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亚洲“大博弈”的遗产

I

丘吉尔、阿斯奎斯，以及包括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和后来出任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伯爵在内的其他英国内阁成员，将在创造现代中东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虽然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自以为摆脱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传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阿斯奎斯和格雷决意抛弃19世纪在中东与法、俄两国为敌的做法，他们深信自己不至于落此窠臼，但事实将证明，他们实在是大错特错。

II

英国在中东与欧洲列强的角逐斗争，其根源是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德雷克的远航开启的帝国主义扩张。欧洲列强在15、16世纪发现了海上航路，随即开始争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控制权。在这场角逐之中，英国起步较晚，但最终却后来居上。

到了18世纪，本土狭小的不列颠群岛终于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的中心。像之前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也开始夸耀说，在他们的君主统治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到了1912年，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赫伯特·阿斯奎斯搭乘“女巫号”出航的时候，他们的君主乔治五世统治着地球陆地表面的四分之一。

在闻名遐迩的东方完成的征服伟业是最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英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胜过了法国，尤以赢得印度为至高无上的成就。然而，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胜利让英国的交通线拉得极为漫长，有很多地方都可能被人截断。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让英国人的这一弱点暴露无遗。他率军入侵埃及，向叙利亚进军。他后来坚称，自己本打算从叙利亚出发，沿着写满传奇和光荣的路线，经过巴比伦，一直打到印度。虽然自己的计划未能实现，拿破仑后来又去游说疯狂的俄国沙皇保罗一世，让沙皇派遣俄军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军。

英国的应对策略是支持中东当地政权，以对抗欧洲国家的扩张企图。英国并不想控制中东地区，但也绝不允许其他欧洲国家插手。

因此，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历届政府都采取支持亚洲伊斯兰政权的政策，以对抗其他欧洲国家的干涉、颠覆和入侵。很快，英国的主要对手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界和军界要员都将挫败俄国在亚洲的企图视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博弈”背后的筹码实在太重了。后来曾出任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下文也称作寇松勋爵）说得很清楚：“俄国突厥总督区、阿富汗、外里海（Transcaspia）、波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只会带来一种遥远的距离感……对我来说，我得承认，它们就是争夺世界的棋局上的棋子。”维多利亚女王说得更直白：“这事关究竟是由俄国还是英国来统治这个世界。”

III

第一个说出“大博弈”这个名词的是一位名叫阿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的英国军官。他十分英勇地投身到“大博弈”之中，活跃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带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之间，但结局十分凄惨：一位乌兹别克的埃米尔把他投进一口装满了毒虫的井中，两个月后才把他的残骸拖上来斩首。一位研究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的历史学家在康诺利留下的文件中找到了“大博弈”这个词，并加以引用。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吉姆》（Kim）则让这个词名声大噪，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在英属印度长大的男孩与他的阿富汗精神导师一起在通往印度的路上挫败俄国人阴谋的故事。这场博弈其实在182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在官方文件中探讨了如何保护印度，从而使之免遭俄国取道阿富汗袭击的问题。文件中指出，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俄国人插手阿富汗事务。从此之后，利用亚洲伊斯兰世界那些日渐衰败的当地政权，使其成为保护英属印度至埃及的交通线不受俄国威胁的屏障，就成了英国的战略。这一政策经常与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曾长期出任英国的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并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

扶植屏障政权的努力，焦点在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亚洲的西端，战略的重心是伊斯坦布尔，即古代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多少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世界政治地图的十字路口。伊斯坦布尔俯视狭窄的土耳其海峡，控制着欧亚之间的东西通路和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南北通路。只要伊斯坦布尔不落入敌手，强大的英国海军就可以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控制俄国的海岸。反之，一旦俄国人征服了海峡，他们不仅可以拒英国舰队于黑海之外，还能把自己的舰队送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的生命线。

而在亚洲大陆较远的另一端，战略的重心则是阿富汗及其周边的高山地带。从这里出发，入侵者可以居高临下，快速深入英属印度的平原地区。因此，英国在亚洲东部的目标就是防止俄国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高山地区实现任何形式的战略存在。

从达达尼尔到喜马拉雅，英俄之间的斗争持续了近一百年，时而以冷战的形式对抗，时而直接兵戎相见。双方大体上打了个平手。

IV

英国对俄国的长期斗争关乎许多至关重要的利益。有些利益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另一些则一直十分重要，还有一些新的利益不时浮出水面。

1791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皮特（小皮特）表达了对俄国打破欧洲力量均势的担心。俄国在1814—1815年最终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使得这种担心重新出现。不过，到了1856年，随着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这种担心又得以缓解。

从1830年开始，巴麦尊勋爵和他的继任者们就担心，一旦俄国摧毁了奥斯曼帝国，欧洲列强可能会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爆发一场大战。这一担忧一直延续了下来。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重要，经济因素也被考虑了进来，给英俄之间的对抗赋予了新的意义：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对抗支持保护主义的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深深涉足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事务，随后德国也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于是，这块原本只有英俄两国角力的竞技场，变成了事关多国经济利益的雷区。

一直到20世纪初，石油才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但在“大博弈”中它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预见到了石油日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也不知道中东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的大部分石油来自美国（在“一战”前和大战中，这一比例超过了80%）。当时，除了俄国，波斯是中东地区唯一重要的产油国；而放眼全球，波斯的产油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1913年，美国的产油量高出波斯140倍。

