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制
根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的记载，1760年1月29日，皇帝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规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防范外夷与汉人及“内地奸商”交结往来，危害大清政权，其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乾隆为何在1793年拒绝马嘎尔尼有关增设通商口岸的要求。《规条》大意如下：
其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如业务未能及时处理完毕，“亦令在澳门居住”；
其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其三，禁止向外夷借贷资本，禁止外夷雇请汉人；
其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防其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
其五，夷船在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1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酌增章程八条，目的在于“防范贸易夷人”：
其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
其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
其三，夷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其四，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勾串作奸等弊；
其五，夷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
其六，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
其八，夷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查拿，严禁偷漏。2
道光批复：“所议俱妥，务须实力奉行，断不可不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无论是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还是卢坤提出的酌增章程八条，都列出了若干禁止事项，却没有说明违禁将受到何种惩罚。于是，地方官们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徇私舞弊提供了很多机会。
另外，根据这些规定，“洋商”（即行商）对外商的行为有监督和担保的职责；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府接触，如果他们要向官府反映问题，必须通过行商转禀。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地方官可以通过压榨行商进行寻租，不必直接面对外国商人，万一出现事端，也可以撇清一些责任。对他们来说，与洋人面对面进行交流、亲身洞察夷情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丢脸的事情。
对行商们来说，在享受外贸垄断权的同时，“连坐之罪”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前文提及的“‘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例。再比如，1827年10月8日，《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讲述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之一）当家掌柜伍浩官被敲诈的文章。文章大意是，一个洋人在伶仃洋杀死了某个中国人，伍浩官被指控放走了这个洋人，最终遭到被杀者之子及官府的敲诈勒索。文章写道：“行商浩官的罪是有钱而胆怯。最近，他被人以多种方式勒索金钱……中国遍布着道德败坏，这里不信上帝，充满了肆意报复、说谎、欺诈和淫荡的恶行。”3
在与中国商人互通有无或钩心斗角的过程中，外国商人渐渐体会到其商业合作伙伴的难处。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文字，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和商业环境的认知：
在这个国家，要忍受官员们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及贫困阶层，有钱人也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权贵们对他们的掠夺甚至更为频繁。因此，在中国，富人们非但不能从财富中得到安慰，相反，他通常害怕使用财富，至少害怕让人知道他在使用财富。他非常谨慎小心，不会通过住豪宅或者穿得比邻居更好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有多么富裕，以免引起居住地长官们的注意。否则，长官们很快会找到某些手段（比如禁奢令）拿这位富人开刀。因此，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官吏们的渎职、腐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政府更挥霍、更暴虐。贪污腐败是最被其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中国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罪恶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4
1835年5月的《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英国汉学家斯当东爵士在其翻译的《大清律例》一书序言中写的一段话：
尽管中国的法典存在缺陷、内容繁杂，但中国人提到它时普遍都感到自豪，并且赞叹不已。大体而言，他们渴望的似乎只是法典内容公正，不会朝令夕改，执行时不偏不倚，不受腐败的影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中国的法律经常被执法者及护法者们破坏，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不受惩罚。5
无论如何，对外商而言，广州体制带来的不便是方方面面的。如果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带外国女人进广州、只能住在行商指定的住所等规定影响的是外商（确切说是贸易代表们）的生活，那么，其他规定影响的则是外商（确切说是来自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股东）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看来，广州体制中的某些规定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当时有一篇文章解释道：“（清政府认为）洋夷不懂道理，因此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当英夷和其他人住进行商的商馆里，行商有责任好好控制并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意出入，以免与不忠的本地人进行交流或达成秘密安排。”6
无论统治者出于何种考虑——比如，地方统治者出于寻租的需要，皇帝对洋人与汉人联盟的担心，他们出台的这些政策与西方人习惯的贸易体系相距甚远。这些政策加剧了双方的仇怨，冲突升级是自然而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