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鉴往知来

东方的世界 西方的上海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这次分享的题目是“东方的世界 西方的上海”。为什么叫东方的世界？近代上海即使外国人最多的时候占比也不超过3%，97%以上的人都是中国人，因此，近代上海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世界。为什么是西方的上海？中国近代所有的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城市受西方的影响像上海那么广泛、持久、深刻，中国城市中上海最国际化。前几年全国各地都在讨论城市精神，北京有一位著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各地的城市建设都大同小异，而上海的城市建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际化。因此，今天的主题非常符合上海城市的特性。

我长期从事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在这里介绍一下近代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些变化，涵盖上海城市的特点、影响、在中国的地位，以及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

2020年距上海开埠已过去177年，距《南京条约》以后五口通商也已有177年。五口通商的“五口”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其中只有上海一个城市发展最为迅速，远远比其他城市要快要好，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历史、经济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原因，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上海的自然环境可谓襟江带海、腹地广阔，1843年以后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中其他四个城市，如果要讲腹地广阔，没有哪一个能跟上海比。近代以前，上海不像西方讲的是荒凉的渔村，但也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历史悠久。根据美国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结果，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位，前面有北京、苏州、广州等，所以上海在开埠的时候既不是荒凉的渔村，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城市，在全国范围，不能跟北京、广州、武汉比；在长三角这一带，也不能跟杭州、苏州、南京比。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是江苏省苏州府上海县。

一、上海开埠时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并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之前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我们开放，乾隆年间，英国就曾派使臣到中国来，商量能不能开几个通商口岸。当时英国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大机器生产的大批廉价商品要向外倾销。中国被认为是非常大的市场，因而英国在印度、非洲一带扩张后就要到中国来。乾隆皇帝表示，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做生意，把使臣挡回去了。过了30多年，英国又派使团到上海，也到北方，还是提出来要开埠通商。我们今天看来，通商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内地的地方、城市希望招商引资，但那个时候的观念不一样。1832年英国使团来到上海并提出通商后，上海地方政府断然拒绝。最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才不得不开辟几个通商口岸。

二、近代以前上海的几个特点

近代以前上海已具备的几个特点与后来上海发展起来，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没有发展起来有内在的关联。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唯一对外开埠通商的地方，但是那时候的通商和今天理解的通商不一样，中国对它有很多限制，比如外国商人不能跟中国商人直接接触，而是要通过广州十三行作为中介；外国妇女不能够随便上岸；外国的商人不能随便进城里；外国商人不能停留过冬，必须回到澳门去，回到自己家去；外国妇女不能够上岸，因而外国商人就没有家庭生活。再经过广州十三行的盘剥，很多成本就增加了。这就限制了广州一带的商人，他们没办法把商品倾销到内地，而这也是外国人千方百计地想通过交涉扩展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广东人对外国人是看不起的，就像乾隆皇帝看不起西方人一样。到今天广东人还是把外国人叫做“鬼佬”，就是心理上瞧不起外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文化。鸦片战争中，中国在战场上失败了，但是心理上没有失败，广州人在文化方面还是对外国人有强烈的鄙视。当时的广州是岭南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在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上海只是一个一般的城市。广州人以中华文化的代表自居，所以五口通商以后广州迟迟不开放，不让外国人进去。广州城反对英国人进入，反了整整14年，到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让他们进来。当时的通商五口，没有一个地方的官员是欢迎外国人的，都怕麻烦。福州是当时福建省的省会，它是鸦片战争中通商的几个城市里唯一没有被外国侵占过的地方。福州答应开辟为通商口岸，但是外国人来了以后，负责的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就把他们领到很偏僻的地方，往往是中国商人根本不去、中国人也不住的地方，当然生意做不成。厦门也是这样。福州、厦门一开始都把外国人弄到偏僻的地方，根本无生意可做。宁波对外国商人稍好一点，但因其位于浙北，所以辐射范围远不如上海。

与广东、福建不同，外国人来到上海以后，上海人对他们很友好。当时条约规定，外国人到上海以后不能在码头以外的地方过夜。那时没有火车，一个人一天出去最多30里路，中午到了，再走30里路回去，到家就是晚上了，只因不许在码头以外的地方过夜。但外国人常常从上海乘小船到很远的地方去，内地的居民对他们很客气，送他们鸡蛋、卖他们水果，对外国人不太排斥。外国的领事馆就写信、打报告回去，说上海跟广东很不一样，广东人对我们是当面吐唾沫、背后扔石头，上海人对我们是半推半就的合作。

