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在英国西北部沿海，有一座名叫利物浦的港口城市。在现代，它作为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组建地闻名于世，而在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它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
利物浦创建于1207年，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渔村，直到16世纪中叶，人口还只有500人左右。17世纪的英国内战（又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才逐渐发展成重要的贸易港市。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699年10月3日，它的第一艘贩奴船“利物浦商人”号驶向了非洲。1700年9月18日，这艘贩奴船将220名黑奴运至位于北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东部的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收入4239英镑。
跨洲奴隶贸易之所以产生，欧洲人之所以不远万里将奴隶从非洲贩卖至大西洋彼岸，有着深层次原因。
美洲新大陆及其附近诸多岛屿被哥伦布发现之后，很快被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商人（他们在欧洲的发展受到教会与封建贵族的压制）建设成糖、烟草、棉花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产地。他们最初雇用的是当地人，但过度劳作、虐待以及疾病等原因，导致当地劳动力严重短缺。
资本家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们尝试以金钱、土地等为诱饵，鼓动爱尔兰及英国本地劳工前往，但收效甚微。于是，非洲黑奴成为他们的选择。
根据利物浦档案办公室的记录，自“利物浦商人”号首次将非洲黑奴贩运至巴巴多斯至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奴隶贸易一直是利物浦的支柱产业。
18世纪40年代，利物浦已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1741年至1750年，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有43%是从利物浦出发。1801年至1807年，这个数据已增加至79%。在英国的整个奴隶贸易期间，利物浦的贩奴船将110万名奴隶运往大西洋彼岸的“新世界”。10
实际上，对整个欧洲的奴隶贸易来说，利物浦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前夕，这里已控制欧洲奴隶贸易量的40%。
对利物浦而言，奴隶贸易是五百年一遇的机会，英国议会禁止这种“肮脏的贸易”似乎会对这个港市构成致命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奴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使这个本身具备极佳天然条件的港市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1715年，英国第一个商用湿船坞在利物浦竣工。
因此，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带来比奴隶贸易大得多的机会时，利物浦有能力抓住它并加以充分利用。
在历史的细节性问题上，学者们总会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是18世纪80年代，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阿什顿（T. S. Ashton）则认为是18世纪60年代。但在对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判断方面，学者们通常鲜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关系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一书中写道，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是，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平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无疑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细纱机的基础上，英国的纺织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苏格兰机械师瓦特对蒸汽机技术的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力学革命，再加上克拉克、达比等人在钢铁冶炼上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身，还促成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和火车出现了。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一端连着历史上第一座同时也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另一端连着利物浦。
随着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生产与销售环节越来越不受地域限制，如何找到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原材料，如何找到潜力尽可能大、利润尽可能高的市场，成为日益困扰着欧洲商人的两大问题。显然，他们需要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而且是全球性的情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高效的扩张和殖民。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报刊不仅在欧洲，还在欧洲人的殖民地（例如澳大利亚）出现。
这些报刊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港口城市，是因为在国际贸易的海运时代，港口不仅是消息最先到达的地方，同时也是最需要消息的地方。工厂的货物大都堆积在港口的仓库之中，如果商人们能在港口及时获得信息，就能及时处理货物的销售与运输事宜。正如前面提到的，具全球视野的《绅士杂志》与《欧洲杂志》，其创刊地点都在伦敦——英国第一大港。
1811年，在利物浦经营一家航海工具公司并在1809年获得一项重要专利的埃格顿•史密斯（Egerton Smith），也在当地创办了一份具全球视野的周报——《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这份报纸主要报道当地的港口新闻及商业新闻，不仅在利物浦及其邻近一带，还在威尔士、马恩岛和伦敦发行。
正如利物浦集中展现了近现代欧洲崛起的进程，广州也在侧面见证着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一座比利物浦古老得多的城市。早在公元前214年，今日广州这块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叫“番禺”的市镇。这个市镇逐年扩大，1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03年，已成为南越政权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朝所灭，但番禺依然存在，仍是中国南方的重镇。226年，吴国孙权设置了一个名为“广州”的州郡，府衙所在地即番禺。后来，当地人索性将番禺称为广州。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主要朝代几乎都定都北方，广州一带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不受中央重视。尽管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已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但海防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固。以至于在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十月底，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洗劫广州之后，竟然轻而易举地从海路逃走。
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十分繁荣，但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结果，而非政府的功劳。
尽管在国家税收来源构成中，外贸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政府也乐于看到这个局面，但重农轻商仍是主流意识。广州的战略价值始终没有受到中央的足够重视。直至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的葡萄牙人“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11，并且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中央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英国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研究，于正德九年（1514年）初抵达广州的葡萄牙人仅用3年时间就垄断了广州的海上贸易。祖籍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州城杂居，要是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的祸患恐怕将没完没了。”
