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流派和思想家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源自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之际，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周朝宗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天下纷争四起，同时社会上新的阶层出现，造成社会局面空前复杂，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具有不同主张的学者和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集团的利益与要求和本人的思想见解，对人生对社会乃至对宇宙万物作出自成体系的解释和主张，加之当时尚未进入后来的封建大一统时期，统治者并不能够对社会思想进行强力的钳制和约束，人们在思想与言说方面具有极大的自由，遂有众多思想家发扬己意，任意挥洒，纵谈天下，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互相辩难，争雄逞强之势蔚为大观，即后世所谓的“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百家著作学说归结为10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然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将小说家排除在外。“百家争鸣”时代所阐发的文化思想，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尤为儒道两家流脉广远，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儒学

儒学，春秋时期孔子所开创的学派，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学主张积极的入世精神，重视自身修养和人际伦理，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持身准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追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虽历经朝代更替，但两千年来始终被奉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且相继不绝，流韵益深，是因为儒学思想植根于中国社会固有文化，形成了一整套有益于人际和谐与社会安定的精微的思想体系，而且儒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新的集大成式的人物对儒家学说进行新的阐发，从而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社会形势，使得儒学能够跟得上新的时代步伐。儒学的思想体系，不仅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未来国际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近年思想界掀起的“新儒学”热潮，就是儒学对于当代意义的挖掘。

经学

经学，即注经之学，为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是我国古代四大学科门类之一。关于经学产生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创始于孔子，因为孔子曾修订古代典籍为“六经”，并以此来传授弟子，开启了以“传经”的方式来“传道”的儒家学风；另一说是经学始于汉武帝时代，标志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精通儒家典籍作为选拔官员的考察标准，从而使得阐释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也成为一种显学。孔子时期的注经仅限于私家传授，而并未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通行的学问，严格来讲，经学的正式形成当在汉代注经之学成为官学之后。自此而始，从汉代历至清代，虽然形式有异，内容有变，但经学始终是中国官方所定的最高学问，在整个封建社会体制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学形成之后，在汉代因所据典籍文本的不同而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政治地理的分割又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别；隋唐统一之后兴起了较之往前更为进步的义疏之学；至宋明而又发展为理学化的经学；到清朝时期，经学家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将考据、训诂发扬光大，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乾嘉学派”，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巅峰。经学的发展本源于儒家经典著作，同时又作为君主政治的御用学说，虽然受到种种的拘泥和约束，但是历代的才智之士仍然在经学的论说中提出了很多极具思想性的创见，展现出中国学人光辉的一面。2000多年里，经学一直延续和发展着中国古代的社会理念和民族思想，一部经学史，同时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

谶纬

“谶纬”，是经学与迷信相结合的产物。“谶”的意思是一种带有神秘性质的预言。“纬”出于“纬书”，“纬书”则是相对于“经书”而提出的名号，“经”与“纬”的本义分别指丝织物上的纵线与横线，因纬书依附于经书，就如丝织物上横线与纵线相配一样，所以得此命名。纬书是假托孔子的释经之书，由于其中也含有谶语，所以后来将“谶”、“纬”合称，这就是“谶纬”一词的含义与由来。西汉时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推知灾异，预测吉凶，这成为谶纬之学的嚆矢。由于谶纬常常与迎合或劝谏君主有关，到了西汉末年，具有御用色彩的今文经学演变为谶纬之学，谶纬成为政治谜语的代名词，在改朝换代之际往往为图谋帝位者大加利用，王莽篡汉与刘秀复汉均有谶纬在先，东汉末年，分立三国的曹、刘、孙三家也纷纷引用和制造谶语以自命。到了南朝，官府开始禁止谶纬之学。后来隋炀帝在全国范围内搜查谶纬之书，一律焚毁，并且制重罪惩戒私藏者，经此劫数，谶纬遂成绝学。

玄学

玄学，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之学的思想潮流。“玄”这一概念出于《老子》第二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代王弼在《老子指略》中阐释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也就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两汉四百年间，经学统领着学术的主流，然而由于其自身日益趋向烦琐和陈旧，演递至魏晋之际，经学已经失去往昔的魅力与光环，学者开始寻觅新的学术气息，加之当时士人出于躲避乱世之害的需要而崇尚清远，玄学遂应运而生。玄学着重研究的是《老子》、《庄子》和《易经》这三部典籍，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玄学在思想学说方面寄意于神妙玄奥，而在个人行为方面提倡玄远旷达，挥洒超脱，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主张。由于玄学主要谈论的是有与无、生与死、言与意、名教与自然等形而上的问题，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所以后世有“清谈误国”之说。玄学在西晋时期达到鼎盛，及至南渡之后，玄学的风尚也随之转移到南方。东晋时期的玄学开始集中于对宇宙本性与人的本性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开始与佛学合流。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转变和人们对玄学中不合礼法的因素的抵制，儒学重新得到重视，而玄学也与复兴的儒学合而为一。