上海人为什么不像广东人一样讨厌外国人、反对他们呢？这跟上海人的四个特点有关系：后起、边缘、重商、包容。

第一，后起。上海在中国城市中，尤其是与南京、苏州、杭州这些重要的城市相比，历史比较短。上海到1292年才立县，当时已经是元朝。

第二，边缘。边缘是指上海在以农耕社会为主的中国，将市场眼光向内的时候，处于边缘地带，不被重视。在长三角地带，苏州、扬州、杭州是政治文化更发达的地方，轮不到上海。松江府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上海一直处于边缘。

第三，重商。重商是指上海是一个码头，到上海的主要是商人。读书人、当官的人都是到松江、到苏州。上海在整个城市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边缘有边缘的短处，但也有它的长处。当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边缘地区的反对力量就不强，上海就不像福州、广州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对外国要怎么怎么。在上海，商人有势力，而商人往往南来北往，并不固定。生意常常跟季节有关系，像蚕丝要等蚕茧上来了才有生意，茶叶生意要在茶叶上市了才有生意，没有生意的时候商人就到别的地方去，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去，上海只是他暂时居住的地方之一，不是生根的地方。开埠以后，西方人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的商人发现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其实没什么差别。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能有钱赚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上海商人愿意跟外国人合作。那时外国的布匹跟松江、苏州的布匹比起来，价钱一样，但是宽度不一样，洋布是土布宽度的三倍，质量又好，折算下来价格是土布的1/3，又好又便宜，因此洋布的生意就有利可图。而在上海，茶叶原来卖不动，外国人一来买，生意就很好。这就是上海的商人不像广东商人那么强烈地排斥外国人，而是很愿意做生意的重要原因。

第四，包容。包容是因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在上海都是客商，大家来来往往，客商互相之间都比较包容，对中国人包容，对外国人也包容。因此外国商人到上海来以后，感受到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社会氛围。

三、因缘际会，独占鳌头

我们常说，租界是国中之国，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讲，租界一开始不是国中之国。首先，最初租界只是将土地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此居住，在此经商，租金一亩地1500文。其次，这个土地的主权是我们国家的，因此租界绝不是殖民地。开始是严格规定华洋分处，外国人住在租界里面，中国人不能住在租界里。如果仅仅是外国人住，没有中国人住，租界的范围就很小，影响也就很小。从1843年开埠，1845年上海开始有租界，一直到1853年，上海都实行华洋分处，中国人可以进去扫马路、卖菜，但不能住在里面。在这8—10年中，租界发展是缓慢的，如果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上海租界影响不会很大。广州就是这样，珠江上有个沙面租界，地方不大，是个很封闭的地方，里面的外国人的房子、绿化、道路都弄得很好，但是范围很小。其范围之所以大不了，就是因为广州的沙面租界一直实行华洋分处，中国人不能在里面住。

