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真诚的关系
将内心呈现出来，它将拯救你；如若不然，它将摧毁你。
现在，我们如此孤独，如此焦虑，如此抑郁，很大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缺乏真诚的沟通，没有相互接纳和认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利用关系，我们与别人相处就像是使用一把椅子或者铁锨，不会把对方视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生命体，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不会尊重对方的意愿，我们是高度自恋的，唯我独尊的，十分霸道和强悍的，而对方则是被压抑，被强迫，被塑造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大多数的关系都是如此，比如，父母常常对孩子说：“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才能得到爱。”或者：“如果你违背我的意愿，就将受到惩罚。”在这种关系中，世界犹如一个熔炉，将里面的所有东西煮成一锅粥，每个人都失去了完整性、独特性和个性。
与之不同，在真诚的关系中，人们彼此之间像沙拉一样保持着各种完整的成分和丰富口感，都将对方视为尊贵的生命体，人们相互接纳，相互欣赏，关系中充盈着真实、真诚、同情和善意。在这种多元化的链接中，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各自都有鲜明的特点和差异，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因而不再压抑、孤独、焦虑和抑郁，生命充满了激情和创造力。
虽然这种真诚的关系十分稀少，却是弥足珍贵的，具有强大的治愈的力量。
孤立与分裂
几百年前，当一大批具备开拓精神的欧洲移民即将下船登上这片广袤的土地时，马萨诸塞湾第一任州长约翰·温斯罗普对他们致辞说：“我们必须为彼此感到高兴，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一同欢喜，一同悲悼，一同劳动和受苦，永远要看到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的使命和团契，我们的团契就像一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两百年后，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游历了我们年轻的国度，并提出了一个心理学概念——“心灵习性”。他一方面对顽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大加赞赏，另一方面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警告：除非我们的个人主义持续且有效地被其他习性所平衡，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心的分裂和孤立。
最近，备受尊敬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事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的个人主义并没有找到内在的平衡，德·托克维尔可怕的预言已经一语成谶，孤立和分裂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对这种孤立和分裂有切身的体会。从5岁起到23岁离开家，我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纽约市的一栋公寓楼里。每一层有两套公寓，中间隔着电梯和一个小小的门厅。这座11层的建筑内总共住着22户家庭，结构十分紧凑。我知道门厅对面那户人家的姓氏，但从来不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在这18年里，我只去过他们家一次。我知道大楼里另外两家人的姓，但对其余的18户一无所知。我知道大部分电梯操作员和门卫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姓氏。
更为微妙而具有毁灭性的是，这座建筑的小型社会中所产生的怪异的地理性的孤立和分裂，在我的家庭中以一种情感孤立和分裂的形式映射了出来。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幸福，既安定又舒适。我的父母给予了我充分的责任心和关怀，生活中充满了温暖、亲情、欢笑和喜悦。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某些做法令我无法接受。
我的父母很易怒。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我的母亲甚至会因为伤心而默默地、短暂地流泪——我一度以为这是女性特有的情绪表达方式。不过，在我的成长岁月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从未听见父母提起过他们感到焦虑、担忧、恐惧或抑郁，哪怕仅仅一次。他们把内心的这些情绪掩盖起来，对外统统表现为愤怒。他们允许自己愤怒，却不允许自己有焦虑、担心、恐惧和抑郁，因为这些情绪是脆弱的表现，似乎他们可以永远凌驾于生活之上，纵览全局，掌控一切。他们是美国优秀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者”。很显然，他们希望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但问题在于我并不喜欢那样，也做不到，我想要自由地做自己。尽管家是安全的，但那并不是一个能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毫无顾忌地表达出焦虑、害怕、抑郁或是依赖情绪的地方。
我在十几岁时患上了高血压。我的确曾生活在“高压”之下。每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都会因为焦虑本身而更加焦虑。每当我感到抑郁的时候，都会因为抑郁本身变得更加抑郁。直到30岁接触精神分析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从精神层面来看，对于我个人来说，焦虑和抑郁都是可以接受的情绪。通过心理治疗我才明白，我在某些方面是脆弱的，就我而言，在精神上寻求支持和在物质上寻求支持同等重要。有了这些领悟之后，我的血压开始下降。但是，充分治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到了50岁，我仍在学习如何向别人寻求帮助，如何在脆弱的时候不畏惧展现出自己的脆弱，如何允许自己适时地收起强撑心理，击碎包裹心灵的那层坚硬的外壳，表现出对真诚关系的渴望和依赖。
强撑心理不仅仅让我的血压受到了影响，也让我在处理亲密关系时出现了问题。尽管我渴望亲密关系，却在与别人变得亲密的路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如果有人问我的父母是否有朋友，他们一定会回答：“我们有朋友吗？天哪，当然了！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每个圣诞节都收到成百上千张的圣诞贺卡！”从某种层面上看，这个答案无可非议。他们过着异常活跃的社交生活，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甚至喜欢。然而，若追溯“朋友”这个词的深刻含义，我完全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有朋友。他们有一帮友善的熟人，没错，但没有真正亲密的朋友。他们也并不想要这样的朋友，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他们既不渴望也不信任亲密关系。而且，据我所知，在顽强的个人主义看来，他们正是那个时代和文化的典型代表。
