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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改革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往往互不协调的新意图，在臭名远扬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编制委员会”里亦有表现。但是，这一委员会表明，我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对于那些不符合彼得时代以前的旧事物和不符合迄今仍没有动摇的国家制度基础的法典的实施，是多么不利。
一部分人民把派遣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看为一种对国家的可憎的徭役。对这部分人说来，问题是尽快地摆脱这种徭役。在穆罗姆贵族给他们的代表的委托书中说：“我们出席会议，根据我们全体穆罗姆贵族的共同意见，决不承认任何负担和需索。” [139] 在特维尔县，有一个地主借口彼得三世的敕令曾豁免贵族的任何强制服役，而拒绝参加代表的选举。工商阶层尚未免除强制服役。因此，在1766年12月14日上谕到达后，某些城市的市议会认为有权采取坚决措施，取缔逃避立法工作的任何企图。在浦季夫里，市议会命令市长库尔久莫夫：“你要到浦季夫里的所有商人家中去，不要遗漏一户，向每人宣布，要他们准时出席。”“万一他们由于不服从而没有报到”，市长应即刻上报。在卡尔戈波尔，市长奉命每周巡查，明晰地宣读上谕文件及附件，务期家喻户晓。在卡辛，阿尔汉格尔斯克，梁赞省彼列亚斯拉夫勒市，市议会命令，在12月14日上谕颁布后，任何商人都不得在选举前擅自离城。在其他城市，离城的商人必须书面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来。在卡西莫夫，责成市长对第一级和第三级商人中的40名，处以罚金，“不得疏漏”，因为他们经过多次通知仍不出席选举。对于无力偿付罚金的逃避者，决定处以“笞刑，使其不敢再犯”。这一切都是按照彼得改革前的莫斯科制度精神办理的。对于那些与当地生活素无联系，并且不愿被选而被选为代表的选举人，也按照这一精神对待。在当时莫斯科省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商人叶波尔金被选为代表，他虽然在文件上属于当地社会，但却住在维堡市。他在收到代表证书和选民委托书后，向相应的主管当局说，他在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既无房屋，又无商店，此外，他本人已经病了三个星期，并提出医生诊断书作为证明。开始了一个整个的诉讼过程，官司打到参政院，参政院的裁决认为，叶波尔金在当选时，在该镇尚有房屋，而且身体健康，后来才生了不大的病，所以他无权拒绝充任代表的义务。维堡省省长遂将这一强迫被选的人送到莫斯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从现时的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库尔斯克的代表伊凡·斯科尔尼亚科夫的命运。他住在涅仁，托词有病。就是情绪乐观的参政院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代表，这病——“头脑糊涂”，是大病。可是严厉的库尔斯克市议会不考虑他的托词。根据省长的命令，为了惩罚他的“一周逃避”，斯科尔尼亚科夫由小俄罗斯委员会押送到库尔斯克。监禁过斯科尔尼亚科夫的涅仁市议会，认为他们是“依法”办事。
在叶尼塞斯克，当地居民有意推举一个受到普遍憎恶的人沙莫伊洛夫为代表。当选人抗议说，他是被恶意地选出来的。然而这没有用。他不得不服从自己的痛苦的遭遇。沙莫伊洛夫甚至参加了修改代表委托书。法国谚语说得好：胃口在要吃东西的时候才会来。选民们在签署委托书时还担心，选出沙莫伊洛夫不仅会给当选人，而且会给选民自己带来麻烦。然而，困难总算是消除了，沙莫伊洛夫到了莫斯科，据说，还成为委员会的一名干员 [140] 。
如果旧莫斯科的传说，最少在俄罗斯国家某部分居民中尚且记忆犹新 [141] ，那么，它在这个国家的行政官吏中，就更为根深蒂固了。叶卡捷琳娜说，她要使代表的选举成为“自由的”，要防止对选举施加行政压力。但是，我们深知，女皇的实践同她的理论分歧得多么厉害。实际上，行政当局只要觉得有益，便毫不迟疑地压制选举。他们极为关切的是使选举“充分安静无声地”进行，任何“喧哗”都被他们看为犯罪。如果在大俄罗斯很少发生具有政治意义的“喧哗”，那么，在西部边区，事情就迥然不同了。这些边区有其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权利，它们根本不愿放弃这些权利。那里的居民担心委员会会取消这些权利，因而宁愿完全不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在波罗的海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小俄罗斯的一些地方，便是如此。而当边区人民确信逃避派遣代表已不可能时，他们便在拟订他们的委托书时，首先请求保持迄今仍存在的特权和恢复已被中央政权取消的特权 [142] 。不言而喻，行政当局只能把这种意向和愿望看为“任性”，看为对决心为臣民造福的女皇的“忘恩负义”。小俄罗斯的总督鲁缅采夫从小俄罗斯写给叶卡捷琳娜的报告说：
