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这固然是英国获胜的重要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则是封闭的中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与之前历朝相比，清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得不应对强大的“外夷”，而且诸“外夷”对自己还知之甚深。

1840年9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公报》转载的一篇原刊英国《旁观者》杂志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英国人对中国统治者的了解到何种程度。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谈到林则徐时说：“如果中国皇帝发现林则徐对英国采取的严重不当的行为背叛了国家利益，他将会剥夺这位有过失的公仆的双眼花翎（peacock tail with two eyes）。”

这位作者的预测与道光帝的反应大致不差。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林则徐到北京后，“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次年6月28日，道光帝再斥林则徐“办理诸未妥协，深负委任……着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32

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著名记者康拉德•布伦（Conrad Malte-Brun）在1824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19世纪早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到底有多深。这本书对中国社会有着不无偏见却颇为独到的描述，其中某些描述甚至与鲁迅的某些观点契合：

他说，中国的百姓通常不会反抗。他们虽然聪明，却没有反抗的勇气，他们甚至认为卑躬屈膝地趴在主人的脚下可以更安全地保护他们珍贵的财产。但在快要饿死的时候，农民们经常会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行拦路抢劫之事。“当他们打败前去镇压他们的官兵时，谈判与招安随之而来，但他们也可能继续在当地占山为王。”

康拉德•布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过点评：“最绝对的专制已经成为习惯，或者成为父权政府的外在形式……趋向于限制王权的唯一制度是，官员们有时被允许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就政府的错误向皇帝进谏。”

他显然已经注意到当时中国的民族矛盾，因为在讲到明朝的灭亡时，他说：“这个国家最终落入外族征服者——满洲人——的手中。”确实，这种民族矛盾对西方人而言早已不是秘密。正如前文提及，有的英国媒体甚至以拯救汉人脱离外族的控制作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布伦显然也注意到了中国的阶级矛盾，因为他十分清楚清朝官吏的权威，以及国民在这种权威之下的艰难生活。他写道：“与赐予他们权力的君主一样，官员们也享有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的权力表现在，官员们可以随意蹂躏百姓，“有上百个刽子手为他开道……如果有人忘了退避三舍，将遭受皮肉之苦”。当然，官员们有时也自身难保，“但凡他们有丝毫敷衍塞责，皇帝也会命人对他们施以杖刑”。

至少从布伦所处的时代开始，西欧人不再相信伏尔泰对中国官员的美誉之词。这位比布伦年长60岁的法国著名思想家曾说，中国的官员都是哲学家，沉醉于美妙的自然宗教之中，极富同情心，像父亲一样关爱子民。布伦则说：“他们并非一群正直而精力充沛地捍卫神圣的自由和正义的希望的爱国者。他们只不过是围绕在彻头彻尾的暴君周边的卫星。因为俸禄很低，他们总是通过无理的勒索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甚至发现了中国专制独裁者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剥夺国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剥夺国民形成新思想的能力。他认为，与法文、英文等欧洲文字不同，难学难懂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碍思想传播的作用。33

必须说明的是，他的观点并非绝对原创，而是基于对许多汉学前辈的总结。例如，书中有关中国社会习俗及政治制度的内容，就借鉴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Joseph de Guignes，他的儿子也是汉学家）的许多素材。有关中国语言方面的内容，则借鉴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的著作。

当然，无论是德圭格尼斯父子还是傅尔蒙，或者其他欧洲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

　

正如本书开篇所言，早在马可•波罗时代，即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真正系统的研究，是从16世末开始，当时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以澳门圣保罗大学为基地、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利玛窦。

西方公认的第一位汉学家是尼古拉•米列司库（Nicolae Milescu）。1636年，他出生于东欧的摩尔达维亚。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霸期间，这个东欧国家站在俄国一边。

1675年，米列司库作为俄国大使出使北京，并得到康熙的接见。他在中国停留了3年之久。他写的《游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以及上呈俄国外交部的《旅行笔记及中国概况》（共三卷），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经典素材。

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法律体系及美学知识被欧洲汉学家传到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当时西方学者最热门的议题。在这段时期的欧洲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中国元素。例如，1755年，伏尔泰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即是基于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即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中国研究院（Chinese Institute），时间是1732年，创始人是马国贤（Matteo Ripa）。