但这也留给我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憧憬。我梦想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个我可以完全坦诚相待、敞开心扉的伴侣，在这段感情中我会被全然接纳。在我看来这已经足够浪漫了，而真正不可思议的极致浪漫是这样一个朦胧的愿景：在一个团体中，人们彼此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现在，我知道，正是隐藏在潜意识深处的这个愿景，最终推动我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的话：
将内心呈现出来，它将拯救你；如若不然，它将摧毁你。
我曾想，如果我没有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没有呈现内心的真实，我会不会被摧毁呢？荣格说，拒绝袒露自己、拒绝正视阴暗面，试图将那些存在于我们自身却不被我们接纳和认可的部分，扫进潜意识的地毯下面，这是导致心理疾病的原因，也是邪恶的温床。而心理治疗，就是将隐藏在潜意识地毯下面的东西释放出来，找回真实而完整的自我。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朋友和同事之间，建立起真诚和友善的关系。只有在真诚和友善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脆弱、无助和缺陷，并完完全全接纳自己，成为自己。
顽强与柔软
上中学的时候，按照父母的意愿，我被安排进了一所严格的贵族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但十五岁那年的春假期间，我坚决拒绝回到那所学校，这令我的父母非常郁闷。埃克塞特当时或许算得上是全美领先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培训学校。行政人员和老师们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不溺爱学生，能够培养出学生坚强的个性和顽强的竞争意识。他们可能会说：“速度是比赛的关键！”或者“如果你连芥末都不敢碰，那可太糟糕了！”抑或“恐惧是懦弱的表现，你必须变得顽强！”
虽然培养竞争意识的确能让人变得顽强，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攀比心理。我们与别人攀比，与理想化的自己攀比，与比自己强的人攀比。我们在攀比中苦苦挣扎，想要成为另一个人，而不是真实的自己。虽然有时候学生和老师间可能会形成某种温情的纽带，但这种不寻常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鼓励。就像囚犯需要待在牢笼之中，学生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小团体，而规则往往同样苛刻。学校攀比和从众性的压力是巨大的，任何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处在被团体所遗弃的状态。事实上，在最初的两年里，我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融入”这个团体的失败的尝试中。
直到第三年，我终于“融入”了，彼时我才发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在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顽强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路上，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很快会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里窒息，这意味着我将被摧毁。因此，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起来很荒谬，我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我退学了。
那年秋天，我开始在友谊学校重读十一年级，那是一个位于纽约市格林威治村边上的贵格会学校。现在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记得当初是如何做出这个偶然性的选择的。无论如何，友谊与埃克塞特正相反：它是走读学校，而埃克塞特是寄宿学校；它很小，而埃克塞特很大；它从幼儿园开始共设立了十三个年级，而埃克塞特只有四个年级；它允许男女生同校，而埃克塞特当时只有男生；它是“自由的”，而埃克塞特是“压抑的”；它接纳任何人的感受，而埃克塞特却需要学生服从它的意愿；它是柔软的，而埃克塞特是顽强的。
在柔软的友谊学校，我觉得我回家了。
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青春期是一个强烈的意识与激烈的潜意识相互交织的奇妙阶段。在友谊学校的两年，我从未真正意识到那里有多么的美妙。到那儿的第一周我便感到非常舒适，但从没想过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在智力、体力、生理、心理和精神等各方面茁壮成长起来。但是，这种蓬勃发展就好比一株干枯、凋零的植物接受雨露的恩赐般，发生在不知不觉间。在埃克塞特，十一年级的美国历史必修课上，每个学生必须在年底前完成一份十页纸、排版整齐的原创研究论文，并附有脚注和参考书目。我仍记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15岁的双腿根本迈不过这么高的门槛。当我16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友谊学校的第二年，我需要重读十一年级的课程，因此再次和美国历史这门必修课狭路相逢。不过这一次，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4篇40页的论文，每篇论文都排版整齐，并附有丰富的脚注和参考书目。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一道可怕的障碍竟然变成了一种愉快的学习方式。我当然为这种变化而欣喜，但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自然而然，我竟毫无察觉。
在友谊学校的时候，每当清晨醒来，我都对开始新的一天迫不及待。在埃克塞特时几乎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的过往迅速退到了记忆晦暗的角落里。我就这样接受了自己的新生活，像接受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一样。我把友谊学校当作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物，从未停下脚步，反思自己为何会如此幸运。直到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有足够的意识去做这个分析。我希望我能记得更多。我希望自己在当时记录下了那些——现在已经永远失去的——有关社会学的细节，通过它们，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友谊学校为何以及如何拥有这样独特的文化。但是我没有，因此我说不清来龙去脉。但是我有足够多的记忆可以证明，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记忆中，尽管贵格会教堂的木制长椅实在硬得出奇——当然它们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却是柔软的。我们不用名字称呼老师，也不与他们“社交”。这是埃勒斯小姐，这是亨特医生。他们温和地与我们开玩笑，我们作为学生，也温和而欣然地回敬他们。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善于自嘲。我从不害怕他们。