上海一开始也是华洋分处，到1853年以后才华洋混杂，起因就是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一共持续了17个月多一点。1853年9月小刀会把上海县城占了，然后清军就打县城，打小刀会，打来打去，打了17个月多，到1855年初才把小刀会镇压下去。小刀会起义发生时，县城里外共有35万人，到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县城还不到4万人，90%的人都跑了、死了。死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跑了，一小部分跑到乡下去，相当大一部分跑到租界里面去。最初的租界是今天外滩河南路以东、黄浦江边、金陵东路那一带，原来是华洋分处，不让中国人进入。但战争发生了，难民涌来了，租界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进来。那时英国政府和租界当局都是希望把这些人赶出去，战乱结束以后也不希望这些人留在租界里。因为原来只有两三千人、很容易管理的地方后来进来几十万人，要租房、要消费、要吃饭、要有垃圾出来，这些事情都必须由政府来管。租界当局和英国政府都不希望这个华洋分处变成混处，但租界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权力是靠投票来决定的，靠有钱人投票决定。租界里的商人们觉得混处有好处，人多了，生意就来了，东西就好卖了，房地产就起来了，因此欢迎华洋混处。小刀会起义的时候，上海房地产的涨幅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年上海房地产涨价的幅度。随便什么地方盖个房子，马上就有人来住，最早一批老式石库门房子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建起来的。石库门房子的容积率比较高，房子比较密集，在有限的面积里可以盖更多的房子，容纳更多的人。盖房子的人和出租房子的人，也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商人投票的结果是欢迎华洋混处，就修改章程，上海租界就变成了“国中之国”，租界变成了中国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那时候中国政府干什么去了，上海地方政府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管国家的主权，不管地方的主权？怎么就让外国人占领了呢？这就是因缘际会。1853—1854年，清朝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把南京攻下变成了天京，清政府从各个地方调动军队来镇压太平军，打不过，只好用曾国藩他们来打。那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清政府顾不过来。而上海地方政府更复杂！小刀会占领县城以后，把知县袁祖德杀掉，又把上海道台吴健彰抓起来。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和吴健彰是广东香山老乡。道台是广东人，到上海来做官，旁边必须有一批听得懂地方话的人帮他，小刀会把吴健彰道台身边的人都发展成小刀会的会员。吴健彰身边一个最重要的谋士，是小刀会潜伏、埋伏在他身边的“地下党”。

当时道台银库里有几十万两银子，道台要把银子弄走，他身边的人知道后就把信息捅给小刀会，小刀会就要把这银子抢出来。因此小刀会起义最初是为了这几十万两银子，但起义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复杂的变化。话说回来，小刀会起义后吴健彰被刘丽川抓住，老乡关系就发生作用了，刘丽川弄个绳子从城墙上垂下去，偷偷把吴健彰放走。吴健彰逃出以后，怕被清朝政府杀头，就拼命想办法弄钱送给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吴健彰在一条船上办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根本管不了上海地方的事情，上海的地方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各种各样的因素凑在一起以后，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性质就变了，从华洋分处变成了华洋混处。租界的政府就是工部局，管理社会治安有巡捕，犯法有法庭处理，这不就变成“国中之国”了吗？近代中国一共有26个租界，上海最初有3个租界：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后来英租界和美租界并成一个公共租界，就只有两个租界。上海后来发展很快，五口通商，独占鳌头，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自然环境原因，有近代以前的历史原因，有开埠以后人文的原因，内外因素错综复杂，导致上海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

四、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个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个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个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苏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块地方；二是法租界；然后是华界，包括南市、闸北两块。三个政府，三套法律。电压都不一样，有110伏，也有220伏。电车轨道不一样，从闸北通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换三次车。黄包车执照也不一样，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牌照，一个黄包车夫至少要捐两张牌照才能够跨区域，否则只能在自己区域里营生。法律的差异更是很难想象。在华界里认为是最该杀头的事情，到租界里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权利。比如，在租界里骂清朝政府没关系，因为没有杀人放火，但如果是在华界里骂，就要抓起来杀头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实行，其实没什么关系，比如香港地区的法律跟广东法律是不一样的，但因为两个区域有明确界限，因而总体可行。但那时候上海不同区域间是直通的，情况就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举几个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东路，原来是洋泾浜，洋泾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泾浜上因为各种各样的需要造了九座桥（西藏中路和延安中路路口的八仙桥就是其中之一），桥上就是两个租界的人做生意、进行交换的场所。那时很多人不会讲外语，或者讲外语是“硬乔乔”（沪语），就把在洋泾浜上讲的英语叫“洋泾浜英语”，今天我们还是习惯将不太标准的英语叫做“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走私贩毒的绝佳场所。虽然，租界在名义上是反对贩毒、运毒的，但是如果贩毒在桥上交易，巡捕从法租界那边来，法租界那边吹下哨子，毒贩就能从桥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够越过桥来执法，所以跑到桥这边就安全了。反之，如果巡捕从公共租界来，也吹哨子，毒贩便跑到另一边去。桥上于是变成三不管的地方，变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在桥上滋生，这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老上海，这种地方很多，公共租界和华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华界又有交界，这些都是管理薄弱的地方。管理薄弱就变成缝隙，“一市三治”就是这样的特殊格局。各个区域的行政系统不一样：华界用中文，公共租界司法、公文、法庭判案都用英文，法租界判案、公文用法文。司法系统、治安系统不一样：公共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法租界巡捕多为越南人。门牌号码不一样，尤其是电话号码，常常是两个区、三个区都有同样的号码，一不小心跳号了会打到另外一个区去。此外，教育系统、卫生系统、货币系统都不一样。

