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及其作品

郁达夫（1896—1945）是我国现代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他那自传式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作品，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震撼过一代青年人的心灵，至今仍然广有影响。郁达夫才情奇高，率真坦诚，在他那坎坷悲凉的生命旅程的抒写中，交织着20世纪上半期无数知识分子苦难心灵历程的体验。

郁达夫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自幼身体羸弱，但聪颖好学，“九岁题诗四座惊”，有良好的古代文学基础。1913年赴日留学，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其间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在留日的最初四年，读了差不多一千种俄、德、英、日、法的小说；同时也饱尝了弱国学子所遭受的民族压迫与屈辱。1921年开始小说创作。他在《忏余独白》里谈到当时的创作：“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沉沦》1921年在上海出版，收集的是作者在留日期间的最初三部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后，立即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影响。郭沫若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起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沉沦》激动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是强烈的反封建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极其大胆直率地表达出来的对于爱情幸福的灵与肉的渴望。《沉沦》中的主人公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刚刚从礼教的幽闭中觉醒的青年，希望听到的正是这样的“人”的声音。然而，“五四”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依然黑暗如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青年知识分子，彷徨苦闷，颓废感伤，愤世嫉俗，徘徊歧路。郁达夫的小说全都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记录的“零余者”的苦闷人生，倾吐的“说不出的悲哀”，正映现了二三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人生历程与心灵历程的面貌，他的创作是烙印着深刻的时代性特征的。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作者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主张作家“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他的小说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特色，就是常常以自己的遭际、经历作为小说素材。他的作品多采用第一人称“我”，叙写自己的经历；有时采用第三人称，仍然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但是这种“自叙传”小说并不等于自传，作者主要是想借“自叙传”这种抒情小说体式“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

郁达夫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是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感染人，以真率、坦诚的自我告白吸引人。作者认为小说“重在感情”的表现。他说：“欧洲的近代以及现代的小说，大别起来，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另一种“就是那些注意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叙上的作品”，而后一种才是“近代小说的真正开始”。郁达夫的小说较少连贯的事件，更无曲折的情节，似乎也没有周致的构思，他常凭情绪的流动，情感的燃烧，只求抒情的真切。作者在对人物的表现中，或直抒胸臆，或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去描写，或在叙述中作自我心理的解剖，或采用自白的形式作心灵对话和灵魂的自我暴露。作者用抒情的方式，塑造真实感人的主人公形象，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情绪。

郁达夫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感伤美与病态美。这种特征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的苦闷，二是性的苦闷。郁达夫的作品中不少地方是有意地通过青春期忧郁症的描写表达性的苦闷与青春的感伤的，这也是他的小说引人注意的地方。如窥浴、嫖妓、手淫等，这在旧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情节。但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注重精神病态的揭示，灵与肉冲突的紧张心理，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联系在一起，性的苦闷是由生的苦闷造成的，不是为了展览性的病态。像《沉沦》中的主人公由于弱国子民的地位，渴求友情、爱情而不得，产生了心理上与生理上的极度苦闷与忧郁。他不得不采取病态的形式在孤独幻想的天地里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泄导与满足。作者当时深感黑暗重压下的痛苦，他常对人说：“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来向我进攻。悲哀呀，真正有说不出的悲哀！”苦闷源于生的困境与社会的压迫。因此，沈从文说：“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的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和环境。”作品中主人公的苦闷是一个时代一代青年人的苦闷。郁达夫小说的大胆无忌的“性”的表现，也受到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潮与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用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对抗封建禁欲主义，强调情欲的天然合理性，表现心灵苏醒后的人的自由。感伤的情调又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自觉美学追求。而这样一些特征又正顺应了“五四”这个青春时代的社会心理氛围，因此，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是那个时代的产儿，郁达夫的小说成了新文学开创期的重要收获。

在郁达夫的文学世界中，他的散文，尤其是纪游写景散文与自叙传小说堪为并蒂奇葩。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郁达夫的创作中心从小说转入散文。他的散文题材开阔，行文自由，形式不拘一格。有记录社会时事的，有絮谈风土人情的，有怀念至亲好友的。当然更能代表他散文成就的是山水游记散文。他的游记散文主要收集在《履痕处处》（上海书局1934年版）和《达夫游记》（上海文学创作出版社1936年版）两书中。

郁达夫写散文，“总是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我的境地”。以平常的取材，容纳复杂的情感，在“景语”中蕴含丰富的“情感”。作者较多地受到柳宗元、陆游、范成大山水小品的启迪，在他那富于才情的笔下，山光水色总有一种清幽玄妙、空疏灵达的风韵。现实生活中山河的破碎，世态的炎凉，身世的悲怆，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无不给他笔下的山水景物抹上一层凄清幽冷的色彩与感伤基调。郁达夫履痕处处，做着“漫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他游兰溪、上超山、走宜兴，登东西天目，去金华探洞，观天台石梁；再北画青岛海景，南写闽中风情，他“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空虚”。——这种难以遣散的苦闷与空虚的胸臆，才是他“散文的心”。

郁达夫的游记兴致所至，格局自由、洒脱。常常在情感线索中或游踪的顺序中，自然结成文章的脉络或时空联系。他的游记不刻意构思，或书信，或日记，或随感，时而言情，时而说理，或述地理，或谈历史，随意写来，从容自在。当然也给人以纷奇、散漫的感觉。他的游记散文，文字平和、简洁、清隽。他很少怪异的修饰，人为的雕琢，行文落墨，追求流畅清新。他善于在自然流畅的白话文中，传达出中国古诗词和山水画的神韵。他文笔的干净，得力于他古典文学的修养。他说：“曾记幼年的时候，学作古文，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自古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字，欲写得清新动人，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文章之美，又不见刻意经营，这正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美的魅力。

编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