我们班里大约有20个人，除了个别几个男孩，大部分人都不系领带，没有着装要求（奇怪的是，我不记得任何要求——可能有一些——但似乎从来没有人遇到过麻烦）。我们这20个装束各异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来自纽约市的不同区域，背景也各不相同。我们中有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我们的父母中有医生和律师，工程师和工人，艺术家和编辑。有些住豪华公寓；另一些则住在狭小逼仄的无电梯公寓里。这是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一点：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中有些人的平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些却一直处于中游。我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漂亮、更帅气、更成熟或者更世故。但是没有派系，没有攀比，没有遗弃。每个人都被尊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举行派对，但从来没有人列出清单，明确表示邀请谁或不邀请谁，所有人都被默认是受欢迎的。有些人很少来参加聚会，那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远，或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约会；另一些则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得比其他人更近，但没有人被排除在外。主观上，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没想过或尝试过成为除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别人似乎也不希望我有什么改变，同时也不想变成除了她/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完全自由地做自己。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接下来的这几页中所描述的悖论的一部分。友谊学校营造了自我蓬勃发展的氛围，然而，无论我们的个人背景或信仰为何，我们都拥有真正的“友谊”——没有嫉妒，没有攀比，反倒有很强的凝聚力。一些贵格会成员自称为“友谊的规劝者”，其实除了偶尔有场短暂的静默会之外，贵格会的规则甚至没有被传授过，更不用说强行往我们的喉咙里塞了，奇怪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被“友善的规劝”自然而然地感染了，主动地变得非常自律，并充满了活力。
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成长是内心的意愿，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攀比恰恰是外在的一种挤压，对自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攀比会扭曲人的视线、扼杀人心，让人变得野心勃勃、残酷无情，最终带来不幸。而接纳真实的自我则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创造力。所以，避免让孩子在攀比的环境中成长，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同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个人主义伴随着它的荣耀，但它完全不是“顽强的”，我再一次想起了“柔软”这个词。克里希那穆提说：
让自己的心保持柔软。真正的力量并非植根于坚定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而是蕴含在柔软的心灵中。
在埃克塞特，“顽强”差一点将我摧毁，而在友谊学校，我的心却变得柔软，并充满了强烈的成长的意愿和力量，这与埃克塞特的竞争意识完全不一样。在友谊学校，即使在同一个班级里，我们之间的凝聚力也是柔软的，并不存在班级内部的竞争。我回想起了有关聚会的最后一个细节，我们中的一些人与比我们高年级或低年级的人约会，甚至包括毕业生或其他学校的人，这些或年长或年轻的兄弟姐妹都常来参加我们的派对。奇怪的是，与我之前的设想不同，我既没有看不起比我小的，也没有高看比我年长的。
即使考虑到回忆对过往经历的美化，这也仍是我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我说一切都是完美的，那一定是在说谎。虽然被美妙地安抚着，青春期常见的不安全感依然困扰着我，萌芽的性别意识也常常使我无比困惑。一位老师，尽管可爱，却是个酒鬼。另一位虽然很出色，却一点也不可爱。我还可以继续这样品评下去，尽管它是下意识的，尽管它被许多因素所抑制，尽管我当时有些手足无措，但回想起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两年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我融入了真正的真诚关系中，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十几年都不曾体验过。
我们是不同的琴弦，却弹奏出同一首歌
当我在位于旧金山，隶属于美国陆军的莱特曼综合医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精神病学培训期间，一位在军队任职的资深精神病学家麦克·贝吉里加入了这个学院。在他到来之前，学院里盛传有关他的谣言。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无能、疯狂，或两者兼备的人。然而我非常尊重的一位教员却将麦克形容为“军队中最伟大的天才”。我曾经提到过，当我遭遇困难时曾向这位英俊、杰出的老师寻求过帮助。当时我正深受“权威问题”的困扰，因而接受了心理治疗，这一治疗帮助我解决了困难。无论如何，那年初秋，麦克已经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那一年的12月，麦克提出要为我们36个工作人员组建三个心理小组，2月至4月期间，每月各一个。我们知道麦克在英国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教授和推广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理论。麦克宣布，这些小组将依据“塔维斯托克模型”进行引导。每个小组最多容纳12名参与者，参加与否完全出于自愿。在那之前，我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都极度平庸。但是我非常敬佩麦克，渴望参与和他相关的任何活动。因此我报名参加二月份第一批12人的“小组试验”，另外还有12个人自愿参加三月份或四月份的小组，他们的小组最终于四月份成立。其余12个人则决定放弃这个机会。
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我们第一批的12个人——几乎都是相对年轻的男性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在马林县附近一个空军基地的一间空置的营房内，开始了我们与麦克的马拉松式的周末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天，非常疲惫。在会议上，没有人告诉我们何时可以睡觉，何时该醒来，何时用餐，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第二天具体要做什么。然而，那个周末发生了三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第一件可以算是我曾经历过的最神秘的体验。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年轻的精神病学教员，他很快就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对我东海岸特有的矫揉造作以及略显“娘娘腔”的装束不屑一顾。我当即反击，我对他身上那种中西部式的莽撞和他所抽的重口味的雪茄也非常反感。星期六凌晨两点左右，他在椅子上睡着了，开始大声地打鼾。起初看起来有些可笑，但几分钟之后，他喉咙里发出的噪音开始让我感到厌恶。他完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为什么他不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保持清醒呢？我不禁思忖。既然他选择作为这项实验的志愿者来到这里，那么至少应该有不要用丑陋的鼾声影响别人的纪律性和自觉性。一波接一波的愤怒在我的内心翻涌。当我看到他旁边的烟灰缸里四根吸剩的臭气熏天的雪茄，他咀嚼过的那一端还沾着湿漉漉的口水时，我的愤怒到达了极点。我彻底义愤填膺了。
