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多年以来，它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地名。父母在此安家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去探望过他们了。只是出国旅行期间，我会时不时地给他们寄张明信片，来勉强保持这原本就无意维系的关联。当我在明信片上写下这个地址，我会自问，他们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不过向来止步于好奇，从未真正前往。当我和母亲进行每个季度一到两次（时常次数更少）的通话时，她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闪烁其词，以太忙为借口，并保证过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其实我无意履约。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我没想再回去。

直到最近，我才初识这个叫米伊宗（Muizon）的地方。如我所料，这是一个“城镇化”的可笑案例——一片被耕地包围的城乡结合部。经过数年的变迁，这类地区发生了某种质变，我们不知该称其为乡村，还是城郊。后来我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居民还不超过50人，那时人们住在一个教堂周围，这座教堂最初建于12世纪，在几乎摧毁法国东北部的数次战争中幸免于难。在东北部——这个被克劳德·西蒙①称作拥有“特殊身份”的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名字起得像“战役”“兵营”“轰炸突袭”，或者“大型公墓”的近义词。今天，这里有超过两千居民，聚居区一边是“香槟之路”，不远处便是一片种满葡萄的山坡，小路蜿蜒而上。另一边，是死气沉沉的工业区，属于兰斯郊区，离小镇大约15到20分钟车程。街道是新建的，路边的房子一栋挨一栋地排列着，都一个模样。这些住宅大多是社会福利房，租户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或者干脆说是穷人。在过去将近20年里，我的父母住在这儿，我却从没来过。直到母亲将父亲转移至一家阿尔茨海默病疗养所（之后父亲没再离开过那里），我才来到这个“村子”（能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呢？）和他们的小屋。母亲尽可能地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面对父亲带来的威胁（一天，他拿着菜刀追着她跑），满身疲惫和恐惧的母亲终于屈从于现实：再没有其他办法了。父亲一走，回乡探望，更准确地说是完成我过去未能下决心完成的回归之旅，变得切实可行。我可以重新找回这片“自我的空间”（热内②会这么说），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多次回到母亲身边，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童年、青少年，关于她作为人妻的生活……她也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们的初识、他们的关系、他们所经营的生活、他们曾操持的职业。她滔滔不绝，想把一切都倾吐给我。她似乎有心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把早年间交流缺失引起的哀伤一下子都抹掉。我坐在她对面一边听，一边喝咖啡。当她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我认真聆听；当她事无巨细地讲述孙子们，也就是我侄儿们的各种琐事时，我感到困倦和无聊。我从没见过他们，也不大关心。我和母亲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修复了。我意识到这些年我的疏离给她带来多大的打击。她为此受尽苦头。这疏离对于我，这个主动逃离家庭的人，又意味着什么？根据弗洛伊德对“忧郁”（对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绝接受的身份，产生一种无法逃避的哀悼）的图解，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式，接受着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或许在这里使用社会学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因为“哀悼”和“忧郁”这样的比喻虽然简洁，但存在不妥之处，且具有误导性：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我们曾离开的环境，此处应进行广义上的理解），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③那漂亮而有力的说法来描述，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忧郁。奇怪的是，当我们试图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抚这种情绪时，原本分散而隐蔽的不安感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忧郁感也会倍加强烈。事实上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了这些深藏于内心且不断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感觉。但我们真的能超越这种不安感、压抑这种忧郁情绪吗？

　

这一年的12月31日，午夜刚过，我给母亲打电话祝她新年快乐，她对我说：“医院刚打过电话。你父亲一小时之前去世了。”我并不爱我的父亲。从没爱过。我当时知道，父亲只能活几个月了，病情加重后就只有几天了，可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再说，有什么用呢，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其实我们互不相认已经很久了。在我少年时期，我们之间就存在着一道鸿沟，随时间推移，鸿沟不断扩大，以致后来我们形同陌路。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或者我很希望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相信人可以脱离自己的家庭，摆脱自己的过去，切断与父母的联系，从而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这对母亲来说是个解脱。当时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回天乏术。病情不可逆转地恶化，他无论如何无法再康复了。在医院，父亲只有两种状态，要么痴呆症发作，疯了似的与医护人员折腾，要么在药物作用下（显然，在狂躁期过后，医生会给他开药）陷入长期的昏沉，不说话，不动，也不会吃饭。无论如何，他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和人的记忆：这对于来探望父亲的姑姑们（其中两个姑姑因为害怕，来过一次后就再没来过）和我的三个兄弟来说是个挑战。而我的母亲，即使需要开车20公里，依然坚持照顾他。这种牺牲精神令人惊叹，因为据我所知，母亲对父亲只有夹杂着厌恶与仇恨的敌对情绪（从我记事起一直是这样）。说厌恶和仇恨毫不夸张。但她把照顾他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我问母亲，为什么在父亲认不出她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来医院探望，她重复道，“我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这种照顾已经成为母亲自己一个人的事了。她在房门上贴了一张他俩的照片，她总是拿给父亲看：“你知道这是谁吗？”他回答：“这是照顾我的女士。”

　

