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I

方-维津（1744—1792年）

克雷洛夫禀赋了巨大的讽刺才能。但是，这种才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在18世纪下半期，方-维津是我国最大的讽刺天才。

B.Г.别林斯基用不多的话卓越地阐明了方-维津的著作生涯的真正意义。他指出，《旅长》和《纨绔子弟》不能称为喜剧（就这个字的艺术意义说），它们更多地是俄国讽刺作品力求成为喜剧的努力的成果。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个评语，并不妨碍他确认这些喜剧虽然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却毕竟是优秀的文学创作，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史篇”。此外，还应补充，当时的我国社会生活可从方-维津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颇为鲜明的说明。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就其本身来说是异常有益和光荣的——是在贵族眼界的范围内完成的。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抛弃了贵族的观点，而比较坚决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启蒙思想家所保持的第三等级的观点上来。拉季谢夫便是这不多的人们当中的最优秀人物。

然而如果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达成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进步得多的观点的转变，那么，在其生命过程的一定时期不断动摇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人们，却是为数颇多了。对于某些人，——尽管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动摇是一个极为艰难，有时简直是极为悲剧性的过程。在动摇，并且由于动摇而饱受折磨的人们当中，最突出的要算诺维科夫了。方-维津也属于这一类型。

他自己以恐惧的心情回忆他接受自由思想者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影响时期。我已说过，对于在方-维津的《真诚坦白》中看到的关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及其小组的评价，应该批判地对待 ^[115] 。但是，到底是关于这个小组的哪些回忆，引起了我们的讽刺作家的恐惧心情呢？确定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按照他的说法，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小组，热衷于渎神言论和亵渎活动。我们的讽制作家写道：“对于渎神言论，我从来没有参加。当我听到无神论者的咒骂时，我直哆嗦；至于渎神行为，我却起过不是最小的作用。……那时，我写了一篇致舒米洛夫的信，其中某些诗作表明我在当时的错误认识。” ^[116]

这封《信》里有许多饶有趣味的东西。但是信里所表明的“错误认识”，并不像方-维津在恢复其旧时信仰以后所感到的那样重大。所谓“错误的认识”全部包含在《信》的最末一行：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

这里很少可怕之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怀疑论的最低发展阶段而已。显然，方-维津的怀疑论是由于直接间接接触伏尔泰的著作而引起的。如所周知，这位费尔涅教长的怀疑论世界观并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的最极端表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有好些勇敢得多和彻底得多的思想家。当然，从方-维津的家庭所坚决维护和他自己在脱离科兹洛夫斯基小组后所恢复的那些旧概念的观点看来，对于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的任何怀疑，都是可怕的罪过。在伏尔泰的怀疑论和对美好旧时光的天真信仰之间，有一个很广阔的距离。所以，毫不奇怪，方-维津在倒退到他的笃信宗教的祖先所遗传的思想方式，走完这一距离之后，便感到他是一个逃出了致命危险的人了 ^[117] 。

值得指出，方-维津虽然同伏尔泰一样，拒绝解答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问题，但在这封《信》里，对于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却比伏尔泰还要怀疑得多。他在《信》 ^[118] 里称呼的人物之一——他的农奴凡尼卡的说辞，毫无疑问，表达了自己的主人的思想：

伏尔泰尽管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他相信，将来理性会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占优势，虽说他的未来的理性胜利，不能与他的崇拜者和传记作者，例如，康多尔塞（Кондорсэ）的那种洋溢的光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怀疑论与颇大一部分乐观主义和睦相处。但在《给仆役的信》里，完全没有乐观主义。人们都是贪婪、狡猾，惯于欺骗。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不合理的。方-维津尖刻地嘲笑了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永远不变吗？难道不能希望将来文明的人类会变得更合理些？会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显然，在《给仆役的信》的作者那里，就连这个问题也未产生。这同我们在伏尔泰那里看到的情形，是有重大差别的。当然，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在法国业已成长了一种可为启蒙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的力量，而在俄国，这种力量暂时却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培养欢乐希望的心理可能，——虽然我们知道，当他们看到可悲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变得消极（如爱尔维修），——而他们的俄国追随者要感染这种乐观情绪，却是困难得多了。

但是，毫无疑问，任何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愿望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人，是很难带着《给仆役的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人类关系的极端悲观的观点生活下去的。正如黑格尔在所著《精神现象学》中说过：怀疑论能够导致忧郁的情绪（das unglückliche Bewusstsein）。这种情形，我们从那些往往自愿结束生命的俄国“伏尔泰门徒”的事例中，也可看到。然而不言自喻，自杀并不是摆脱忧郁情绪的唯一手段。而且这个手段，一般地就其性质而言，只能为个别人所选择。其他的人则用各式各样的古怪行为来解闷；最后，第三类的人则及时到童年信仰的平静滩头，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忧郁的情绪。可能，这类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多得多。

方-维津在其宗教自由思想的不很长久的年代里，在上述这封《信》里，询问他的一名仆役，为什么他们注定要在“沉睡”中度过一生。那时使他感到奇怪的，——如果不说愤慨的，——是在世界上竟然有人在奴役中度过一生，而且方-维津觉得，他们甚至毫不怀疑他们应该“永世成为奴仆”。他对此感到奇怪，——这一事实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伏尔泰主义”的影响。的确，在这一方面，也如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并不很大的。在《信》里，他粗暴地嘲笑了他的农奴仆人。他虽然想说明，他的仆人之一对于创世的目的问题，曾经有所考虑，但是写道：

我们看到，自由思想没有使他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的对仆役的人道主义态度。但是自由思想毕竟使他对于农奴制的优越性发生某种动摇。在他结束其宗教自由思想之后，他的这种动摇也似乎结束了。他开始坚信不疑地重复着农奴主关于俄国农民的奴隶地位的益处等等流行议论。他在1778年3月20/31日从巴黎写给帕宁伯爵的信里说：“我参观过兰格多克，普罗万斯，多芬内，里昂，波尔贡，沙姆畔等省。前两省在这里，在全国被认为是粮产最丰裕和最富有的地方。如将我国最好地区的农民同那里的农民相比，我发现我国农民的情况，公平地说，是比较最幸福的了。”同一封信的下文表明，他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农民的经济地位，而忘记了法律地位。

当时法国农民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方-维津也许没有过分夸大地说：“在这个果实累累的边区，在每一个邮站，我的马车经常被穷人包围着，他们时常向我们乞讨的不是钱，而是问我们是否带有一块面包。”在懂得本身利害关系的明智的俄国地主那里，农民当时在经济上是生活得好一些。但是，明智的地主当时是否很多呢？在讽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论文——可以设想，方-维津是不会不知道这些论文的——使我们有根据断定，他们是不多的。这些论文证明，在俄国先进人物看来，甚至俄国农奴的经济情况也是阴森暗淡的。不仅这样。无论当时法国农民怎样穷困，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早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同俄国的“神圣所有制”相比的极大优越性。然而，在方-维津的眼光里，这一优越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的通讯而言。其他的一些资料则对此产生疑义。

