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诗人在月光笼罩的河岸边听到的乐声”——运用“比喻”体现写作个性

“她的双手优雅而富有表现力，在她试图解释什么时，双手就像一对白蝴蝶一样在空中上下飞舞。在进行趣味性的讨论或者如她所说‘表达某要点’时，它们确实是她最得力的助手。她具有当今名门之女都缺乏的稀有品质——典雅，她的一举一动，她双手的每个姿势，她每次上课前所道的早安，都显得那么优雅自如。我有时设想，假如她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她的出众仪表和自然典雅，她会成为凡尔赛宫出色的宫廷女侍。”

——《牧羊者素描》（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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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写作风格？

所谓“写作风格”，就是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写作特色和创作个性。不同的作者，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都不尽相同。而“风格即人”的生活方式、性格趣味、思维方式等属性特征，会在特定的环境中集中体现出来。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融入自己的性格特征，就算不署名，也能让熟悉其作品的读者根据其文章“风格”识别出来。

张爱玲的写作风格显而易见，她擅长运用有特色的比喻，她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对身边所能感知的一切能结合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出来。这种能力不一定是天赋，张爱玲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培养”出来的。

1936年，张爱玲的母亲二度回国，安排张爱玲的留学事宜。她在与张爱玲的父亲的离婚协议中表明，有权过问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离婚后，黄素琼去了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当时留法学美术的还有徐悲鸿、蒋碧薇夫妇。这一年，她正好毕业。

张爱玲的父母原本是让人羡慕的伉俪，但是因为她的母亲与父亲有着新与旧的两种不同观念，从而在家庭中产生了矛盾。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两种新旧思想碰撞时，矛盾即成为瓦解这个家庭的催化剂，张爱玲的母亲不想成为家庭的牺牲品。当时张志沂沉迷于鸦片之中，张爱玲的童年就一直被烟雾笼罩着。

张爱玲比其他孩子更加懂事，在那时的家庭中，她唯一的乐趣就是阅读和看一些传统的著作。她的父亲对女儿的文学创作虽然做过一些指导，但也只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张爱玲自己在阅读。

在她的童年生活中，选择阅读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书中的那些人物，每一个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自己的情感嫁接到阅读中，她的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很少管她，这样张爱玲就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性格敏感又多愁善感的张爱玲，对于上海风物的情感，均出自内心对家庭的失望，失望又转化成悲伤，导致她伤感地看待身边的事物。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擅长描述和比喻，比喻出自她的内心，因为她所见到的事物，无论是一景一物，还是一草一木，都能联系到自己身上，感受到自己的悲情和沧桑。比如，她写香港那些迷乱而又闪烁的霓虹灯，会把那些霓虹灯看成是没有方向感的样子，或者是一些上海滩上的车水马龙景象，只要她看到的，都能跟自己的心境结合起来。

为什么说她在文学创作中擅长运用比喻？因为，如果我们将张爱玲的作品铺开来讲，就会发现，她的作品中的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在说她自己的心里话。

她眼中的上海以及那些她认为苦命的人，之所以能被写出来，是因为她能感同身受。她觉得自己也是苦命人中的一个，特别是作为女性，她缺少母爱，在童年里，母亲就像遥远的精神支柱。

张爱玲的母亲是时髦的。之所以要用“时髦”这个词，是因为一切带着“洋”字的东西都是时髦的，它等同于摩登（modern）。在当时的上海，时髦是“舶来品”，让人觉得很“怪”。上海人喜欢用“怪”来形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东西，也因为这些东西和当时社会的风气不相融，它们是有矛盾和冲突感的。老派的人看见打扮时髦又前卫的人会在背后说三道四，说一些其如何不成体统的话，有时让人听着挺别扭。生活在当时旧环境中的时髦女郎，对周围的眼光是有所顾忌的。

为什么张爱玲的母亲能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这中间不排除社会的原因。当时，社会普遍排斥时髦，周围人的“逼迫”让人受不了，而张爱玲的母亲正是属于被逼迫的人中的一位。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没有封建的遗风，是一个少奶奶，外表雍容华贵，但她的性格中有很强的求知欲，是一个勇于追求新时代的新女性。她非但没有少奶奶张扬跋扈的性格，恰恰相反，对于社会不良风气，她表现出鄙夷的态度。

黄素琼思想开放，看到丈夫不争气，就毅然跟着小姑子出国留学，去接触外面精彩的世界，全不顾自己的一对小儿女。她对丈夫的不满，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不满，因为社会造成了张家的现状。

张志沂的性格和张家封建的家族环境，主要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他生活腐朽，无所顾忌地展示着贵族“身份”。

有一段时间，黄素琼在张志沂的央求之下回国，张爱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给朋友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表达激动之情。在母亲和姑姑回来的日子里，张爱玲是快乐的。母亲给张爱玲带来西式文化，在《私语》一文中，张爱玲有这样的回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有一次，张爱玲回忆自己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的样子，当时的她，看见母亲和一位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中的恋爱表演。她在母亲那里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喜欢看姑姑练钢琴，她觉得姑姑坐在钢琴前如“公主”那般高贵。