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由程颢、程颐兄弟创建，而在朱熹手中集大成的宋代理学的主要派系，因为程朱理学后来成为官方所尊奉的正统学术思想，所以在通常意义上所言的宋明理学指的也就是程朱理学。程氏兄弟把“理”（有时亦称为“天理”，二者表达实则为同一内涵）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的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程氏兄弟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使之成为体系化的学说。程氏兄弟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程颢和程颐的思想，经过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的几代传承，到南宋时为朱熹发扬光大。在本体论上，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而“理”又高于“气”，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理”超越时空，至善至美，是“万善”的最高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的构成。在认识论上，朱熹倡导“格物致知”，以此来提升修养的境界，以臻至善的人生。朱熹建立了一个完整、精密而庞然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标志着宋代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南宋之后，程朱理学既是官方的统治思想，也是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学习实践的基本准则。应当承认，程朱理学在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与维护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科举制度的格局之下，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益的空言和束缚人们实践的教条，甚至使其蜕变为“以理杀人”的工具，这是程朱理学对时代与社会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宋学

宋学，是以中晚唐时期由韩愈、李翱所引领的援佛道以证儒理，将儒学思想由重外而转向重内的儒学复兴为前导，通过两宋众多的儒学家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和完备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宋学根据其不同方面的特征，又称为理学、道学、新儒学。由于宋学以“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将“理”看做是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由于宋学家自命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并将“明道”作为其学术的终极目的，所以被称为道学；由于宋学融合了佛道思想而有别于此前的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到清代时，儒学家们重视考据而推尊汉代儒学，对宋代儒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颇为不满，于是称宋代儒学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宋学开创于周敦颐，周敦颐以六经为本，兼融释老，采取阴阳五行的学说，创造性地阐发了一套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从中推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提出“诚”为最高的道德伦理境界的观点，显示出宋学的伦理哲学趋向。周敦颐的学说为宋学此后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宋学开创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邵雍，邵雍在宇宙本体与生成方面的观点与周敦颐的学说相似，但是更注重于宇宙演变和社会演进的规律。邵雍由此创造了象数之学，构建了一个包括宇宙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继周敦颐和邵雍之后，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对宋学的发展给予了重大的推进。张载认为天地万物与己同体，打通了“外王”与“内圣”之间相沟通的门径，也为格物致知的宋学认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程氏兄弟则第一次将“天理”提炼成为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为宋学确立了“理”的本位，构筑起宋学在自然观、认识论和人性论方面的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的人物，他进一步发扬了二程的“天理”思想，将“理”视为最高范畴，提出了“理一分殊”的万物生成观。朱熹认为要认识世界，回溯“天理”，需要从分析万物着手，识其“气”性，进而得其“理”，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朱熹将形而上的“理”标举为牢笼宇宙的万物之本，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宇宙秩序间的完全沟通，这为伦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变确立了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依据。以此为基础，朱熹着重强调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养方式，这也是士人们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朱熹的思想成为其后近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极为巨大。

汉学

汉学，指汉代经学，在更广的意义上还包括清代的考据学。汉学注重训诂，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常常相对举而言。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说：“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代代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烦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宋代的学者，则大部趋向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这段话基本表明了汉学的特点与其演变过程。清代时期统治者对于士人的思想禁锢尤其严厉，这使得学者们普遍投身于考据研究，而避开思想话题，这种取向也带来了清代儒学家对汉学的推重和对宋学的排斥。清代的考据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汉代经学的传承，所以也被包括在汉学的范畴内。

道家

道家是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学说流派。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以“道”为本，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又称老聃，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老子曾在周朝王室担任藏室史，藏室史是管理周朝王室藏书的官职，老子因而有机会博览天下典籍，自己也形成了极为高深的学养。与孔子的积极入世不同，老子是一个隐逸者，不汲汲于天下的扰攘纷争，自甘清净。老子著有《道德经》一书，习称为《老子》，其书原本分为《道经》与《德经》两个部分。老子这样论述“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表达了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源和天地之本的思想理念。老子不满于当时社会中贫富分化、盗乱四起的不堪局面，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切以素朴为之，遂得天下之清平，于是有这样的社会理想：“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战国时期的庄子是道家的另一位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与老子一样，庄子也是一个隐逸者，不与为仕，一生甘于清贫的生活，怡然自得，不为拘缚。庄子著有《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一般认为其中的内篇为庄子本人所写，而外篇是庄子的弟子所写或者庄子与其弟子共同所写，至于杂篇，就较为驳杂，其中的部分篇章与庄子及其学派所持观点大为相异）。庄子丰富和发展了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摒弃人为，顺从天道，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命题。庄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与丑陋的人世状态看得非常通透，自身极力崇尚和追求着自由，而在人生观中也透露出悲悯的一面。汉武帝之后，虽然朝廷所尊奉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说，但是道家的思想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道两家互为表里，时而相合，互依共存，共同构建了华夏民族两千余年的核心文化。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是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道家的学派。“黄”，指的是黄帝；“老”，指的是老子，这一学派因为尊崇黄帝、师法老子而得名为“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主张以老子的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同时崇尚法治，倡导刑名，显示出道、法综合的色彩。战国时期的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都曾取学于黄老学派，可以说，黄老学派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西汉初年，有鉴于秦王朝因暴政而迅速倾覆的教训，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实行与民修养生息的“无为”政治，这对汉朝初年国力的恢复和强盛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为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兴盛局面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也因为时局的不同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呈现出兼采儒、墨、名、法诸家的杂糅特色，而这种与时俱进的黄老思想在新的时期也显现出了新的活力。黄老学派尤其在汉朝法律的制定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乃至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墨家