谢梅夫斯基认为我在前面提到的《法国贵族自由和第三等级利益简释》一文，是方-维津写的。尽管该文作者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贵族的观点上，但他是18世纪俄国欧化人物中的一员。这种人物为在俄国建立“诚实和开明的市民阶层”而钻营奔走。按照他的见解，市民阶层是“社会的灵魂”。他懂得（尽管是部分地），第三等级在一个以生产者被奴役为基础的国家里，是很难发展的。他的研究的结论是：“在俄国应使1）贵族完全自由，2）第三等级完全解放，3）从事农业的人民虽不完全自由，但最低限度，在他们（农民——著者）将来成为能使农村或主人的作坊趋于完善的农民或艺人时，应有自由的希望。” ^[119]

对谢梅夫斯基所说上述见解出自方-维津手笔的假设有利的事实是：最低限度，他有时关切这一见解中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有一部的标题是：《经商的贵族与军人贵族的对立，或关于贵族经营商业是否对国家幸福有利的两种见解》。收进这部译本的两位法国人的著作，都写于1756年，其时经济问题引起了法国读者的深切注意。第一篇著作的作者，坚决主张贵族从事商业。这一职业一点也不降低最高等级的地位，却能改善它的物质状况，并给法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新的推动。这位法国作者逐一分析了妨碍贵族经营商业的种种偏见，而且为了给商业辩护，有时讲些粗野的语言。值得指出，这位法国的商业辩护士，像俄国见解的作者一样（谢梅夫斯基认为这种见解出自方-维津的手笔），也将商人称为一切社会集团的灵魂。同时，关于法国贵族过去对人民的态度，他是这样描写的：

“首先，法国贵族不努力从事他们农村土地的耕耘；他们有的是听从命令的奴隶。人民摆脱了这种桎梏，而取得了某种自由。现在贵族想收获粮食，那就得雇用工人并用金钱迫使他们工作。” ^[120]

接着又说，为了种好自己的田地，贵族需要金钱，而向他们提供金钱的是商业。总之，法国作者把自己表现为浸透了第三等级新意图的作家，他们深切了解以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比生产者受法律奴役为基础的封建关系高超不知多少。他甚至对英国革命表示——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而是躲躲闪闪地——同情，以为这个革命以“受咒骂的”“不公平的统治者”克伦威尔为代表，注意商业，就像注意“生命之树”那样 ^[121] 。这一切都是如此明显，读者是不能不一目了然的。如果方-维津在读到这种见解之后仍然认为必须将其译成俄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见解的趋向，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还可设想，法国作家关于贵族经商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见解，对于方-维津主要喜剧中的那一好发议论的主角——斯塔罗杜姆的性格，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事实上，斯塔罗杜姆的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军职，而是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某种工业经营（可能是开采金矿），“他在那里赚了金钱而不用良心去换取金钱，不从事卑鄙的勾当，不掠夺祖国；他在那里向土地要钱，而土地比人公正，不讲情面，只是诚实地、慷慨地给劳动以报酬。” ^[122]

当然，斯塔罗杜姆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同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少共同之处的。我已指明，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学说，在他那里取得了怎样独特的形式。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他害怕现时的哲人在根除偏见的同时，会从根本上，用他的话说，收回德行。如果甚至保守的斯塔罗杜姆，其性格的颇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确乎是来源于我在上面引用过的那部讨论贵族经商的著作的爱好自由的作者，则这一著作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头脑里留下重大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不可理解，方-维津怎能说服他的尊贵的通讯人，要他相信俄国的制度优于法国制度和一般西欧制度了。但他却恰恰是要他相信这一点，这是从他在1778年9月18/29日给他的信的下述一段里可以看出的：

“诉讼的事情在法国也同在我国一样不幸，唯一的差别是，在我国诉讼的花费不像法国那样漫无限制。……在法国，断案以前必须作好许多烦琐的手续，……而在我国，最少这是一个优点，动作要灵敏得多。只要有某一与宠臣有瓜连的半个贵族出来过问，案件立即出现转机而接近于了结。”这真是一个可疑的优点！可是，即使对于这一优点不加怀疑，方-维津也应记得，偏袒是“独断专横”的产物，任何一个宠臣总是有“做坏事的巨大权力和可能的”。

在写给帕宁的另一封信里，方-维津“真诚地坦白”（这是他的原话）说：“如果在我的理性健全的年轻同胞当中，有人因为在俄国看到舞弊和混乱而发生愤慨，并在心里开始与俄国离异，那么，为了使他热爱祖国，除了更快地将他送到法国之外，别无更可靠的方法。在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对现实不满的俄国人即使相信，那些谈论法国的“完善”的人是在撒谎；无论在俄国的生活有时是多么坏，但是，如果心安理得地，如果用理性统治想象，而不用想象统治理性，则在那里，可以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幸福。” ^[123] 看来，作出这样的结论的人，从精神状态说，是不可能图谋政治改革的。

彼得时代的俄国官吏去到外国，——到威尼斯或巴黎，——都迅速看出在西欧各国，要比在俄国有更多的自由。方-维津也看出了这一点，因为毕竟他比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的俄国人更有观察外国生活的素养。但是，在他总结他对这一生活的观察时，却出现了意义深长的保守主义的保留。

他写道：“在研究法兰西民族的状况时，我学会了区别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自由。我国人民没有第一种自由，而后一种自由则享受很多。与此相反，法国人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却生活在真正的奴隶制度之下。”按照他的正确的意见，法国人的实际被奴役是由于“国王虽受法律的限制，却掌握着践踏法律的一切力量”。从逻辑上说，按照宪法草案序言的精神，由于国王对法律的践踏，应该作出结论，确认必须制定“根本法”，以结束国王的专横。但是方-维津避开了这个结论。他满足于对法国秩序的笼统谴责，并提出一种叫人感到欢喜的思想，以为俄国人民大量“享受着”即使不是法律上的自由，也是实际上的自由。他在其他信里断言，俄国秩序全然不像它的不公正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坏，可是一般地说，“铃鼓总是远方的好听。”

别林斯基赞扬了方-维津的国外通信，因为，照他的说法，信里精辟地指出了法国旧秩序的缺点。他认为这些信比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通信》高。然而方-维津虽是比卡拉姆津更确切地指出了当时法国秩序的某些弱点，可是，对于这样或那样致力于根本改革这一秩序的一切，他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在这里比卡拉姆津显得还要目光短浅。的确，他的艺术嗅觉不时提醒他，在法国发生着某种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暂时还不存在，或暂时还很微弱的新运动。但是他对这一新运动的模糊认识，只是增加了他对法国的反感。由于对这一运动的否定态度，他甚至相信在法国，“人们的生活和享受并非真正的幸福，而且对幸福，并无最低的认识。” ^[124] 前此数月，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长信里，坚决表示：“在俄国，各州府的贵族要比这里好得无法形容；此外，这里的空谈有着较好的外表。”对于这种说法，俄国的斯科季平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是会欣然同意的。