马国贤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天主教传教士。1710年，他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在内务府担任画师。他在中国侨居了13年之久。在中国，他的名气远不如比他晚5年来中国的郎世宁响亮，但在欧洲汉学界，他却是不得不提的人物。1723年，从中国返回意大利时，他带了4名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时也是天主教徒）同行。在教皇克雷芒十二世批准建立的中国研究院中，这几位中国人负责教授中文，他们的学生是即将被派往东方的传教士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中文和满文教席。自学中文的巴黎年轻人让•皮埃尔（Jean-Pierre Abel-Rémusat）是这个学院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同时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中文教授。

在俄国，曾在北京居住14年的传教士尼基塔•比丘林（Nikita Bichurin）于1837年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

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比法国晚。根据19世纪英国外交家、汉学家、第二任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说法，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帝国的语言、文学、制度及习俗进行研究。但很快英国就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权威的国家。

　

如果说，法国、意大利及俄国对中国的研究，或者18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们进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对中国的了解或研究，主要是通过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来实现。例如前面提到的例子，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船员们带来的信息，19世纪初的英国人就能从海盗肆虐、海防松弛、地方无能、社会动荡以至皇宫竟然被叛军占据等报道中大致了解到，同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

商人在情报收集与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近现代史（当然包括晚清史）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商人在欧洲的地位有关。

至少在20世纪初以前，欧洲的商人比中国的商人更幸运。尽管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备受戏谑与嘲讽，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比较受尊重的，因为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欧洲的先天条件使得贸易而非农业，成为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

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欧洲的商业与政治文化，使欧洲社会具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阶级流动性”。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出版的《地道的英国商人》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绅士参与商业并不丢人，商人加入贵族行列也并无不妥：

这种阶级流动性使商人与贵族之间产生一种“相似的利益”（A Similarity of Interest）。当商人也能成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时，这种“相似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加强。

正是因为贵族与商人具有“相似的利益”，换句话说，正因为贵族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勋爵才不远万里出使中国。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欧洲商人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所希望的对华政策，就不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政客和议员们的事情，同时也成为国家的事情。

因此，这种阶级流动性使得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处理系统。基于这套系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可以及时地呈送公司决策层的办公桌。经过公司决策层或者专门的智囊机构（例如独立的汉学研究机构或者政府下属汉学研究机构）初步分析后，又呈送国家决策层，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

重要的是，因为公司决策、国家决策建立在情报分析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的可靠程度，以及情报分析的准确程度，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的决策层，都要求基层情报提供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因为“相似的利益”的存在，它同时成为基层情报提供者的自我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情报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对真实性的追求，与情报对外公开发布时的真实性是不同的概念。出于各种目的或动机，例如党派斗争或集团利益的需要，公开发布的情报往往经过修饰。

而在专制国家，比如大清，个人前途往往取决于上司的喜恶，因此，欺上瞒下成为一种必然文化。于是，最高统治者看到的信息往往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依据这些信息做出的决策更会误国误民。

通过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舆论引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贵族、议员、政客、商人等）可以将“利益共同体”的圈子不断扩大。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还可以调动更多因素来贯彻自己的决策。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伦敦总部高层日常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并做出经营决策，再就是处理与海外分支机构的关系，既要让在海外的雇员们踏踏实实做事，又要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与设在雅加达、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广州等地的分支机构之间，通过商船传递文书来进行沟通。这些文书已经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身在伦敦总部、极有经济学素养的公司高层来说，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分析并做出经营决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办的事情在于，让海外的高管及雇员努力并且忠心地为公司卖命。

《亚洲杂志》（1816年2月刊）披露了东印度公司涉及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力资源的部分情况：

17世纪初期，海外雇员们的薪水并不高，负责撰写文书的文员的年薪大概20英镑，经理的年薪大概30英镑，总经理的年薪大概350英镑，也有少数人年薪500英镑。因为薪水平常，东印度公司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的事情十分常见。例如，根据公司档案，理查•韦翰（Richard Wickham，一个在日本工作了5年的职员）的年薪最多不过55英镑，但他于1618年去世之时，遗产中的现金部分达到1400英镑。最终，他留下的不动产被公司以调查之名扣押。

为了在公司内部杜绝秘密的私人贸易，1674年，东印度公司出台了一项重大决策，即允许在印度的海外雇员及自由商人（多数是前雇员）在亚洲范围内从事港到港的贸易，但规定有些商品只允许公司进行贸易。他们可以将宝石、麝香及龙涎香等特定香料、毛毯、贵重的丝织品等商品卖到英国去。到了18世纪中期，商船从中国返回英国时，指挥官可以将38吨重的私人货物装载上船。

1834年，英国政府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其结果是，“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扩大。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之间，贸易关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个商人的利益，而是“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体现为国家的利益。

　

