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喀土穆的基钦纳伯爵筹划未来

8 基钦纳接过指挥棒

I

1914年夏秋时节，就在奥斯曼帝国一步步滑向战争的同时，伦敦一项重要的政府人事任命也开始影响英国的中东政策。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件事也是起自温斯顿·丘吉尔。

1914年7月28日，也就是丘吉尔提出扣留土耳其军舰的那一天，他与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共进午宴，探讨日渐加深的国际危机。作为英国驻埃及的总督，这位久经沙场的大英帝国将领负责保卫苏伊士运河的安全，确保能够在战争期间顺利转运从印度赶来的部队。海军大臣丘吉尔则负责派遣海军为远道而来支援欧洲前线的部队保驾护航。午宴当中，年轻的政治家和年长的老兵分享了各自对时事的看法。

丘吉尔告诉基钦纳：“如果战争爆发，你就回不了埃及了。”这可不是元帅愿意听到的。他这次回到英国，本不想久留，他打算在完成7月17日的元帅晋升和“喀土穆的基钦纳伯爵”封爵典礼之后尽早起程，赶快回到他英国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的岗位上去。他的目光总是朝着东方。他告诉英王乔治五世，等到印度总督这个职位如期于1915年空出来的时候，他希望可以接任。不过，他担心“那些政客”会设法阻挠。暴躁易怒的基钦纳非常厌恶政客。

哪怕是国际局势的剧变也无法让他留在伦敦。8月初，他来到多佛尔（Dover），准备搭乘轮船渡过海峡，再从加来坐火车去马赛，从马赛搭乘前往埃及的客轮。8月3日，他在接近正午时分登上了多佛尔港的轮船。轮船未能按时起程前往加来，他还非常不耐烦地抱怨了一番。

结果，他的行程可不只是被延误了那么简单，而是干脆被取消了。就在前一天晚上，有人在伦敦布鲁克斯（Brooks）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对一位保守党议员说，陆军部里现在一团糟，怎么没人让基钦纳来接手呢？稍晚些时候，这位议员把这番话告诉了在同一家俱乐部的半私密房间里谈论国际形势的两位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和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二人又把这番话说给了前任保守党首相阿瑟·贝尔福听，贝尔福则把这个建议告诉了与他私交不错的丘吉尔。

8月3日早晨，也就是德国向法国宣战的当天，《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该报的军事记者在文章中呼吁任命基钦纳为陆军大臣。同一天早晨，丘吉尔见到了首相，向他提议任命基钦纳为陆军大臣。不过，他似乎没有告诉首相，这个想法其实出自保守党人。根据丘吉尔的备忘录记载，他当时认为阿斯奎斯接受了这项提议。但实际上，首相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决定先让基钦纳留在英国，出任一个顾问职位。

船还没有离开多佛尔，船上的基钦纳就收到了首相的消息，要他立刻返回伦敦。元帅先是拒绝，随后勉为其难地下了船。他的担心不无理由——回到伦敦之后，他发现阿斯奎斯似乎并不想给他一个常任职位，更不用说这个职位会有什么明确的权力和职责了。在同僚们的敦促下，基钦纳决定让首相明确表态。8月4日晚上，也就是英国决定参战的当晚——当时德军已经在比利时肆虐——他去跟首相谈了一个小时，明确告诉首相，如果一定要他留在伦敦，除了陆军大臣之外，他不会接受其他次要的职务。

在政界和媒体的压力之下，首相在第二天让步了，基钦纳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首相写道：“（公允地说，）K并不急于寻求入阁，但当这个职务作为一项责任摆在他面前时，他接受了。我们都很清楚，他不想参与政治倾轧，他在开罗的位置也还给他留着，一旦和平降临，他就可以回去。这是一场危险的实验，但我想在当前的环境下，这已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像几乎所有人一样，阿斯奎斯也以为战争会在几个月之内结束，因此他并没有找人接替基钦纳的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的职务。他以为元帅不久之后就会回到埃及的岗位上。8月6日，基钦纳在位于白厅的陆军部接过了新的职责。

