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放逐自由是爱的最高形式.
情窦初开的灵魂
波伏娃出生在巴黎一个比较保守的富裕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从小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波伏娃，对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众生常态深恶痛绝。她从不像同龄人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当父母对她的婚姻与事业进行干预的时候，她总是毫不退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战争的阴云与经济的拮据，令波伏娃的父母整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波伏娃就是在这种物质匮乏、阴郁古板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波伏娃的父亲原本希望能有一个儿子，并且还想把他培养成一名杰出的理工科学生。有趣的是，波伏娃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她说：“你有一个男人的脑子。”这些带有心理暗示成分的话语，或多或少都对波伏娃的身心成长造成了影响。
波伏娃的父亲曾上过戏剧课，并一直迷恋于此。他的这一兴趣以及对文学的热爱都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的眼中，世间再没有比当一名作家更美丽的职业了。同他的妻子一样，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可以将自己的女儿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5岁时，波伏娃就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那时，虽然她年纪不大，但她超群的才智却让她在众多年长的同学中脱颖而出。在学校里，波伏娃常与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拉柯恩（波伏娃在其自传中称她为“扎扎”）的女生走在一起。拉柯恩与波伏娃一样聪明，她们二人的成绩常常并列第一，因此，两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要好的朋友。
波伏娃性格沉着稳重，酷爱读书。14岁那年，她突然失去了对神的虔诚信仰。也许正是此时那异于常人的反叛性成了她日后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在15岁时，波伏娃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的个人“独立宣言”。
中学会考之后，波伏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她在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学习数学，并在巴黎郊区的纳伊圣玛丽学院学习文科。大学第一年她便获得了巴黎大学涵盖数学、文学和拉丁语专业的一系列学位证书。第二年，她开始学习哲学。
1927年6月，波伏娃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之后，她又获得了伦理学和心理学学士。1928年春天，波伏娃再接再厉，拿到了哲学文科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她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有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毕业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巴黎大学的文学院里遇到众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者，其中包括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等这些影响了二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
1929年，波伏娃以仅次于萨特的成绩在高中教师招聘会考中名列第二。时年，波伏娃21岁，萨特24岁。那个时候，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爱情，只是因彼此突出的才智而相互倾慕。萨特与波伏娃在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来往逐渐密切，他们的关系也开始有了某些质的改变。
波伏娃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击中，‘一见倾心’这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含义。”“当我在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就已经预知到他再也无法从我的生命中走出了。”从此以后，一种匪夷所思的感情缠绕于两人之间，直至入土而终。萨特对波伏娃说她是他的“必然的爱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爱情”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彼此。
即便是在热恋时期，波伏娃也没有中断她的写作。她一直铭记着成为一位有名望的作家的梦想，并一直不懈努力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波伏娃最终成为20世纪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星辰。
契约式的婚姻
波伏娃和萨特相识后，因为有着对书本的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志向，二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彼此理想中的生活伴侣。但是，令人们不解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后来，他们这种不被一纸婚约所束缚的相处模式也被人们称为伴侣的最高境界，因为真情实感比婚姻来得更为真实。
虽然波伏娃与萨特约定互不干涉彼此的私人生活，但由于二人的爱情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共同信仰基础上，因此又是非常炽热强烈的。波伏娃在萨特去世后写了《永别的仪式》，这本书是对她与萨特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的深切缅怀，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爱意。
1931年，波伏娃在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此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无意间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虽然这段三角关系在他们的爱情旅途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波伏娃却从中找到足够的灵感与题材，并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不速之客》。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奔赴前线。在炮火轰鸣的间隙，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写情书（“河狸”是波伏娃的昵称）。