让我们重回信息不对称的议题本身，看看19世纪40年代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军事情况了解多少。

仍然从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说起。前文已有交代，这次出使并没有达成目的，有关增加通商口岸、在北京派驻代表等要求全被乾隆拒绝。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收获——

他们得到大量有用的情报。

1797年，马嘎尔尼与一同出使的另外两名贵族［乔治•斯当东及伊拉斯谟•高尔爵士（Sir Erasmus Gower）］将出使经历写成一本书。他们不仅在书中列出中国各省人口数、面积、财政收入（含土地税、盐税及其他税项）、农作物产出的情况，还列出上至总督、下至县令的收入，以及军事方面的情况，包括各级军官、各兵种将士的数量及收入。

例如，书中提到，中国有18位提督，年薪4000两银子；有62位总兵，年薪2400两；有121名副将，年薪1300两；有165位参将，年薪800两，等等。其他各级军官的人数与年薪也一一详列。各级军官年薪总数为1 974 450两。

书中所列各兵种数据是：步兵100万，每年军费2400万两；骑兵8万，每年军费3840万两；每年花在马匹上的开支是160万两；花在军服上的开支是720万两；装备、武器的磨损以及应急事项每年要花掉180万两。所有这些开支，加上军官们的年薪支出，使得每年军费高达74 974 450两。

向马嘎尔尼等人提供情报的是一位名叫Van-ta-zhin的清朝官员。Van-ta-zhin可能是“王大臣”的音译，既可能指王姓大臣，也可能指某位亲王大臣。至于后者是无偿提供情报还是出卖情报，我们不得而知。37

英国外交官亨利•埃里斯（Henry Ellis）则告诉西方人，清朝军官们对国家的军力毫无信心。1816年，埃里斯跟随阿默斯特勋爵出使北京。次年，他将出使经历结集成册。他写道：“中国人对军事的无知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军官们（无论其级别多高）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38

英国人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并更新情报。

例如，《绅士杂志》（1823年6月刊）引用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的数据：中国有步兵60万，其中，八旗兵35万，绿营25万，另有骑兵24.2万。这篇文章的编辑者评论，德圭格尼斯有关骑兵的数字过高，因为中国喂养马匹有限，同时很难从外国购买战马。文章写道：“中国骑兵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手枪，只有长矛和马刀。”文章甚至介绍了旗兵与绿营士兵体罚方式的不同：“汉族士兵受杖刑，八旗士兵受鞭刑。”39

《联合军事杂志》（1832年出版）引述了侨居中国多年的法国人黎恩济提供的军事数据：常规步兵30万，非常规步兵40万，常规骑兵22.7万，非常规骑兵27.3万，炮兵（装备可怜）1.7万，常规军军官6892位，非常规军军官5201位，水军3.24万。40

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1834年10月刊）引用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提供的数据：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历史杂志》（The Worcester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Journal）（1826年4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俄国旅行家蒂姆博斯基（M. Timbowsky）提供的情报：“蒂姆博斯基在中国停留期间收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数据，这些数据与这个国家的军事情况有关。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兵力似乎非常强大，但事实远非如此……军队的士气与纪律处于不可思议的低潮，因此，中国的上一位皇帝嘉庆在1800年发布诏令，以先辈的英雄事迹激励满人，他责备军人们战备不精。”

有证据表明，最迟在1831年，英国人已在讨论与中国作战的可能性，非常有信心能够击败中国。这一年4月出版的《亚洲杂志》写道，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英国人一直在讨论与中国作战的话题，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2.5亿，但2万名英军就可能从广州一路打到北京，不会遇到阻碍或干扰”。

因此，当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若干年，一首被作者称为“献给即将远征中国的军队”的《战歌》刊登在多家西方媒体上，例如《文学、娱乐及教育镜刊》（The Mirror of Literature, Amusement and Instruction）（1832年伦敦出版） 以及《悉尼先驱报》（1834年3月20日刊），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尽管这首战歌不无戏谑意味——它似乎以“圣洁的女战士”（virgin amazon）为鼓动对象，但它完全反映出英国人对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的渴望。其内容节选如下：

那么，英国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呢？

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官邓肯•麦克弗森（Duncan MacPherson）在18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披露的数据是，陆军方面，英国调动了第18、第26、第49兵团，以及马德拉斯炮兵，还有工兵等，总计3000人；海军方面，出动了3艘战列舰，2艘配备44门火炮的护卫舰，14艘配有28门或18门火炮的战舰，以及4艘武装轮船。正如麦克弗森所感叹的：“只动用这么少的兵力，英国就敢征服中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