定个人之间的联系改变，并且如果网络在关联形式更丰富与更稀疏之间转变时，就更是如此。成员身份和声誉的这些变化在职业与商业关系领域中尤其重要；事实上，正是这些转变构成了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