但是紧接着，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正当我充满厌恶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变成了我。又或者，是我变成了他？无论如何，我突然看见自己坐在他的椅子上，我的脑袋向后仰着，鼾声从我的嘴里发出来。我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疲惫，我突然意识到他是睡着的我，而我是醒着的他。他正在替我睡觉，而我正为他醒着。我对他的感情转变为一种关爱。愤怒、厌恶与仇恨的浪潮瞬间被爱与关怀的浪潮所取代，并持续了下去。几秒钟之后，他在我眼中又重新变回了他自己，但有些东西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当他醒来后，我对他的关爱之情依然存在。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尽情享受着一起打网球的美好时光，直到我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地方。
我并不知道这种神奇的经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知道疲劳会使“自我界限”变得模糊。我也同样知道，现在的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可以主动选择——我可以选择把自己讨厌的人变得不那么讨厌，并且明白我们在自然界中彼此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样激动人心的神奇经历。但在十八年前，我确实很需要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对来自爱荷华州的精神病学家萌生出关爱之情。除非醍醐灌顶，或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打破了自己内心利己主义的窠臼。
我把我的神奇经历告诉了其他人，他们也感到很神奇，并为此兴奋不已。到了清晨五点，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马拉松式的会议自动暂时停止，我们睡了两个小时。但是，周六上午九点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开始感到有些抑郁。午餐休息时，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另外两个一起就餐的组员。于是，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他们如此回答，“小组进展良好，我们都觉得棒极了，即使你不这么想。”
我被我们看法的不一致所困扰，所以在星期六下午一点的小组会议上，我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其他的小组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谈论着他们在小组中感受到的喜悦，以及我们的一些经历。我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样享受这段美好时光，这令我更加抑郁。他们都知道我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于是询问我是不是和我的精神分析师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我不合时宜地把这些问题带到了小组中。
现在是下午两点。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导师麦克之外，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理查德，他是个异常疏离、缄默而超然的人。“也许斯科蒂（斯科特的昵称）是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理查德毫不客气地评论道。
小组成员们立即把矛头指向了理查德。“多么奇怪的说法，”他们宣称，“毫无道理，凭什么让某个人作为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个小组里根本不存在抑郁情绪。”
接着他们的关注点又回到了我身上。“很明显你的确有问题，斯科蒂，”他们接二连三地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短期小组所能解决的。”“显然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和你的精神分析师谈谈，这与你的治疗息息相关，同时你不应该将它带到这里来影响我们的小组工作。”“也许你病得太严重了，真的不适合参加这类小组体验。”“或许现在离开这个团队对你自己和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尽管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也许你的精神分析师仍愿意今晚在紧急情况下见你一面。”
三点了。我愈发感到抑郁，仿佛自己是个弃儿，似乎到了为了不使我的精神疾病成为组织的负担而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就在此刻，导师麦克发话了，也是当天的第一次发言：“一小时以前理查德说，也许斯科蒂是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群体，你们选择忽视这个建议，或许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或许你认为斯科蒂的抑郁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是对的，但是我进行了一次观察，直到今天早上五点我们短暂休憩之前，曾有很多的笑声，那代表一种欢乐的情绪。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从那之后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今天早上九点以后，这个小组里没有人笑过。没错，在过去的六个小时内，整个小组里没有一个人笑过。”
所有小组成员都错愕不已，短暂地沉默后，一个组员说：“我想念我的妻子。”
“我也想念我的孩子们。”另一个人补充道。
“这里的伙食太差了。”第三个人说。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个愚蠢的空军基地来做这么愚蠢的事，”另一个人又说，“如果我们回到普雷西迪奥，本可以节约很多时间，还可以回家睡个好觉。”
“而且你的领导力实在太糟糕了，麦克，”另一个人说，“正如你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你在过去的六个小时内没有说过一句话，你应该更积极地领导我们。”
当每个人都发泄出了愤怒、挫败和怨怼这些造成抑郁情绪的感觉后，欢笑和愉悦的精神又回归了这个群体。我，毫无疑问地，因为从弃儿到“先知”的身份转变而倍感欣慰。“先知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坏消息的信使。他们宣布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就像我在我们的小社会里所做的那样。但是人们并不喜欢听到有关自己的坏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们”通常不是被诟病，就是成为替罪羊。这段作为一个小小的“先知”而成为替罪羊的经历是如此精炼、清晰和个人化，因此对我大有裨益。从那以后，每当我在某方面与别人不一致的时候，我从不完全肯定是我错了，而每当我站在大众一边的时候，我也从未沾沾自喜地确定自己是对的。