但那时广州的海防力量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应对“水道益熟”“兵械独精”的葡萄牙人。至万历年间（1573—1620），葡萄牙人已占据吕宋，垄断了福建、广东的海上贸易，势力越发庞大。根据广州举人卢廷龙的记录，1597年前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一万多人。但是，当地父母官或者不愿多事，或者已被收买，基本毫无作为。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外贸易事业上的垄断优势，让位于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康熙又收服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次年，康熙取消了顺治十二年（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郑氏台湾经济及军事后勤实力的海禁政策。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录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及康熙对海禁的看法。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广东一带勘界的内阁学士席柱与康熙有如下对话：
（席柱奏曰：）臣奉往海展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上曰：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两个月后，福建、广东重开海上贸易。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户部等衙门在奏折中说：“福建、广东新设关差（即海关），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12
70多年后，乾隆担心外国商人威胁“内地海疆紧要”，重新采取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交易。1757年12月20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等：
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13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广州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但是，何鳌在200多年前担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在广州最为活跃的外商。从1731年开始，丹麦、德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等地的商船也先后抵达。继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之后，比利时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分别于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广州设立商馆。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的研究，1800年，广州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80万，仅比伦敦少6.1万。14
最迟到19世纪初，欧洲人已在广州创办若干种期刊，例如《广州纪事》《广州行情周报》《英华年鉴》《澳门纪事》《中国商贸指南》《中国丛报》。
其中，《广州纪事》《广州行情周报》及《英华年鉴》的出版地点都设在丹麦洋行4号。前两份是周刊，年费分别是12美元和5美元；《英华年鉴》是年刊，每份售价50美分。《中国商贸指南》的出版周期与出版地点不详，丹麦洋行有售，每份1.5美元。《澳门纪事》则是半月刊，只有葡萄牙语版，年费10美元。《中国丛报》是月刊，出版地是美国洋行2号，年费3美元。
这些刊物主要面向往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主要报道与商贸密切相关的市场行情与政情民俗。上面的文章经常被欧洲国家的本土期刊及欧洲国家在海外殖民地创办的报纸杂志转载，前者如《利物浦水星报》，后者如英国海军军官、新南威尔士第三任总督菲利普•吉德利•金（Philip Gidley King）于1803年3月在澳大利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悉尼公报》。
正是通过在广州创办的刊物——包括公开发行的刊物、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的内部刊物，以及通过欧美国家本土及其殖民地的刊物与广州刊物之间的信息共享，欧洲人和美国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例如，1826年11月11日，《悉尼公报》转载的一篇原刊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的文章，即向英属澳大利亚的英语读者报告了中国的政商环境。这篇题为《在广州的外国人》的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侨居广州的外国人一直对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遭遇的严重勒索心存不满。他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向（两广）总督陈情。这件事本应该通过行商进行。但据他们掌握的情况，行商有意让这种勒索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向总督陈情。他们前往广州衙门。直到一位中国官员接受陈情书，并保证一定交与总督之后，他们才离开。然而，等了18天，仍然没有回音。15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悉尼公报》转载的一篇最初刊登在《广州纪事》上的文章，让澳大利亚的商人们对猖獗于中国南部沿海的海盗有所警惕。文章写道：
尽管政府十分重视，中国海盗仍在为祸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个海盗被斩首，次日又有8个被斩首。像往常一样，绝大多数广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个海盗被处死的消息，那些知情者也并没有因此而兴奋。16
《亚洲杂志》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办于伦敦的月刊。1816年1月出版的首期刊物，向英语读者推介了清代文学家李渔的短篇小说《三与楼》，译者是当时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担任文员、1844年成为第二任港督的德庇时（J. F. Davis）。
随着欧洲国家对中国渗透的深入，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国家新闻机构往中国派驻记者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读者对创办于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外文刊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因为大清朝野十分封闭，这些刊物对中国（尤其政务方面）的报道，总是准确与谬误并存。
当时的西方报刊一般会尽力寻求并报道真相，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商人和政客）要依靠这些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安排。内容的真实可靠，是这些刊物得以生存的根本。当然，在特定环境下，一些刊物也会刊登主观性色彩颇浓的评论文章，以期影响决策。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报刊对中国官办刊物的报道多持怀疑态度。不过，如果我们承认“欺上瞒下”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特点之一，就不难理解为何彼时的官办刊物会有信任危机。
自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包括《欧洲杂志》《绅士杂志》《利物浦水星报》在内的英国媒体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更加密切。但是，两国相隔太过遥远，清朝又大体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英国人（其他欧洲人也一样）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广东一带，很难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因此，英国媒体很难直接并及时获得有关中国局势的消息。
例如，1813年10月发生的天理教教徒冲击紫禁城一事，两年后才见诸英国报刊。1815年9月8日，《利物浦水星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报道，写道：
1813年10月18日，中国的皇帝陛下正欲结束在热河的夏日远足返回北京，一群叛军冲入皇宫，并占据皇宫部分区域达三日之久。
这次叛乱普遍被认为是皇帝的某位兄弟发起的，皇帝本人应该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出于各种动机，部分是因为担忧，部分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家族统治的需要，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对他的这位兄弟采取克制的态度。最终，一个名叫林清的人被定为叛军首领。
……
这一整年（1813年），中国政府都忙于审判与处决罪犯。已经处死了几百人，其中有的被斩首，有的则在死前受尽漫长而无尊严的折磨——被利刃刺7刀或者24刀。这取决于罪行的大小。还有一两个人被凌迟处死。
显然，这篇报道向英国人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中央政权摇摇欲坠。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读到这条消息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国寻求突破的英国决策者们会萌生怎样的想法。
不过，这篇报道最具研究价值的地方，不在内容本身，而在其消息来源。它既非出自《利物浦水星报》，也非出自其他欧洲媒体，它甚至并非首先刊登在英国本土报刊上：最早发表这篇报道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内部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