“新法典草案没有引起对皇帝陛下的德意的感激，没有改变他们的倾向和意见。许多人酷爱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任何皇上的上谕都是破坏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他们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委员会呢？我们的法律已是够好的了，而如果去作代表，那就只有请求确认我们的权利和特权。’他们‘经常灌输到普通人民（这种人是真正善良的）头脑中的建议的用语，是自由和权利’，把这视为必须一致寻求的根本。” [143]
像鲁缅采夫一样，叶卡捷琳娜决定，这种“任性”必须结束。她回答鲁缅采夫说：“我希望你会采取措施，逐步使那些不认识自己社会利益的人们，终于认识这种利益。”
由于她早在塔勒兰（Taлейран）之前便已实行一个信条：我们应该利用言辞来掩饰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里也立即建议避免“强制或严峻的训诫”。这一保留没有瞒过鲁缅采夫。在其后所写的一份报告里，他对他的爱好自由的元首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去劝导这些撒谎者”，他“直接采取了命令的语调”。如所预料，她答复他说，他所使用的命令语调，是“非常得体的” [144] 。问题并不限于“语调”。在涅仁团队，选民由于不满意他们的代表谢列茨基拒绝接受一份要求恢复贵族自由以及黑特曼（Гейтман） [145] 政权的委托书，选出另一名新代表来代替谢列茨基 [146] 。于是，行政当局将“破坏秩序的主谋者”移送法庭：军人移送军事法庭，非军人移送民事法庭查办。
他们的罪名是他们“公然破坏代表谢列茨基的权限”，而谢列茨基“自当选之日起即已处于女皇陛下的保护之下”。民事法庭给被告判处终身流放，军事法庭处刑更重：在36名被告中，33人判处死刑，其余3人判处流放！参政院将流放改判为16年监禁，褫夺一切官衔。死刑判决没有执行。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改判为了什么罪；但在1770年，当仁慈的叶卡捷琳娜认为可以宽恕他们的时候，赦免的消息他们是在监狱里得到的 [147] 。
贵族对中央政府的反对情绪，比小俄罗斯人民的其他阶层表现得尤为剧烈。我们在前面看到，甚至鲁缅采夫也觉得，小俄罗斯的“普通人民”是“真正善良的” [148] 。然而善良的小俄罗斯人民，也有不少不满的理由。哈尔科夫省 [149] 米日里奇镇的居民过去是镇的哥萨克军人，后来变为纳税居民，他们自然愿意恢复旧秩序。在一次选举大会上，有一个名叫格林金科的人感叹地说：“谁规定了这个税额，他将永世不得超生。”他被捕了，并被移送法院。有些选民企图释放他，他们也被捕，并按法典第1条和第8条，以密谋危害国王健康，阴谋反对国王的刑律审判。苏麦省当局决定公开对所有被告（共23人）实行鞭挞。事实上，仿佛只有格林金科受了鞭刑，还有选民费特洛克受了笞杖。然而，这就是非常“严峻的劝导”啊！假定费特洛克饱尝笞杖滋味，是因为他企图强力释放格林金科，但格林金科的受罪，只不过是因为他过于激烈地表达了他对新事物秩序的观点而已。这就是说，“自由的”选民，在给应该谋求“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幸福” [150] 的代表提出委托书时，是没有自由公开说出他们所想说的一切和心里感到痛苦的一切的。
按照关于选举的上谕附件的规定，代表永远免除死刑，拷打，体罚和财产被没收；凡是侮辱代表的人，应受双倍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实践又与理论分歧。哈尔科夫省代表普洛科普·库克向居民需索钱财，许诺在与选举同时举行的土地清丈中，给这些居民帮忙。库克被控敲诈，被剥夺了代表称号，并被处以鞭挞。这样看来，仁慈的女皇所给予代表的特权，其实不过是说，在没有预先剥夺他们的崇高的代表称号时，不能对他们的“肉体”进行处罚罢了 [151] 。
行政当局非常不喜欢代表们同他们的选民有书信往还。有些代表向外省写信。按照行政当局的意见，这些信可能表现出不服从。叶卡捷琳娜认为应该给他们提出严重警告，“使他们往后更慎重地使用纸笔”。代表杰尼索夫、莫列涅兹和莫罗兹。 [152] 由于同他们的选民有过仿佛令人愤慨的通信，都被开除了。不过，这类细节，就是现时的俄国读者，也不会觉得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