根据方-维津的书简判断，他对很少受到解放运动波及的德国，比对法国要喜爱得多。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说真的，德国人比法国人单纯，但无可比拟地更值得敬重。我千百倍地宁愿同德国人住在一道，而不愿同法国人住在一道。”但在地球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住在德国比住在法国要好得多，那么，住在俄国又要比住在德国适意得多。方-维津在给他的亲属的信中写道：“一般地，我可以公正地说，从彼得堡到纽伦堡，我们祖国的包袱是越来越重了。这里的一切，一般比我们差：人、马、土地，必需食物的储藏，总之，我们的一切，都要好些，我们的人也比德国人多。无论别人怎样说，这种信念总是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里。” ^[125]

在这一切里，没有自由思想的痕迹。是啊，自由思想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上的自由”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在人们的心坎里，没有第一条法律，没有人们之间的第一种联系——即善良的信仰，任何政治方面的改革又有什么用处呢？” ^[126]

方-维津在结束了宗教自由思想，回到他的童年信仰以后，仿佛还保持了，最少是有时还保持了感染政治自由思想的能力。但在他第一次国外旅行期间（我所摘录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写的），他连政治自由思想也放弃了。这是有其不可争辩的逻辑的。合乎逻辑的是，方-维津既然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便同时放弃了他们的所有社会政治改革计划的出发点：以前他同他们一道，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的，即人们的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现在他却以为制度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善良的信仰了。如果彻底地发挥他的这一新观点，他便应得出这样的论点，即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可是，他的彻底性没有保持多久。

他在1777年翻译了《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一书。这本书是法国研究院院士汤玛斯写的，而且用这样的想法粉饰，例如：

“自由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服从统一的法律的权利，除了这种统一的法律之外，别无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害怕说出自由这个名词的奴隶多么可怜呀！谈论法律有罪的国家多么可怜呀！”

又如：

“永远仁慈的自然，按照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创造了人。暴政的出现，造成人的弱点和不幸。这时，少数人占有了一切，等等。”

按照一位学者的意见，如果方-维津通过他的译文发展并补充了他自己所谓更好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则通过同一译文，他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所谓政治改革无用的思想。

不用说，在《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里，过于细腻的学院式的雄辩是多于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强的爱。但是作为《赞词》的基础的思想，毕竟与我们的讽刺作家在其国外来信中所表述的那种箴言，是极其矛盾的。

同一学者又认为，“1785年8月，方-维津患脑溢血，这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所坚持的自由思想的意图。”的确，方-维津为波将金逝世（即1791年）而作的《论虚度的人生》一文表明，疾病造成了他心灵的完全悲观情绪。他在文中坚决谴责了他以前“对理性的狂烈向往”。但是，我们看到，关于“对理性的向往”，他在70年代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已经几乎是像患脑溢血后一样坚决批驳过。此外，在他为他的——未经警察批准的——杂志《诚实人之友或斯塔罗杜姆》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在1788年2月刊登的莫斯科来信，这封信表明，方-维津在病中有时还受到政治自由思想的冲击。

这封来信谈到在俄国妨碍辩才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方-维津用斯塔罗杜姆的名义写的。他说：我们缺少演说家并不是由于我们禀赋的弱点，而是由于缺少“使辩才能够表现的机会”。在其他政治条件之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我们的大主教加夫里尔，萨穆伊尔，普拉东就是我们的迪洛特逊和布尔达鲁；耶拉根就其职位编写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也充分证明：如果我们有了讨论法律和租税的讲坛，如果我们有了判断掌握国家政柄的部长们的行为的场所，俄国的辩才会发挥多么大的力量。” ^[127]

在这里不提出普拉东、加夫里尔、萨穆伊尔以及……耶拉根的辩才实际上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不能不看到，疾病缠身的方-维津在这里仍旧是完全根据政治自由思想的精神立言的。按照这种精神立言，须以一定的“对理性的向往”为前提。

这就是最主要的东西。方-维津的观点是彻头彻尾地互不协调和自相矛盾的。他能够几乎同时发表直接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对于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方-维津在俄国18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18世纪后期的许多有学识的俄国人，都在这方面同他相似。

但是，必须记住，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世界观里，保守主义几乎经常占着优势。叶卡捷琳娜看错了，她抱怨说：“我活得别扭！就连方-维津也想教训我怎样统治国家。”

方-维津不能够给她造成任何真正的政治麻烦。说到底，他在实践上保持了斯塔罗杜姆所表示的那种欢快的信念，即君主掌握着使人们幸福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只对确切达到“善良操行”要求的官吏，才按照职务，给予好处。就这点说，他也与他的许多开明同胞所见略同。

1784年3月，病危的H.И.帕宁伯爵（方-维津自1769年起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向他口授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篇遗嘱包含以下的内容：

“授予国王最高权力，是为了谋求其臣民的一致幸福……没有必要的国家法律，则无论国家的状况或国王的地位，都不巩固。……没有公正温和的神圣品质，而实行侮辱、强暴和苛政的任何政权，都不是神授的政权，而是人授的政权。这种政权纵容人的不幸，向实力让步，贬低人类的尊严。处于这种毁灭状态的民族，会找到各种手段，用加于他们的同样权力，摧毁镣铐，是否出乱子是心甘情愿的。……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义务，都是……自愿的。”简言之，Н.И.帕宁伯爵的遗嘱，是以“法律上的自由”的优越性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而这一思想，方-维津在其从国外寄给H.И.帕宁伯爵的兄弟——П.И.帕宁伯爵的书简里，已予批驳了。必须记住，П.И.帕宁是完全同意他的哥哥的观点的。我们往后还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这里只要说明，从П.И.帕宁伯爵为庆祝保罗·彼得洛维奇亲王即皇帝位而写给亲王的信中可以看出，方-维津是完全赞同帕宁兄弟的政治倾向的。这怎么能同前面摘录的他的国外通讯相调和呢？

不仅如此。在方-维津按照H.И.帕宁伯爵口授写成的政治遗嘱的一个地方，谈到“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私产的国家”，即存在着农奴制的国家；在评价这种国家的时候，发出了近乎鄙视的遗憾。而在П.И.帕宁伯爵所写的遗嘱“补充”里，更要求关于农民对地主的“义务”，作出法律规定 ^[128] 。这同方-维津所谓俄国农奴的令人羡慕的命运的意见，怎能协调呢？我们是否有权假定，方-维津的晚年，在社会政治方面又传染了某种自由思想呢？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假定。