五、四大效应

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无论是殖民地城市还是非殖民地城市都不可能像当时的上海一样，纽约、伦敦、巴黎、香港，哪个地方会这样？这就给上海带来一种影响，使它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并产生了四大效应：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集散效应。

示范效应。中国有26个租界，天津有9个租界，汉口有5个租界，但没有哪一个租界比上海的租界大，上海租界的面积加起来是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的1.5倍。这就是上海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西方的影响基本集中在上海的原因。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今天上海外国人已经超过15万。但今天的外国人和那时候的外国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外国人是投资经商或者买房的，很少加入中国籍、成为市民。但那个时候的外国人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有的人就出生在这里，把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放在这里。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发现有什么好东西都引进来，首先为自己所用。比如，西方有电灯，上海马上有电灯；西方有电话，上海马上有电话；西方有电报，上海马上有电报；西方有自来水，上海马上有自来水。为什么那么快？因为外国人在西方怎么生活，到上海还得这么生活，于是上海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这对上海的影响就叫示范效应，和灌输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自己用而引进，不是为了灌输。而中国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到最后就跟着模仿。

上海人一开始也抵制过自来水，说这个这玩意儿从铁管子里下来白花花的，铁管子从地上出来会阴阳失调，对人身体不好，而且自来水里有漂白粉的味道，有毒。原来城市里都有挑水夫，挑水夫从井里、河里给每家每户的水缸里送水，水牌子一分钱两桶水。自来水的使用和推广会让挑水夫失业，因此反对自来水的人中挑水夫的呼声最强烈。后来上海自来水公司采取办法，聘用挑水夫为员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挑水夫的问题就解决了。自来水公司又向每家每户免费送水，让人们逐步接受。那时候常常发生传染病，统计下来租界里的死亡率比华界低，原因是华界垃圾粪便管理不好导致饮水有问题。于是上海人开始觉得自来水好。上海人对外国东西的崇尚、爱好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种推崇是从以往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不是靠教科书教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实践体验。所以示范效应对于上海人不断加强与西方的联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上海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第一”：新式旅馆1846年出现在上海，照相馆1852年出现在上海，自行车、公园1868年出现在上海。还可以举出很多“第一”，有线电报、洒水车、垃圾车、电灯、自来水、留声机、画报、气象台、室内游泳池、电影、足球赛等等。在当时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对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像电灯、电话、自来水，不但比内地城市早，而且比其他通商口岸早。今天，天津跟上海是南北比翼齐飞，但在晚清的时候，人家说天津发展得很好，就说天津像“小上海”，那时的天津是不能跟上海相比的。

缝隙效应。三个区域是物理空间上的缝隙，在制度上的缝隙就更大了。我们说辛亥革命期间死亡的人数远远比明清换代死的人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宣传。有了报纸以后，对于人心整合有很大的影响。报纸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有租界在。报纸办在租界里，清政府没办法把它们封掉。那时反对清朝政府的报纸的散播，国外主要在日本，国内主要就在上海。在日本撒播的，清政府可以通过海关把相关报纸和书籍禁掉。但是在上海就没办法了，上海在清朝的统治下，可清朝政府却没办法进租界管理。

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苏报案。1903年，邹容、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反清的文字。清朝政府跟租界交涉，租界就将章太炎抓进牢里，判了三年，邹容判了两年。这个案件放在其他地方，十个头都给砍掉。在苏报案的同时期，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沈金案件，他是个湖南人，在北京被抓到，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用鞭子活活抽死。苏报案之前，吴稚晖、蔡元培他们因在庄园里发表演说被租界多次传讯，一共是六次。每次都问他们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私藏军火，杀人放火、私藏军火都是犯法的，这些都没有，便不算犯法，因此他们一共被传讯了六次，都没有问题。而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和邹容完全是可以逃避抓捕的，只是因为先前宽松的租界环境而“轻敌”了，这才被捕入狱。他们两个人能跑而没跑，是上海特殊的时候发生的特殊事情，他们的英雄行为跟那时候的环境有关系。

