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学术争鸣主要是批驳谬误、阐述新说、考辨质疑，或对特定的内容进行专门讨论或辩论，有助于纠正谬误，揭示真理，深化认识，活跃学术气氛，是推动学术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

中医学术争鸣自古就有，宋元以降，中医学术理论创新与争鸣发展兴盛，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展开的学术争鸣成为主流。尤其是著名医家刘完素针对一些时医、庸医墨守《伤寒论》成规，不思辨证，偏执《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方治疗温热病，以致因滥用温燥而造成伤阴劫液流弊，首先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热极生风”观点，自制双解、防风通圣之剂，开创辛凉或甘寒解表之风，为中医病机理论、治则治法、内科感冒风热证、温病辨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金元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张元素则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想能也”，阐发脏腑辨证理论与归经学说，指导临床用药。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强调祛邪为要。刘完素三传弟子元代著名医家朱震亨受其影响，根据《局方》“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谓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现状，著《局方发挥》以批判《局方》一方通治，用药燥焊、香窜的弊端为突破，提出30多个问题，进行论辩和质疑，纠其偏颇，并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这些医家的学术创新与争鸣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评价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明清时期中医学术争鸣更加繁荣，针对明代医界河间学说、丹溪“火热论”、“相火论”占据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出现了由滥用温燥之品向妄用苦寒之药转变的时弊，进行反思。明代医家孙一奎以“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且病变多有始同而终异之况，故治法不可执一而无权变的指导思想，对内伤发热、虚损、血证等滥用苦寒，畏投甘温的偏弊予以批驳，强调重视三焦元气的保护和治疗。“医术杰士”张介宾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对于妄用苦寒时弊的批判最为激烈，认为滥用苦寒之法，甚至误以寒凉直折之方治疗虚火等证，常常导致“大伐生机”，著《景岳全书》以纠正“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景岳全书·辨丹溪》）的错误倾向；提出“阳非有余阴亦不足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温补学说，对阴阳学说、命门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赵献可法从薛己，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清代中期，温补则又已成了一种新的流弊，从而引发了一些医家奋起而抨之，学术争鸣尤为活跃。徐大椿在《慎疾刍言》中批判清代中期相习六味丸、八味汤温补成风，著《医贯砭》，针对赵献可《医贯》逐一辩驳。叶桂著《景岳全书发挥》，对“用热药误人”的流弊进行纠正，“辨宗信景岳偏执温补之误也，非辨崇信景岳也，辨天下后世受偏执温补之害有莫知其非者，以致贻误于无穷也”。陈念祖著《新方八阵砭》，认为张景岳“不论何方，加入熟地，即云补肾治真阴；加入人参，即云补气治元阳衰乏，流俗喜其便捷，其邪说至今不熄也”。章楠撰写《医门棒喝》更是对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尤在泾、吴有性、叶桂、吴瑭等医家学说之偏颇，进行反驳，评论得失。何梦瑶著《医碥》则大声疾呼“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时弊，不得不救其正”。众多著名医家对前人之论及其某一专著进行学术争鸣，甚至是批判或批评，观点尖锐或甚至偏激，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争鸣激烈，见仁见智，酣畅淋漓，学术影响巨大；对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丰富完善中医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丛书汇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与朱震亨《局方发挥》，赵献可《医贯》与徐大椿《医贯砭》，叶桂《景岳全书发挥》与陈念祖《景岳新方贬》六部著作，勒为三编，重新校点注释，寻踪中医学术争鸣研究历程，以期拓展学术视野，古为今用。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组织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本次校注以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本为底本，以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珽吴直阁刻本（简称绍兴本）为主校本，以故宫珍本日本享保十五年（1730）橘亲显刻本（简称享保本）为参校本，以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为旁校本。

元代朱震亨所著《局方发挥》一卷。本次校注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为底本，以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为主校本，以民国三年（1914）《东垣十书》本（简称十书本）为参校本。此外，尚以《黄帝内经素问》《金匮要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明代赵献可所著《医贯》六卷。本次校注以明崇祯元年（1628）金陵天章阁视履堂刻本为底本，以清乾隆四年己未（1739）保生堂刻本（简称保生堂本）为主校本校勘整理而成。

清代徐灵胎所著《医贯砭》二卷。本次校注以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徐氏医书六种》半松斋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徐氏医书八种》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简称光绪本）为主校本、以民国元年（1912）《徐灵胎医书三十二种》上海锦文堂刻本（简称锦文堂本）为参校本。此外，尚以《医贯》盖天楼本进行他校。另外，原书中赵献可《医贯》原文排宋体字，徐灵胎语文排仿宋体字，吕氏评注用楷体字编排。

清代叶桂所著《景岳全书发挥》四卷。本次校注以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吴氏醉六堂刻本为底本，以193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简称千顷堂本）为校本。此外，尚以《景岳全书》《儒门事亲》《黄帝内经素问》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清代陈念祖所著《景岳新方砭》四卷。本次校注以清咸丰八年戊午（1858）光霁堂刻本为底本，以清咸丰十年庚申（1860）经纶堂刻本（简称经纶堂本）、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简称集成本）为主校本，以民国五年（1916）上海广益书局本（简称广益本）、民国（1911—1949）上海锦章书局本（简称锦章本）为参校本校勘整理而成。此外，尚以《景岳全书》通行本等进行他校。

承蒙河南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及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使本丛书得以付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