康捷米尔抨击了“诽谤者的言论”。方-维津也抨击了以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和斯科季宁之流为代表的诽谤者。康捷米尔写了讽刺作品《品质恶劣的贵族的骄傲和妒忌》，方-维津也不放弃机会去触动“品质恶劣的贵族”。苏马罗科夫暴露了“芝麻绿豆小贪官”，方-维津对于这种小贪官也不宽容 ^[129] 。康捷米尔（在第一篇讽刺文里）挖苦了梅多尔，因为他力言用于印书的纸张太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卷发。在康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文里，菲拉列特申斥叶夫根尼只关心外表，所以长年在外国旅行，除了完备的时髦知识之外，什么也不曾得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还将各式各样的讲究穿着的男女，绑在耻辱的柱上 ^[130] 。总之，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在整个18世纪，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有两种原因：第一，叶卡捷琳娜的无比虚荣心，不允许设想在她的光荣的王朝里，能有任何比较沉重的社会溃疡，所以她极度压制了讽刺作家的揭发活动。我们知道，当时的讽刺刊物都是寿命不长的。第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仍然用该世纪上半期讽刺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主要基础：他们都嘲笑旧事物的辩护士，而在对这些最主要基础的态度上，却仍旧是从旧事物中继承下来的现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的暴露式的眼界，极大地受到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的限制。

然而生活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彼得改革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因而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即使没有扩大，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态度，却部分地改变了。

梅多尔和叶夫根尼使康捷米尔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利益漠不关心，而把时间——彼得卵翼下的真诚小学生总是非常珍惜时间的——耗费在时髦的琐事上。康捷米尔从未想到责备他们轻视俄国和俄国的习惯。在他那时候，有多得无可比拟的理由为相反的极端担心：这就是对西方和对西欧生活方式的轻视。因此，对他说来，维护俄国启蒙事业的利益，意味着同守旧的俄国人的民族特殊论进行斗争。在18世纪下半期，情况已变。那时谈不上恢复彼得前的旧事物了。俄国的统治阶层业已与彼得改革完全妥协。不过，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同它妥协，是很自然的。

俄国统治阶层利用彼得改革来巩固和扩大其对劳动群众的统治和摆脱义务兵役。摆脱义务兵役可给他们以空余时间。他们把这种时间部分地用来安排他们的经济事业。然而系统的坚持劳动，从来不合乎这一阶层的习惯。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分散到农村，与其说是从事农村经济，不如说是从事狩猎和纵酒狂欢。至于他们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住在首都继续服务公职，但全然不像对各式娱乐那样热衷于业务。在首都的贵族中，孳生出大批讲究服饰的男女，为讽刺作品提供了大量的“人证” ^[131] 。这些贵族等级的上流社会分子，迷恋外国时装和习惯，不仅达到了像康捷米尔笔下的梅多尔一样可笑的极度，而且轻视自己的祖国。讽刺作家就是这样证明的。

方-维津在《旅长》一剧中迫使伊万努什卡（伊万的小名）向他所追求的顾问夫人说：

“我的一切不幸只在于你是一个俄国妇人。”她用同样的精神回答说：“当然，我的天使，这是我的可怕的毁灭！”

既已决心模仿外国人，俄国的贵族等级很快懂得，最好的模仿样板是法国贵族，因为他们最雅致（“人情味”），而且欧洲大陆所有文明国家的贵族都在模仿他们。在18世纪下半期，按照外国方式教育青年，意味着给他们以法国教育。那些由于轻视俄国而受到我国讽刺作家抨击的花花公子，力求尽可能更多地模仿法国人。

在《旅长》一剧中，伊万努什卡对他的父亲说：

“我亲爱的父亲，听说您要给我讨个俄国女人？”

他的父亲问他：“是啊，难道你想讨个法国人？”

他答道：“我的躯壳生在俄国，这是对的，但我的灵魂属于法兰西王国。”

为了向喜剧的观众们解释，伊万努什卡对法国人的这种可笑的偏爱是从哪里产生的，方-维津觉得必须由伊万努什卡本人来说明。这一年轻的糊涂虫在去法国之前，曾在法国马车夫的宿舍里学习，马车夫给他灌输了对法国的爱和对俄国的冷淡。他说：“如果我就学于一个爱国的俄国人，也许我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里，如果回忆一下别林斯基的卓越评论，会是有益的。他说，方-维津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本义上的喜剧，不如说是使俄国讽刺作品变成喜剧的努力的成果。在这些作品里，除了喜剧的成分外，还有许许多多漫画的成分。漫画的生命在于它对其所描绘的实际生活特征，作有意识的夸张。因此，必须有保留地（Cum grano Salis）接受我们在方-维津的喜剧里和其他讽刺作家的作品里所看到的当时俄国生活的画面。实际上，我们的时髦男女也许并不曾像《旅长》一剧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表现出对俄国的无限轻视，也不曾像他那样迷恋顾问的夫人。但是类似的轻视，毕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特点，这也毕竟是无可疑义的。追求时髦的俄国人，由于极端迷恋法国人，甚至不加批评地对待那些不成体统的法国男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不断地嘲笑了俄国人对法国人的轻信态度。诺维科夫在他的讽刺刊物里把这种轻信当作巨大的社会恶行来抨击。按照他的意见，在所有外国人中，只有法国人才是尽力利用了轻信的俄国人民的。在他所出版的《钱包》里，有一个法国人指出俄国人的极端淳朴，说“他们过于相信诚实，而不能区分真诚和狡猾；同时非常值得指出，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不欺骗他们，而是公平诚实地对待他们，但他们却不喜爱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如果这些人想欺骗他们，那是怎样也欺骗不了的。与此相反，俄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向法国人敞开的” ^[132] 。在克雷洛夫的作品里，一个迁居俄国的法国时髦女人告诉她的从法国逃亡出来的刑事犯兄弟说，美国人对于最初到达美国的英国人，远不及俄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尊重：“英国人用武器征服了美国人，而我们却用机灵巧计征服了俄国人。” ^[133]

在我国讽刺作品反对法国对俄国影响的坚决攻击中，可以很明晰地听到一个被侮辱的民族情感的呼声。被侮辱的民族情感一定要引起，而且实际上已经引起俄国作家把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性格理想化的企图。这一企图，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在前面指出的方-维津在其国外通讯中一般贬低西欧的秩序，特别是贬低法国的秩序，而对俄国秩序则过分地加以赞扬。这一企图使诺维科夫得出一种自我宽慰的意见，以为“俄国人都崇尚德行” ^[135] 。他们以前尤其富于德行：“我们祖先的德行更百倍于我们。我们的土地不曾培育既不喜欢德行，又不热爱祖国的极端邪恶的恶魔。” ^[136]

这种对俄国民族性格和俄国旧事物的理想化，是后来构成斯拉夫主义的因素之一。米柳科夫认为，对采纳新文化的反感，以及为了故意中伤新文化而颂扬古代的单纯道德风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彼得朝代及其继位者时代，就已看过了。这是正常的。然而问题在于彼得时代反对采纳新文化的人们所颂扬的是彼得前的罗斯，反对的是彼得改革，而在18世纪下半期，他们所颂扬的却是彼得时代。

诺维科夫在所著《俄国作家历史辞典试编》里，认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特殊功绩在于他是“彼得大帝的光荣事业的捍卫者和颂扬者”。在方-维津的著作里，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更为显著。他的斯塔罗杜姆说：