那的确是个硕果累累的周末，发生的第三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情相对缓和，不像第二件那么具有潜在的凶险。当小组停止了寻找替罪羊的行径并消解了抑郁的情绪之后，整个周六晚上都沉浸在一片平静而祥和的氛围中。我们一致决定，经过这疲惫的一天，我们值得拥有一次合理的睡眠。我们在晚上十点钟结束工作，约定星期天早上六点继续。当我们一起迎接加利福尼亚的黎明时，每个人都精神焕发。然而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和谐的音符再一次出现了。大家开始毫无缘由地互相嘲讽。只是这一次，我们已经学会把整个小组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像对待生命体一样关注它的健康。因此很快便有人指出：“嘿，伙计们，我们似乎把它弄丢了，我们的灵性消失了，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另一个人回答，“但是我一直感到烦躁，我并不确定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关于人类命运和精神成长的话题太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了。”
有几位组员点头称是。
“关于人类命运和精神成长的话题怎么会不切实际？”另一位反驳，“在我看来它至关重要。它是一切行动的开端，它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它是万事万物的根基，以上帝之名。”
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同样点头称是。
“当你说‘以上帝之名’的时候，在我看来恰恰暴露了问题之所在，”同意第一种观点的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相信上帝。之所以说你们不切实际，是因为你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上帝、命运和精神，仿佛那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一样。事实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无从捉摸，只令我心生寒意。真正值得我关注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刻。我该如何谋生，我的孩子患了风疹，我的妻子体重超标，精神分裂症该如何治疗，以及明年我是否会被分配到越南。”
“我可能会这么说，我们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另一位组员委婉地插话。
突然之间，整个小组都因为他的解释过分委婉而哄堂大笑起来。“你可能会这样说——是啊是啊，的确，你只是可能。”一个人拍着大腿大笑着说。“只是可能看起来似乎是那样。”另一个人应和道。
自此，伴随着愉快的心情，我们秉承着公平的原则，开始着手进一步阐明我们之间的分歧。我所属的阵营认为其他六个人归属于现实派，而他们则认为我们是在为圣杯护旗，从此将我们称为圣杯守护者。麦克不想打破这一平衡，因此拒绝参与进来。
由于我们的组织已经变得高效，麦克曾经说过，比昂将其定义为“工作组”——我们很快意识到，在仅剩的有限的时间内，现实派将无法帮助我们这些圣杯守护者达到我们在认知上的追求，也不可能阻止我们追寻精神上的镜花水月。同样，我们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也无法将现实派们从他们粗俗的唯物主义中扭转过来。因此我们接受了彼此的不同，把我们的分歧搁置一旁，成功地延续了我们的工作。
小组工作已接近尾声。而此刻，我们将这个即将消失的组织当作一个既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又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的有机体来对待：我们将其诉诸神话。整个过程中，每位组员都抛出一个新的细节，大家同喜同悲。我们编织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我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海龟，来到沙滩上产卵之后，终将蹒跚着回归大海中死去。那些产下的卵是否可以成功孵化，则完全取决于命运。
解决现实派们和圣杯守护者们之间的摩擦，是我在解决群体冲突方面的第一次经历。我之前并不知道，一群人可以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并将它们放在一旁，仍然彼此相爱。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长时间共同工作，那些分歧会发生怎样的转变。但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我目睹了人类对分歧的庆祝和超越。这让我想起了纪伯伦的诗句：
一同欢快地歌唱，一同欢快地跳舞，
但要给对方独处的自由。
就像每根不同的琴弦，
即使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
但，你是你，我是我，彼此独立。
敞开你的心，但不要将心交给对方保管。
因为唯有生命之手，才能容纳你的心。
站在一起，却不可靠得太近，
君不见，寺庙的梁柱，它们各自分离，却能让庙宇屹立。
而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
我们是不同的琴弦，却弹奏出同一首歌。这就是那年2月，在麦克·贝吉里领导的非凡的马拉松心理小组里发生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三件事。但是我更清晰地记得，最令我震撼的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件事，而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真诚的关系在紧张程度上大相径庭。在友谊学校我们的真诚关系是相对宽松的。学生和教师之间是相互分离的。我们住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分别与我们各自的家人和朋友打交道。大多数的时候，即使我们在一起，也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当我在友谊学校时，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每天早上都渴望着新一天的到来。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喜悦，却更加柔和。用一种更为准确的方式来描述应该是这样的：简单说来，那几年我超乎寻常的快乐。
与之相反，麦克·贝吉里的小组则超乎寻常的紧凑、短暂而紧张。我们13个人聚在一起的42小时内，我们将75%的时间用于关注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段经历中，有很多抑郁、怨恨、烦恼甚至无聊的时刻，但是仍有喜悦点缀其间。我在友谊学校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被浓缩成了十分之一的精华，不再能被简单的“幸福”一词所定义，而只能用“喜悦”来表达。
之前我也曾感受过同样程度的喜悦，但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它可以如此频繁和持久。也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我当时并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它。但现在我知道这是真诚关系所带来的喜悦。现在我也知道，与小小的幸福感一样，真诚关系所带来的喜悦是一种副产品，而尊重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收获。简单地寻求快乐，你不可能找到它。寻求真实的自己，努力将自己在真诚关系中展开，你反倒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快乐。你无法直接去寻求或把握住喜悦，但若投入到建立真诚关系的工作中，你便会得到它——虽然并不会遵照你的时间表。