墨家，是墨子所开创的学术流派，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同为显学，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墨学在当时社会是非常流行的。墨家不仅是一个学说流派，而且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有类于现代社会党派的特征，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其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被评价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思想也是以庶民为本位的，这与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来出发是大不同的，因此，墨家与儒家在很多观点上都是对立的，墨子在当时就以“非儒”著称。墨家的社会思想以“兼爱”为核心，并由“兼爱”出发导引出“非攻”的基本主张。墨家的“兼爱”是一种没有等差的视人如己的普遍的爱，这不同于儒家所言的有亲疏之别推己及人的爱。而“非攻”，则表达的是墨家对与诸侯之间的相互征战的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战争是至为不义的。墨家还主张“尚贤”和“尚同”。“尚贤”，简单地说就是任人唯贤；“尚同”，就是选择圣贤之人为天子，再由天子下达一套最为高尚的道德标准来统一天下的思想，从而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的动乱。墨家还提出了“非乐”、“节用”和“节葬”等重要主张，也就是说不行礼乐，倡行朴素，崇尚简约，办理丧事也要从简。此外，墨家的代表思想还有“天志”、“明鬼”、“非命”等。《墨子》一书是记录墨家思想和学说的最为重要的典籍。《墨子》中的文章文学性弱而逻辑性强，这与墨家的朴素的思想观念有关。墨家发展到后期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以及几何学、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后期墨家”（亦称“墨家后学”），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后期墨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其逻辑思想被称为墨辩逻辑，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战国以后，墨家趋于衰微。到了西汉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政治环境和社会心态都已经发生变化，加之墨家本身所要求的严苛的修炼与简苦的生活令许多人望而却步，这使得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只是墨家的某些精神遗留在民间而暗自传承着。

法家

法家，诸子百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家，其思想中心是以法治为基本来治理国家。法家思想早期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商鞅和慎到，这三人也代表了法家的三种不同的倾向，申不害重“术”，也就是政治权术；商鞅重“法”，也就是法律制度；慎到重“势”，也就是权力威势。战国后期，出现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将申不害、商鞅和慎到三家的学说综合起来，以“法”为中心而“术”、“势”并重，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政治学说。法家力倡变法革新，法家学说也偏于务实，并且与君主的统驭方法密切相关，因而在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中，法家是胜利者。与儒家的建议屡屡碰壁、不被君主采纳的情形相反，法家的重要人物多为君主所用，这也对一国政治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致使秦国走向强盛的道路，而秦王嬴政取用韩非、李斯之策，终于完成了一统大业。法家治国，以威势强力为本，认为统治者只有依靠强力才能使百姓服从，而君主也只有依靠强力才能够使臣下服从。法家的这种依靠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的思想是秦代暴政直接理论来源，而这种以暴驭民的策略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法家思想有着致用的一面，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历史的先进性，也较为切合当时政治的实际，这是较他家优越之处，对于中国的统一进程也确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法家以“性恶论”出发的人人之间均因于利益而联系而相互利用的思想基点也有着严重的弊端，因而不能够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认同。秦代之后，法家未能再成为官方的主导学说，而逐渐与儒家融合归流。

兵家

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研究军事理论和从事军事活动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并未将其列为“诸子”之中，而是另有单独的《兵书略》一篇。兵家最早的代表人物为春秋时期的孙武和司马穰苴，战国时期则有孙膑、吴起、尉缭、赵奢、白起等人。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战事频发，使得军事成为一门显学，一些从事军事活动的智识之士，积极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并且将其提升为作战的规律，创作了一批重要的兵学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孙子兵法》。这是一部至今仍备受关注、为许多人所研究、有着重要应用意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已不仅限于中国，亦不仅限于军事领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有53家，790篇，图43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兵家》中说：“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今存的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等，这些兵书在阐述军事规律的同时也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哲学，是中国古代的一批宝贵的思想遗产。

农家

农家，诸子百家之一，是春秋战国乃及西汉时期注重农业生产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农家分为两派，一派以胜之为代表，不关心于政治，而专心于农桑树艺；另一派以许行为代表，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主张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亲自做饭，这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的后退的思想。孟子反对许行的这种观点，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论说。农家著作有《神农》、《野老》、《宰氏》、《董安国》、《尹都尉》、《赵氏》等，但是均已佚失，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其他著述中。

名家

名家，诸子百家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名实问题为研究中心、善于进行辩论的一个学派。春秋末期的郑国大夫邓析是名辩之学的创始者，有着极其高超的辩术，据说能够达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的程度。而名家的重大发展还在于战国时期的惠施和公孙龙两人。惠施，宋国人，曾在魏国为相，后来魏国改用张仪，惠施被驱逐到楚国，楚国又把惠施送回宋国，不久之后，因为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张仪遭受罢黜，惠施又回到魏国。惠施的著名观点是“合同异”，所谓“合同异”，就是说万物之间的“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庄子·天下》记录有惠施著名的“历物十事”，也就是惠施分析事物的十个命题，诸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公孙龙，赵国人，生平事迹散见于《吕氏春秋》中，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曾与燕昭王和赵惠文王讨论过偃兵的问题，显示了杰出的辩才。公孙龙的著名辩题是“白马非马”和“坚白石二”。“白马非马”论将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相混淆，将事物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相割裂，纯粹是一种“不理之理”。“坚白石二”，又称为“离坚白”，说的是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彼此分离的。“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名家代表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流传下来的只有《公孙龙子》，现今所有的《邓析子》、《尹文子》皆为后人伪作。名家的重要影响不体现于社会思想方面，而体现于逻辑学方面，虽然名家的言论很多时候具有相当片面的诡辩色彩，但是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逻辑学知识，对于启迪人们的思维和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阴阳家