两三年前，得知父亲生病时，我曾经陷入很深的焦虑。噢，可不是为了他——况且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他的病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感觉，连同情都没有。我很自私地担心着自己：这种病会不会遗传？我有一天也会生病吗？我开始试着背诵那些烂熟于心的诗词和悲剧情节，来检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梦，那个残酷的夜晚的梦，色非斯，对于整个民族，这是一个永恒的夜晚……”“看那里，果实、繁花、叶子和树枝/再看这里，是我的心……”“这样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膨胀还是萎缩/就在这无聊中流淌……”只要忘掉一句诗，我就心里想：“得，开始了。”此后，这种焦虑一直困扰着我：只要我忘记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串电话号码……我就立刻被焦虑笼罩。我到处寻找犯病的征兆；我对它们既期待又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日常生活从此被阿尔茨海默的幽灵所纠缠。这个来自过去的幽灵向我展示着未来，我惊恐不已。这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继续存在于我身上的方式。对于一个去世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他儿子的头脑中（正是病魔将要侵袭的地方），有些奇怪。拉康在一次他的“讲座”（Séminaire）中说得极好，他说，父亲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儿子）会感受到一种焦虑：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独的排头兵。而阿尔茨海默病在这种对自身的焦虑上还增添了每天都要面对的恐惧：我们留心着各种线索，并将它们解释为犯病的征兆。

但我的生活不单单被未来的阴云所笼罩：它也被我个人的历史所纠缠。我的父亲，代表了我想要抛弃、远离的一切，他充当着我心中典型的负面社会形象，在我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中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着；他的离世，也让我的过去浮出水面。他去世后的这些天，我开始回顾我的童年、少年时光，也重新思考为什么我如此憎恨这个刚刚离世的人；他的消失，以及这种消失给我带来的那些始料未及的情绪，让我想起那么多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画面（但也许，即使我有意识地排斥这些记忆，我还是一直明白，这些记忆从未消失）。可能你会对我说，所有对逝者的哀悼都会引发生者对自己的思考，更何况逝者是自己的父母，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本身也是哀悼的组成部分。但在此刻，这样的思考显得有些奇怪：在哀悼父亲的过程中，我渴望理解他并通过他的逝世理解我自己，这种渴望甚至超过了悲伤之情。此前，我多次经历过更加强烈而深切的悲痛——密友们的去世，但当这些主动结成的朋友关系突然断裂，我并没有因此在脑中编织起过去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通过选择而结成的关系之所以牢靠、有力，原因在于关系中的主角强烈渴望保持这段关系，所以一旦关系断裂，就会引起崩塌之感；而我与父亲的联系，对我来说只有生理和法律上的意义：他生了我，我继承他的姓氏，再无其他。当我读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书中记录他母亲的逝世所带来的绝望之情如何一天天打击着他，以及这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如何改变了他自己时，我在想，父亲逝世给我带来的感受和这种痛苦、绝望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他写道，“我不是在哀悼，我在伤痛④”，来表达他拒绝在至亲逝世后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观察自己。对我来说，父亲是什么呢？我也可以像罗兰·巴特一样，说我不是在“哀悼（en deuil）”〔参考弗洛伊德“工作（travail）”的概念，即最初的痛苦不断消退的精神过程〕。但我也并未感受到那种无法消除的、并不随时间推移而削减的哀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更准确地说是不安，对于个体的社会化、社会阶层的分离、社会环境在主观视角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个体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追问（这种追问既是对自身的，也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可分割）给我带来的不安。

　

我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我不想和兄弟们见面，已经三十多年没联系了。如今我只能从米伊宗家里到处摆放着的照片上认出他们。我可以从这些照片上看到他们的样子，看到他们的外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在相隔这么多年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再见面呢？尤其是在父亲刚刚去世的情况下。面对彼此，我们可能会想：“他的变化真大呀……”并且拼命地在对方身上寻找昨天的影子，或者说许久以前的影子，也就是当我们还是少年，还是兄弟时的样子。第二天下午，我去陪母亲，我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聊了几个小时。她拿出一个装满照片的小箱子，里面有几张我童年和少年时的照片……还有我兄弟们的照片……于是我重新审视（难道他们的样子尚未印刻在我的血肉和头脑中吗？）这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工人阶级家庭，重新看到他们可悲的样子，这种可悲体现在照片背景中的居所、房间的内饰，以及他们的衣着，乃至身体中。相较于观看现实中活生生的他们，观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让我们立刻把眼前的人物看作社会体和阶级成员，这个过程总是令观者恍惚。而照片作为“纪念品”，还可以轻松地把个人（也就是此刻的我）带回到他原来的家庭，并将他与曾经扮演的社会角色捆绑起来。浮现在老照片上的私人生活情节，甚至是隐私，将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曾经从属的、小小的社会空间，它让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为个人化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的历史样貌中所处的位置（就好像个人的历史总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历史与形态；这部分我们曾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与形态，是我们体内最深层的真相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2