当然，波伏娃与萨特的特殊关系，也引来了许多非议。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的相处之道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如，当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选择不生孩子时，波伏娃说：“对我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感到厌烦。倘若我很年轻，并怀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的美好愿景时，或许我会想要小孩。可是我与萨特的关系并非建立在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主要是建立在一种介于感性、理性之间的一种情感状态上。因此我没有生小孩的渴望，我对制造一个小萨特出来这样的事情毫无兴趣。”
第一次见到波伏娃时，萨特就被他极为鲜明个性深深吸引。萨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她既有男人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敏感，这很不可思议。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丽又迷人。”波伏娃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的巨大成就之一是我和萨特的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就寝时是不和谐的。”他们的恋爱确实是谈出来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共振，也是感情上的共鸣。
对许多人来说，写作似乎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和波伏娃一样，萨特也对写作情有独钟。从10岁起，天赋异禀的萨特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写过随笔、警句、故事、诗歌、双关语、民谣、小说等作品。萨特还经常建议和鼓励那些偶然相识的女性朋友去尝试写作。他说，一个人若要避开生活中的遭遇，最好的办法就通过虚构作品，来弥补生命中的各种遗憾与残缺，使那些未能如愿的东西，在另一个维度得以实现。
萨特厌恶安逸的生活，他不想结婚，不想成为一个被妻室羁绊的人，更不愿让金钱、名利等身外之物充斥他的一生。他只想环游世界，积累种种对写作有益的阅历和见闻。萨特的这些喜好，都能在波伏娃那里找到共鸣。波伏娃也对刺激的生活与冒险行为充满热情，她不喜欢被人或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所束缚。她喜欢萨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萨特从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反省。
虽然萨特只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但他的成熟老练却给波伏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特鼓励她应该保有一颗好奇、坦诚、真挚的赤子之心，坚持她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多做与写作相关的事。他们有着相同的追求——写作，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便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属于同一类人。
一位是聪慧娇美、激情澎湃的女郎，一位是风度翩翩、神思敏捷的绅士，才子配佳人，真是令人欣羡不已。用当时最“时髦”的说法来说，就是完美的一对。然而，人们对他们并不了解，无法清楚地描述出他们的具体特征，也不能理解他们超凡脱俗的言行举止。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深邃思想，却让无数读者深深折服。
这对让人既爱又恨的恋人，不仅在哲学、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观点一致，而且还都十分热爱和擅长写作。通过思考与创作，波伏娃和萨特为我们留下了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哲学，以至于整整一个时代都在围绕着这对恋人争论不休。
也许人们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的爱情，但这对情投意合的伴侣却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人生价值。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没有什么，比爱情更具生命力。因此，我们更尊崇那些把缱绻的爱情故事写进书中的作家。
如今，他们的作品已经陪伴人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作品中那些“无法言喻的东西”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思考、去领悟。人们有时会感到愤怒，或是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以为然，但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作品有着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魅力。
波伏娃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共同的财富是尘世，投射到我们的双面镜中。”的确，她与萨特的甜蜜与和谐，甚至让人有些瞠目结舌。每一次分离，他们都会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填补天各一方的遗憾。我们似乎可以从波伏娃的另一段话中看出些什么：“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相处融洽，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这种关系之上。”
这很像波伏娃在《回忆少女时代》中，曾经提到过的她少女时期对人生伴侣的期许：“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微敏锐、强壮一些，他时常要对我伸出援手，我们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爬。事实上，我是一个不太慷慨的、有点贪心的女孩，我渴望得到，不愿付出。倘若对方比不上我，需要我助他一臂之力，我将对此很不耐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那我不如不要结婚，过单身生活就好。拥有世界是我最重要的事业，因此，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是对这一事业有助，而不是成为它的阻碍。对于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他绝不能是与我有别的一类人，他既不能比我差，也不能超出我很多，他必须确保我很好地生活，但又不能夺去我的自主的权利。”