阴阳家，诸子百家之一，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思想基础的一个学派。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有公孙发、南公、邹衍等，而以邹衍最为著名。阴阳家在自然观上，利用《易经》的阴阳观念，推演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的学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改造为“五德终始”的学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社会伦理上，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阴阳家的学说虽然普遍地具有敷衍附会的性质，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有着一定的科学价值。汉初的时候社会上还存有阴阳家，武帝罢黜百家后，阴阳家的部分学说融入儒学思想体系，部分内容则为原始道教所吸收，而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此后已经不复存在了。关于阴阳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但均已亡佚，现今仅存有少量残文。

纵横家

纵横家，诸子百家之一，是战国时期主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一个学派。纵横，指的是合纵与连横，《韩非子·五蠹》曰：“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到了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合纵主要指东方六国相联合以共同抵御西方强盛的秦国，而连横则是对合纵的破解，指秦国利用有效的外交手段打破六国的联合，从而将六国各个击破。纵横家的鼻祖是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卫国人，因隐居于鬼谷而得号，精通兵法，长于纵横之术，著有《鬼谷子》14篇，其中后两篇已失传。战国中后期，列国之间的割据纷争进入最后的阶段，国家之间在武力的征伐外，也需要采取对自身有利的外交策略。西方的秦国日益强大，而东方六国实力犹存，但是难以单独与秦国相对抗，需要相互联合，而秦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志向，则需要采取策略来瓦解六国之间的联盟。这两种策略相互颉颃，造成了六国的外交策略变化无常，当时有“朝秦暮楚”的说法，又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在这种局势之下，一时之间，纵横家辈出，其中最为杰出也最为著名的是张仪和苏秦。张仪，是连横派的主要代表，为秦国的第一任相国，对秦国后期的强盛和统一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要贡献。苏秦是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曾往返奔走于列国之间，广泛游说，挂得六国相印，促成六国之间的联合，声名威赫，但是这种合纵的局面很快为秦国所瓦解，后来苏秦在齐国被人刺杀。纵横家的著作今存有《鬼谷子》、《苏子》和《张子》，另外，《战国策》被认为是纵横家的游说之辞的总集，其中记载着大量的纵横家政治和外交活动的事迹。

杂家

杂家，诸子百家之一，是战国末期及至汉代初期以兼采各家为长的一个学派，杂家的出现代表着百家之间相互吸取、相互融合的演变趋向。杂家的著作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著，杂出多人之手，思想错综，充分显示出汇合的特色。《淮南子》是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著，虽然兼采众家，但是呈现出以道家为主的倾向。杂家的著作大多佚失，在前两书之外，还有后人辑佚的《尸子》。

诸子

“诸子”，指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因“子”是一种尊称，当时的众多学者名流一般都以姓氏或姓名被敬称为“某子”，而其流传的著作又多以名号来命名，所以概括得之谓“诸子”，既指其人，亦指其书。《汉书·艺文志》对“诸子”有较为详细的录述，并将其归结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这10家，其中在社会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法、墨这4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战国时期儒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儒家学说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主导思想；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老子的思想后来为庄子所继承，后世谈论道家学说，常常老庄并称；阴阳家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有公孙发、南公和邹衍等，其中以邹衍最为著名；法家的产生与君主的统治术密切相关，先期以慎到、申不害、商鞅三人为代表，而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名家以善辩著称，其主要贡献在于逻辑学方面，先驱为春秋末期郑国的大夫邓析，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在当时与儒家并列为最受崇尚的显学；纵横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其先祖为鬼谷子，战国中后期列国相互征伐最烈、统一进程步入最后阶段之时，纵横家辈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张仪和苏秦；农家是注重农业生产、着重从事农业研究的学派，许行和胜之是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杂家以众家学说兼收并蓄见长，其代表著作为《吕氏春秋》以及后来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小说家指的是记述民间街巷之谈的一类人物，《汉书·艺文志》中虽然将小说家列为十家之一，但是认为十家之中，其可观者为九家，小说家被认为是不入流的，并不在九家之列。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鲁襄公二十二年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具体地点在今山东曲阜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鲁哀公十六年卒，时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父亲叔梁纥（叔梁是字，纥为名）是有名的武士，曾任陬邑大夫，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丧妻后续娶，生一子，但有残疾，不宜继嗣，遂再娶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孔子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孔子自幼十分好学，通过勤苦的自学掌握了渊博的学识。孔子早年时做过管理粮库和畜牧的差事，曾一度离开鲁国，后来返鲁，步入仕途，做过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并一度代理宰相的职位，但是因为与君主政见不合而辞掉官职，离开鲁国，率领众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生涯，69岁时返回鲁国，其后主要从事教育和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孔子的言行思想与生平事迹主要记载于孔子弟子编著的《论语》和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为中国社会所崇奉的主导文化。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将文化由贵族传播到了民间，弟子有三千之众，杰出者有72人，这不仅为儒家思想在后世的流传和发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对我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代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东南），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但是母亲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这从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可以窥知。孟子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儒家学派的大思想家，被尊为“亚圣”，其言行思想记录在孟子与其弟子共著的《孟子》一书中。孟子曾效仿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宣扬“民本”思想，广布“仁政”学说，但是不被诸侯采纳，备遭冷落，晚年退隐著书，卒年84岁。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他生活在诸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战国时代，对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与剥削之害的凄惨处境感触极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说，力倡君主实行仁政，与民同乐，由此方可称王于天下。孟子还在人身修养方面提出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都成为对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影响甚深的修身和处世的准则。