到了总结的时候。我们在麦克·贝吉里小组中的12名成员一致认为，这个周末的小组活动非常成功。相反，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四月份，麦克领导的第二个马拉松心理小组以惨淡的失败而告终。据说那是一个充满着悬而未决的冲突和无休止的愤怒的周末。时至今日，我仍对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充满好奇。我意识到了一个不同之处：我们第一个小组之所以选择了尽可能早的日期，很显然对这次经历充满期待；而第二组的人显然非常矛盾，因此选择了较晚的那个。因此我推测，正是我们组所怀有的期待，或者说开放精神，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成功。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不是因为麦克亲切、高度自律，甚至是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引入的塔维斯托克模型（在第六章中我将会对它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我们很可能无法实现并短暂地维护真诚的关系。不过，很明显的是，单凭他的领导才能和使用塔维斯托克模型，不足以确保任何组织都能创造出真诚的关系。
跛脚的英雄
我接下来的一次有关真诚关系的建立是在日本冲绳县，与上一次相同的是，它包含了12名男性，不同的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平均每周聚会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是一段快乐而幸运的经历，欢乐中回荡着喜悦的余音。同时，它和麦克·贝吉里小组中更加紧凑的经历之间还有其他的关联，那就是每个成员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用神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欣喜地见证了冲绳岛上的这个小组所创造的最精美绝伦的神话的诞生。
在冲绳县，我几乎负责向驻扎在那里的全部十万多美国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精神类疾病治疗服务。其中绝大部分是门诊病人。门诊部人员严重不足，因此，我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到我们诊所的年轻人。我发现经过一些训练，这些年龄从19岁到25岁不等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都能够成为非常合格的心理治疗师。
这些年轻人在军队中的职位头衔是“心理技术员”。我们简单地将他们称为“技术员”。他们几乎都是因为同一个特殊原因来到这里。当时越南战争日益升级，征兵十分活跃。在校大学生如果能保持一定的平均成绩，就可以继续学习直到毕业。水平不达标的学生则有另外三种选择。第一种是逃到加拿大去。第二种是无助地等待，直到被征兵，然后由部队分配任意指定的兵种——包括步兵。第三种，或许算得上那个时期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自愿参军。自愿应征入伍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相对感兴趣，而且不太可能将自己送上越南战场的工作。后者几乎是所有“技术员”都遵循的原则，也是他们来到冲绳岛的主要原因。
他们都上过大学，足够成熟聪颖，他们对心理学有足够的兴趣，因而选择了心理技术员的工作。入伍之前，他们已经在学校经历了基本的训练和额外的两个月的心理培训，之后才被分配到冲绳岛。渐渐地我意识到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虽然他们确实能够做出一些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仍然主要由征兵条例和并非基于自己信仰的战争所决定。另一个是，他们都是失败者。具体而言，他们在大学里未能保持所要求的平均成绩，从而不得不终止学业。然而，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一些人太过频繁地参加聚会，另一些人在恋爱和毒品中迷失了自我。还有一些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学习缺乏热情。无论如何，他们都失败了，而这一失败正是他们共同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麦克·贝吉里的马拉松心理小组的经历激发了我对小组工作的热情。为了获取更多相关的经验，同时协助技术员们调整状态，我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以小组的形式，每周与我进行一个小时的会面。他们同意了，于是技术员小组便在那一年的五月正式组建。
两个星期之后，六月初，我接到了我的指挥官考克斯上校的电话。“斯考特（上校有严重的口音），”他以他独特的南方口音慢悠悠地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当然，长官，”我回答，“尽管说。”
“我在这个岛上有个好朋友，也是个上校，他的儿子正在念大学，是个很不错的孩子。在国内学的专业是心理学，但他圣诞节前都不会回去。他现在刚好有时间，很想在心理学这方面做点什么，我想问问你们诊所那儿有没有志愿工作可以让他参与一段时间。”
“没问题，长官，”我立即回答，“很高兴这么做，您方便的时候把他送来即可。”
一小时后，亨利出现在诊所。我惊呆了。亨利患有严重的脑瘫。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诊所的走廊上痉挛着蹒跚而行。他的半边脸耷拉着，说话也含糊不清，只有渐渐适应了才能勉强辨识。大部分时间他都控制不住地流口水。我默默诅咒考克斯上校给我和我的公共诊所送来了这样一个怪物，更诅咒上帝创造出这样一个看起来像食人魔般的生物。我对亨利无可奈何，只得安排他做了文员，同时既然他已经临时成为团队成员之一，并且对心理学感兴趣，我邀请他加入了技术员小组。
在这个小组中，我意识到，亨利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最敏感、最美丽的人类之一。几次会议之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在亨利的促进下——我们每周一聚的小组建立起了真诚的关系。此后不久，小组成员开始把各自内心的秘密编织成了一个神话故事，取名叫“阿尔伯特冒险之旅”。
阿尔伯特是夫勒斯诺市市长的私生子，先天畸形。他是如此畸形，只有一只手，而且是从额头中心长出来。小组成员们认为，正因为如此，阿尔伯特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听到“一只手鼓掌的声音”的少数人之一。或许是因为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又或许是因为受到他父亲的影响，阿尔伯特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劳工组织者，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合了夫勒斯诺市的同性恋虾渔民。这里并没有明说，究竟是夫勒斯诺市的捕虾渔民本身是同性恋，还是这些“直男”渔民捕的是同性恋虾。无论如何，正是因为这项成就，阿尔伯特被政府派往冲绳岛，组织同性恋虾渔民本地八十九号联合会。（第89条，是当时要求从军队解雇被发现的同性恋者的法律条款）。
在这个心理小组里，每个人都将自己隐藏在潜意识地毯下面的东西，通过神奇的故事呈现出来。由于呈现内心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一次冒险，所以我们才把这些故事称为“冒险之旅”。随着这个小组每个星期都在疯狂地拓展阿尔伯特冒险的新篇章，这个神话的内容层层叠加，日益丰盈起来。
可以说，这个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形象地说，我们都是跛脚的人。亨利是跛脚的；士兵们也是跛脚的，因为他们不能完成学业，是大学里的失败者；而我也是跛脚的，十几岁曾患过抑郁症。不管是生理上的跛脚，还是心理上的跛脚，我们都在冒险故事中，将自己的残疾呈现出来，给予正视。请原谅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职业习惯，因为我不仅记录下了这个神话故事如何帮助我们正视“跛脚”，还记录下了我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记录了我们在冲绳岛部队中的无力感，以及对军队粗暴对待同性恋者的厌倦，同时，也记录下了我们在性方面的压抑和苦闷。在每周一次的真诚关系中，我们见证了彼此的自我认同与相互接纳，每个人都从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美好。