琴上的玻璃瓶里常插着盛开的鲜花，听着手指敲击着钢琴键流淌出来的美妙音乐，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看到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美好。在《谈音乐》中，张爱玲说：“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我站着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张爱玲的母亲站在张爱玲的姑姑背后，手按在姑姑的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无论什么调子，经过张爱玲的母亲唱出来，都像是用湖南腔背诵唐诗那样，而且她的发音比钢琴低半个音阶。关于唱不准这一点，张爱玲的母亲总会抱歉地笑一笑，有时还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无论是哪一种，都让幼年的张爱玲无比感动。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张爱玲自称对于音乐“不大喜欢”，不过让她迷恋音乐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她们在谈论音乐时的那种氛围。她会观察母亲穿的衣服、顶上的灯光、花瓶里的颜色、空气中散发的香味等她认为更加真实的东西。

她对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与她是否擅长某一乐器无关。

张爱玲认为小提琴拉出来的声音是“绝调”，是赚人眼泪的“悲旦”；胡琴是具有苍凉感的，像北方人说话，远兜无转地回到人间；钢琴和小提琴合奏是零零落落，无法打成一片的，就像是中国人合作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交响乐，张爱玲也不喜欢，她认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她在《谈音乐》中说：“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分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他们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张爱玲不喜欢交响乐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交响乐这样有计划地此起彼伏是带有阴谋性的，这让她害怕。

黄素琼教张爱玲弹琴，教她礼仪，教她如何在上流舞会中保持淑女气质。但是张爱玲始终没有达到母亲的期望，她不会笑不露齿，也不会在走路时迈着纤纤细步，她讨厌参加聚会……张爱玲崇拜自己的母亲，也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精通琴棋书画的人。看着高高在上的母亲在胸前别上翡翠胸针，她想，等她长大之后也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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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常常将自己捕捉到的生活细节，加上女性特有的视觉，通过灵动的笔触，将自己内心敏感的个性和情绪体验，用大胆的想象和联想表达出来。

她的小说中那些充满艺术性的比喻，极富有个性化，这与其生活环境分不开。

张爱玲在文字语言中，处处体现着小心翼翼。她叙述和描写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她用浅显易见的事物对深奥的道理加以描述，或用人们熟悉的、生动形象的事物来说明某些特征，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

就如《谈音乐》一文中，她就运用了许多比喻。她把音乐形容成悲哀的，她认为那些跳跃的音符是浮在表面上的，有些假。她说：“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仅是这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张爱玲所运用的词语都是“灰黑色”的调子，她用颜色形象地表述了自己“凄惨的”心境。她把气味形容成了“汽油”，她喜欢“霉气”“葱蒜”“廉价的香水”，这些都代表了她的喜好，被赋予了一层拟人般的个性与气息。

“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的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张爱玲看到的灯光的颜色是“冷”的青黑色，浴缸的面盆也是冷的，白里发青发黑。她把这些冷的颜色汇合起来，想象成“一张现代派的图画”。这里就是张爱玲运用比喻的精彩之处，比喻将她想象出来的这幅图画活了。

现代派的图画是与众不同的，是一种新的立体图，张爱玲觉得自己走进了图画之中，虽然她自己也觉得不可能，而且她也很理智地说：“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就像她自己写的那样，她真的走了进去——只是浴室里的灯换了个防空罩。这就能让张爱玲产生如此多的联想。

由此可见，张爱玲的比喻不是空泛之谈，她与比喻的对象是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导致了她的想象。这种联系，就是张爱玲的个人情感，她的情感体验都来自生活。

黄素琼没有再婚，并不意味着没有伴侣。在第二次回国的时候，黄素琼是带着男朋友回来的。他是一位外国记者，一直和黄素琼谈着恋爱，却没有结婚，后来这位外国记者独自去了新加坡。

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他大学毕业时，要求母亲黄素琼留在中国，一家人一起生活。黄素琼却皱着眉，冷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张子静本想劝说黄素琼，可突然想到母亲有新男朋友，可能还要再婚，所以也就不言语了。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有了男友的母亲跟儿女自然有了一层隔膜。

张爱玲的母亲虽然没有改嫁，却一直有男朋友，她不是含辛茹苦的母亲，也不是孤独寂寞的离婚妇人。

对张爱玲和她弟弟来说，爸爸有后妻，妈妈有男友，在父母的眼里，他们都是多余的。张爱玲的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到哪里去，但是张爱玲憎恨父亲，热爱母亲。

她逃出张家，投奔生母后，黄素琼觉得女儿加重了她的经济负担，逐渐用挑剔的目光看着眼前的女儿。譬如张爱玲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就好像是一个白痴，她甚至不敢去理发，不敢见陌生人，这一点让黄素琼很失望，黄素琼甚至逐渐放弃了对张爱玲的培养。有时，黄素琼在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就会朝张爱玲大吼，并且不止一次地说希望她去死，这让本来就敏感脆弱的张爱玲感觉到无助和痛苦。