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时人尊为“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名讳，改称“孙卿”（当时“荀”与“孙”字音相通）。

荀子50岁时游学于齐国临淄稷下学宫，备受齐王礼遇，但因遭受他人的嫉妒并且有人到齐王那里进行诽谤，遂离开齐国，前往楚国。荀子受到楚国令尹春申君的赏识，出任兰陵令。春申君在楚国的内乱中被杀，荀子也被罢官，但是留在兰陵著书，讲学，至其所终。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但是他的思想较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具有较大的差异，相应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卿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这成为后来法家学说的张本，这从荀子最为知名的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均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可以窥知荀子思想与法家学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荀子的思想已并非孔孟时期原初的儒家思想，而是具有综合各家的集大成的特点，后来封建王朝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学实质上更接近荀子的思想，以至于谭嗣同言：“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皆乡愿也。唯乡愿工媚大盗，唯大盗利用乡愿。”这虽是攻击荀学的言论，但也反映出荀子学说对于后世的影响之大。

老子

老子，春秋时陈国人（因春秋末年陈国为楚国所吞并，所以有的书籍记载为楚国人），生平资料极为稀少，生卒年亦不详，一般认为比孔子年长约20年。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按现代学者高亨的观点，老子本姓老，因古代读音“老”与“李”相近，后来讹为李姓。老子曾在周朝王室担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有机会博览天下典籍，因而形成了高深的学问。后来老子因见到周室衰微，而辞官归隐，途经函谷关，因为受到关令尹喜的挽留和劝说，于是著述五千字，即后世传为道家经典的《道德经》。出关之后，就再没有人知道老子的下落了。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后世亦被奉为道教始祖，并且将其仙化为“太上老君”。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后来孔子曾对弟子言：“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从这番言语中可以见知孔子对老子的高度赞誉和老子的那种身为大智者的高渺形象。

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史记》中言“庄子者，蒙人也”，但蒙这个地方究竟在何处，却无法考知，有人说庄子是楚国人，有人说是宋国人，亦有人说是由楚国而迁徙于宋国。庄子做过漆园吏，对于这一官职，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漆园是地名，另一种说法认为，漆园是漆树之园的意思，但是不管漆园究指何意，漆园吏一定是一个卑微的职位。后来，庄子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据说曾以卖草鞋为生。庄子与孟子为同时期的人，两者均是为后世所备为推重的先哲，而《孟子》一书中并没有关于庄子的记录，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著称，其自谓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为孔子的学说争得言论的空间，而庄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孟子却没有与庄子相辩论，由此可以推知，庄子的学说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并未广泛地流传，这是由庄子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但在日后庄子的学说大放异彩，庄子也与道家的创始者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提倡顺应自然，率性而为，主张绝圣弃智和清静无为，崇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自在、至大无极的精神境界。庄子的论著集为《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此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一般的看法是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是庄子的弟子所写或者是庄子与弟子合写的，但体现的也是庄子的思想，杂篇则出自后人之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也较为驳杂，部分篇章与庄子本人的思想明显有异。《庄子》一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还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典籍，其语言汪洋恣肆，想象奇特丰富，情致飞扬旷达，洋溢着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非子

韩非子（前280～前233年），即韩非，战国后期韩国人，为韩国宗室成员，是法家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其著作主要辑录于《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曾与李斯同时拜学于荀子门下，对于韩非的才能，李斯是自叹弗如的。然而韩非所在的韩国，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国力是最为弱小的。韩非痛感于韩国国君治理国家不务法治，不能够以权术来统驭臣下，不能够举贤任能，而是“养非所用”，“用非所养”，清廉不为奸邪所容，不能够使国家昌盛、军力强大，从而屡屡受辱于他国，于是多次上书劝谏，但他的建议均不被采纳，韩非愤而著书，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述之于笔下。后来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受到秦王嬴政的极大赏识，于是秦王以出兵相威胁，迫使韩国让韩非到秦国效力。韩非来到秦国后虽受重用，却遭到李斯、姚贾的嫉妒和陷害，终因自己是韩国宗室而无法受到秦王信任，以致落入狱中，被逼自杀。韩非以法家思想为本，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观点，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全部理论植根于荀子“性恶论”的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君王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与“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认为申、商学说的最大弊端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而且“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详细阐发了术与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指出国家若欲强盛，就必要求君主善于使用权术，同时臣下也必须遵守法度。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的思想，倡导“严刑”、“重罚”。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一点是韩非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和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只有法和术还不行，还必须有“势”做保证。“势”，也就是权势。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观点。韩非还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倡导改革图治，变法图强。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墨子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确，大约生活在前470到前380年间，出生于小邾国（又称郳国，位于今山东滕州），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子》一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记述墨子的言行和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为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的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墨子》书中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博和繁杂，涉及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诸多的学术领域，但是由于行文质朴无华，文学性较弱，而且部分文章又未免佶屈聱牙，更加之东周之后墨学后继无人，因此《墨子》一书长期为世人所忽视，直到近代，其中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与思想才被重新发现和重视，特别是其中记载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令世人非常震惊。例如，书中记载的光的直线传播、小孔成像、杠杆定理等，均可谓领世界之先，可惜的是这样宝贵的科学资料长久地被埋没于尘埃之下，无人理会。《墨子》一书中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关于社会思想的内容。墨子认为世上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是起于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因此主张“兼爱”。墨子讲的“兼爱”是一种普泛的无等差的爱，是“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的视人如己的爱，这与儒家所提倡的由己及人、由亲及众的以亲己为中心而向外扩及的有亲疏差别的爱是不同的。墨子将爱人与利人联系在一起，“兼相爱”意味着“交相利”。从这种“兼爱”的思想出发，墨子主张“非攻”，极力反对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战，认为这种战争是“至大不义”的。墨子也反对儒家提倡的礼乐，认为那些繁复的仪式是劳民伤财，是不利于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提出“节用”、“非乐”和“节葬”等倡导。在政治思想方面，墨子主张“尚贤”和“尚同”。“尚贤”，也就是任贤使能，墨子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的“尚贤”说突破了宗法等级制度，显示出彻底的平等色彩。“尚同”，讲的是统一人们的思想，墨子认为天下之乱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同而产生的，解决的办法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在人身修养上，墨子主张吃苦耐劳，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秉持一种严格苛刻的修行态度。相较于其他学说流派而言，墨子的思想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董仲舒