“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方式教育我，我不感到要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他是为彼得大帝工作的。那时都把人称为你，而不是称为你们；那时还未曾使人们沾染一种习惯，使任何人都认为自己代表许多人。而在现在，就是许多人也抵不上一个人。”……“那个时代的宫廷官吏都是军人，虽然军人并不都是宫廷官吏。父亲给我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教育。那时教育的方式很少，而且还不善于将外国的思想硬塞进空洞的头脑。” ^[137]

正是由于那时在俄国“教育的方式很少”，所以彼得才尽力想将外国的思想——即西欧的思想塞进俄国人的头脑。这就是他的改革的意义。由于忽略了这一点，方-维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确，彼得所极端重视的那种“外国思想”，同叶卡捷琳娜时代贵族出身的“空洞头脑”所极端推崇的那种外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它在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的头脑里，是断然不存在的。但是，如上所述，“纨绔子弟”之出现于俄罗斯，乃是彼得改革的逻辑结果。几乎是完全用贵族的力量完成的改革，扩大了这一等级的权利；而由于为这个等级保证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便在这个等级的某些部分造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娱乐和外国时装的极端爱好。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俄国重新回到叶卡捷琳娜朝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所颂扬的彼得一世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也会重新迫使俄国遭受彼得改革的全部后果；而贵族的法国狂，便是这种后果之一。可是对于这种逻辑，尊敬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是一窍不通的。同样，他们也不懂，只有前进的，怎样也不倒退的运动，才能使俄国摆脱这种法国狂。

在1741年的政变将最高权力移交叶卡捷琳娜时，她郑重宣布将按照她的父亲的精神进行统治。这一诺言掩盖了她自身缺乏任何确定的政治纲领。同样，我们的讽刺作家所以要把彼得时代的旧事物理想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怎样反对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缺点，以及彼得改革的内在逻辑会使俄国走向何处，全然没有明确认识。

俄国“纨绔子弟”所想仿效的法国方式，是属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当时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分是特权等级的成员（贵族和高级僧侣）。法国第三等级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反对贵族和僧侣等级；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不仅不迷恋法国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嗜好和习惯，恰恰相反，他们猛烈地谴责这一切。对贵族习惯、嗜好和生活方式的反动，在法国文学和法国艺术的一切新流派里，都跃然纸上。这种反动产生了格勒兹的绘画和狄德罗的伤感主义戏剧。18世纪末，这种反动的最新成就，是旧秩序的被废除，贵族一切特权的被消灭。但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里，只有法国能够产生这种成就。德国刚刚开始的第三等级的运动，没有超出列辛（Lessing）所完成的文学改革的范围，这一改革既是对当时贵族所特有的迷恋法国文学概念的抗议，又是对他们膜拜法国道德的指责。但是，必须记住，列辛之完成文学改革，也是模仿英、法两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特别是模仿狄德罗的。他对狄德罗是非常推崇的。因此，他对法国狂的抗议并不是对法国解放思想的抗议。列辛没有走得像18世纪先进法国人那样远，但他毕竟同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然而，我国法国影响的敌人，却也是法国先进哲学的敌人。

诺维科夫在其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往往这样表示，似乎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自由思想家同“卷发学院”的教授们毫无二致。几年之后，在为所出版的《俄国古迹讲述》一书写的序言里，他猛烈抨击那些他所谓感染了“法国自然体系的书籍的毒害，传染了香粉、香膏、纸牌、游手好闲，表面装饰和无益打扮等恶习的人们” ^[138] 。所谓“自然体系的书籍”自然应了解为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所以，结果是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应对上流社会轻薄少年的游手好闲，对他们的香粉、香膏和纸牌负责！不能比这种概念混淆走得更远了！然而这种混淆，不仅为诺维科夫一人所独有，在方-维津的例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方-维津在把彼得时代理想化的同时，也对法国的新思想鼓吹者（对所谓“学术界的撒谎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方-维津之过分赞扬俄国社会生活而贬低法国社会生活，部分地是出于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狂的反动。现在，我补充指出，将俄国欧化贵族的这样那样缺点的责任，诿诸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只能是俄国社会关系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不发达妨碍俄国讽刺作家去了解西欧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的现象。

米柳科夫说得完全公允：由于西欧文化仅仅为贵族等级所享有，所以对于他们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就同对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攻击交织在一起。可以补充说：从西方无神论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进步思想，其内容就是对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的攻击，而把彼得时代旧事物加以理想化的笃信宗教的人们所攻击的，正是这些无神论作家。正因为把旧事物理想化的人们所厌恶的，是勇敢的革新家，所以尽管他们从这些革新家那里抄袭了进步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好好吸收它；同时，他们对贵族等级特权地位的攻击，由于同对这个等级的文明外表的攻击交织在一起，所以，不能不是极端无力和极端表面化的。此外，这种进步思想有时完全被冲淡了，而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宣扬——即利用都会中的道德败坏来宣扬外省贵族的“纯朴”道德——所代替。

然而，尽管对彼得时代旧事物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毫无内容，尽管讽刺作家对贵族等级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在内容上贫乏无力，但是应该承认，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值得注意的旗帜：它们表示，俄国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应对西方采取什么态度问题，业已产生。在本书往后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或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我国在下一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流行的表达方式——为了寻求我们的进步方式，18世纪已经作过值得重视的努力。我们将在这一章里看到，方-维津在这个问题上就发表过后来在19世纪风靡一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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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人贝卡里亚说，他“在一切方面都得助于法国书”；科西嘉人曾请卢梭为他们写一部宪法，波兰人也请他写宪法，等等。

[2]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斯特列尔斯基译，普列汉诺夫校订并作序。第35页。

[3] 魁奈提出如下论点：“农民穷，则王国穷；王国穷，则国王穷。”这个论点使人想起俄国波索什科夫关于“农民的财富是沙皇的财富”的见解。由于波索什科夫的见解写在魁奈之前，所以在俄国，人们都跟着波戈金说，波索什科夫预告了最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发现。我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章）对于这个意见作了仔细分析，现在只是补充说明，波索什科夫怎样也没有想支持魁奈所宣扬的那种经济制度。按照魁奈的观点，农民的财富必须以先有富足的农场主为前提，农民是在他们那里从事雇佣劳动的。这一论点，在魁奈的论文《农场主》（Les fermiers）和《谷物》（Les grains）里，都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在这两篇论文的第1篇里，他写道：“农人愈富，则他所增加的土地生产力和国力就愈大。而由贫穷的农场主耕作土地，则只会使国家受损失。”（《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第14卷，第49页，瑞士版。）在这两篇论文的第2篇里，他声明：“所谓富有的农场主，不是指亲自耕作自己的土地的农民，而是指领导企业，并以自己的聪明和财力支持企业的企业家。”（《百科全书》，第16卷，第447页。）因此，魁奈的上述论点可以表述如下：王国穷则国王穷；农民穷则王国穷；而农民在成为独立的业主的地方，都穷。显然，波索什科夫没有，也不能提出类似的见解。

[4] 不过，人们也称重农学派为哲学家：“les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5] 伏尔泰说：“un maitre de requètes。”（一个行政法院的查案官）

