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用坚强抵御生命的无常
郑念出生于北京，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她是一个成长在开放西化的家庭的知性女子，在南开女中就读时，她曾因美丽的容貌与不凡的谈吐修养四次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成为那个年代一道迷人的风景。
郑念原名姚念媛，改名是为了追念早逝的丈夫。她与丈夫郑康祺相识于英国，两个人同在英国伦敦留学，郑康祺虽不是世家出身，但是为人勤奋努力、博学多识，因此郑念完全不理会所谓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毅然与其结为伉俪。丈夫并未让她失望，完成学业归国时，因为自身的学识和能力，郑康祺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但是郑念一家并未遭受战争之苦，在澳大利亚平静地生活了七年，其间，家里还多了一位新成员，唯一的女儿出生了。1948年之后，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定居上海，郑康祺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后来转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这期间，她的生活依然精致优裕，不用为金钱及生活琐事所累，饮食起居有仆人和厨师，自己又有雅致的情趣，多年的旅外生活让她更乐于与外国友人交往，她平日读书看报，虽优越却不张扬，她爱穿旗袍，古典沉静又有些魅惑性感。
1957年郑康祺突然患病去世，对于丈夫的离世，郑念的痛苦自不必多说，但作为一位新女性，她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阴影。她接受了壳牌公司邀请，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这并非是因为她是前任经理的遗孀才获得工作机会，更主要的是，她有熟练的英语交流技能以及被西方世界极为认可的文化气质。而工作对于她来讲也并非为了谋生，郑念不但家产丰厚，国内外银行的存款也数以万计。工作的忙碌也许可以让她忘记亡夫的痛苦，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份工作自然完全可以胜任。从1957年到1966年，虽有时偶感孤立无援，但波澜过后，她依旧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照顾得很好。
她的女儿郑梅平虽然出生在国外，从澳大利亚回国时已经6岁，但显然，她更多的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动荡刚刚开始时，郑念曾有机会去香港，可是，在征求女儿意见时，女儿却不肯离开，郑梅平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外貌极其漂亮，她在中学就经常演戏，后来在电影厂工作。“文革”开始时，她在文艺小分队，经常到各地演出，她在演出时还经常同当地人一起劳动，在这样的生活中她感觉到充实满足，因此不愿意离开，而郑念自然不肯放心把二十二三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内地生活，因此她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正是由于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尊重和顺从，让她们的生活从此进入严酷的黑夜。
郑念曾在英国留学，后又长期供职于外商公司，因此她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并开始被疯狂猜疑和漫长迫害。家庭遭到洗劫和摧毁，陈设的明清古董被砸烂，连住的床铺都被搬走，最后，她被关进单身牢房，一待就是六年半，经受过无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在狱中，郑念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反驳对于她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罪名的指控。本来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审讯人员气焰无比嚣张，他们觉得这样完全可以让一个柔软的女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可是这个女人却用无可辩驳的道理将质询她的审讯者弄得哑口无言。审讯者无法从精神上制服她，自然气急败坏，于是她便遭受到殴打、饥饿、病痛的折磨。她曾经被手铐反扣很多天，双手血迹斑斑，每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却没有一次因为疼痛而衣不遮体。当有人好心劝她用放声嚎哭来博取同情，她却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日复一日的审讯让她有些筋疲力尽，还有极其简陋的房间、阴暗的光线、杳无音信的亲人，这些都让她感到有些绝望，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
她知道一个人如果被消磨掉意志才是最大的酷刑，不管外部环境是如何严酷，自己都要保持头脑清晰。于是她背诵唐诗、毛选来保持不服输的斗志。李子旸在《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一文中写道：“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这样的努力和坚持还是让她看到一点儿成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在狱中，她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女儿从没有来探望她，这绝不仅仅是要划清界线这么简单。她缜密的思维怎么可能猜不到女儿是出现了意外？只是，作为母亲的她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直到出狱后，她才知道，女儿已在她入狱期间被毒打后坠楼身亡。
相信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伤痛能苦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郑念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受害者，但她可能是最坚强的那个。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已经六十几岁的她，身体经过多年在狱中的折磨因此总是疼痛难忍，尤其是关节的疼痛。但她积极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自己开车，去银行，写书，演讲，94岁时因肾衰竭辞世。
从郑念年轻的照片看来，确实不负美女的盛名，而看到她头发花白时的照片，你才真正会惊叹于岁月在一个美丽的女人身上留下的优雅。
她幽邃晶亮的眼中有提防外界的警觉，有坚不可摧的强硬，有无所不知的睿智，有看淡一切的从容。
也许正如福楼拜所说，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于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于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郑念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名媛的所有内涵。
生活的价值不来源于男人，不来源于物质甚至不会受外界各种阻力的羁绊，绝不用泪水和软弱背叛正确的价值观念，也不用“不文明的大声嚎哭”去获得同情。在反抗外部环境的压迫无果时，不断丰富自我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再黑暗的时光她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希望。
也许每个人随时都要承受命运突如其来的考验，生生不息的变幻让人措手不及。或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心灵的卑微与高贵便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愚钝者，改变自我去迁就一份貌合神离的情感；睿智者，参透了生命的真谛，去焕发生命不竭的光彩。
郑念说：“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这是一个强者的姿态，也是一个智者的心声。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怎么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不随波逐流，不仓皇失措？如果她没有用理智的头脑看清动乱终会终止，公平必将到来，她又怎能在苦难中坚守？而这一分理智、这一分清醒又来自于哪里？
早年留学国外开阔了眼界、年轻时认真读书，就是在狱中，郑念还坚持背诵唐诗、毛选。所以说，没有一分生活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千万不能轻视知识的力量，也不要对学习有任何懈怠，内在的积累越薄弱，外界环境的影响越巨大。没办法用坚定的内心去面对多变的环境，人才会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自由。日复一日，一件琐事都可能是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生活变作负担而不是乐趣，这就是对生命亵渎。而只有积极地活着，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郑念在安逸时从不受宠若惊，也不曾傲慢骄纵，困顿时从不大呼小叫，依然保有自尊。当岁月的伤痕与生命的苦难不期而至，也许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伤痛之后，还能保持自信与能力。
所谓精神贵族，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分从容。
里希特有一句名言：苦难犹如乌云，远望去但见墨黑一片，然而身临其下时不过是灰色而已。也就是说，苦难也好，逆境也罢，都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以跨越。当生命中的遗憾我们无法绕过，也无法逃避时，不如想办法突破生活和命运的樊篱。
就将生命当作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当作是风景。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人生，自然可以打破一切烦恼、忧虑的屏障。只要心存美好，坦然面对，总会看到想看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