到圣诞节的时候，阿尔伯特历险记几乎可以写成一本书了。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将它写下来。第二年五月，亨利返回美国，一些技术员服役结束。与此同时，诊所搬到了一个新成立的医疗中心，而我成为该中心的负责人。这些因素和额外的职责导致我们不得不解散了技术员小组。但我会永远记住它的友情和创造力。不仅如此，每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每当我深陷痛苦，急需抚慰的时刻，透过这些沉重，我至少可以回想阿尔伯特取得的那些胜利，并会心一笑。
我们之所以用故事或者神话故事来呈现内心，是因为它比其他类型的散文更能形象地描述人类的真实处境和潜意识的状态。克尔凯郭尔说：“存在不能用概念去表达，并不是因为它过于一般和模糊，使人难以思考，相反，是因为它实在过于具体和丰富，一旦把抽象思维用于存在，存在就失去了丰富的具体性，从而消灭了存在着的个人。”虽然神话故事表面上有些怪诞，却能触碰潜意识，那其中的隐喻与原型、眼泪与欢笑，最接近内心那个真实的存在。例如，麦克·贝吉里小组给予了我太多的收获，没有一个短期的真诚关系可以与之相媲美。在这个心理小组即将解散时，我们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达当时的感受：“我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海龟，来到沙滩上产卵之后，终将蹒跚着回归大海中死去。”这种形象化的表达，令人心酸地道出了我们相处的时间太过匆匆这一不争的事实。伟大的英雄阿尔伯特则暗示着这样的真实：我们中有很多最强大，同时也是最弱小的人，我们确实是跛脚的英雄。
压进去是抑郁，哭出来是治愈
我已经叙述过，小时候我是如何受到顽强的个人主义的训诫的。焦虑、抑郁和无助是不应该表达出来的情绪，“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样的教育下，我自然而然地认为，男人是不应该流泪的。
在我大约六岁时的一个晚上，父母在镇上过夜。他们漫步在剧院区百老汇大街附近，当时那里沿街都是搞笑礼品的店铺，例如几分钟内就可以伪造一份报纸，带着诸如“哈里和菲利斯莅临本市”之类的恶作剧标题。第二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份这样的“礼物”报纸。标题上写着：“斯科特·派克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哭鬼正式被马戏团聘用。”
不论正确与否，这种训练是有效的。我不能说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但我却一直努力控制自己，不当着别人的面哭泣。虽然我总是被电影里老套的伤感结局所打动，但是，我会在剧院灯光亮起之前赶紧偷偷地将眼泪擦去。最糟糕的一次发生在19岁时，由于我的原因与恋爱三年的女朋友分手，她不仅深深地关心我，而且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世界。分手后我万分痛苦，却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在别人面前流泪，我一个人跑到漆黑的街道，泪水亦悄无声息。从6岁那年直到36岁，即使我经历了埃克塞特、友谊学校、米德尔伯里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夏威夷实习、在旧金山定点培训、冲绳岛，最终抵达了华盛顿，我再也没有当着别人的面真正地哭过。
34岁时，作为越南战争的反对者，我被选为前往华盛顿“从内部抗争的”部队的一员。起初这场抗争令人兴奋，然而紧接着却越来越沉重。我们从未在大规模的争论中赢得胜利，在小规模的争论中也节节败退。在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有一半的成果，也很快因为变幻莫测的决策层这样或那样的召回行动，或那些无关紧要的历史问题而付之东流。我深感厌倦。两年后，为探索国家培训实验室与军队合作的潜在可能，我被派往缅因州贝瑟尔市的国家培训实验室（NTL）总部，体验他们为期12天的“敏感小组”。
我们实验室里大约有60名培训生。男女人数基本相当，我们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心理练习，有时作为一个整体，相应的，也会划分为小组。这些练习很有趣，通常也很实用且具有教育意义。但真正的回报来自所谓的“T小组”，我们在其中花费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实验室被分成四个T小组，每组除了专门的培训师之外，共有约15名培训生。我们的培训师是林迪，一个专业的、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
我们这一组的16个人性格迥异。最开始的三天是在激烈的争执中度过的。并不枯燥乏味，但至少是焦虑甚至是不愉快的，很多愤怒被表达出来，偶尔甚至恶语相向。然而第四天发生的一件事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突然间，我们都开始相互体谅。接着一些人哭了，一对夫妇掩面而泣。我的眼中也噙着泪水，当然，并没有让它们滑落。对于我来说，这是欢乐的泪水，我明显感到正被渐渐地治愈。我们仍然有继续争执的时候，但再也没有恶语相向过。我在T小组里感到十分安全。在这里，我可以毫不避讳地做回我自己。我再一次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我知道，在这段有限的时光里，我们每位组员都彼此相爱，喜悦是我所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绪。
第十天下午，我变得很抑郁。起初，我认为是工作的紧张和疲惫造成的，试图用午睡来摆脱它。但是很快，我再也不能否认，真正困扰我的是活动即将结束。在缅因州，沐浴在爱的氛围里，这种感觉太美好了，但仅仅两天之后，我就不得不重返华盛顿，开始令我厌倦的工作。我不想离开。
就在同一时段，当天晚些时候，我的办公室接到了电话通知。只不过是件小事，但在与长官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晋升到将军级别的人选已经敲定。我们医疗机构中的上校落选了，他是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在某些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我曾强烈希望他被提拔为准将，现在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基本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机构中我最不信任的医生。我变得更加抑郁。
那天晚上，我是T小组里第一个发言的人。我告诉组员们，我感到十分抑郁，并解释了原因：我对晋升结果十分不满，同时为小组即将解散，而我将不得不返回华盛顿感到难过。当我说完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指出：“斯科蒂，你的手在发抖。”
“我的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我回答，“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的手臂看起来很紧张，像是准备要干一架似的。”另一个人说，“你在生气吗？”
“不，我没有生气。”我回答。
我们的培训师林迪从他坐的地方站了起来，拿着他的枕头走了过来，坐在我面前，他的枕头刚好位于我俩之间。“你是精神科医生，斯科蒂，”他说，“你完全清楚抑郁通常伴随着愤怒。我怀疑你确实在生气。”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愤怒。”我麻木地回应道。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点什么，”林迪温柔地说，“你可能不想这么做，但我希望你能尝试一下，我们有时会做这种叫作‘击打枕头’的练习，我想让你用力击打这个枕头，我要你把这个枕头看作军队，我希望你竭尽全力用拳头猛击它，你会为我这样做吗？”