在伦敦，基钦纳伯爵住在一所借来的房子里，明白地让人们看到他没打算久留。这座住宅就在卡尔顿府联排街（Carlton House Terrace）与卡尔顿花园街交叉口不远处，步行到陆军部只需要5分钟。因此，他几乎可以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他早上6点起床，上午9点到办公室，通常会在办公室里吃一顿冷午餐，下午6点回到临时居所读晚报，打盹，晚餐后，他会阅读公文电报，一直读到深夜。在埃及的时候，他晚饭时会喝上一两杯红酒，夜里还会来点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而现在他把这些享受全戒掉了。在乔治五世的要求下，他决心做一个全国的榜样，在战争期间不喝酒精饮料。

阿斯奎斯之所以不愿意让这位声名显赫的老兵进入内阁，似乎是担心成为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会取代首相成为英国的战时领袖。在威灵顿公爵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再也没有哪位著名军人出任过重要的政府职位；而上一次有现役军官进入内阁，还要追溯到乔治·蒙克将军，他在1660年帮助英格兰国王复辟了君主制，被奖以高官职位。从那以后，政客们就一直充满警觉地秉持着文官执政的原则。不过，鉴于自己急需基钦纳元帅就任，阿斯奎斯只好违背这一原则。

基钦纳是一个传奇，在王国的各个角落，他的照片都被挂在墙上，宛如这个国家的神话人物。在他进入内阁之后，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围观他出入陆军部。首相的女儿后来写道：

他几乎是一位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我想，他象征着力量、果决，更重要的是，成功……只要是他接手的事情，都能取得成功。基钦纳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绝不可能失败。他的上任立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作用，大大提振了公众的信心。他也立即凭借他个人的魅力，让这届政府获得了国民的认可。

据说，公众根本不会用理性去思考基钦纳做的事情，而是给予他完全的信任，“只要基钦纳在，一切都没问题”。

以往，他总是能取得成功。他摧毁了托钵僧的帝国，重新征服了苏丹，为喀土穆失陷时殒命的查理·乔治·戈登将军报了仇。接着，法国人又试图闯入英帝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基钦纳在苏丹的法绍达（Fashoda）要塞与法国人对峙，法国人最终屈服并撤退。在南非，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开局不顺，也是在基钦纳接管指挥权之后走上了胜利的轨道。到了20世纪初，成为印度军队指挥官的基钦纳也像他在埃及时一样杀伐果决。

他在帝国遥远的前哨地区赢得了一场场精彩的胜利，这些地方本身的魅力也为他的形象增添了色彩。遥远的距离给他带来了一道神秘而传奇的光环，他仿佛成了一头雄踞沙漠的斯芬克斯。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孤僻、不安而又内敛的人，利用一小群助手处理事务，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然而，在公众的神话想象里，他却成了一个强大而沉默的英雄。公众看不到他痛苦的腼腆，他对政客的畏惧被解读为对他们的不屑。在一次与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戴维·劳合·乔治的聚会上，外交部的一位年轻职员对元帅做了一番观察，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基钦纳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不小心混进了巡回剧团的军官，竭尽全力地假装自己不认识他们。”

他个子很高，肩膀宽阔，方下巴，眉毛浓密，胡子竖立，眼距颇宽，冷冷的蓝色眼睛瞪视别人时令人胆怯。他比他的同僚们都要高大，看上去就是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模样，也很符合通俗报章描绘的形象。他很幸运，从他军旅生涯的开端就有记者一直跟随他的脚步，为他塑造出被公众所熟知的形象。他也的确生逢其时，刚好赶上英国的帝国主义热情、文学和思潮的上升期。迪斯累里、吉卜林、A.E.W.梅森（A.E.W.Mason，《四根羽毛》的作者）、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鼓吹帝国联邦主义的季刊《圆桌》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巴肯等人共同掀起了时代的巨浪，而在那浪潮顶端的正是基钦纳。

《每日邮报》的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可能是当时战地记者中的翘楚。他在1900年为读者写道，基钦纳总是能做到“非人般的精确，他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人”。斯蒂文斯在一本关于苏丹战役的书中写到，基钦纳（他当时是埃及军队的色尔达，即指挥官）率军向南，踏着砂石行军千余千米，从河水丰沛的尼罗河河谷来到从不下雨的不毛之地，前来征服拥有2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国度。他在书中忽略了基钦纳在指挥方面可被指摘的部分，详细描述了他出众的组织能力，并将之归功于其工兵军官出身的背景。在斯蒂文斯看来，基钦纳在计划行动时总是十分谨慎小心，“只有在确信能够大破敌军时才会动手……”斯蒂文斯写道：“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有赫伯特·基钦纳这个人，只有一位色尔达。他既不要求别人爱戴他，也不对任何人抱有任何感情。他手下的官兵都是战车上的轮子，他给他们足够的给养，保证他们可以保持高效，然后像对待自己一样无情地使用他们。”