再讲一下《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案件。于右任在陕西闹革命、闹反清，后来又跑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代课，办《民呼日报》，反对清朝政府。清朝政府跟租界进行交涉，要求予以干涉。租界当局就把他抓进去，罚一点款，不久就把他放出来，他还是用原来的印刷机器、原来的人马、原来的报型，只是把“呼”改成“吁”，将日报继续办下去。因此在晚清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上海办的报纸是没办法干涉的，这就影响了清朝政府统治权威。

辛亥革命的时候，别的地方起义都是偷偷的，怕被人家发现，上海地方起义却是早几天就把风声放出去，上海地方政府道台和知县就把金银财宝转移到租界里，起义时就溜之大吉。因此上海县城里没有打枪，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有江南制造局那里打了几枪，因为江南制造局是清朝政府最大的兵工厂，是中央管的，和上海县城不一样。1912年以后，不满意革命的人也跑到租界里反对民国，一大批清朝的遗老如郑孝胥、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在上海租界还是用清朝纪年，不承认民国，照样生活得很好。

当时的上海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特殊制度，就是治安实行市场机制，谁的钱多，保安的级别就高。因此孙中山在上海的时候，有华侨支持多给巡捕钱，这样安全保障就没有问题。上海那个时候保安的级别不看政治制度，不看政治态度，只看钞票，钞票多级别就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也是利用了这个缝隙。中共一大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举行？位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边缘，是城乡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样子。上海法租界刚扩张以后，一大会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远就是农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才在那儿开会。二大会址位于现在静安区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带，那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缝隙，跟陕甘宁边区一个意思。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个规定，在上海活动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统治薄弱的地方。据邓颖超先生回忆，她跟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活动，不到一个月肯定换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报一个名字，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你交钱就能住下去，没人管你。近代上海户口不像后来上海户口那么值钱，户口没人管，来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共产党成立后的前28年中，中央机关所在地有较长一段时间设在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有缝隙可以钻，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孤岛效应。难民涌入租界是由于近代上海有三样东西提供保护：治外法权、自治、法治。近代中国不断有战争、灾荒，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定时，安全就是最宝贵的资源。每一次战争，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上海就宣布中立，跟战争切断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战争都不在上海发生。近代中国在外地当官的都把资产放在上海，在上海买房子、盖房子、做房地产、投资股票，这是因为孤岛效应。所以上海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住过历史名人的建筑很多，很多历史名人虽然跟上海没有关系，但把钱放在上海，把家安在上海。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是福建人，长期在天津当官，但他把家庭安在上海，不是安在福州，也不是安在天津。严复的夫人在上海开黄包车行，有30辆黄包车，严复赚的钱都存到上海，投资商务印书馆。有相当大的一批人都是这样，因为各地有战乱发生，大批移民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涌入上海，上海人口就快速增长。上海人口在开埠的时候满打满算不超过20万，到1949年是546万，相当于3个北京、5个苏州的人口，是一个特大城市。上海移民中，国内移民占85%以上，其中江浙最多，广东、安徽、山东的移民也都在10万人以上，然后是湖北、福建。国际移民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人。

上海跟别的人口单一的城市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但在近代的上海不存在，上海有全国各个地方来的人，没有主客之分。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全国各地的人搞当地的革命：湖南人搞湖南的革命，广东人搞广东的革命，山东人搞山东的革命，唯独上海是外地人在上海搞革命。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出任上海护军都督，没有人因为他不是上海人而认为他不合适。还有一个例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各地代表都是本地人：毛泽东是湖南代表，董必武是湖北代表，唯独两个城市不一样，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上海的两个代表，一个是湖南人李达，一个是湖北人李汉俊，在上海都没超过三年，但没有人认为他们不能代表上海。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不在上海就不是上海人，这就是原来上海人的观念，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

集散效应。外地人到了上海也不是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影子都没有，他们到上海后，分中有合，形成小团体，就是同乡组织。很多弄堂里住的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一个厂里也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这就是分中有合的集散效应。