[6] 马布利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捍卫“财产公有这一令人愉快的观念”，以反对重农学派。但是他也声明：私有制的弊病，现在业已过于根深蒂固，不可铲除。（参阅他所著《Doutes proposès aux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A la Haye，1768，p.15 et 24《就政治社会的自然根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海牙1768年，第15及24页。）卢梭也是这样想的，尽管他认为文明社会生活的一切消极方面，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的消失而产生的。

[7] 我们在霍尔巴赫的著作里，看到一种后来为圣西门所详细发挥的思想。他说：政府以及所有正直的人们，必须经常关怀尽可能更多居民的福利，而不要为了某一阶级将他们牺牲。（《Système Social》 etc Lomdres，1673，t. 3，p. 74）（《社会体系》，1673年版，第3卷，第74页。）爱尔维修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减少一些人的财富，而增加另一些人的财富（参阅他的《全集》，巴黎版1848年，第2卷，第430—431页）。更详细地关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ägc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Holbach，Helvetius，Marx》，Stuttgart 1895（《论唯物主义史——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马克思》，斯徒加特1895年版），载全集第18卷。这里再补充一点，即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阐述其关于财产不平等的危害的观点时，从来不曾从资本主义关系中举例说明。这是当时先进法国作家的思想方式的特点。

[8] 《百科全书》，第28卷，第366页。

[9] 卢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有分歧的。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校者

[11] 同上。

[12]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著作能在心理上充满那样高贵的热情。

[13] 参阅爱尔维修的《论人》（De l’Homme）第10编，第7章。

[14] 详请参阅Y.Җ.白里西埃：《Voltaire philosophe》，Paris 1908,pp.173—175。（《伏尔泰哲学》，巴黎1908年版，第173—175页。）

[15]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特维城王子，其父深信自己将被儿子所杀的预言，把他弃在野地。他长大之后，偶然杀了一个人，以后做了特维城的王，娶了该城王后。后来才知道被他杀死的是父亲，所娶的是母亲。他就把自己的双眼弄瞎以赎大罪。他曾猜出怪物所出的三个题，因此他的名字成了很有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代名词。——译者

[16] Sébastien Mercier sa vie，son ocuvre，son temps，par Léon Béclard. Paris 1903，pp.790—791.（《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其生平、著作与其时代》，巴黎1903年版，第790—791页。）

[17]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4日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校者

[18] 《18世纪的法国戏剧》（Le Drama en France au XVIII secle），巴黎1910年版，第364页。

[19] 同上书，第36页。

[20] 关于格勒兹在这方面的艺术活动，请参阅Louis Hanteconur Greuze，Paris，1913（路易·汉德逊：《格勒兹》，巴黎1913年版）。

[21] 格弗：见前书，第91页。

[22] 万德尔克父子——西登所作剧本Le philosophie sans le savoir 《没有学习的哲学家》（1765）中的角色。

[23] 格弗，见前书，176页，附录。狄德罗的剧本《Le pére de famille》（“一家之主”）在艺术成就上并不出色。

[24] 我们在下面就又看到，这一章对于俄国读者也有强烈印象。

[25] 尽人皆知，这部书是由整个霍尔巴赫一组人写的，天才的狄德罗也参加了这个小组。

[26] 《全集》，巴黎1918年版，第2卷，第236—237页。

[27] 同上书，第3卷，第308页。

[28] Diderot par Joseph Reinach, Paris 1894, pp.43—44.（约瑟夫·赖纳赫：《狄德罗》，巴黎1894年版，第43—44页。）狄德罗在另一地方（《百科全书》第III卷《艺术》条）对轻视机械艺术的人们进行了抨击。他说，这种偏见是那些寄食于愚昧无知的渺小暴君之门的寄生虫和说教者在城市中散布的。狄德罗说到这一切时服从于一种情感，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法国史学家们后来完成了历史科学的整个变革。奥古斯丁·梯也尔在1818年写道：“当野蛮人在欧洲到处横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谁听说过那种为人类保存工业艺术和劳动习惯的人们呢？这种人经常受着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压迫和掠夺，过着艰苦的生活，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只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他们为自己的儿女，为全世界拯救了文明。我们就是那些受尽征服者无情摧残践踏的农奴、纳贡者、资产者的后代。我们赞美了一切，研究了一切，只是对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没有赞美，没有研究。”狄德罗的祖先也是那些受尽征服者和征服者后裔压迫的纳贡者和资产者。

[29] 这里所引述的狄德罗的言论，使我们想起革命时期所传唱的一篇歌词。歌词写道：“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oent grau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levons nous！”（大人物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是跪在地下，让我们站起来吧！）

[30] 爱尔维修这样谈到法国人：“Nulle crise salutaire ne leur neudra la liberté。”（任何单纯的危机都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

[31] 参阅马尔西勒·罗弗的一篇有意义的文章：《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人民运动》），载论文集（La vie parisienne au XVIII siècle），Paris1914（《18世纪巴黎人的生活》，巴黎1914年版）。

[32] 参阅谢涅为所写悲剧《Charles IX ou l’école des rois》（《查理九世或保皇派》）而作的序，这个剧本是献给“法兰西国家”的，在1789年11月4日演出。序写于1788年8月22日，就是说，在革命之前就已写成。

[33] 《Discours de la méthode》6-e parti（《方法论》，第六部分）。

[34] H.Д.切丘林：《俄国立法文献——叶卡捷琳娜女王二世的敕令》，1907年版。序言，第11、6页。

[35] 《俄国文化史纲》，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2辑，第398页。

[36] Maurice Tourneux，Diderot et Cathérine II（莫里斯·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巴黎1899年版，第144页。

[37] 同上书，第150页。

[38] 她后来将她的这一看法转告了塞究尔（Ségur）。

[39] 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第563—564页。

[40] 同上书，第519—520页。

[41] 同上书，第320页。

[42] “在《纨绔子弟》初次上演那年（1782），整个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53％），都登记为贵族所有”——克柳切夫斯基在所写《方-维津的“纨绔子弟”》一文（见《随笔和演词合编》，莫斯科1913年版，第304页）中，很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43] 叶卡捷琳娜即位后，慷慨地奖赏了她的支持者，给他们分发了农奴和金钱。呼吁她“迅即登上俄国王位，借以挽救祖国于危难”的40人，获奖52万6千卢布及18000名农奴。在废黜彼得三世的上谕里，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这些人是以被忠实臣民选出的人民身份来谒见她的。这样，对“当选者”的奖赏，就是将他们的“选民”的一部分发给他们做奴隶。对于选民，新女王也未忘记。她给他们的奖赏是降低盐价，每普特10戈比，比利巴索夫说得好：“必须吃掉一普特盐，才能感觉到女王的10戈比的恩惠。”（见《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2卷第92页。）

[44] B.A.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伦敦1895年版，第2卷，第174页。

[45] 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秘密侦讯办公厅改称秘密审讯处，其主持人为笃信宗教的舍什科夫斯基，此人于审讯被告——甚至“知名人士”时，曾用棍棒打击下巴，以致牙齿碎裂，甚至脱落。