在我将这次久违的回归之旅付诸实践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被一个问题所纠缠。在父亲葬礼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和母亲共度下午，翻看照片的时候，这个问题以更加清楚、具体的方式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统治机制（mécanismes de la domination）的作品，但为什么从来没将社会统治（domination sociale）作为主题呢？”还有：“我曾着力研究人在屈从（assujettissement）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中产生的羞耻感，但从没研究过社会压迫带来的羞耻感，为什么？”我甚至应该这样表述：“在定居巴黎之前，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为什么我从未在我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可以这样讲：对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如今，似乎只要涉及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涉及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我想知道为什么。对于年轻的同性恋人士，通过逃往大城市或者首都的方式来获得保持同性恋身份的机会是相当典型而普遍的做法。我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gay）一书第一章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讨论（就像本书的第一部分一样）可以被看作一部用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方式所书写的变相自传，或者也可以说，是以私人经验为基础所书写的历史与理论作品⑤。但这部“自传”是不完整的。我还可以在反思自己整个人生轨迹的基础上进行另一种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因为我在20岁时选择离开我生长的地方并定居巴黎，同样代表着一次社会身份的逐渐蜕变。所以，不夸张地说，我的出柜经历，也就是我承认并肯定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的过程，正好与我走进另一个社会牢笼（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经历相重合，所谓另一个社会牢笼，即另外一种形式的乔装打扮，另外一种性格分裂，或双重意识（与众所周知的隐藏同性恋倾向的方式相同：对自己的行踪含糊其词，极少数了解内情的朋友也都守口如瓶；用几套不同的说辞应付不同的谈话对象和情境；不间断地克制自己，包括自己的动作、语调、表达方式，以免透露出什么，以免“出卖”了自己，等等）。在完成了几部思想史方面的作品（尤其是两本关于福柯的著作）后，我开始将创作矛头转向压迫与屈从的主题，我选择根据我作为同性恋的经历进行创作，对那些性少数人士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进行反思（这些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然而却选择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我身体之中的某种东西，它可能并应该让我将关注点放在阶级关系、阶级统治，以及平民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的主体化过程这些问题上。无疑，在创作《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少数派道德》（Une morale du minoritaire）或者《反叛者》（Hérésies）的过程中，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这些作品过于野心勃勃，以致超出了作品本身有限的研究框架。我试图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类的羞耻感进行概括式的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关于统治与反抗、屈从与主体化的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少数派道德》（副标题为“对于让·热内理论的延伸”）中，我试图将热内、茹昂多（Jouhandeau）⑥和其他几个作家的性歧视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歧视理论，鲍德温（Baldwin）⑦、法农（Fanon）⑧和夏穆瓦佐（Chamoiseau）⑨的种族和殖民歧视理论相融合。不过这些不同方向的研究在我的论证过程中只是作为论据而出现，引用的目的在于让人了解在性取向方面成为少数派意味着什么，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试图通过调动其他研究方向中使用的方法，来扩大我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然而，这些援引的理论毕竟只能充当次级论据和补充论据——它们时常需要扩展及其他论据的支持。就像我在英文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我试图将皮埃尔·布尔迪厄建立的阶级“习性”概念移植到性的领域：个体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习得某种阶级“习性”，那么在社会上通行的性规则的约束下，是否也会习得某种性“习性”？如果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将阶级“习性”和性“习性”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关联的话，我在书中只探讨了性方面的主体化，而未研究阶级主体化的问题⑩。

回到兰斯后，我就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一方面不断提醒自己这个问题的分量，一方面又在否定它，在我的写作中不断否定，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否定）：我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对于自己过去及现状进行思考的基本框架）是，我之所以与家庭决裂必然是因为我的同性恋取向，以及我父亲的、我成长环境中充斥着的憎恶同性恋心理；但同时，我是不是在用这样一种看似高尚而无可争辩的解释，来回避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因为想要脱离自己原本所处的阶级才离开家的”（与归因于同性恋的解释一样可能是真实的）。

　

在生活中，作为移居城市的同性恋者，我遵循着一条典型的轨迹：进入新的社交圈，通过深入同性恋圈子学习属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肯定；同时，我还经历了另外一条社会意义上的轨迹，即人们通常形容的“阶级的叛离”，而我毫无疑问是个“叛徒”，内心充斥着一种持续或间断、有意或无意的渴望，渴望远离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所处的那个社会阶级。

当然，我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我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即便我万分努力地想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原来的阶级脱离关系，工人阶级的本能依旧存在。但是也有例外，有几次，面对这种以阶级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在其引导下所发出的充满仇恨与轻蔑的言论，我没有予以还击；我的回应恰恰相反，时常与尼赞（Paul Nizan）笔下的安托万·布卢瓦耶很相似：尼赞在书中描绘了他父亲的形象，原本属于工人阶级，后来跻身资产阶级行列，每当如今的同僚对工人阶级出言不逊，他仍然觉得自己也连带着受到了攻击：“如果不贬低自己曾经的身份，怎样参与这样的讨论呢？⑪”每次我用消极的词汇“贬低”自己的童年，就会有一种无声的自责或迟或早地笼罩在心头，从来如此。

然而，我和我曾经所属、并在绝望之下奋力抽身的世界已经相隔万里。我得承认，虽然感到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格外密切，虽然在翻阅1936—1968年大罢工资料时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我激动到发抖），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劳动阶级之间的直接关联。初到巴黎时，我还保持着看望父母的习惯，他们当时还住在兰斯的廉租房⑫，也就是我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几年之后他们才搬至米伊宗）；有时，我还拜访住在巴黎的外祖母，当父母时不时来巴黎看望她时，我们就一起吃饭。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当读过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关于她的父母及他们之间“阶级差距”的作品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在那张饭桌上我经历了什么。她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即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老实讲，就在这种感觉出现几年之后，我便再也不能忍受它了。

所以说，我有两段相互重叠的经历。这两段重塑自我的经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从性规则以及社会规则的角度看，我都改变了自己。但是涉及写作，我选择将前者，也就是关于性取向歧视的部分作为研究目标，而非后者，即社会压迫的部分。而我采取理论分析这一写作方式，更是十足的背叛。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只融入了我部分的经历，而我另外一部分经历则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我不仅在现在的生活中选择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定义和主体化，也选择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同性恋男孩，一个同性恋青年，而不是工人的儿子。可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是谁？”我问母亲。“这是你父亲呀，”母亲说道，“你不认识他啦？可能是你太久没见他的缘故。”事实上，我确实没认出他，这是父亲去世前不久拍的。照片上的这个人骨瘦如柴，蜷缩着，眼神已经涣散，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我需要反应好久，才能把这个瘦弱的躯体与脑中父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那个令我生厌、整天大喊大叫、愚蠢而暴力的人。我意识到，父亲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甚至前几年，他就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憎恨的父亲了，而变成了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被衰老和病魔击垮的、羸弱而无害的、失势的家庭统治者。这时，某种不安将我侵袭。