波伏娃的期许虽然十分美好，但作为法国第一批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锐”的男性在当时的世界上并不多见。直到20岁的时候，波伏娃遇到萨特，她关于爱情的种种期许终于得以如愿。
给彼此自由，放逐情爱的迷失
20岁这一年，波伏娃结识了萨特，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一直到死后与萨特同葬一穴。可以说，交织在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情感故事，已经成为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最佳佐料。虽然也有名人曾与波伏娃有过风流韵事，如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等，但与波伏娃和萨特的感情相比，他们都只是短暂的插曲。
波伏娃的一生，都与萨特保持着恋爱的契约关系。他们并不住在一起，也允许对方另有情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双方必须绝对坦白，要毫无保留地跟对方坦陈发生过的一切细节。在后人看来，这一行为根本就是“行为艺术”。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他们的书信往来中，窥探到那些真实的缱绻情事。
波伏娃与萨特均才华横溢，生活超凡脱俗，作为一对自由的伴侣，很多人对他们或是嫉妒、或是羡慕、或是好奇、或是厌恶。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们，他们两人始终相互信任，彼此间的感情也经受住了时间与世事的考验。
1980年，弥留之际的萨特抓着波伏娃的手腕对她说：“我非常爱您，我亲爱的海狸。”波伏娃亲吻了他微微向前伸的唇。随后，萨特睡着了，波伏娃连续几个小时都守护在他身边。这一天的晚上9点，萨特溘然长逝。
20岁时的波伏娃曾经写道：“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生活。”但是，死亡还是把他们分开了。萨特离开人世的那一年，75岁的波伏娃再次写下这样的话：“他的死亡让我们分开。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过能够和谐融洽地相处这么多年，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美好了。”
萨特与波伏娃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情爱关系，向一种更深层次的交流走去，最终达到一种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极致境界。在萨特去世的那一年，波伏娃写作了《永别的仪式》，并在萨特的墓志铭上写下：“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在萨特去世的6年后，波伏娃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两人合葬在一起，上演了“生不同衾，死同椁”的感人一幕。
波伏娃这个特立独行于全世界的女人，一个一生痴迷于爱的女人，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维系了一生一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感人肺腑的爱情画卷。萨特认为，女性最重要的特质，诸如温柔体贴、乐观豁达、执着坚强、聪慧漂亮等，在波伏娃的身上都一一得到体现。她将这些优秀的品质集于一身，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无人能挡的独特魅力。因此，即使萨特曾一度与其他几位女性有过亲密关系，但归根到底，她们与波伏娃在萨特心中的地位都无法同日而语。
波伏娃与萨特是两个鲜活独立的个体，而彼此又都将对方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子上。他们热爱自由，秉承着一种开诚布公的恋爱观，把真诚置于真理的高度。他们经受住了外界的种种诱惑，并在灵与肉的交流中，将爱情升华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也许，这种独一无二的爱情模式更能彻底地激起他们对生命的解读欲望与兴趣。
作为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性，波伏娃的才智可与萨特相提并论。他们不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情人，也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之间毫无秘密，相互坦陈新欢，同时又坚守着旧爱才是最美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会为了迁就世俗的理念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外人无从得知他们究竟是如何在多角关系中，保持平衡与妥协的，那些无意间闯入他们二人世界的男男女女，大都因为无法忍受遥遥无期的异地苦恋，或者为不能成为眷属而感到绝望，最终一一逃离……
当然，波伏娃与萨特的身上同样也刻有凡夫俗子的印记。当他们彼此超脱于世俗之外，尝试着刻骨铭心的爱情时，新的恋情一样会令他们为之疯狂，为之燃烧。不过，这些近乎偷腥的恋情并没有撕毁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的自律实在是令人叹服。
在探寻和研究波伏娃与萨特的情感经历时，人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最肯定的答案，即天才的喜新厌旧，终将让他们回归到最初的许诺。要构筑牢不可破的爱情城堡，只有双方保持绝对的忠诚度与相对的自由权才可能实现。波伏娃与萨特是两个超脱世俗的文学大家，正是这样的才华与性格，才使他们的心路历程变得如此耐人寻味，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在特定的三维中，幻化为一幕宛如绝唱的爱情神曲。
波伏娃在她的一生中，完成了许多形式新颖、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哲学论文、社会调查等。波伏娃也是一个完全不依附于男人的新女性，终其一生，她都在经济上与萨特保持独立。也许命中注定波伏娃要与萨特展开一场荡气回肠的恋情，但她并没有让爱情成为她探索生命的阻碍与束缚。
波伏娃一生游遍世界各地，遍览世间的美景，享尽人间的佳肴。在与萨特的永不老去的爱情里，波伏娃像个小姑娘一样编织着种种美梦。或许正是这样的特质，让她即便是在40多岁荷尔蒙减少、更年期来临的时候，仍然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甚至还赢得了不少青年人的追求。
其实，最令人们感到震动的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伴侣纵欲交欢的过程中，波伏娃与萨特始终都没有在那些美丽的邂逅里迷失自己。他们将彼此放在自己的手掌中紧紧握着，时刻向对方传递着温暖。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心爱人，因而才得以共同演绎一幕超凡脱俗的人生之戏。