“这看起来很蠢，林迪，”我答道，“但我敬爱你，所以我愿意试试。”
我握起拳头在枕头上软弱无力地捶打了几下：“这样做真的很尴尬。”
“使点劲儿。”林迪说。
我稍微加大了点力气，但它似乎耗尽了我的全部能量。
“用力，”林迪命令道，“这个枕头就是军队。你在生军队的气。击打它。”
“我不生气。”我的辩解和对枕头的击打一样乏力。
“不，你在生气，”林迪说，“现在，击打它，用力打，你在生军队的气。”
我乖乖地用力打了一下枕头，同时又说：“我并不是为军队而生气，可能是因为体制，但不是军队，它只是整个体制的一小部分。”
“你在生军队的气，”林迪怒吼道，“现在，击打它。你在生气”。
我在抗议中提高了音调：“我没有生气，我感到厌倦，不是生气。”
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伴随着虚弱，机械地击打着枕头，我恍恍惚惚地不断重复：“我累了，我没有生气，我告诉你，我很疲惫，我深感厌倦。”
“继续打。”林迪说。
“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累了。你不敢相信我有多疲惫。我对这一切都厌倦无比。”泪珠开始从我的脸颊滚落。
“继续。”林迪鼓励道。
“是这个体制，”我沉吟道，“我不痛恨军队。但我不能再和这个体制对抗下去了。我太累了。我已经疲惫了太久，正因为这么久才让我如此厌倦。”
疲惫感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我。我开始啜泣。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想停下来，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似的流泪，不想成为马戏团的爱哭鬼。但这疲惫感来得太猛烈。我倾尽全力也无法克制住自己。啜泣声从我的喉咙里窜了出来，起初顿挫沉闷，断断续续。随着疲惫感的加剧，所有失败的争论，所有白白耗费的精力，所有无谓的挣扎历历在目。我任由内心的情绪奔涌，呜咽着，抽泣着。“但我不能放弃，”我脱口而出，“必须得有人待在华盛顿，我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个离开的人？必须有人愿意在这个体制内工作，我很累，但是我不能逃避。”
我的脸被泪水浸湿了，鼻涕也肆无忌惮地流了出来，可我全然不顾。此刻我倒在枕头上，林迪抱着我。其他人也走过来抱住我。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但他们是谁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被爱着，那些唠叨的话，不争气的泪水和鼻涕，所有这一切，都被无声地接纳了。我任由回忆的浪潮将我裹挟。第一波是华盛顿：这个近一米高的，只允许“融入”者进入的大箱子、深夜写下的谈话文件、我所目睹的罪恶的谎言，和我所抗争的冷漠、自私以及被纵容的麻木不仁的混合物。当我敞开回忆的大门，更久远的疲惫的浪潮向我涌来：为了维系婚姻所做的努力、在急诊室里彻夜不眠的晚上、在医学院和实习期间32个小时的值班、抱着疝气痛的孩子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步……一浪接着一浪。
我哭了半个小时，把小组中的一位女士吓坏了。“我从没见人哭成这样过，”她说，“我们的社会对男人太残酷了。”
我微笑着望向她，眼眶依然湿润，但已不再哭泣。此刻，我感到身体如羽毛般轻盈，长期压抑在内心的重荷荡然无存。“您要知道，”我说，“我已经忍了30年。”
林迪已经穿过房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件我通常在这类小组中不会做的事。我想告诉你几件事情，斯科蒂。首先，我们非常相似，你和我，我不想告诉你应该怎样做，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我曾在一个市区内的贫民窟里工作三年后不得不离开，因此对你的感受深有体会，我曾认为留在那个贫民窟里是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必须有人留在那里，担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退出了，那就是逃避，就是不负责任。但是我想你能理解，我必须走出去，它正在慢慢地扼杀我。我想让你知道，斯科蒂，我不够坚强，无法再坚持下去。”
我再一次默默地流泪了，并深深地感激林迪给予我的默许。尽管我并不知道在这个默许下我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时间很快给了我答案。
一个月之内，为了建立我的私人诊所，我的妻子莉莉开始和我一起找房子。劳动节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我也递交了辞职报告。我们于11月4日离开了华盛顿，距离我第一次哭泣的那个晚上仅仅过去了四个多月。
我又一次体会到了真诚关系的力量，以及它所具有的治愈的魔力，除了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做自己的自由，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很多人认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心理小组中建立起来的真诚关系毕竟是短暂的，因此，他们质疑这种所谓的治愈效果是否能持久。的确，这种效果往往是短暂的。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自从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我再也不认为流泪是可耻的。而且，我现在可以真的哭出来，甚至在适当的时候痛哭流涕。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父母是正确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哭鬼”。
绝大多数群体并不具备治愈的能力，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诚关系。我在T小组的经历只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风靡这个国家的“敏感小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基本上已经夭折了。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发现他们在敏感小组中的经历非常不愉快。在“敏感”的名义下，更多地鼓励对抗而不是爱，这种对抗甚至往往是凶狠的。在我看来，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在努力建立真诚关系的大方向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但这个概念尚未明确，规则也不明晰。因此真诚关系的产生只是偶然现象，即使在很多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可以实现。正如麦克·贝吉里的第二个小组的失败一样，我了解到其他三个T小组也远没有我们成功。我不知道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林迪优秀的、有教育意义的领导才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就只能说纯粹是因为好运了。
从友谊学校，麦克·贝吉里小组，冲绳岛的技术员小组和林迪的T小组这些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出，真诚关系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其中都能被接纳和理解，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持久而无私的爱。尤其令人喜悦的是，这种关系可以复制和建立。自从确信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亦能彼此建立起真诚关系，相互接纳，相互尊重之后，我从未对人类的处境彻底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