　

在重读詹姆斯·鲍德温关于他父亲去世的一段文字时，我注意到一件惊人的事。他讲到，当知道父亲已经病重时，他仍然尽可能地拖延着不去看望父亲。对于这一行为他评论说：“我给母亲的解释是我憎恨父亲，但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经恨’他，我希望将这种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现在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

他的这段解释让我更为震惊：“人们如此地执着于自己对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知道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会袭来⑬。”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痛苦（因为对父亲的憎恨消失时我并未感觉到痛苦），不如说是一种进行反省的迫切欲望，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回溯时光，试图理解为什么对我来说与父亲之间的交流如此艰难，以至于我几乎不认识他。当我试着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我并不了解父亲。他想些什么呢？对，就是这个问题，他对这个他所立足的世界抱有怎样的想法？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他如何理解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关系，这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离，最后完全泯灭的关系？不久前我了解到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有一天父亲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了我，他竟感动地哭了起来。看到自己其中一个儿子获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社会成就，他激动坏了。我曾经以为父亲是个十足的恐同分子，然而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他竟然表示不在乎邻居和村民们第二天会怎么评论，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竭力维护我，他将我看作他自己和家里人的骄傲。那天晚上，我在电视节目中介绍了我的书——《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收到村民的评头论足和讽刺挖苦，他对我母亲说：“要是有人敢胡说八道，我就扇他个大耳光。”

我从没和他聊过天，从来没有！他做不到（至少跟我做不到，我对他也一样）。现在惋惜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但如今我有太多问题想要问他，不只为了写这本书。说到这里，鲍德温还有一句话让我吃惊：“他去世了，我发现我从来没和他交流过。他死后不久，我开始后悔。”他在书中讲述了他父亲的历史，他父亲是第一代自由民（他的奶奶出生在奴隶社会），他说：“父亲很骄傲自己是黑人，但这同时给他带来许多羞辱，也让他的人生桎梏重重。⑭”在意识到这些后，鲍德温如何才能原谅自己曾经抛弃家庭，背叛亲人？他母亲不理解他的出走，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活，先是为了融入文学圈去了格林威治村，然后去了法国。对他来说留在家乡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他必须出走，必须离开哈莱姆（Harlem），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老顽固，对于文化和文学抱有一种固执的敌意，而且家里的气氛总是令人窒息……只有离开，他才有可能成为作家，才能过上自由的同性恋生活（他在书中探讨了作为黑人，以及作为同性恋意味着什么）。然而，“回家”的渴望最终战胜了一切，虽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事实上这是他的继父，但他从小被继父养大）。在这篇致敬父亲的文章中，他试图真正了解这个他曾经厌恶和摒弃的人，他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至少是开始这趟精神“回归之旅”。也许，在踏上这条历史与政治的精神之旅后，他有一天可以重新接受自己的过去，不仅理解自己，还可以接受这个自己。于是我们能理解，在潜心思考过这些问题后，他在一档采访中承认道：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⑮。

如同鲍德温对于父亲的思考，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虽然与鲍德温处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样，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就像鲍德温的妈妈那样，我母亲对我说：“他毕竟为了养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然后她放下自己对他的不满，对我讲述父亲的故事：“对他别太苛刻了，他这辈子不容易。”他出生在1929年，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子：他的母亲一共生了12个孩子。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女人承担如此繁重的家庭义务：12个孩子呀！这些孩子中，两个是死产胎儿（或者是早夭）。还有一个，是在1940年德军轰炸时的大撤退过程中出生的，就生在马路边：他精神失常了，或许是因为脐带没有及时剪断，或许是因为在轰炸中我的祖母为了保护他带他跳进了沟里，或许只是因为缺乏新生儿所需的照料——我不知道家人所保留的这些不同版本的记忆中，哪个才是真的。我祖母一辈子都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因为这样就可以领取社会救助金来养活这一家子，我过去总是听到这样的解释。小时候，这个伯伯经常吓着我和弟弟。他总是流口水、嘟嘟囔囔地表达着什么，总是向我们伸着手，想得到一点点关注，或者试图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得到的永远只有我们的疏远，或者叫喊和恐吓。如今想起自己的行为，我总觉得羞愧难当，但当时我们只是不懂事的孩子，而他一个成人，却要被人称作“疯子”。战争期间，父亲一家子得离开他们生活的城市，也就是我们说的“逃难”。这场逃难让他们远离家乡，来到朗德省（Landes）的米米藏小镇（Mimizan）边上的一片农场。他们在这儿过了几个月，停战协议一签，便回到兰斯。法国北部被德国占领了（我出生在战后，但当时家里仍然用“鬼子”来称呼德国人，他们对德国人心怀怨恨，这是一种极强的、显然无法平息的恨。直到1970年，甚至之后，我们还经常在饭后大声宣称：“鬼子一定连这个都吃不上！”（我承认，我也曾经这样说过几次）

1940年，父亲11岁。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也就是直到父亲十四五岁时，都由他到城镇附近的村子里去找吃的来养活家人。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香槟地区的冬天异常寒冷，有时他要骑着自行车到20公里远的地方去弄土豆或者其他口粮。他几乎要负责所有家务。