[46] 比利巴索夫，见前书，第267—268页。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5卷，第1457页。上谕在帝国所有城市中公布。

[47] 《18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的影响》，载《俄国语文分离论文集》（Влия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 века） в （Сборнике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帝国科学院出版，第75卷，第9页杰尔扎温的评语：“她更多地按照政治或她的意志，而不是根据神圣的真理来管理国家和一般司法”，《全集》，科学院版，第6卷，第626—627页。我们为了对杰尔扎温表示尊敬，有权补充，他的这个严格的评语是在他写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颂诗以后作的。他自己说过，当他写这些颂诗时，他还不知道女王的性格。

[48] 见札记《论古代和近代俄国》。

[49] M.M.波果斯洛夫斯基说：“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从上到下，都打上了农奴制的烙印，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被奴役了。安娜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皇宫，按照西方样式安排陈设，以外国式的豪华富丽而令人惊叹。在俄国社会中，它成为西欧情调的传导处所，而究其实，它不过是一处广阔的地主庄园。这两位女王都是18世纪的典型俄国地主——农奴主。”（见《18世纪上半期俄国贵族的生活和道德风尚》，《科学论坛》，莫斯科1904年，第6卷，第37—38页。）在这里，叶卡捷琳娜可以完全不放弃她的无限制的权力，而轻易地扮演一个自由主义的角色。

[50] 对官宦等级人物的态度改变，从以下情况中已可看出：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把她推翻彼得三世说成是对饱受暴政灾难的俄国人的真正悲天悯人的丰功伟绩。她在1762年7月7日上谕中写道：“大权在握的君主，独断专横，不以爱人类的善良品质来限制自己，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是造成许多灾难后果的直接原因。”因此，她必须表明：她虽取得君主权力，却善于克制自己。

[51] 像波丹一样，孟德斯鸠（见《法的精神》1，XV；章VI）说，“莫斯科人”是一个受制于君主独裁制的民族。

[52] 《敕令》，第113、114章。

[53] “地主的仆役都无私产，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主人。在18世纪，还有什么比贵族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更无保障和更不稳固的呢？他们的财产是每分钟都可以被没收的。”（博戈斯洛夫斯基：见前书，第41页。）

[54] 《敕令》，第114章。

[55] 《十八世纪俄国的总结》论文集（Сборник （Итоги ХVIII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10年版，第16页。

[56] 《画家》，1772年，第1部，第7章，着重点见原稿。

[57] 孟德斯鸠说：“La nature de l’honneur est de demander des préférences et des distinctions。”（人的天性是要求特惠与荣誉）（见《法的精神》VII第1.111章。）

[58] 他说：“Les hommes y étant tous esclaves，on n’y pent se préférer à rien。”（既然人在这一点上全是奴隶，对这一点我们也只可最不喜欢。）

[59] 请回忆法国启蒙思想家怎样责备法国的旧喜剧对仆役的不公道。

[60] 1764年前教会、修道院所属的农奴。——校者

[61]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科学的女神之一，给诗人灵感的诗神。——校者

[62]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王即位全民欢庆节日书简》。

[63] 刊登在诺维科夫主编的《晚霞》中的一首诗《北方的拜兰节》里，通过年轻的花花公子说道：“贵族生来就与哲学无缘。”伊瓦努什卡无条件地与他有同感。

[64] 刊登在诺维科夫同一刊物里的另一首诗里，劝告趋慕时髦的人，按照贵族的风习，在结婚后立即与妻子离异。诺维科夫的同事们比皮亚特科夫斯基更懂得这类问题。

[65] 《旅长》第3幕，第1场。

[66] 解放哲学的毫不妥协和极为彻底的敌人约瑟夫·第-麦斯特尔建议对所有虽非唯物主义者，但却“过于”推崇物质并损害“真理原则”的名誉的哲学家都给以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的称呼。（《Examen de la Philosophie de Bacon》.Bruxelles 1844，t.1，p.263《培根哲学的考验》，布鲁塞尔1844年版，第1卷，第263页。）伏尔泰很推崇物质，因此无疑地属于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

[67] 见《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46页。无情地攻击理性时代的涅泽列诺夫教授，也指责它……不尊重理性啦！我不是开玩笑。他于阐述载在诺维科夫出版的某一定期刊物上的一篇教育论文的内容时，赞扬论文作者不同意当代的一些观点，因为按照这些观点，智慧是一种无关宏旨的存在，其发展应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上（《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圣彼得堡1875年版，第329页）。下面我还要对这种令人惊奇的概念混淆，进行分析。

[68] 狄德罗的全称为德尼·狄德罗，这里所说“德尼皇帝”，即作者自称。——译者

[69] 图儿努：见前书，第238—239页。

[70] 见前书，卷二，第84页。

[71] 这一章题为“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自然法典概要”），洛普欣译为《自然规章》。

[72] 塔特利娜（П.Н.Татлина）有类似的经历。伏尔泰的著作给了她最强烈的印象。她说：“但是旧的概念没有在新事物面前退却，读完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我感到这样害怕，想把它投到火里烧毁。可是这些书都不是我的。”塔特利娜与洛普欣不同，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更理智地对待了危险的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意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73] 这里所指的是科兹洛夫斯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后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役，在切斯明斯克战役中阵亡。

[74] 参阅纹格罗夫论文集《俄国的诗》第268页，Л.Н.马伊科夫为В.И.马伊科夫文集所写的序言。

[75] 参阅论文集：《18—19世纪俄国思想史纲》（《俄国的伏尔泰学派》）——（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VIII—XIX в.в.）《往事余音》——《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1914年版，第1卷，第125页。

[76] 伊斯坎德尔：《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A.Iskander：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巴黎1851年版，第46—48页。

[77] 见前第1卷，第267页。

[78] 路易·杜克罗：《百科全书派》（Louis Ducros，Les encyclopédistes），巴黎1900年版，第22—23页。

[79] 在亚历山大时代，普希金便一度做过“罪恶的夸大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比他的严厉的告发者和惩罚者高贵得不可比拟的人物。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抱怨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在地面上种的是黑麦，而生活却靠谎言”，尽管也许他并非不“夸大”，甚至在道德观念上还多少有些摇摆不定，但在道德上他却比他的同代人要高尚得多。

[80] 难道只有谢尔巴托夫一人谈到这点？方-维津在1773年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关于这里的道德沦丧，是毋须描述了。我对上帝别无请求，只请求让我光荣地离开这个地狱。”见《方-维津文集》，第403页。

