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1960年以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猪湾事件、柏林墙、总统遇刺、越战、大城市中的种族骚乱、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在越南取胜诺言的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和在大庭广众中说四字母粗俗下流词的问题、吸毒、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濒临萧条的经济状况以及水门事件……一部分人不相信总统，另一部分人不相信新闻界。而总统和新闻界都鼓励人们不要去相信对方”（埃默里等，2001：509）。这些事件导致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根深蒂固的信用差距在美国已极为明显。在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沉默的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信用差距（埃默里等，2001：507）。公众对所有社会机构的怀疑已经深深渗透到大众媒介中，尤其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使美国公众对新闻媒介的谴责和呼吁越来越强烈（Gaziano，1988；Self，1996）。与整个社会信任危机和媒介信任危机相伴的是，学术界和业界对媒介可信度研究产生了极大关注和热情。

在霍夫兰等学者的带动下，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大批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对来源可信度的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展开了对媒介渠道和新闻信息可信度的探讨。总体而言，媒介可信度研究在这二十年期间开始呈现出繁茂的局面，研究成果丰厚，尤其是关于来源可信度的概念维度探讨（Gaziano et al.，1986）。据本书归纳，这一时期的媒介可信度研究大体包括以下四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