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部著作的历史命运
费希特本来打算逐讲送审，逐讲付印，以期在最后一讲结束后，出版家格·安·赖默尔能够尽快开印，让读者早日见到此书。但这个演讲系列从第一讲送审开始就命途多舛。书刊检查官约·威·亨·诺尔特（J．W．H．Nolte）在审查结论中说，“尽管作者先生是从一种哲学立场考察他的研究对象的，但他无论在涉及普鲁士政府的地方，还是在暗指法国政府的地方，两者都讲得很明了、很醒目，使我当然不无理由地担心，无条件地签发印刷许可证，将会带来令人不快的麻烦”；因此，这位书刊检查官就要求费希特“不必逐讲付印，而是在演讲结束以后，将全书呈交审查” [47] 。真正的哲学家不怕牺牲，希望尽量把事情讲清楚，胆怯的书刊审查官则怕丢掉乌纱帽或者招来杀身之祸，其结果就是第一讲书稿被扣压下来，未能及时付梓。不过，阐述民族教育的一般原理的第二讲却使书刊检查官先生们感到很放心，因而立刻获得了印刷许可证。而且从此以后，除了第三讲的宗教哲学内容让书刊检查官难以读懂，第五讲批评法国语言和文学的言论可能惹出麻烦和第八讲暗示德国现状的说法会在政治上引起疑问，因而使书刊检查机关费了一点周折以外，费希特的讲稿都获得了印刷许可证。但最后，他还是遇到三个问题：其一，书刊检查机关不负责任，丢失了送审的第十三讲书稿；费希特对此极为恼火，但也只好补写，而书刊检查机关的领导人阿·弗·冯·舍费则把发生这个事故的责任推给了可怜的出版家。其二，第十四讲的两个段落又被认为会引起法国人的反感，费希特修改了它们以后，仍然不能使舍费满意；他求助于普鲁士首相斯坦因男爵，不料这位政治家在涉及法国的问题上亦爱莫能助，于是又不得不再违心地做一次妥协。其三，第一讲的印刷许可证在费希特结束最后一讲时都没有颁发，他曾求助于普鲁士大臣卡·弗·拜梅，但这位大臣告诉他，这个问题需要等到普鲁士政府从柯尼斯堡返回柏林以后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得不对书刊检查机关表示让步，修改了要求修改的段落。由此可见，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愿为祖国竭尽绵薄，总是会遇到重重阻碍，而难以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
这部著作在柏林发表于1808年5月中旬。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争论，但即使是在当时那种仍然驻有法军的条件下，各类报纸和期刊也相继发表了八篇评论它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对它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例如，基尔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狄·赫·黑格维什（D．H．Hegewisch）就认为，这部著作会给那些垂头丧气、忧心忡忡的德意志人鼓起勇气，让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严峻，他们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甚至在其他许多民族面前，将成为一个卓越的民族。他预见到了这部著作将流芳千古，说“费希特以他这篇讲话，在世界名著殿堂中获得了一个与克利陶马赫的讲话齐名的光荣席位，而这位克利陶马赫曾经在他的祖国城邦迦太基被罗马人毁灭以后，写过一篇安慰和激励他的同胞的著作” [48] 。又如，文学家让·鲍尔（J．Paul）写道，“不抱偏见的读者们，不论他们接受还是否弃这位品格高尚的作者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至少对这本书的道德观点和审美观点必定会彼此达成一致，尤其是在他们读完最后一讲相会的时候”。而且这位文学家肯定了费希特倡议的民族教育，说“他把教育仿佛选定为告别沮丧的过去与走向光辉的未来的向导，这不仅是正确的——因为他提出的主意符合于一切时代，甚至符合于良好的时代——，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符合于最坏的时代，而他是把现在的时代定为最坏的时代的” [49] 。当然，这部著作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对它批评得最激烈的当推费希特的哲学对手亨·卢登。这位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发表长篇书评，批判费希特的论点。例如，对于这个系列的演讲是《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继续的论点，他就认为，“费希特完全放弃了在前三年演讲中提出的观念，看来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把这些演讲称为三年前那些演讲的继续是没有道理的”。又如，对于国家在实施民族教育时应将学子们与其家庭隔离开的措施，他慷慨激昂地写道，“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决不能保持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呢?”卢登认为费希特关于德意志民族丧失了独立性的论断是危言耸听，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切东西就都没有丧失；只要我们自己存在，德意志的一切东西也都没有丧失” [50] 。然而不管人们的评论如何，费希特的这部著作已经迅速传遍了全国，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忱。
但是，这部反对拿破仑的爱国主义著作却在打败拿破仑以后被打入了冷宫。其时，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学生们于1815年在耶拿建立了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发起一场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祖国的运动。1819年，大学生协会成员卡·路·桑德（K．L．Sand）刺杀了给沙皇传送情报的作家奥·弗·费·科策布（A．F．F．Kotzebue），梅特涅利用这个事件，纠集德意志各邦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开会，通过了取缔大学生协会，对大学进行监督和实施书刊检查的决议。弗利得里希·威廉三世在普鲁士积极执行了这个决议，把费希特的这部著作也列入了禁书，以杜绝它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结果，费希特的这些演讲倡议的民族教育不仅在有教养的阶层和改革家们当中没有公开采纳，而且当它们的精神深入到大学生中间的时候，连他所阐述的爱国主义也在被普鲁士国王利用过以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废除了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后，这部著作在费希特的祖国相继由许多学者予以编辑出版，并被译为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在欧美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在德国先后涌现出大量研究这部著作的作品；但在这些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方向：一种是把费希特视为主张建立理性王国的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把他视为主张侵略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尤其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期，一些哲学家，诸如卡·齐美尔曼（K．Zimmermann）、赫·施瓦茨（H．Schwarz）和伊·希尔什（I．Hirsch），都力图伪造费希特，把他的这部著作歪曲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理论来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瓦·费·阿斯穆斯（В.Ф.Асмус）批评和揭露了这种混淆黑白的做法。他指出，费希特诚然是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不是要求德意志人征服、统治和掠夺欧洲的其他民族，而是要争取和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使它从外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指出，费希特诚然是爱国主义者，但他的爱国主义并不是主张国家至上，而是对他的祖国人民的爱，尤其是对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动人民的爱。他在唤起德意志人的民族自豪感时，虽然有时走得过头，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表演说的，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有些夸大之词。“一个为法西斯憎恨的卢梭，阻挡着费希特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为费希特的演讲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把费希特硬拉到法西斯主义一边的愿望，使他们对他的学说作出了最露骨的伪造。” [51]