[81] 《论精神》（De l’Esprit）第III篇，第XVIII—XXI章，《论人》第X编，第IX章。

[82] 论文见前，《往事余音》，1914年，第1卷，第126—127页。

[83] 见他的优秀论文《20年代的唯物论者》，首次载在杂志《往事余音》（1907年6月），其后收进他的论文集第2卷。

[84] 赫尔岑同受过18世纪法国哲学教育的老年人的会见，可能发生在他一生中的什么时候呢？很显然，主要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但他在青年时期的一些年月里，爱好过神秘主义。老一代的“伏尔泰的信徒”的观点，自然应使他激怒。他的一位被称为化学家的表弟，显然是一个合乎18世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赫尔岑（在《往事寻思》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唯物主义使我愤慨。”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从赫尔岑本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这位“化学家”对待他的农奴的态度，要比其他农奴主好些。后来，赫尔岑完全摆脱了神秘主义。但是旧的印象在他关于法国哲学对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的影响的评价上，仍然留下了痕迹。

[85] 见他的著作《伏尔泰和伏尔泰学派》（Voltaire et le Voltairianisme），巴黎，P.Lethilleux（勒提勒克斯）（avant-propos，前言标明为1896年）。

[86] 诺里逊关于卢梭也写过同样仇视的著作《卢梭和卢梭学派》（J.-J.Rousseau et le rousseauisme），巴黎1903年版。

[87] 卡拉什：《学校和教育简史》，莫斯科1902年版，第134页。

[88]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1818年版，第2卷，第595—596页。

[89] 《爱尔维修全集》，第596—597页。

[90]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1818年版，第2卷，第598页。

[91] 《雄蜂》（Трутень），1769年，第24页。着重点见原文。

[92] 《雄蜂》，第23页。

[93] 《雄蜂》，第24页。

[94] 《绘画》，1772年度，着重点见原文。

[95] 同上，第13页。

[96] 参阅涅泽列诺夫：《诺维科夫——1769至1774年间的杂志出版家》，1875年，第153页等。

[97] 见他给洛皮里伊的一封著名的信。信里指出：必须人道地对待奴隶。

[98] 《1769—1774年间的俄国讽刺杂志》，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58页。

[99] 《绘画》，1772年，第20页。

[100] 当时这样称呼杂志《万有》，因为它的出版要比所有其他杂志为早。

[101] 《杂俎》杂志，第11页。

[102] 《万有》杂志，1769年，《闹钟》杂志新版，莫斯科1893年，第48页。

[103] 《万有》杂志，第39页。

[104] 《雄蜂》，第5页。

[105]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78—80页。

[106] “我们早就听到，现在更从事实本身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贿赂现象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几乎在最小的政府职位上，神圣的作用（法庭）都传染了这种祸害。谁要谋得职位，谁就得付钱；谁要辩诬，谁就得用钱；谁要对人进行诬陷，则所有狡猾的诉讼都靠礼物来支持。许多审讯人员本应在自己的神圣职位上进行公正裁判，却相反将它转变为市场，辜负了我们授予他的无私和不徇情的法官称号，似乎给他的收入是为了补益家庭，而不是为了对上帝，对我们和对祖国有所服务。由于贿赂而对正确的告密进行诬陷，破坏国家收入，有时还使贫者暴富，而富者变贫。”（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记》，第2卷，第19页。）

[107] 以前督军为一府之长。但自有了省的建制以后，省直接划分为县，府的建制取消。

[108] 见卡拉什编辑出版的《克雷洛夫全集》第1卷附录：传略，XLII页。

[109] 卡拉姆金在1793年1月3日给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信中问道：“我听说，《观众》的出版人似曾被捕‘关禁闭’，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呢？”

[110] 《克雷洛夫的杂志出版活动和他的讽刺作品》，前引《克雷洛夫全集》，第2卷，第301页。

[111] 《克雷洛夫全集》，第2卷，第301页。

[112] 可能就是克雷洛夫本人。

[113] 《克雷洛夫全集》，第3卷，第196—197页。

[114] 按照格涅季奇（Гнедич）的意见，克雷洛夫在晚年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相信眼前的事情，“既然同意现存的秩序是与罪恶相关联的，但又用一种思想聊以自慰，以为要建立其他的秩序，是不可能的。”（见《克雷洛夫全集》，传略，第108页。）

[115] 对于我在前面引述的有利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证词，还可补记远非自由思想者诺维科夫的评价。在所著《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试编》里，诺维科夫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由于对语言科学的极大爱好，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他的著作所获得的智慧，增进启蒙作用。”

[116] 《方-维津文集》，版本同前，第542页。

[117] 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笃信上帝的。他刚一识字，他们就强迫他读教会的书。

[118] 信的全称是《给我的仆役舒米洛夫、凡尼卡、彼得鲁什卡的信》。

[119] 《沃龙佐夫公爵的档案》，第XXVI卷，第324页。

[120] 《方-维津文集》，第600页及第579—580页。

[121] 同上书，第581页，着重点见原书。

[122] 《纨绔子弟》，第3幕，第2场。

[123] 就是在这封信里，方-维津断言，“在较好地区”的俄国农民，要比法国农民容易生活。

[124] 从巴黎寄给妹妹的信，1778年4月（原信未写明日期）。

[125] 1778年8月29日，9月9日的信。

[126] 1778年1月15/26日给帕宁的信。

[127] 《方-维津文集》，第248—249页。

[128] 参阅E.C.舒米戈尔斯基：《保罗一世皇帝》，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53页，附录第4、7、12、17页。

[129] 参阅杂志《斯塔罗杜姆》资料中的七等文官弗兹亚特金给皇帝陛下的天才信简。《旅长》一剧中的女文官说（第1幕，第7场），她的丈夫是在“关于贿赂”的上谕发表后辞职的，因为他相信，他在委员会里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顺便指出，对于上谕的这种援引，除了嘲笑贪婪的官吏之外，还巧妙地恭维了叶卡捷琳娜。

[130] 有时，仿佛他们在嘲笑贪官时有意模仿康捷米尔。（作为例子，可以指出1772年度的《绘画》杂志第一部分，第3页和第4页。）但在康捷米尔那里，没有猪仔、猪猡等等一类的粗犷语汇，而这种语汇，甚至在诺维科夫那里都可大量看到。

[131] 叶卡捷琳娜时代讽刺刊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纨绔子弟”的抨击。在一封写给《绘画》杂志出版人的信里（《绘画》，1772年，第二部分，第12页），有一个叫胡里亚科夫的人说：对于诺维科夫的这一刊物，不分男女“交相”“不断”赞扬，他们说：“多么聪明的绘画！他对于现时装模作样的彼得堡时髦男女的腐败习俗作了这样色彩鲜明的针砭！除了他，迄今更无别人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他真是一个正直和聪明的人啊！”云云。当时的讽刺作品大量讽刺“纨绔子弟”。

[132] 《钱包》（Кошелек），第3页，《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续篇。

[133] 《地精 ^[134] 佐尔给魔法师马利库勒莫尔克的信》，见《克雷洛夫文集》，第3卷，第139—140页，《灵魂通信》。

[134] 地精（гном），西欧神话中身量很小的守护地下宝物者。——校者

[135] 见《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钱包》杂志，第2页。

[136] 同上。

[137] 《纨绔子弟》，第3幕，第1场。

[138] 见涅泽列诺夫：《H.И.诺维科夫》，第220—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