不要做男权下的“第二性”
波伏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这个问题让人们思考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在那个男权主义盛行不衰的年代，她的倔强与叛逆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波伏娃从小就不愿接受父母对自己生活和事业的管制，她19岁时发表了“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的“独立宣言”。
波伏娃不愿为烦琐的家务所累，于是便只以旅馆作为栖居之所，这样她就脱离了家务，既不需要为自己做，也不需要为别人做。可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同样也有着女性独有的纯情和娇羞。波伏娃曾在写给情人的信上印了几百个红唇印，并向对方承诺：“我会好好地听话；我会洗衣洗碗、打扫房间；我会自己去买面包和甜酒；倘若不经过你的允许，我就不会去碰你的头发、面颊和肩膀；我永远不会做你不允许我做的事情。”
波伏娃的确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这一点也不妨碍她成为一位学术界的权威女性。她的《第二性》可谓是横空出世，一鸣惊人。自初版以来便一直被当作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在当时，这本充斥着各种大胆言论的书，甚至连加缪都有些读不下去。所以，刚刚出版不久，《第二性》就被梵蒂冈的教皇宣布为禁书。而与之相反的是，女性主义者却将其奉为瑰宝。
客观地讲，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它第一次将女性问题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进行讨论，并且还循循善诱地引导人们去思考整个社会是怎样将女性“塑造”成男性的依附者的。波伏娃坚信，妇女必须有追求自我的权力和自由，她们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书中，波伏娃提出，女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成为女人的。男性把妻子和母亲的命运强行安在她们头上，以此来限制她们的自由，使她们局限于家庭。
作为一部轰动世界的巨著，波伏娃的《第二性》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女性哲学的视角，向所有的读者，不仅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揭示了当代女性必须要面对的严峻形势，诸如自由、尊严、堕胎、卖淫以及两性平等等问题。这不仅是对当代女性问题的研究与阐述，也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性别与权力问题的伟大探索。
在四卷本的回忆录中，波伏娃还将自己“暴露给世人”。她是把自己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状态”，并以卢梭《忏悔录》式的坦率真诚来彻底地剖析自己。这种大胆暴露的私密化写作与《第二性》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那就是为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运动摇旗呐喊。
正因为如此，《第二性》在给波伏娃带来巨大名誉的同时，也为她招致了许多尖酸刻薄的攻讦与怒骂。在那些缺乏事实依据和理性思考的谩骂声中，常常掺杂着许多不堪入耳的诽谤之词，以及带有政治意图的人身攻击，如骂波伏娃是“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等。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成为波伏娃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的阻碍，她以巨大的勇气和无比的真诚为武器，不加粉饰地将自己真实地在读者面前进行了剖析。
1986年，78岁的波伏娃终于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她被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戴着情人美国作家阿尔格伦送她的戒指，与萨特合葬在一起，为他们持续一生的爱情画上圆满的句号。
回顾波伏娃的一生，她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但毫无疑问，她的独特与另类也使她成为法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女性。
或许除了萨特之外，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并欣赏她的美。就像波伏娃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回望我这一生，还没有哪一个人值得我羡慕。”波伏娃无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萨特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相知相许、惺惺相惜，彼此间的精神交流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她走的路，不是被男权世界预定的女性之路，而是由自己设定并走完的一生。
波伏娃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同时，她也是一位关注女性命运，并致力于改善女性生存境况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的一生都在探寻女性解放的道路，实践着女性解放的理论。波伏娃一生创作过多部小说和论文，将存在主义哲学与现实道德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如《女宾》、《他人的血》、《名士风流》等。其中一部名叫《达官贵人》的小说还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当时的法共总书记马歇曾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波伏娃不同意共产党人的所有观点，她同我们的争论是无可辩驳的，但她始终代表着社会进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此，我代表法国全体共产党员向她表示诚挚的敬意。”波伏娃47岁的时候，还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1955年9月同萨特一起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友好访问。两年后，波伏娃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创作并出版了《长征》一书。
波伏娃死后，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的代表作《第二性》对欧美乃至整个世界影响巨大。书中那些振聋发聩的高声呐喊，奠定了她在西方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先驱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