董仲舒（前109～前104年），广川人（位于今河北枣强县），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经学家和教育家。汉景帝时，董仲舒曾在朝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其先，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传承遭到了严重破坏，到汉朝初年才又有了复兴迹象，但是“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武帝初年，时为太皇太后的武帝祖母窦氏崇尚黄老，排斥儒学，而且她对朝政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很长时期，儒学处于受压抑的位置，窦太后去世后，儒学才获得了真正走向振兴的条件。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进献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或《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重要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开创了儒学作为官方主导思想的先河。其后，董仲舒担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转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仍然受到汉武帝的尊重，朝廷每有大议，则令使者及廷尉到他的家里询问意见。董仲舒是一代硕学鸿儒，对儒学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而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实现一统的局面，以致法令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从，而政治的一统又是以文化的一统为根基的，当其世也，最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首推儒学，所以倡导独尊儒术。董仲舒的这一主张为汉武帝所接纳，于是结束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思想与学术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在巩固国家的统一以及后来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贡献。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提出了“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性三品”、“三纲五常”等一系列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意识影响极大的学说，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的学说被确立为汉代的统治思想，也奠定了其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官方统治的思想基础。

许慎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被称誉为“字圣”。许慎早年曾在汝南郡担任功曹，协助郡守办理全郡公务，任职期间，勤于政事，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展示出高尚的德操，因此又被推举为孝廉。此后许慎被召入京城，分配到太尉府，任职为南阁祭酒，从事文书一类的工作。许慎入京后，师从著名的经学大师贾逵，受读古文经，学业大进，开始精心治学。汉代时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承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常常断章取义，曲解文字，任意地引申比附，而古文经学则认为解说经书应该严格根据字的意思，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重要地位。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们曲解文字、篡改经艺的妄说，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就必须弄懂文字的结构、读音和意义，许慎因此而立志写作一部字书。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初步完成了这部字书，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草成数年后，许慎以太尉南阁祭酒校书东观（朝廷的藏书处）。在校书期间，许慎的知识涉猎更广，而且研究更加精深，当时，《说文解字》已经创作完成，为了令其更加完善，许慎一直都没有定稿，而是不断地将新的发现和收获补充进去。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斟酌、校订，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许慎才最后写成定稿，将《说文解字》献于朝廷。此后，许慎就在家乡及附近村庄授经教书。《说文解字》从开始创作，到完成初稿，再到最后定稿，前后花费了许慎半生的心血。但是许慎的心血没有枉费，《说文解字》所蕴含的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可以说将永远地惠泽于世。《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重字1163个，共10506字，均按540个部首排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以六书进行字形分析，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分析文字的理论，同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的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说文解字》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辩识声读和解说字义的字典，是我们当今研究古代汉语言文字所必不可少的资料，而且在未来的汉语言文字研究中仍将有着巨大的意义。

王充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的祖先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王氏，是西汉望族，王莽改制时期达到鼎盛，而随着王莽新政的失败，王氏家族也走向衰落。王充出生之时，家境已经非常贫微，而且王充约十岁的时候又失去父亲，家境变得更加不堪。王充非常贤孝，颇受乡人称赞，并且非常好学，后来接受推荐得以赶赴京师进入太学学习。王充因为家贫无资购书，因而常到书肆阅览，有过目成诵之资。后来王充回到家里以教书为业，被会稽郡征聘为功曹，因为在工作中与上司不合而辞职。之后，王充闭门著述。后来，王充又出任过州郡的官职，但都是属官，也就是说一直为人下僚，未曾主事。

