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老欧洲的最后岁月
I
1912年暮春，雅致的游艇“女巫号”从阴雨连绵的热那亚入海，开始了一次愉快的地中海之旅。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航行，既无固定行程，更没有什么时间表。随着船一路南行，天空逐渐放晴，很快“女巫号”就沐浴在了阳光之下。
“女巫号”属于英国海军部，船上的陈设装潢就像国王本人的游艇一样富丽堂皇。船上有将近一百名船员，他们服侍着十来位宾客。客人们从英国而来，途经巴黎时下榻在丽兹酒店。宾客中包括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和他光彩照人的25岁的女儿维奥莱特（Violet）、海军部的文官首脑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丘吉尔的家人和亲密同僚。在那场终结了他们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后美好岁月里，他们可谓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群人。
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在旅途中记了日记。在庞贝，她和她的朋友们徜徉在“漫长、怡人又安静的街道上”。那里曾经见证了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活，而今，她提到，这些曾经喧闹的街道上却布满了草木。
在西西里，他们一群人爬上了一座古希腊要塞的废墟，坐在残垣断壁间享用野餐，周围簇拥着他们的是野生薰衣草和其他花草。随后，他们继续登高，在高处一座古希腊剧场的废墟上眺望海上的落日。在那里，他们躺在“野生百里香和嗡嗡飞舞的蜜蜂之间，注视着海面从蔚蓝变得火红，继而又变成冷冷的翠绿色。太阳落下，繁星升起”。
这些轮回与更替——天体运动带来的昼夜变迁、寒暑变化，改变景物的风貌和明暗——都映入了她的眼帘。在这次年轻人造访古典文明土地的远游旅程中，维奥莱特始终怀着欢快的情绪。文明必然终结，政治权力与统治权力必然衰亡，这一切并未给她带来吊古伤今之感。她的父亲主政的这个帝国版图几近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两倍。她或许认为，这个帝国的寿命也会延续到罗马帝国寿数的两倍。
首相本人是一位充满热情的观光客，贝德克尔旅行指南从不离身。他对古典文明满怀热忱，可以毫不费力而又兴味盎然地读写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温斯顿·丘吉尔则算不上古典语言或古典文学的专家，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充满嫉妒之情。“人们对那些希腊人和罗马人实在是过誉了，”他不满地表示，“他们只不过先把什么话都给说了。我自己也说过同样精彩的话，但他们就是比我说得早。”
维奥莱特记载道：“我父亲指出，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个论点并没有什么作用。”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首相知道研究古典世界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把目光从欧洲的希腊和罗马文化上移开，转向他处。美国教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的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认为，现代文明，也就是欧洲文明，其源头并不在希腊和罗马，而是在中东，在埃及和犹太地（Judaea），在巴比伦和亚述，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孕育于数千年前，孕育于早已化为尘土的中东君主国脚下的土壤上，然后在欧洲人的全球霸权及他们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支配下达到了顶峰。
在丘吉尔和他的宾客们登上“女巫号”的20世纪初，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认为，欧洲民族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继续扮演世界主宰的角色。许多人认为，为地球上的其他民族规划政治命运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使命。鉴于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那么深信它将彻底完成这一使命，自然也是并不少见的想法。在还有待西方世界改造的地域里，中东地区格外显眼，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鲜有几个地区像中东这样，无论是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都还未按照欧洲的蓝图进行重塑。
II
对于西方外交家和政治家而言，中东地区在19世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正是“大博弈”的竞技场。然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大博弈”各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在表面上的消解，中东变得不再引人注目，成了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区。大家固然都相信，有朝一日欧洲列强还会把这个地区抓在手中，但列强现在不再认为这么做还有什么紧迫性。
在丘吉尔那一代欧洲人中，很少有人了解或是关心在奥斯曼苏丹或波斯沙阿（Shah，波斯君主的称号）统治下的疲态尽显的帝国里究竟发生着什么。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自然会引发西方世界公众的愤慨，但就像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样，这样的偶发事件并不会让西方人长久地关注当地事务。老于世故的政治家们私下里认为对于此类事件根本无可奈何，但在公开场合却会要求苏丹进行改革，而一切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欧洲人的印象里，中东地区的图景无非是无关紧要的宫廷阴谋、腐化堕落的官僚机构、反复无常的部族政治和麻木不仁的当地民众的集合。对于生活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的普通人来说，中东地区并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影响到自身的生活和利益。诚然，在柏林，有些人计划在中东铺设铁路，开拓市场，但这些不过是商业冒险而已。今天，军人和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的相互杀戮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存在。
那时候的中东政治版图与今天的大不相同。以色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并不存在。就像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一样，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奥斯曼帝国慵懒散漫的统治之下。在这片相对平静的土地上，历史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脚步迟缓。
而到了20世纪末，中东的政局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极易引发暴力。尽管有时是出于无意，但温斯顿·丘吉尔在塑造今日中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只是一名处于上升期，但人们普遍不信任的英国年轻政治家，他对亚洲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兴趣。但吊诡的命运却一再让丘吉尔与中东的政治前途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留下了它的痕迹：如今中东大地上的许多国界线，就是丘吉尔与中东的命运交错留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