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他的社会背景来说，柏克既代表着英国传统的地主贵族的观点，又代表着新兴的、但已强大并且当了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两者都对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满怀恐惧。当时英国虽有国王，然而立法权已转移到国会手中，而国会的成员则是由选民选出的，尽管选举权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法国的王权却仍然是封建等级制的最高权威的综合，所以大革命的狂飙一起来，首先就是直接针对王权的。这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人伦巨变，震撼了整个欧洲。柏克所受刺激尤其深刻，他念念不忘他多年前曾怎样地目睹过这位法国王后的高贵的风采，这使他对革命的评论夹杂了个人的感情用事；尽管他也还没有预料到，随后不久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美丽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写这部书时，美国已经独立，美国的根本大法是规定没有王和王权、没有贵族、没有国教，总之是没有大部分柏克所认为理应受到历代尊敬的那一切传统的宝藏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同样地去抨击美国革命。

总体上说——说来颇有点讽刺意味——凡是柏克所评论的具体事件和所作出的具体判断，今天看来大都已经过时了；这使得他的这部洋洋大著只不过成为了见证一个历史时代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已。但是恰好是在他所不屑于着力的理论观点上却仍然闪耀着的光辉，是永远值得后代深思的。其中最重要的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文化是一场漫长而悠久的积累过程。没有前人的劳动创造，不认真学习前人的传统，我们就达不到今天的高度。轻率地去抛弃传统，只能是使自己安于愚昧；而要彻底砸烂旧传统，也许人类就只好倒退到老祖宗的原始社会里去了。传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权；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但是传统却一定要保存，并且只有保存好了才能继续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其二是，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凡是在改良行得通的地方，是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优先采用和平的方式而避免暴力的手段？这一点，在柏克的思想里面可能有着他对光荣革命的一种感情上的眷恋。但光荣革命以来迄今300年的世界历史已经表明了，和平的革命过渡（或反革命过渡）并非是什么极其罕见的例外。而这又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在什么条件之下如何进行，——对此柏克也已提示了一些初步的答案。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是活生生的东西，所需要的是审慎的态度和灵活的艺术；而一切思辨的推论和空洞的说教在这里都是无所用其伎俩的。生搬硬套一种理论体系，不管它是多么完美，只能是窒息并扼杀活跃的生命力。问题不是怎样使现实符合理论，而是怎样使理论能适应现实；这里需要的是向传统的智慧学习，而不是寻求抽象的原则或理论的推导。

过分地推崇传统，使得柏克的思想带有一种宗教虔诚的倾向，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中国（或至少是汉族）这样一个非宗教的民族来说，显得是很难理解的。对于一种宗教信仰来说，则现实必定是不完美的（否则就不需要有宗教了）；因而当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对于理性的完美性抱有无限的信心，就是错误的。理性并不能把人们带到一个完美的天城；然则，人类又向哪里去寻找出路呢？柏克认为完美在现实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不应该沉溺于哲学家的理性的梦想，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实政治的任务只在于使人们怎样可以避免或者纠正现实世界中的弊端。而传统的智慧则是我们所能倚恃的唯一武库。不善于运用这种武器，人类就永远没有改进的希望。或许，这也就是历史学的价值之所在。国家肌体需要不断地改善它的体制，以适应于不断发展的局势。但是过激的变革却总是危险的，它有可能毁灭美好的传统，使人类的长期智慧的结晶毁于一旦。这个人类文化所赖以生存和进步的基础，必须要精心地、无微不至地加以保护。这种虔敬——其实，也就是宗教信仰——乃是社会得以安定和稳固的基础。假如我们把这里的“宗教信仰”一词换成为“团结一个社会的思想凝聚力”（如共同的目标或理想之类），那么似乎可以承认柏克的观点不失为有其普遍的有效性，或者可以说，他思想中有某些成分是有其普遍意义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总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凝聚力来加以维系。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理论在20世纪初期曾在我国得到大力的宣扬。相形之下，对于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的保守派理论（例如柏克和他的《法国革命论》）却不大为人所重视，很少有人加以介绍和研究。这可以说明思想文化的移植也是有选择性的，是要适合于本国的气候和土壤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不认真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而只偏听一面之词，终究未免是一种欠缺、一种损失，有失客观的科学性。把卢梭、孔多塞（Condorcet）等人的作品和柏克、迈斯特尔（J.de Maistre）等人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才可以更全面地显现出这一幕历史的真正面貌；这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如果不是认真总结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历史遗产，我们又怎么可能希望超越前人呢？

柏克的著作最流行的单行本是他的这部《法国革命论》和他的《对美洲和解演说集》（各有多种版本）；此外历来经学者们整理成集的有如下三种，即F.Lawrence和W.King编《柏克全集》（16卷，伦敦，1803—1827年），F.Fitzwilliam和R.Bourke编《柏克书信集》（4卷，伦敦，1844年）以及T.W.Copeland编《柏克书信集》（8卷，芝加哥，1958年）。另外，1948年在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的设菲尔德（Sheffield）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手稿（即所谓Wentworth Woodhouse手稿）是此前所未见的柏克最完整的手稿。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份手稿的研究，似乎更加提高了柏克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历史地位。有关柏克生平的研究已有多种著作行世，其中莫利（John Morley）的《柏克传》一书虽然已是100年前的著作，但迄今仍被认为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

柏克这部《法国革命论》渗透着一种宗教的情操，他的行文又独具一种雄辩动人的风格，本文深恐未能很好地理解并表达作者原文的意旨。这里所谈只能说是个人的初步感受。文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尚希读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