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西西弗斯的荒诞主义哲学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一点：在愿望与实现愿望的路途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阻力，为了实现愿望，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或减轻这些阻力。于是有些人就会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工业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它带了结果（即福利），一言以蔽之，工业是人们创造福利的努力过程。

但是，福利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是财富吗？财富是努力劳动的结果吗？用努力劳动本身可以衡量福利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明确福利的衡量标准，但是我们可以确认一点：付出努力与得到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那么，增长是与（结果/努力劳动）相关，还是与（努力劳动/结果）相关呢？

事实上，不论选取哪个指标都会引起争议，正因为对该问题存在分歧，政治经济学家才被分为两派。

按照第一种说法，财富是努力劳动的结果，其增长比例与（结果/努力劳动）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在努力劳动程度足够小、结果足够大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可以无限大，即一丁点努力都不需要付出就可以获得无限的产出。

按照第二种说法，努力劳动本身就是财富，而且它可以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财富增长就与（努力劳动/结果）成正比例关系。此观点绝佳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做无用功的西西弗斯[9]——日复一日地徒劳无功。

那么，支持第一种说法的人就赞成任何减少努力、增加产出的事物：高效率的机器提高人们做事的能力；交易的出现使人们通过交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智慧使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发现；经验支持人们验证了猜想；竞争促进了生产，等等。

而支持第二种说法的人就赞成所有劳而无功的做法：特权、垄断、约束、禁令、限制机器的使用、贫瘠，等等。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中，我们一直遵循的是第一种标准。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制造商、商人、工匠、士兵、作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地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经济，人人都在追求事半功倍的做事效果。

虽然第一种说法受到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普遍支持，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第二种说法同样很有市场。理论家、立法者、记者、政府官员和内阁要员等，这些在社会中充当指挥角色的人很信奉第二种说法。

但是就这些人个人来说，他们遵循的做事准则与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追求以最少的努力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也许有人认为我过于夸大了事实，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西西弗斯式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人会真正地、彻头彻尾地实施第二种准则，那么我很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前提条件是错误的，那么就会推导出错误而有害的结果，而这个错误也会因此而停止。这也是生产实践不会出现西西弗斯式结局的原因，因为一旦发生错误，就会造成实际的经济或劳动损失，因此错误很难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现实中，理论家、政府官员还是较长时间顽固地坚持这一错误准则，直到产生无法掩盖的重大损失，出现种种荒谬的结果，他们才会放弃，在其他一些领域同样如此——只有等到他们的种种算计落空了，他们才会放弃先前的错误观点，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别指望他们承认错误，现代格言已经帮他们挽回了颜面：在政治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理。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两个准则无疑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大行其道呢？我们做进一步细分，第一种准则适用于生产实践中，而第二种准则适用于产业管制中。

我曾经反复引用比格奥的一句话，但是，比格奥实际上拥有双重身份：农民和立法者。

作为农民，比格奥致力于减少劳动量，且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面包。因此，他选择了一把好犁；他改良牧草；为了翻整土地，他大手笔地更换了耙和锄头；他想方设法调动雇工的积极性，使之达到最佳的劳动状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使努力劳动与结果的比例最小化。实际上，要评价农民的技术高低和努力程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通过其劳动量及所获结果来判断。全世界农民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原则，任何人的付出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了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面包和所需的其他全部商品。

关于这一部分，我们不再多说，只要读者认清人类这种无可置疑的天性就足够了，这足以提示立法者什么才是正确的标准、怎样做才是对生产有利的（这一点至少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应该做到）；如果立法者都违背本辖区的法律，那么这将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情。

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作为立法者的比格奥是这样说的：“对于所谓的低价理论我简直无法理解，我很希望看到面包更昂贵，工人工作更努力。”而且，这位从多尔多涅省来的代表最终投票支持立法——制裁阻碍贸易的行为，这只是由于贸易的间接性有利于对产品价格进行操作，有利于把产品的大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很明显，比格奥作为立法者时的观点与他作为农民时的观点简直是完全背离。为了使这位先生言行保持一致，他要么应该反对所有的限制性措施，要么应该在自己的农场中实施原先承诺的原则和标准。如果选择后者，他就应该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他的作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投入甚大而收获甚微。他不应该使用犁或更先进的工具，因为假愿望——面包更昂贵和劳动更艰辛。

在给定结果的前提下，公开宣称的目标和倡导的限制性措施导致必要劳动最大化。

另一个被公开倡导的目标和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人为提高价格，而这与稀缺理论异曲同工。

查理斯·杜邦男爵[10]是一个潮流人物，他是贵族中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作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他曾经指控铁路运输的出现损害了海运的利益，而事实是，适者生存，较快的运输方式会自然地影响较慢运输方式的生意。而且铁路运输的出现对海运运输的损害只是借助其低廉的价格夺走了部分运输市场。而只有降低（努力劳动/结果）的数值，才能获取低廉的价格，这样才能实现低成本。因此当杜邦男爵强烈地指控这种情况时，他遵循的就是典型的西西弗斯主义教义。按照他的理论，就是希望海运运输长久地维持下去，不被先进的铁路运输取代，这就像是有人希望马车替代海运运输，人力搬运替代马车运输，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付出的大量劳动获得最少的回报。