大约在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完成了《论衡》一书的创作。“衡”字的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之价值的天平之意。东汉一朝，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反科学的谶纬学说盛行，王充创作《论衡》的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对谶纬学说进行反驳和批判，以切实而详尽的论说实现“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的意图。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都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结果。王充指出，人有生即有死，人之所以能生，是因为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王充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了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他对此形象地表述，人死犹如火灭，火既灭而何能有光？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没有差异，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与此相反，王充认为汉代比过去的历代都进步，而这是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正因为《论衡》一书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将其视之为“异书”，甚至对其进行禁锢，然而《论衡》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这种立足于事理真实的强有力的反叛精神，这种反叛不仅需要科学的思想发现，而更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王充不拘俗论，力言自己的真知灼见，甚至不惜冒着灭门的危险，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论衡》一书，辨析了当时的许多学术问题，对社会上的颓坏现象也进行了有力的针砭，思想深刻而惊人，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另外，书中还记述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不乏大量的先进研究与重要发现，例如，书中讲述到声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而且是需要凭借物质来传播的。

总而言之，《论衡》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哲学文献，而且是东汉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虽然书中部分内容未免于局限和错谬，但是它产生于一个封建迷信盛行并被统治者所尊奉的时代，它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创立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王充的思想对此后的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杨泉，南朝的何承天、范缜，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生于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因他们相为结交，常友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酣歌纵酒，故世称“竹林七贤”。嵇康对司马氏的统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进行讽刺，提出影响巨大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知名主张，后来受谮于钟会，被诛于司马昭之手。阮籍（210～263年）与嵇康有所不同，“口不臧否人物”，在政治上执守谨慎避祸的态度，但是在艺术创作中尽显嬉笑怒骂之能事，对那些自命为君子的礼法之士进行刻薄的嘲讽和鞭挞。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也是名教的叛逆者，曾在为母亲守丧期间公然与姑姑家的女婢私通，饮酒时也颇为放诞，以大盆盛酒而狂酌，甚至会与猪共饮。阮咸精通音律，在乐界享有盛名，民族乐器中的“大阮”、“小阮”就是阮咸的发明。刘伶也是一位放情肆志、以酒为命的人，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以方便自己死了的时候可以随时埋掉。向秀（约227～272年）对庄子哲学有精深的研究，并且为《庄子》一书作注，但是没有流传下来，他的注解思想后来为郭象所吸收和继承。山涛（205～283年）在思想上也认为名教与自然互为一体，而在政治上依附司马氏。王戎（234～305年）也喜清谈，但是为人庸俗，性情悭吝，热衷名利，献媚取宠，深为世人所讥。“竹林七贤”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将何晏、王弼所开创的玄学潮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彼此之间的思想差异也显现出玄学思潮中的矛盾与分化。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年），字冲远（《旧唐书》、《新唐书》传中均记为“仲达”，据证为误），冀州衡水人（今属河北），生于北周时期，出身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自幼聪颖，悟性极佳，于隋大业初年考取明经科，曾在洛阳国子监与众学士辩论儒学经典，因为雄辩超人，脱颖而出，入唐后担任国子监司业、祭酒，曾与魏徵、颜师古修订《隋书》，而孔颖达最为突出的贡献是编定《五经正义》。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整理五经注文，因年事已高，于是自己统领大纲，具体的编撰工作分给当时其他的一些经学名家，而最后由孔颖达总其成，编订后为180卷，定名为《五经正义》。这次整理工作的背景是汉代以来经学家们对诸典籍进行反复的注释，说派众多，章句繁杂，不便于人们的学习和教授，并且唐朝定国后有着统一思想方面的需要。整理的内容主要是《易经》的王弼注、《尚书》的孔安国注、《诗经》的毛亨传和郑玄笺、《礼记》的郑玄注、《左传》的杜预注。孔颖达在编撰中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就是以选定的诸家本子为标准，照原有的注文进行解释，即使他处有更好的注文也不采用，这是一种统一思想的手段。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治经研学的官方标准。孔颖达编定的《五经正义》首次统一了经学的内部各派，影响至为深远，有人甚至认为对儒学的影响而言，《五经正义》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程颐