后来他们搬到一处宽敞的住房（我不确定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住房位于一个建于1920年代的社区，是专门为平民大家庭建造的。20世纪初，某个天主教工业集团急匆匆地建立了一批住宅项目，目的是改善自己工人的住宿条件，父亲家的住房便是其中之一。兰斯城由两部分组成，一边住着大资产阶级，另一边住着贫穷的工人，两者之间边界清晰。一些爱好慈善的资产阶级团体一直担心工人们糟糕的生活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对于出生率下降的担忧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多人口家庭”的看法：19世纪末期，改革家和人口学家将“多人口家庭”看作社会混乱和少年罪犯的制造者，而在20世纪初，人们担心人口的减少会让法国在与敌对国家的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多人口家庭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所在。多人口家庭虽然在过去饱受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中伤，但如今，主流的言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开始鼓励和抬高他们，从而也就会支持他们。鼓励生育的论调催生了一批城市化项目，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保证作为新生法国顶梁柱的这一群体拥有体面的住宅，而更好的居住环境也可以改善资产阶级改革者一直担忧的这一恶劣情形：工人家庭的孩子们因为住房条件太差而走向街头，变成不受管制的小混混和无良少女⑯。

被这些新兴的政治与爱国主义理念所激发的香槟区资产阶级慈善家建立了一个团体，专门致力于建造低成本的“兰斯之家”，建造那些专门为超过四个孩子的家庭设计的，干净、健康的住宅。这种住宅有三间卧室，一间父母住，一间男孩住，一间女孩住。房屋内没有浴室，但是有自来水（大家得排着队挨个在洗菜池前洗漱）。当然了，这些计划不仅关注住户的身体卫生状况，精神健康一样重要：要鼓励他们生育，要让他们崇尚家庭，要让这些工人远离手枪和酗酒。这一举措也不乏政治层面的考量。资产阶级害怕工人们在家庭之外的一些社交场所进行社会主义和工会的宣传，于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来扼制这种现象，就如同1930年代他们曾采取同样的方式，希望使工人们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想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以让穷人们将生活的重心从政治抗争、集会、社会运动转向他们自己的家庭。1914年，战争中断了这些项目的实施。而在法国东北部，尤其是兰斯地区，在经历了四年末日般的岁月后，这里的一切又需要重建（1918年在兰斯，于这座“烈士之城”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惊人的场景：满眼望去，大片大片的碎石堆中矗立着几处残垣断壁，只有主教堂和圣雷米大教堂幸免于难，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但在枪林弹雨过后仍然矗立，只受到部分损毁，仿佛这个不怀好意的上帝设法在这块人类历史的集结地周围画上了保护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迅速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城市，并在城市周围设计了著名的“花园城”，这里的房屋具有“当地特色”（我觉得实际上是阿尔萨斯式），有单独建造的，也有连在一起的，都有自己的花园，都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两边，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布满植物的小广场⑰。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我的祖父母就在这样的新城安置下来。我小时候，也就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慈善家们最初的美好设想渐渐褪了色：由于管理不善，我的祖父母和他们最小的几个孩子所居住的这片兰斯之家“花园城”开始破败，城中居民的贫穷和悲惨处处可见，并不断侵蚀着花园城。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地区，事实上，这里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居住区的青少年中有相当一部分走上了违法乱纪的道路，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社会分化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类似区域，情况依然如此——面对这种固化的历史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无动于衷？我父亲的其中一个兄弟做了小偷，蹲了监狱，最后被“禁止居住”在兰斯；有时候，他会悄悄地趁天黑时回家看望父母，或者问兄弟姐妹们要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机会见到这位伯伯，也渐渐淡忘了他的存在，直到母亲告诉我，他最后流落街头，死在了路边。这位伯伯年轻时是一名海军（他在完成了规定的服役期限后仍继续服役，但后来因为行为不端——打架、偷盗，等等——被海军开除了），他穿水手服的照片就摆在祖父母家餐厅的橱柜上，当我第一次读到《布雷斯特之争》（Querelle de Brest）时，那张照片上的脸浮现在我的脑海。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这里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

　

出生率提高了，天主教资产家们最初的期望实现了，他们在平民阶级中鼓吹的“道德规范”得到了响应：祖父母的邻居中，有 14、15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少见，最多的达到21个，我母亲对我保证这个数目是真实的，但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不过法国共产党也开始兴起了。入党的情况比较普遍——至少对于男人是这样，而妻子们，虽然同意丈夫的观点，但与实际的抵抗运动以及“小分队”保持着距离。然而不入党也不会妨碍这种政治归属感的扩散和延续，这种本能的归属感与一个人属于怎样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他们把共产党直接称作“党”。我的祖父、父亲和伯伯们——就像我母亲的继父和同母异父的兄弟一样——会组团参加全国领袖定期举行的公共集会。他们在每一场选举中都把选票投给共产党候选人，并咒骂社会党是假左派，咒骂他们的妥协和背叛，但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或者对不可逾越的“共和国准则”的敬畏，他们在第二轮投票时依然会一边抱怨一边给社会党投票（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候选人依然是最具号召力的，投票给社会党的情况并不多见）。“左派”这一表达方式内涵颇丰，它代表着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勇于发声。人们不仅要通过罢工和游行来表达自己，还要将自己的诉求委托给“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领导人，人们会接受所有代理人做出的决定，也会积极地附和代理人发出的言论。要成为政治主体，就要将话语权交给某个发言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得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党”着力在人们意识中建立的、在政治团体中传播的一套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对外界秉持的态度。所以投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肯定自我、肯定自身政治分量的方式。当人们在公布竞选结果的晚上发现仍然是右派获胜时，就把怒气发泄在“黄色”工人⑱身上，抱怨他们将选票投给“戴高乐派”从而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如今，人们对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蔓延唏嘘不已，并不是指它所有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公共发言权（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让他们拥有这项权利？他们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发言权？），我们就更可以对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大加责难，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一历史时期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加入共产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的政府。而相关的“外交”政策就离他们更遥远了，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虽然他们从未在交谈中探讨过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帝国主义的对立，但只要选择了共产党，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苏联的一边。苏联红军对多个法国的友好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一事实让大家困惑不已，但人们选择对其避而不谈。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布拉格发生的骇人事件，我问母亲：“出什么事了？”母亲草草地打发我：“这不关你的事……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毫无疑问，她和我这个15岁的孩子一样困惑，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认同共产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有着更直接、更具体的诉求。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兹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个世界”，“关注未来会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中的问题更为紧迫），而“非左派”则相反，会把关注点放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及国家上⑲。德勒兹的解读与我父母的情况刚好相反：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他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而不会关注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这种遥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虽然他们把“应该好好地革命一番”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但这句话只说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对他们来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着一切（“这都是注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们不会思考如何以及何时何地发动革命）才能对抗那些罪恶的力量（用一种神秘力量对抗另一种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那些给“穷苦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家伙们。