从“大博弈”伊始，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很久，英国的领导者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东方道路的安全。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开始使用“印度女皇”的称号，英国正式成为一个由大英帝国和印度帝国组成的二元君主国。于是，连接英国本土和印度的道路成了重要的生命线。然而，沙皇的宝剑却悬于头上，在这条道路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英国的领导者们似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俄国向南和向东的扩张与印度或英国无关，而只是迫于其内在的历史惯性。沙皇和他的臣僚们相信，向南方和东方扩张是俄国的使命，正如当时的美国人深信征服西部是美国的“昭昭天命”。无论是俄国还是美国，它们的梦想都是占据两洋之间的整片大陆。1864年，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在一份阐明其施政目标的备忘录中，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为了保障边境的安全，俄国人必须向南进发，吞并那些腐朽的当地政权。他指出：“无论是美国在美洲，法国在阿尔及尔，还是荷兰在其殖民地，它们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与其说是勃勃野心，还不如说是一种迫切的内在需要。而最大的难点在于搞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

英国人担心俄国不知道何时该适可而止。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与专制主义俄国的斗争，越发民主化的英国逐渐对俄国产生了一种超越两国间政治与经济分歧的仇恨。英国人之所以反对俄国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因为他们是俄国人。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本国政府为了对抗俄国而支持那些腐朽、专制的中东政权，议会内外的自由党人也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选民们的呼应。在1880年大选期间，自由党领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强烈谴责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这样的少数群体犯下的暴行。最终，他在选战中获胜，击败了保守党政府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格莱斯顿指责苏丹的政府是“充满欺诈与谎言的无底深渊”。于是，在1880—1885年执政期间，他让英国远离了奥斯曼帝国事务，放弃了对伊斯坦布尔的保护和影响力。无法应对孤立局面的土耳其人只好转而寻求另一个强国——俾斯麦的德国——的支持。于是，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代了英国的位置。

等到保守党再度执政时，英国想恢复原本的影响力，但为时已晚。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糟糕的治理能力正在损害他们自身的主权，因而想利用英国的影响力对奥斯曼帝国加以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其政权。目睹了格莱斯顿对英国影响力造成的损害后，他悲叹道：“他们就那样白白把英国的影响力丢进了大海，连任何形式的回报都没能得到。”

V

随着德国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登上舞台，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成立于1871年1月18日的德意志帝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取代了俄国，成了对英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工业实力的相对衰落。在19世纪中叶，英国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煤、一半的铁和超过70%的钢，全球用于贸易的制成品超过40%是在不列颠群岛生产的。当时，英国人贡献了全球工业产值的一半。而到了1870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32%，到1910年则只有15%。在重要性日渐提高的新兴工业领域，比如化工和车床行业，德国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哪怕是在英国拥有优势地位的国际金融领域（1914年，英国贡献了国际投资总额的41%），人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英国的衰落：英国的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投向美洲和其他更有活力的经济体。

军事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铁路的发展急剧改变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局势开始朝着不利于海权国家的方向发展。先知般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强调说，新的现实情况是，敌人的铁路选取了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路径，因而可以迅速地运输军队和军火；而英国海军却只能绕着陆地缓慢地航行，姗姗来迟。德意志帝国的铁路网络让德皇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而英国摇摇欲坠的海上霸权似乎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至关重要。

在极具影响力的伦敦杂志《经济学人》任编辑的沃尔特·白芝浩总结道，因为德国的存在，俄国的扩张不再值得担忧，“……把俄国视作欧洲必须恐惧的强国，这种古老的观点……属于德国崛起前的时代”。俄国先是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灾难性地被日本击败，接着又在1905年经历了从圣彼得堡波及全国各地的革命。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如何，沙皇的军队都已经不足为虑了。

不过，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保守党政府（1902—1905年执政）决定在对付新敌人的同时，仍然防范老敌人。英国不仅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还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但是，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的自由党政府（1905—1908年执政）接掌政权之后，担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认定这两项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俄国是法国的盟友，”他写道，“我们不可能一边寻求与法国达成一致，一边又与他国结盟对抗俄国。”

因此，格雷着手与俄国谈判，并于1907年签署了一份条约。根据条约，两国就亚洲事务上的分歧达成了谅解：两国都不插手中国西藏事务；俄国放弃其在阿富汗的利益，并允许英国继续掌控该国的外交政策；波斯则被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俄国势力范围、英国势力范围和中立地区。“大博弈”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

英俄两国于1907年签署的这项协议使伊斯坦布尔大为不安，土耳其人担心英国不会再继续保护土耳其免受俄国的威胁。土耳其的这种担心其实是可以预见到的。倘若英国政府里还有巴麦尊勋爵或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那样的人物，他们或许会设法减轻土耳其的恐惧；但现实却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和他派到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才懒得在这件事上费心呢。

VI

在伦敦和帝国的边境前哨之间存在认知上的时差。格雷、阿斯奎斯和他们的自由党同僚把英国的宿敌法国和俄国视作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盟友。然而，在从埃及和苏丹（Sudan）到印度的巨大弧形边疆上任职的军官、密探和公务员们则在很多时候跟不上这种新思维。他们已经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抗俄国人和法国人在中东地区的阴谋诡计上了，因而依旧把俄国和法国视作祖国的敌人。而发生在1914年及随后数年中的事情，将会出人意料地让他们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观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地方上的官员和伦敦的大臣们在一点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他们都相信，中东地区剩余的独立部分最终也会遵从欧洲的支配和指引。阿斯奎斯和格雷并不谋求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但开罗和喀土穆的下级官员们却企图获得东方讲阿拉伯语的地区。不过，他们都相信，中东的奥斯曼帝国总有一天会垮掉，欧洲列强中的一个或几个将会出来收拾残局。这一假设——奥斯曼帝国消失的那一天，欧洲将填补其权力真空——最终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