这部著作在亚洲也同样有两种相反的遭遇。在日本，自从康德研究家天野贞NB073于1914年把费希特介绍给本国读者以来，军国主义思想家一直在歪曲和滥用这部著作，以致文部省把它编译于《关于时局之资料》中，免费颁发给全国文教部门，用以论证大和民族优越论。与此相反，自从梁启超于1915年把费希特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来，这部著作则一直被视为反对卖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宝书。当时，袁世凯正与日本政府缔结密约，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以此换取对他称帝的支持；这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在反对袁世凯这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发表了这篇洋为中用的文章，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拔诸晦盲绝望之渊，而进诸辑熙光明之域” [52] 。但费希特的这些演讲的真正传播，还是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其一，张君劢翻译了这些演讲的节本 [53] ；其二，贺麟在《大公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的长文 [54] 。前者向读者介绍了这些演讲的概要，后者向读者介绍了费希特的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它们都对我国人民的救亡图存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臧广恩与马采又在兵荒马乱、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分别完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全译本 [55] ，对我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些作者和译者在向读者推荐费希特的这部著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只着眼于民族解放的方面，而对费希特的历史哲学都不甚了解，因而忽视了建立理性王国的社会解放，而这就使读者看不到费希特是一位把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集于一身的伟大思想家。坚定不移地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坚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部世界名著的真谛。
梁志学
北京，2008年3月
[1] 致美因茨教育管理中心弗·威·容（1799年5月10日），《费希特全集》，第III辑第3卷，第349页。
[2] 致基尔大学卡·莱·赖因霍尔德（1799年5月22日），同上书，第355页。
[3]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1卷，第418页。
[4] 见《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12讲（1806年2月10日），《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8卷，第334—335页。
[5] 见《关于学者的本质》第8讲（1806年8月2日），《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8卷，第120页。
[6]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9卷，第400页。
[7] 《略谈当今的一个无名之辈》，《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10卷，第83页。
[8] 《德意志共同体》，《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10卷，第378页。
[9]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9卷，第401、404页。
[10] 同上书，第403页。
[11] 《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9卷，第269—270页。
[12]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9卷，第404页。
[13] 同上书，第426页。
[14]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9卷，第438页。
[15] 同上书，第436页。
[16] 《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9卷，第234页。
[17] 《一个考虑》，《费希特全集》，第II辑第11卷，第275页。
[18] 致卡·弗·拜梅（1808年1月2日），《费希特全集》，第III辑第6卷，第213页。
[19] 柏林《有教养者晨报》，1801年1月1日。
[20] 法恩哈根：《回忆录》，莱比锡1871年第3版，卷二，第82页以下。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72—73页。
[21]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104页。
[22] 同上书，第109页。
[23]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138页。
[24] 同上书，第107页。
[25]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178—179页。
[26] 同上书，第109页。
[27]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79—280页。
[28]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139页。
[29] 同上书，第114页。
[30]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15页。
[31]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16页。
[32]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18页。
[33]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145页。
[34] 同上书，第254—255页。
[35]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北京，1982年，第233页。
[36]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76页。
[37] 同上书，第263—264页。
[38]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69页。
[39] 同上书，第273页。
[40] 同上书，第189页。
[41]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42页。
[42] 同上书，第11页。
[43]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16段。
[44]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0卷，第213页。
[45] 同上书，第236页。
[46] 同上书，第264页。
[47]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80—81页。
[48] 《历史与文学短篇著作汇编》，阿尔托纳1809年，第111页。
[49] 《海得堡语言学、历史学与文学艺术著作年鉴》，1809年第1分册。
[50] 《耶拿文汇报》1808年11月7—9日。
[51] 瓦·费·阿斯穆斯：“真正的费希特与法西斯对他的伪造”，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2年第7期。
[52] 梁启超：“《人的天职》评述”，载北京《大中华》，1915年第4、5期。
[53] 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讲演》，张君劢译，再生杂志社，北京，1932年。
[54] 贺麟：《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载《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34年。
[55] 同时出版于：文通书局，贵阳1942年；独立出版社，重庆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