那时候要介绍工作、排解纠纷、联络乡谊，甚至死了人买棺材，都是同乡帮助解决。因此同乡的关系属于准政府的关系，有事情找同乡组织，地方有事时政府也找同乡组织，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租界政府都认可这一方式。平时每每发生纠纷，都是找同乡组织。上海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个同乡会，少的时候有50多个，这些同乡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乡组织强化了上海人的两种意识：“我是上海人”和“我不是上海人”。每个地方的资本家都做跟本乡本土有关系的事情。例如宁波人虞洽卿做的好事情都与浙江有关；无锡人荣宗敬、荣德生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与无锡相关的，荣家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无锡人；“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上层全部都是广东人。资本家发了财以后，也都到本地去造桥、修路、建小学，资助学生读书，帮助穷人。因此上海人对本乡本土是认同的，上海人也关心各地的事情，因为外地的事情就是上海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五四运动因为上海的工人、商人起来了，最后才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五四运动为什么在上海会有那么大的规模？为什么上海人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因为五四运动跟青岛联系在一起，国际上要把青岛的权益从德国交给日本，在上海的山东人很多生意都与之有关，所以上海的山东人群起反对。那时上海的地方长官卢永祥是山东人，在背地里支持这个运动。学生、工人要求把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三人罢官，卢永祥发电报到中央政府最高领导汇报此事，这些信息传过去以后运动最终才得以成功。

上海人爱国是因为上海跟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全国的利益就是上海的利益，上海人将爱本乡、爱自己的利益升华为爱国主义。上海生意是和天下做的，美国、日本、欧洲发生的事情都跟上海有关系，所以上海人会关心天下大事。上海人崇洋，崇尚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崇尚的是西方好的东西；但上海人从来不媚外，上海人从来不卖国，上海人是崇洋爱国。近代上海一直是爱国主义的堡垒，就是因为上海人和全国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人在家里，会考虑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到村里，会考虑你的家庭；到了县里会考虑你的村；到省里会考虑你的县；出国到别的国家就会考虑你的国家。上海人整天跟外国人打交道，头脑里就有一个国家的观念，这和只在一个地方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上海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双重认同，既认同自己上海人身份，又不认同上海，当外地人说上海人不好的时候，他会附和说上海人不好，说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杭州人、合肥人、宁波人……到外地去插队落户，又会说我是上海知青。双重认同对上海文化非常有好处，当批评上海的时候，他会一起参加批评，这个好处是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今天上海人跟外地人相处，如果很大方、很慷慨、喝酒很豪爽，外地人就评价说“你真不像上海人”，上海人会很开心，觉得是对自己最大的表扬，这就与上海的移民结构双重认同有关。

上海人应该说是不排外的。上海人被外地人认为排外的主要原因在于，1958年实行计划经济，上海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流动的城市变成一个固定的城市，由一个外向型的城市变成了内向型城市，由原来以商贸为主的城市变成了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那时候陈云同志提出一个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全国支援上海的是农副产品、原材料等低附加值的东西，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于是，国家给上海定的工资是最高的，其他地方有饿死人的情况，上海没有，全国保上海，上海人最多是肉少吃一点。到头来上海人认为自己很能干，创造的价值很高。一辆自行车，无论是凤凰牌还是永久牌的，都可以换一卡车农副产品。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能换回一大堆原材料。上海对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给上海留下的发展空间就小了。上海给全国贡献了1/6的财政，上海城市留下来发展的钱仅占1/60，自己没办法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出现三大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上海人被认为比较能干聪明，但比较小气，这大概是因为上海人是全国各地汇拢来的，这就导致上海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亲戚朋友，插队落户以后又增加了很多外地的亲戚。外地人来上海都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培罗蒙西装到大白兔奶糖，但上海人可以招待人家的东西很少，自己捉襟见肘，于是半两粮票也出来了，假领头也出来了。同时，那时候上海户口很值钱，要想迁入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上海很了不起、上海人很傲气、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这些对上海人的评价便在计划经济时代应运而生。在1949年以前不存在这个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也正在逐渐改变。

回过头看，上海的活力在于开放，上海的精气神在于一江活水，跟各个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禁止开放，就会大大影响上海的发展。今天上海有至少2500万人口，其中1000万是改革开放以后新涌入的，上海户口中40%常驻户口是外地人，上海的门户已经越开越大。上海人对外地人也还是很大气的，无论是外地民工子女进学校，还是各种待遇，上海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又恢复了它自己的传统。

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从近代讲到当代，从上海讲到全国，从中国讲到世界，认为上海是吸收了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因此上海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从上海过去开放的历史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