他与内阁里的大部分同僚都算不上熟识。在他进入内阁之后，其他人都对他抱有敬畏之情，这种敬畏甚至持续了许多个月。他在军事上的许多论断都与其他人之前的认知截然相反，但在震惊之余，他们全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的观点。他们曾经以为，英国职业军人的规模已经足够战争之用，但基钦纳来到陆军部的第一天就评断说：“我们根本没有陆军。”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这场战争会速战速决；但有着精准的洞察力的基钦纳却说，英国必须保有一支数百万人规模的陆军，战争至少要打上3年，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海战，而是在欧洲大陆的血腥陆战。这些看法让他的内阁同僚们十分惊讶（根据丘吉尔的说法，他们将信将疑）。通常的观点认为，只有靠征兵制才能召集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但基钦纳却只凭募集志愿兵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成就不仅让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大为惊叹，也让后世的人们讶异不已。

基钦纳打算像在喀土穆战役时那样，通过精心组织他的部队来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计划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系统地组建、训练和武装一支实力强悍的陆军，然后集中使用他们，而不在次要战场分散兵力。在他看来，即将爆发的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就是一场次要的战争，把更多的部队派去对付土耳其人完全是浪费资源。他也担心土耳其人会进攻苏伊士运河，那是他在中东地区唯一的军事顾虑。但是，他相信英国驻埃及的军队足以应付这一挑战。在他赢得战争的计划中，中东地区无足轻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中东政策。我们将会看到，他对赢得欧洲战争后的英国在这一地区应当扮演的角色有着十分明确的观点。

II

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他人的眼中，东方都对基钦纳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机缘巧合之下，这位战争英雄成了政府中主持战争事务的人。恰恰因为这种偶然，才产生了格外特殊的东方政策。

在进入内阁之前，基钦纳在埃及主政。名义上，埃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埃及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英国在1882年打着恢复秩序的旗号将其占领。英国人原本许诺在秩序恢复之后就撤离，结果他们却留了下来。在1914年，埃及可以被看作不久前被纳入大英帝国势力范围的一个地区。与基钦纳一同在那里效力的英国军官开始对时局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由于他们驻扎在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他们就开始误以为自己是阿拉伯问题的专家。传统上，与奥斯曼帝国内部阿拉伯语地区打交道的任务，一般会被交给外交部和印度政府。驻扎在埃及的英国官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沮丧，认为自己被排除在了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圈子之外。无论是基钦纳还是他的助手，似乎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中东的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和埃及人虽然都讲阿拉伯语，但是在诸如人口结构、历史、文化、外表和生活环境等其他方面却差异颇大。即便基钦纳的这些助手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是埃及问题的专家，他们也未必是阿拉伯半岛问题的专家。

在苏丹战役期间，基钦纳全然不顾外交部和克罗默勋爵的埃及政府的顾虑，大大拓展了英国管辖之下的阿拉伯语世界的范围。或许就是在苏丹战役期间，基钦纳第一次设想在中东为英国开辟大片新的领地，并由他本人出任总督。

早在19世纪末，英国官员就清楚赫迪夫（被英国当作傀儡统治埃及的当地统治者）想要扩大自己的版图。在名义上，赫迪夫还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埃及总督，但长久以来，他想要取代苏丹的传闻就没间断过。据说，他想要在帝国讲阿拉伯语的地区取代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世俗统治者（苏丹）和宗教领袖（哈里发）的地位，从而分去帝国的半壁江山。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打算吞并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地，并在那里另立一个处在自己保护之下的哈里发。赫迪夫手下的英国和埃及的官员都明白，如果能实现这些计划，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也会大大增加。

当时，也就是19世纪末，对英属埃及的扩张构成最大阻碍的强国就是法国。法国当时已经与俄国结盟。在位于地中海附近的英国海外领地官员看来，法俄联盟似乎就是针对英国的。不过，俄国人在遥远的地方，对埃及和苏丹来说，法国才是近在咫尺的威胁。一直以来，基钦纳手下的官员们就致力于在阿拉伯世界与法国人争权夺势。