我的家被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人，一派反对工人，或者说，根据大家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分为“捍卫工人利益的人”和“对于工人阶级立场无动于衷的人”。我听到过无数次反映这种政治观点的话语。要么是“我们”或者“支持我们的人”，要么就是“他们”⑳。

那么后来，谁来担任“党”曾经担任的角色呢？谁能让这些被剥削的穷苦人感觉到有人替他们说话、支持他们？他们可以依靠谁来获得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体身份呢？谁又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自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合理合法，而合理合法的原因是他们如此强烈地要求如此）？或者更简单地说：谁在乎他们是谁，如何生活，想些什么，需要什么？

　

每当我的父亲观看电视新闻时，他总是对右派和极右派表现出本能的敏感。1965年，总统竞选期间，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及之后，他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听蒂克西埃-维尼昂古尔（Tixier-Vignancour），也就是法国传统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讲话，一边发火。当蒂克西埃对巴黎街头飘动的共产党红旗大加指责时，我父亲怒气冲冲地说：“红旗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而后，看到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eing）在电视上展现给所有法国民众的大资产阶级气质，和他做作的举止、夸张的演讲方式，父亲又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和冒犯。他还经常对政治类电视节目的记者们骂骂咧咧，但当有操持着工人口音的斯大林派共产党人为默默无闻或被正统体制所排斥的人打抱不平时，父亲会觉得很高兴，他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他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是一些在今天很少见的、敢于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人（因为政治领导人们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屈从于媒体的霸权了），他们说出了工人阶级真正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政客的诱导下掩盖这些真正的问题。

4

我还记得祖父母家后面的花园。这花园不大，园子周围是一圈栅栏，栅栏外边是邻居家的花园，每个花园都一模一样。花园边上有一个小棚屋，就像大多数街坊邻居一样，祖母在里面养了些兔子，每天用草和胡萝卜喂饱它们，而后，在某个周末或者节日，它们会出现餐桌上。我的祖母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让别人帮她读或者书写行政信件时，她几近要为自己的无能道歉：“我是文盲。”她重复着，语气中没有愤怒，没有反感，只有认命。这种对于现实的屈从渗透在她每个动作、每句话中，也许就是这种屈从，让她可以忍受自己的境遇，就如同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我的祖父是木工，他在一家家具制造厂工作。为了干点小活儿补贴家用，他也在家给邻居做些家具。不仅有许多社区里的人来找他做家具，社区之外也有他的顾客，他为了养家不停地工作，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日，可以说他是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的。他得喉癌去世时54岁（那个时代，很多工人会得喉癌，因为他们每天会抽相当多的烟。父亲的三个兄弟同样是年纪轻轻就得了喉癌去世，另外一个兄弟死得更早一些，是因为酗酒），当时我还小。当我长大一点时，祖母很惊讶我不抽烟，并说道，“抽烟的男人才健康”，她并不知道正是这种观念让她家里灾祸不断。因为身体憔悴，祖母在丈夫去世十几年后便离世了，这无疑是因为过度劳累：为了养家糊口，她62岁时还在办公楼里打扫卫生。有一年冬天，她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最后的住所是一套公租房，这是一套非常小的两居室），踩在马路的薄冰上滑倒了，头撞在了地上。她没能恢复，几天后就死了。

　

无疑，花园城是一片被社会遗弃的空间，正是在这里，父亲度过了生我前的青年时代，我和弟弟度过了一部分我们的童年时光（主要是学校放假期间）。与市中心或者高级社区相比，这里就是穷人的集结地。当我重新回想时，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水平形状而非垂直形状的住宅区，没有高楼和塔尖，任何1950年代末，尤其是60、70年代产生的新兴事物，都不会在这里出现。这一点让这片城市边缘地带充满人情味。虽然这里名声不好，很像少数族裔聚居区，但居住其中不乏惬意。工人阶级的传统，尤其是他们特定形式的文化和聚集方式，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就是在其中一种传统的交往方式——周六晚上的平民舞会中，我的父母相识了。我母亲住在离这不远的郊区，她和外祖母及外祖母的伴侣一起生活。她和父亲，就像当时所有平民阶级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娱乐活动，喜欢享受社区舞会带来的乐趣。今天，这类舞会几乎只在圣诞节前夕和国庆节举办了，但在当时，它们几乎是周末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仅有的与好友会面、结交异性、寻找性伴侣的方式。情侣们在这里分分合合，有时他们的关系也会延续下来。当时我母亲喜欢一个男孩，但他想和她睡觉；我母亲并不想这么做，她害怕自己怀孕，假如他因为不想当父亲而抛弃她，这个孩子就会成为孤儿。她不想让孩子再次忍受她自己经历的一切，这太痛苦了。于是她的心上人离开她，选择了另外一个女孩。她遇到了我的父亲。她从来没爱过他。但她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不选他，就要继续找……”她想赶紧独立，只有婚姻能让她实现独立，因为如果不结婚，就要等到21岁才能算作成年人。另外，我父亲也需要达到这个年龄才能结婚：因为祖母不想让他离开家，她希望父亲可以继续把工资交到家里，她想尽可能地延长这一状态。父亲年龄一到，就娶了母亲。母亲当时20岁。