我们的商务部长德森特-克瑞科时常这样说：“劳动是一国的财富。”他崇尚对商业施加若干限制。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以下说法的变体：“劳动结果是一国的财富”，因为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强度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因此总是别有用心地、不停地颁布了许多限制商业发展的措施，他殚精竭虑地试图使法国花费两倍的劳动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如钢铁，并且相信这样做可以增加法国的财富。如果英国的钢铁成本是8法郎，那么法国的钢铁成本就是16法郎。假定劳动力成本为一天1法郎，本来法国为了得到100千克钢铁要付出8天的劳动，而在德森特-克瑞科的限制措施下，法国要得到100千克钢铁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16天的劳动。两倍的付出满足了相等的需求，所以财富增加了一倍，此时财富是依据劳动强度衡量的，而不是按照劳动结果衡量的。这真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西西弗斯主义。

这样说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是请相信，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因为这位阁下制造的麻烦已经足以表明他的意图。他将劳动强度与财富画上等号，他就必然认为劳动带来的丰裕结果或对需求的更充分的满足是一种贫困。“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他说，“机器生产替代了人工生产，导致了生产过剩，导致供求不均衡。”很明显，德森特-克瑞科认为，法国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状况，是生产过剩导致的，也就是说这是生产者太聪明，生产水平过高造成的。我们吃得太好、穿得太考究，所有的物品都供给过剩，生产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们需求的增长。所以这一悲惨的状况应该尽快结束，政府应该马上出台限制措施，保证多劳少得，这样有利于法国的发展。

这种限制是法国一贯的传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想引用另一位商务部长德阿戈特的一段话，这段话品味起来也很有趣。这位部长先生致力于打击蔗糖业的发展，他说：“种植蔗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蔗糖的用途是有限的。人们应该认识到，蔗糖缺乏被利用的巨大空间，其原因何在呢？因为蔗糖的种植量受制于消费者的需求。假设法国蔗糖现有消费量陡然增加两三倍，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蔗糖，只需增加少许蔗糖就能使法国民众的日常需求得到满足（目前可谓怨声四起）。”这一点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证明：现在法国产蔗糖可以满足1/3的消费市场，其种植面积为16700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1/978，平均每家公社45平方米[11]。假设国内的全部需求都由法国自产的蔗糖来满足，也只需种植48000公顷面积的蔗糖，占可耕地面积的1/689。

本节重点强调两个因素：事实和教条。事实逐渐证明，只需少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工就可以产出大量的蔗糖，法国各个公社只需种植1公顷面积的蔗糖就可以使自己的所有需要得到满足。教条之一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利的；教条之二认为这虽然是一个高效率、高产出的新兴产业，但是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说明，我并不是蔗糖产业的卫士，也没有必要刻意追究德阿戈特讲述的奇怪事实的真假。我们的重点是要研究一下过去政府官员所信奉的教条，毕竟它曾在一段时期内左右过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命运。

之前我就一直认为劳动强度和劳动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前者的极端情况是劳而无功，后者的极端情况是不劳而获，而所谓二者的进步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结果付出了相对较少的劳动。

在德阿戈特眼里，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认为产业的重要性是由其非生产性的程度所决定的。那么，在蔗糖的种植问题上，他希望情况是怎样的呢？48000公顷土地和相应的人力资本不是就可以满足整个法国的蔗糖需求吗？就如前商务部部长所说的，从需要的劳动力的角度来看，蔗糖产业的确是一个前景有限的产业，只有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才是一个有用的产业。如果碰巧风调雨顺，蔗糖丰收，就更能凸显这种用途的局限性，此时我们只需种植24000公顷的土地就可以收获48000公顷土地才能收获的蔗糖。如果我们能花费20多倍甚至100倍的土地、资本和劳动获得相同数量的蔗糖就好了！立法者会对拥有这样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新产业寄予厚望，并将从各个方面提供保护，因为这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就会，然而如此一来，这样的产业就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这是一个坏榜样，我们应该立法纠正这一错误。

蔗糖产业的情况是这样，但是面包产业却完全不同。比格奥的“导师”德森特-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会这样说：生产与蔗糖等量的面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产业工作机会是充裕的；在同等资源条件下，面包的供给相对较少，因而面包价格更加昂贵。于是按照这个逻辑，这些人断言生产面包让法国更富裕。所以，如果评判一个产业是否有用的依据是其为满足一定需求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增加，那么我们就会希望所有的土地都颗粒无收，希望我们的土地贫瘠，经常出现极端气候，这样一来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甚至有些人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业机会与非生产性程度呈正比。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倒退或人类智慧的泯灭，否则只要人们的智慧没有消亡，就会无止境地寻求提高效率、提高性价比、提高劳动力产出的方法。这是人类拥有智慧的唯一意义。

所以，西西弗斯主义是那些对我们国家产业前景握有决定权的人所奉行的信条，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样的说法会损害当权者的形象，也太武断。但老实说，我们的一些内阁大臣的确受到这一信条的影响，因为立法者信奉它；立法者之所以信奉它，是因为他们是选民的代表；选民信奉这些想法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观念完全充斥着公众的意识。

再次声明，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比格奥、德森特-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等一直奉行西西弗斯主义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会这样处理私人事务，他们都会通过交易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避免自己花费更多劳动或时间。我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背弃了自己处理私人事务的那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