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河南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为程颢的胞弟，幼其一岁，因为程颢、程颐兄弟的学术思想大体相同，所以后世常常“二程”并称，但因为程颢早逝，而且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专著，所以程颐的声名要高于其兄程颢。程颐年轻时曾与程颢一同受学于周敦颐，在太学时，因《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深为太常博士胡瑗赏识，被聘为学官，27岁时廷试失利，此后绝意于科举，直至50多岁仍为布衣，到哲宗元祐初年才接受举荐，出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职。元祐八年（1093年），程颐被贬为涪州编管。在涪州期间，程颐完成了宋代理学的标志性著作《伊川易传》。晚年的时候，程颐在洛阳授徒讲学，形成了洛学学派。程颐将“天理”视为宇宙的本体，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形而上的存在，同时又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本原，宇宙万物都是绝对天理的体现，先有天理而后有万物。程颐还将人间伦理与天理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人伦者，天理也。”（《河南程氏外书》卷七）这就将人类的道德理念提升到世界的本体范畴。以这种天理观为基础，程颐吸收了张载的人性论，将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改称为“天命之性”，此“天命之性”即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程颐说道：“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此外，程颐还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指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所谓“格物”，也就是穷理。程颐一生以复兴儒学为使命，经过艰辛的治学努力，为宋代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日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绍兴十年（1148年）进士，卒后追谥“文”。朱熹早年受业于理学大师李侗，师承二程学说，兼采周敦颐、张载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韩文考异》等，后人编纂有《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大体由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3部分构成。朱熹认为各种事物都具有两个方面，即性和形，而其来源则在于理和气，理是“生物之本”，是超越世间一切事物的绝对本体；气是“生物之具”，是形成万物的质料。理和气浑然一体，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讲二者不分先后，而从形而上的观点来看，则是理在气先，理是宇宙的最高实体，即“天理”也。朱熹特别强调“天理”的普遍绝对的客观存在的伦理意蕴，阐释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天理”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理，具有永恒性与绝对性。理气论落实到人生中便表现为心性论。朱熹认为：“性只是理，万物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人性就是天地之性、本然之性，是纯善的，而情是性的发用，朱熹说：“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为性是善的，所以情也是善的，但实际上情却常常发为邪恶，朱熹认为这是“情迁之于物”的结果，而心则能够管摄性情，心之全体湛然虚明，通过心可以致知穷理。格物致知论是朱熹的认识论的核心内容，其要领是，物格而知至，则知所止，而所止之处，即至善之境界，也就是《大学》中所言的“止于至善”。朱熹在其身后不断地被追封，他的学说最终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领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前后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人（今属江西），与理学大师朱熹为同时期的人，但是学术思想与朱熹多有不合，另行开创了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心学流派。陆九渊亦认为“理”是宇宙的终极本体，同时也是万事万物的存在秩序，也是社会伦理的秩序。理作为自然与社会的法则，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贯穿于自然与社会的各方各面。实际上陆九渊的这种理论认同是在为现实的伦理规范寻找一种本体依据，他将伦理规范由社会扩展到自然，再反过来用以证明伦理规范的天然合理性。陆九渊的思想与朱熹的学说相区别的实质之处在于，他融“心”于“理”，一方面肯定“理”的外“吾心”存在的特性，一方面又认为“吾心”与“理”通融为一。陆九渊所讲的“心”是一种伦理性的实存，道德行为是这种实存的本质表现，“心”与“理”相合而相为等同，“心”即“理”，就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道德实践的最后依据在于主观内在的心灵，道德修养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剔除“心”的不纯然即不合“理”之处，最终将“心”塑就为纯然天理的道德灵明。陆九渊先肯定“心”即“理”，“心”与“理”相合，然后又说“心”有不尽合“理”之处，这表现出理论逻辑上的矛盾，实际上陆九渊这种论述的用意在于先肯定“心”的本然的与“理”相通的一面，让人们知道自己具有先天而生的道德之本心，然后告诫人们这种本心会时时为外物所蒙蔽，但是人要获取这种自信，就是通过自我的认真修养可以涤除蔽障，而还自己以灵明的本心，从而达到劝人向善的目的。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因曾结庐于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境内）阳明洞，遂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10岁时随父亲迁居北京，18岁时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35岁时因反对宦官刘瑾而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迁庐陵县知事，后来擢升为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而拜为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但是功高遭忌，遂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学问。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又被派遣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号“文成”。王守仁生值明朝中叶，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王守仁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于人心的敝坏，为了拯救人心和挽治时局，王守仁创立了一整套心学理论，人称“王学”。王守仁的著作由门人编辑为《王文成公全书》，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传习录》和《大学问》这2本论著中。王守仁继承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心外无物”这一知名的命题，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否，完全以心的感知为依归，曾与友人讲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与“心外无物”相联系，王守仁又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存在于人心之中。在认识论方面，王守仁的重要观念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天理，也是一种天赋的道德。所谓“致”，就是说良知会被人欲所蒙蔽，所以必须下一番“致”的工夫来涤除人欲以恢复本然的善心。“致良知”说的也就是人们要努力于道德的修养，以道德理念来克服非道德的思想，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境界得到提升，趋于完善。王守仁将“格物致知”反过来讲为“致知格物”，也就是先致其良知，而再将心中的良知施于事事物物，使外在的事物与心中的良知相符合。王守仁所说的“知行合一”并非是指要令自己的实践与自己的认知相符合、相统一，而是说知和行都源出于心，这二者是合一的，是不可分离的。王守仁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在明代中后期一度影响甚大。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少年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天性聪颖，养成了颇佳的才学，24岁中举，但是2年后明朝覆亡。清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在家乡举兵抗清，阻击清兵南下，兵败后到南明永历朝廷任职，因弹劾权臣，险些入狱。后来王夫之到桂林投靠大学士瞿式耜，共谋抗清。不久，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难，南明朝廷亦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王夫之见复明无望，遂决心隐遁，辛苦遭逢，辗转数年后返回衡阳。是时，清廷已下达“剃发令”，一些有气节的士人为躲避迫害，纷纷出家为僧，但是王夫之没有采取这种办法来避害，也没有剃发，而是选择了隐居，伏处深山，著书遣怀，历四十载，完发而终。王夫之的学识极为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王夫之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科学成分，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此中的“气”指的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指的是客观规律，其哲学思想中表现出的高明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色彩，达到了与现代哲学同步的高度。王夫之在哲学上的著作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而王夫之的历史观与政治思想，最主要的体现于《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书中，此外，王夫之亦工诗文，善词曲，所作的《诗绎》、《夕堂永日绪论》等文学论著中含有颇多独到而精彩的见解。王夫之生前其全部著作均未刊印，去世后部分著作经弟子整理付梓，但是并未得到广泛的流传，及至清末，王夫之著作中体现的高洁的民族精神和进步的民权思想被革命志士所发现和重视，遂一时弘扬，王夫之的著作也被集为《船山遗书》，影响日益隆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