　

当时，父亲做工人（最低级的工人）已经很久了。当他初入这一行当时，只有14岁（7月末学校课程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工作，当时他还差3个月才满14岁）。这一工人身份构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视野所能触及的唯一领域。工厂就是他的归宿，父亲也别无他念，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随后，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进入工厂。对于那些社会地位与父亲一样的孩子，情况总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自从他出生，这种社会模式就一直支配着他。这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再生产（reproduction）”的社会运行机制与定律让父亲无处遁形。

父亲在接受完初等教育之后就结束了学业。再者，没有人认为他可以继续学习，他的父母这样认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只上学到14岁，因为14岁之前接受的是义务教育，之后就不是了。情况就是如此。离开学校并不算什么丑事，相反，我记得，当义务教育的规定年龄延至16岁时，我的家人非常愤怒，并重复道：“如果孩子们不喜欢上学而是想工作，干吗还把他们捆在学校里？”他们从来没想过，对于学习是否有“兴趣”这件事可以因人而异。学校淘汰学生往往会通过学生的主动放弃来实现，仿佛学生辍学是一种自主的选择——长期读书这个选择属于别人，也就是“有办法的人”，还有“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仿佛不同社会空间之间有一层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界限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人对于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其他社会空间中的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社会秩序就是如此。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来发现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这种不公从未改变：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只有摒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人们在社会中的发展轨迹早已描绘好，一切变得毫无悬念！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轨迹的存在时，判决就已生效。我们出生时，宣判结果就被烙印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被先于我们诞生的因素决定和限制着，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我的父亲甚至没有机会考取初等教育证书（le certificat d’études primaires）——初等教育证书对于平民家庭的孩子来说代表着学业的圆满完成。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遵循另外一条轨迹：11岁时，他们进入中学。而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则继续留在初等教育的级别，直到14岁毕业离校。两种教育方式泾渭分明，一种致力于教授实用型基础知识（如读、写、算），这些知识对于维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也足够让人应付体力工作；另外一种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它教授那些“非应用”型知识——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文化知识，但人们担心这些东西会让工人变坏㉑。初等教育证书就代表一个人已经获得基础应用型知识（其中还包括零星的“法国历史”知识——国家历史上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家纪念日，以及一些“地理”知识——法国省份的列表以及它们的首府）。对于平民阶层，也就是这项考试所针对的阶层，获得初等教育证书并不容易，人们会为自己取得证书而骄傲。参加考试的人中只有一半能够成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年龄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学校，这些孩子甚至不会参加这项考试。我父亲就是如此。后来，父亲为了稍微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每天结束工作后去“夜校”上课，进行自学。有段时间，他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制图员，但他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了。我猜，他没有成功是因为缺少必要的信息资源，而且在工厂工作一整天后，也很难专心学习。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幻想。他一直留着几张大网格纸，上面画满图表、图示（是练习时画的草图吗？），他有时会拿出它们看看，也会给我们展示，然后重新放进抽屉的底层，再次尘封自己已故的梦想。父亲不仅仅是持续做着工人，而且要做“两次”工人：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在一家工厂工作到中午之后，下午快结束时再去另外一家工厂工作几个小时。母亲也尽可能地帮忙养家，辛苦地做着清洁工和洗衣工（当时还没有洗衣机，或者说有洗衣机的人家很少，帮别人洗衣服可以挣到一点钱来贴补家用）。后来父亲在1970年失业了好长时间，母亲就开始到工厂工作，但在父亲找到工作后，母亲依然没有辞职（我今天明白，母亲坚持在工厂工作是为了我能够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考入大学。但我当时从不这样想——或者说我把这种想法压制在了意识深处，虽然母亲经常对我说，我原本需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任务）。我父亲经常说“在工厂工作不是女人该干的事”，因为他认为这证明他无法单独供养自己的家庭，有损他作为男性的体面，但他只能妥协接受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女工”的事实，并接受“女工”这一词汇所携带的所有贬义：话语粗俗、不知廉耻，甚至是乱性的女人，总之，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这种资产阶级对于走出家门、与男工人一起工作的平民阶级妇女的看法，许多工人阶级的男性是认同的，他们并不想丧失这每天几个小时对配偶的掌控，因为妇女的解放会给他们带来夹杂着羞耻的恐惧。安妮·厄尔诺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说，她母亲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并且想要保持一个“严肃”的女工形象。但是她与男人们一起工作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她失去她所渴望的“女孩应该有的样子”。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女性来说，情况也是相同的：她们从事的职业足以使她们名誉尽失，无论她们是否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过着自由的性生活。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父亲经常在下班时间到工厂旁边的咖啡馆去，试图碰到偷偷在那里寻欢作乐的母亲。但母亲并不去这家咖啡厅消遣，也不去别的咖啡厅。她每天买完东西就回家做饭，就像所有出去工作的妇女一样，她每天要干两个人的活儿。

　

很久之后，父亲的地位终于有所提升，即便不算社会地位的提升，也算是在工厂内部的提升，他从最初的纯劳力，渐渐变成熟练工人，最后成为工长。他不再是工人了，他领导工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组织大家干活儿。对于这个新身份，他抱有一种天真的骄傲，他感到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了。当然，我当时觉得他很可笑……即便在很多年之后，每当我因为要获得某个行政文件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上面写有父亲最初的职业——非技术工人，以及母亲最初的职业——清洁女工）时，仍会羞到脸红，当时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竟然那么渴望提升自己的生存条件，虽然这种提升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在他们眼里却了不得。

