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而不是个体作为出发点

选择一个分析起点对理论家来说是策略选择的重要方面。但它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个人争强的趣好（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我将试图表明，为什么我们把情境作为出发点来说明个体，而不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会有更多收获；而且，我们肯定比通常由个体直接跳跃到外表属于他或她的行动或认知、而完全绕过情境的做法，有更多的收获。

互动仪式（IR）和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它是关于那些具有情感和意识的人类群体中瞬间际遇的理论，情感和意识通过以前的际遇链而传递。我们所说的社会行动者，人类个体，在时空中是几乎持续不断的、瞬间流动的。虽然我们对个体予以肯定并对之英雄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看待事物的这个方式，我们以此审视世界的这个窗口，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特定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是我们认为如何才能适当地认识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意识形态，是民间术语的一部分，但不是微观社会学最有用的分析起点。

这并不是说，个体不存在。但个体不仅仅是躯体，尽管身体是个体得以构成的成分。我的分析策略（也是互动仪式分析的创立者欧文·戈夫曼的策略），是以情境动力学为起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我们想要知道的个体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是在不同情境中变动的结果。

这里我们可以回敬一种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我们不能知道个体是独特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他或她在不同情境的变动，还主要是因为他或她都是以一种熟悉的、明显可认识的方式行动，即使情形有所变化。是这样吗？让我们来指出这一观点中错误理解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假定了一个假设的事实，即个体是保持不变的，即使情境发生变化；这在何种程度上是事实还有待于证明。在没有进一步分析情境时，我们跟“人人知道某事”一样，是倾向接受它的，因为它作为一项道德原则已灌输给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你自己、不屈从于社会压力、你自己的自我是真实的——这些口号被每一位吹鼓手，从布道者到广告宣传者，都加以颂扬，并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从大众文化到现代主义者和超现代主义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先锋派的前进号角。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习以为常的观念随波逐流——（尽管这样去做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而是用社会学眼光去审视它，去分析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这种道德观念，为什么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关头有这种社会类型的霸权。用戈夫曼的术语说，问题在于发现个体崇拜的社会根源。

已提到这一点，我会赞同在当代社会状况下，很可能大多数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不是长久的个体本质的体现。个体的独特性是我们能从IR链理论中获得的某种东西。仅就个体通过互动链的路径、他们在不同时间的情境的组合以及与其他人的路径不同而言，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把个体具体化，我们会有意识形态，会有关于永恒灵魂的基督徒信条的一个世俗版本，但是我们失去了解释为什么个体的独特性是在跨时间的际遇链中被塑造的可能性。

从强调的意义上说，个体就是互动仪式链。个体是以往互动情境的积淀，又是每一新情境的组成成分，是一种成分，而不是决定要素，因为情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产物。情境不仅仅是个体加入进来的结果，亦不仅仅是个体的组合（虽然也有这一点）。情境有其自己的规律或过程，而这就是IR理论所关注的内容。

戈夫曼总结说：“不是人（men）及其时机，而是时机及其人。”用性别中立的语言说：不是个体及其互动，而是互动及其个体；不是个人及其激情，而是激情及其个人。“每条狗都有它的一天”，更准确地说是“每天会有它的狗”。事件塑造它们的参与者，尽管可能是瞬间的；际遇制造了其际遇者。这是制造体育明星的比赛，是使政客成为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的政治，虽然整个历史记载、新闻报道、授奖、演讲和广告炒作都避免人们对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知道其真相。从社会学方面去分析日常生活的基本现实，要求有一种格式塔（gestalt）的转变，有一种视角的逆转。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常规框架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越多地要求自己通过情境社会学去思考一切事物，我们就会更多地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那样去做。

让我们先看一下出现混乱的更加微妙的根源。在微观层次上，我主张结构优先于主体能动性吗？互动的结构具有完全的决定性、完全否定行动有能动作用的可能性吗？根本不是。能动/结构的修辞只是概念上的陷阱，混乱在于不同的区分和修辞力的模式。能动/结构混淆了微观/宏观的区分，这是局部的此时此地面对面的局部情境间的相互关联与更大范围的时空之间的区分，是主动方面与非主动方面之间的区分。后一种区分把我们引入了能量与行动问题；但能量和行动总是局部性的，总是真实的人在一定情境中做某件事的过程。某一地点的行动可能扩展到另一地点，而且一种情境可能在别处其他情境中延续，这也是事实。这种延展是我们所谓的宏观模式的一部分。比如，它可以指在激烈竞争的股市上大量投资者的行动，或者因军需供应中断而引发革命危机的行动，但这是对可观测的现实的一种速记（即，一位微观社会学家现场目击的是什么）。这种说法似乎表明，好像能动性只存在于宏观层次，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被修辞手段欺骗了。能动，如果我们使用这一术语的话，总是微观的；结构把它联结到了宏观层面。

但尽管“微观”和“能动”这两个术语可以联系在一起，其实它们也是不相同的。在每一层次上都有结构。微观情境是结构，这是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局部际遇，微观情境，都有能动和结构。要避免的错误是把能动等同于个体，即便是在微观层次上。我已提出，如果我们避免把个体具体化，我们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我们应该把个体看做是应情境的要求而瞬息变动的。关于能动，我更喜欢把它描述为表现在人身和情感中的能量，描述为在局部的面对面情境互动中产生的人的意识的强度和焦点，或者描述为情境链的积淀物。是的，当人类个体单独时，他们有时也有行动，尽管他们一般会这样，因为他们的身心是以往情境际遇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孤单行动就其目标来说是社会性的，来自于跟其他人的沟通，因而此行动因处于某一IR链中而具有情境性。

总的来说，我不去过多地关注“能动”和“结构”术语。“微观”和“宏观”可足以使我们描绘从局部到局部之间相互关联的连续统。然而，互动的加能过程与互动关系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或许最好我们可以说，互动的局部结构就是产生和形成情境能量的结构。这种能量可能留下踪迹，带入到进一步的情境中，因为个体用自身情感加以回应，这种情感随时间的流逝会减弱，但可以延续较长时间，足以供给随后的际遇，形成进一步的结果链。“能动”这一术语的另一不足是，它具有包含道德责任的修辞负担；它把我们带回到了对个体的赞美（和谴责），而如果我们要发展解释性的微观社会学，我们就需要抛弃这种道德化的格式塔。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它。我将要从理论上关注的不是能动性，而是情感和情感能量，分析由互动仪式压力锅加热或冷却后其不断改变的强度。我不去强调结构，或把它看做背景性的东西，仅仅是能动的陪衬，我将着力说明IRs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