对于开罗的一名典型的英国官员来说，更宏大的国际政治命题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基钦纳的一位助手曾提到，英国控制下的开罗就是一块飞地，里面充斥着“英国驻军城市那种典型的目光狭隘和地方主义……”当地的英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彼此联系紧密且高度趋同。体育俱乐部和赛马会是当地生活的重心。当地最好的酒店每个星期有六个晚上在办舞会。

在此之前，英国国际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忽略了这个地方性的驻军团体对阿拉伯政策的看法。而基钦纳伯爵就来自这里。

III

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弄清楚英国在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军事存在究竟算是何种性质变得很有必要，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名义上仍然在奥斯曼苏丹的帝国版图之内。英国内阁倾向于吞并这两个地方，而就开罗的官员们所知，内阁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基钦纳伯爵在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精通东方事务的幕僚）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抗议说，英国如果吞并埃及，就会违背英国政府40年来的承诺——英国只是临时占领埃及。代表处（英国驻埃及代表基钦纳伯爵的办事机构）建议把埃及变成英国的保护国，至少在名义上保留让埃及最终获得独立的可能。倡导这一方案的主要是米尔恩·奇塔姆（Milne Cheetham），他在基钦纳不在时代为管理代表处。内阁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遵从代表处的意见。这就决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方向。

在埃及问题上，内阁允许基钦纳的代表处创立一种统治模式，元帅本人和他的幕僚们后来则想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在印度许多地区实行的直接统治不同，基钦纳的埃及政府由一位世袭的贵族王公以及由当地人组成的内阁和地方长官构成。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但各级政府内的英国顾问会为他们提供建议。这就是基钦纳集团青睐的保护国政府模式。罗纳德·斯托尔斯巧妙地解释说：“我们不使用命令式的语句，而更倾向于用虚拟语态，甚至用一种真诚的祈愿般的态度说话。”

埃及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斯托尔斯及基钦纳其他的助手还会继续在这位深居简出的元帅的威名庇护之下，为中东地区制定政策。每当英国政府与基钦纳伯爵在对东方事务的看法上出现分歧，往往都是后者的意见占上风。那些本该由首相、外交大臣、印度总督或内阁来做的决定，现在却总是出自一些较低阶的官员之手。他们要么代表基钦纳做决定，要么自称代表了基钦纳的想法。除了具有独一无二威名的基钦纳元帅，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一封来自开罗的电报上批示道：“基钦纳伯爵同意吗？如他同意，则我无异议。”他或许可以在所有此类电报上都写上同样的话。基钦纳总是一丝不苟地与格雷探讨外交决策的问题，而格雷则总是迁就这位陆军大臣，就连那些他本不同意的提议，他也都表示赞同。

议员和内阁之所以在东方问题上如此倚重基钦纳和他的随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东方问题确实知之甚少。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官员来说，有大量的参考资料可以查阅，有全球的新闻报道可以阅读，还有各国政府收集的大量有关外国的具体情报可以使用。在这样一个人看来，英国政府在1914年对中东事务的无知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后不久，作为为数不多的去过东方的议员之一，马克·赛克斯爵士抱怨说，在整个英文世界都找不到一部可靠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当时能找到的史书都不是原创研究的产物，而都是基于一部德文著作。问题是，这部德文著作成书于1744年，早已过时。即便是到了1917年，准备北进叙利亚的英军要求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份有关当地情况的指南时，他们得到的答复仍是，没有任何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书介绍那一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情况。

对于这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帝国，英国政府连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比如地图。在1913—1914年，基钦纳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秘密测绘了靠近英属埃及西奈半岛边境的荒野地区，这也成了英国情报部门收集到的为数寥寥的资料之一。在战争的前几年，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执行任务的英国军官基本上就是在黑暗中摸索。1915年，英国对土耳其的入侵遭到了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军只有一张有关其即将进攻的半岛的地图，而事实证明这张地图并不准确。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人都知道，只要一涉及中东，他们就如同来到了一片未经测绘的土地。

但是，那些在中东问题上事事遵从基钦纳的内阁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即便是这位陆军大臣和那些在开罗和喀土穆为他提供建议和情报的助手，其实对中东的理解也极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