　

我父亲从14岁开始在工厂工作，被迫提前退休（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时56岁，我母亲也在同一年退休，当时她55岁；工业生产系统无耻地将他们消耗殆尽后便抛弃了他们。对母亲来说，离开如此严酷的工作环境算是幸运——那种严酷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那里的噪音、酷热以及日复一日的机械动作可以慢慢侵蚀掉最强壮的肌体。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母亲缴纳社保的年份不长，因为她作为清洁女工的那些年没有算入工龄，因此，她能领取的退休金也相应减少了，这使得他们的家庭收入大幅缩减。退休后，他们尽可能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在父亲原来所在工厂的员工委员会（comité d’entreprise）的帮助下，他们增加了出门旅行的次数：他们曾周末去伦敦旅游，还在西班牙或是土耳其待过一周……他们并不比以前更相爱，只是找到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两个人都习惯了对方，这种模式如此固定，以至于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最终分开。

　

我父亲喜欢在家修修弄弄，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很是骄傲，就像他对所有体力工作所持的态度一样。他一在家干零活就高兴得很，他把他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干这个，那些精良的做工便是他的热情所在。我上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时，他曾经用旧餐桌给我改造过一个书桌。他会搭橱柜，也会修理家里所有有毛病的东西。而我，什么手工活儿都不会做。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保持这种无能的状态——我本来也可以和父亲学着干活不是吗？——是因为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变得不像他，让自己成为和父亲所拥有的社会形象完全不同的样子。后来，当我知道一些知识分子也喜欢干零活时，才发现人们可以一边喜欢读书写字，一边享受体力劳动带来的乐趣。这项发现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惑：就好像过去一直指导我认知和实践的原理——那个从根本上二元对立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世界（实际上只建构了我自己）的原理——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开始被质疑了。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体育方面：过去，每当我身边有人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整个晚上都会在厌恶中度过，因为我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并且十分努力地想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的朋友喜欢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我一定会深感困惑，因为这颠覆了我过去深以为然，且对我影响很大的价值观。体育、体育文化，是男性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女性的共同爱好有很多），还有许多类似的事实，我要一边怀着蔑视或者类似的态度，一边在内心牢记它们应该被给予很高的评价。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打破这些桎梏（它们使我成为我今天的样子），并在我的精神和现实世界中重新导入那些我曾经排斥掉的维度。

　

我小的时候，父母骑轻型摩托车出行。送我们时，他们就把我和哥哥放在为儿童设计的后座上。这是很危险的。有一天，父亲拐弯的时候在石子路上滑倒了，哥哥也摔断了腿。1963年，他们试着考了驾照，买了一辆二手车（这是一辆黑色的Simca Aronde，母亲给我看过好几张我12、13岁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倚在这辆汽车的前盖上）。母亲比父亲先通过了驾驶考试。因为父亲觉得让妻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而自己坐在旁边太不光彩了，所以父亲有段时间是无证驾驶的。当母亲说这样太危险，并且想要自己开车时，父亲几乎气得发疯（而且出言不逊），他认为驾驶座是属于他的。随后，事情又会回归常轨：依旧是父亲开车（即使他喝了很多酒，也不愿意让母亲开车）。自从买了车，我们经常在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树林和草场野餐。至于夏天，我们当然不会去度假，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只能去大区内的城市旅游，比如南锡、拉昂、沙勒维尔等地，这样的旅途不会超过一天。我们曾经越过与比利时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叫布永（Bouillon）的城市（人们喜欢将这个名字与十字军东征时的将领——布永的戈弗雷联系在一起，而我更喜欢将其与齐里亚的歌剧《阿德里亚娜·莱科夫露尔》中伟大、非凡的人物布永王妃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到城堡观光，买些巧克力和纪念品。我们不会去更远的地方了。许多年后，我才去过布鲁塞尔。我们甚至还去过一次凡尔登，我记得那次阴森恐怖的杜奥蒙墓地之旅，那里埋葬着一战时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之后我做了很久的噩梦。我们也会去巴黎，去看望我的外祖母。每当我们在巴黎遇到堵车，父亲的坏脾气就会大爆发，他跺脚、讲粗话、大声叫嚷，但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生气，于是母亲就会和他吵起来，她无法忍受他的“逞能”——母亲这样称呼。在路上也一样：当父亲走错路或者错过岔路口，他就会开始高声叫嚷，好像我们会因为走错路而送命一样。但更多情况下，当天气不错时，我们会到马恩省的边界处、香槟区乡镇的附近，在那儿钓上好几个小时的鱼——这是父亲最大的爱好。他在那儿像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和孩子们亲近了：他教我们钓鱼的动作和基本技巧，帮我们调整钓鱼方法；我们一整天不停地评论着今天的状况，“今天好钓”，或者“今天不好钓”，然后我们会寻找原因，将其归因于炎热、雨天，或者月份太早、太晚。有时候我们和叔叔、婶婶，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晚上，我们吃自己钓的鱼。我母亲把鱼洗了，沾上面粉，放进锅子，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炸鱼的美味了。但我很快就觉得这一切太过无聊，我想要读书，而不是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监视水面上的软木塞振动与否。同时我开始讨厌所有与钓鱼相关的文化和社交方式：用半导体播放音乐，和偶遇的人们进行无趣的交谈，明确的男女分工——男人们钓鱼，女人们织毛衣、阅读带插图的小说、照顾孩子或者做饭……后来我就不再陪他们钓鱼了。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