尽管母亲这样对她，张爱玲还是爱着母亲，母亲如神一般存在于张爱玲的信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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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就像是一种“语境间的交易”。

喻体与本体往往有着相似与可比之处。但比喻的力量并不仅仅是喻体对本体的修饰点缀，而在于两者在互相对照和说明中所体现的张力关系。通过比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繁为简，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本体，并使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文采。

运用比喻，可以把陌生的东西变为熟悉的东西，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打比喻时能让人们在灵光一闪之间对事物达到一种新的洞识，从已知进入未知，将不可知变成可知。在艺术思维里，比喻可以用来想象、描述、议论或抒情，人们可以借喻体的形象展开联想，领略其复杂丰富的蕴涵和审美特征。

张爱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她看似世俗，实则脱俗，对事物有着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她把独特感受，用别出心裁的比喻外化出来。张爱玲小说中的比喻，是通过事物的“不相似中的相似性”来表现事物的。

她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她常常肆意地改变物体原有的形态、性质，将之虚实混淆，动静重组等。有时，悲哀的内容或感受也会用欢愉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得在比喻技巧和句式上下功夫了。

《牧羊者素描》是张爱玲高中时的一篇英文习作，在此，我们引用陈子善翻译的内容来进行解析。在文中，张爱玲写道：“她的嗓音和面部表情的变化使她成为一位优秀的朗诵者，她能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调整教室的气氛，将其引入她读书的天地。当诵读悲剧时，她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好像凝固成两只盛朱古力冰淇淋的碟子。但这悲惨的空气很快就会松弛下来，因为众所周知，冰淇淋在常温下是无法保持凝固状态的。”

张爱玲将眼睛比喻成“凝固成两只盛朱古力冰淇淋的碟子”，用这种比喻来形容一位女孩，一般人是不会运用的，但张爱玲似乎有此体验，她见过盛朱古力冰淇淋的碟子，那个朱古力是赭褐色的，碟子相当于眼睛里的眼白，显得这双眼睛很大。

为什么她要如此形容女孩的眼睛？文中她又补充说道：“冰淇淋在常温下是无法保持凝固状态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悲剧式的环境还是在快乐的环境中，这双眼睛是可以变的，不像在诵读悲剧时那样冰冷。

随后，她写道：“当小丑进入戏中时，她开始模仿他的腔调，冰淇淋融化成开心的笑声，整个班级也随着发出窃笑声。不管外面下雨还是飘雪，她的班上总是阳光灿烂，令人愉快。”这样，她就把“冰淇淋”的比喻给点破了。

《牧羊者素描》的第二段与第一段相比，形容女孩的方式略有不同。她说：“小姐虽然身高体重并不超常，但任何人站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这是因为她性格里的深湛智慧和丰富经验是无法从外貌上去估量的。她有一个挺直的希腊式的鼻子，细薄而有力的嘴唇和一对似乎一眼就能洞察人和事的锐利的黑眼睛。”

这段是人物外貌的描写，可见张爱玲的洞察力与众不同。

她用从外向内延展的想象方式来形容女孩，说女孩身体“并不超常”，像没特别之处，可为什么人物要表现出“自己的渺小”？因为存在性格的原因，内心的经验和智慧让她谦卑。这位女孩有一个挺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种形容，让那时的人读来觉得新奇。

她将女孩的外貌描绘得像外国人，也是为后面的文章内容做铺垫，张爱玲继续写道：“整个看来，她的面庞如同古代的雅典娜女神像，尽管刻印着岁月和风雨的痕迹，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像女神那样的女孩，是应该长得像西方人那般，拥有西方人的某些特性，张爱玲通过联想式的比喻来达到所要表达的内涵。

“一个长而庄重的鼻子，一双淡蓝色的忧郁的眼睛，当她耐心倾听某个同学结结巴巴地背书时总是射出柔和而同情的目光。她的双手优雅而富有表现力，在她试图解释什么时，双手就像一对白蝴蝶一样在空中上下飞舞。她双手的每个姿势，她每次上课前所道的早安，都显得那么优雅自如。我有时设想，假如她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她的出众仪表和自然典雅，她会成为凡尔赛宫出色的宫廷女侍。”

这是第三段，也是文中对第三个女孩的描述。

张爱玲继续着她惯用的比喻手法，把这位女孩的手形容成了蝴蝶。这样一来，能比较形象地让人明白，她所要表达的是“上下飞舞”这个动作，女孩活灵活现的样子跃然纸上。

她的小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读者能从其字里行间，特别是其比喻句中调动想象和联想，达到一种感官上的效果，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时空感。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比喻，通过其本体与喻体选择的独特新颖性显示出时空感。读者透过对其喻体的特殊意象的理解、想象和联想，从而被触动感官经验，张爱玲以此来用文字造成时间上的延宕，或者空间上的扩展。

她的小说借助比喻这种修辞，还带给人一种沉重感，有时仿佛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不仅与其所写故事的悲剧性有关，更与她的选词造句有关。运用大量的比喻也是营造文字环境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