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和平年代
1904-1941

一 巴伐利亚皇家陆军和魏玛共和国国防军
1904-1933

慕尼黑的早年时光。

巴伐利亚徒步炮兵团。

1917年与俄国签订停战协议。

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参谋。

1918年停战工作：组建自由军团和边防部队。

1922年进入魏玛共和国国防部。

我并非生自军人世家。祖上曾建立过抗击阿瓦尔人^[1]的切泽尔林希（Chezelrinch）部，后来在今天的奥地利南部一带继续同匈牙利人作战，自里特尔·乌斯卡勒斯·切泽尔林希（生于1180年）开始冠以此姓，从此凯塞林家族逐渐在德国南部、阿尔萨斯和瑞士边界一带繁衍生息，以骑士、贵族和牧师等身份受到尊重。不过我这一脉自16世纪开始定居于下弗兰克尼亚地区^[2]，以务农、酿酒和葡萄种植业为生。几支旁系涉足教育行业，其中就有家父，他是拜罗伊特市教委会里的镇议员。

我随着一个大家族，先后在菲希特尔（Fichtelgebirge）山区的文西德尔（Wunsiedel）镇和拜罗伊特市度过了童年，1904年开始就读于拜罗伊特当地的传统文法学校。我从没操心过职业方向，因为从小便立志从军并为此而奋斗，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军队就是我毕生唯一归宿。由于非军官家庭出身，我没有成为军校生，而是由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团长提名为列兵衔见习军官志愿兵，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我在该团一直服役到1915年，仅在军事学院（1905—1906）和炮兵学院（1909—1910）接受培训期间呆在慕尼黑。

炮兵团的补给站设在梅斯（Metz），这座边塞要地为朝气蓬勃、胸怀大志的士兵们提供了最佳训练场地。那里没有未经充分检验的新武器，训练非常严格。黑泽勒（Haeseler）精神与国境线上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一切以效率优先。此外，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血脉亲缘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统一化的观念。我们常常重访普法战争、科隆贝―努伊利战役（Colombey-Nouilly）、马斯拉图尔战役（Mars-la-Tour）、圣普里瓦/格拉韦洛特战役等战地遗址，还去过边境线对面的色当，先烈们的牺牲精神令我们肃然起敬，这种敬意绝非廉价的穷兵黩武。

梅斯及周边的风景对于那些多情的同伴别有一番吸引力，谁能对摩泽尔两岸山坡那繁花似锦的春光无动于衷，又有谁能忘怀漫步于葱茏的山林、布伦沃塔尔（Bronvauxtal）和蒙沃塔尔（Monvauxtal）的那份心旷神怡呢？我们之中有谁会忌恨一些法国人坐拥南锡或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如诗如画的美景呢？我们只需向摩泽尔河畔帕尼（Pagny-sur-Moselle）的海关人员呈上名片就能入境法国，对方会热情洋溢地祝福“旅途愉快”，返程时还会亲切询问：“噢，旅途愉快吗？”那时我们俨然置身欧洲大家庭中。

1911年风云突变。最单纯的出境也要上报柏林和巴黎。高层外交关系紧张，导致下面常因误会而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和风波。自那时起，要塞警戒愈发频繁，偶有几次，警报响起，我所在的炮兵连必须拖着炮弹，火速冲向摩泽尔河畔阿尔斯的克龙普林茨堡垒做好准备，这座设在梅斯西边的堡垒距离国界线只有一步之遥，争分夺秒无疑必不可少。我们基层军官常常就色当突然爆发交战的假设展开辩论，届时在梅斯的我们恐怕未必一定能先下手为强，拿下法军。

1904年我入伍时，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是一个要塞炮团，我们训练过从3.7厘米转膛炮到28厘米迫击炮的各式炮弹的操作，但主要科目是装甲炮，因为它吻合快速机动这一训练目标。我们学过精准炮击，甚至包括远程火力；使用过侦察单位、观测单位和联络单位的新式装备，其中就包括深深吸引我的观测气球。我最喜欢自由气球，它不像系留气球，后者遇大风天气甚至简单的越野飞行都能颠簸到天旋地转翻江倒海，我很快切身体会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胃才能干这行。

要塞炮兵是围绕机动的“野战军重炮部队”而组建的，这套组织被归功于德皇威廉二世和兵种总监冯·杜立茨。在团里，我首次为一项重大革新做出贡献，但创意主要来自长官，尤其来自足智多谋的巴伐利亚要塞炮兵旅旅长里特·冯·赫恩将军。不过，若非1914年军队积极配合，这些决定性的新式重型火炮也不会得到应用。但这不意味着战争——如果在所难免——会等我们好整以暇。战争打乱了和平时期正常的武器研发进度，还缩短了武器应用所需的组织准备和心理准备时间。

若非一战爆发，重型火炮会被某些军方人士视同累赘。我记得1914年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从洛林转移到比利时期间断言“如今战争前景光明，我们再也不想用重炮了”。

自那以后，我常发现，但凡没能突破成见的发明都会被不假思索地拒绝。传统思维的影响力何等根深蒂固，连最睿智的人也未能免俗，这实在发人深省。

按照巴伐利亚战争部的要求，见习军官得到委任前必须通过完整考核，还要随团或在战争学院度过一段漫长的（相对其他限制条件）培训。只有进入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才会接受普鲁士的培训体系，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伐利亚，军事学院的深造同样是进入总参谋部的必经之路。这套制度有利有弊，一战期间出现的军官短缺导致变更势在必行，但有志者在得到军官委任前若能接受更为充分的培训，对他本人总有裨益。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军官的培训学时得到了明智的大幅度延长。

1914年7月我正在格拉芬沃尔（Grafenwöhr）随团参观炮兵射击场，奥匈帝国突发的悲剧给后半段行程蒙上了战争阴影。“马上要打仗了”的消息抢在总动员令下达前就不胫而走，使得我们的炮兵连也早早部署在西线占领区内的梅斯要塞。从那时到动员初期，驻梅斯的战斗部队转移和武装一气呵成，参谋战备工作之出色可见一斑。

我随团在洛林一直呆到当年年底，元旦前夕才调赴第六集团军战区内的巴伐利亚第1徒步炮兵师，担任师长副官。1916年我又担任了巴伐利亚第3炮兵师的师长副官，随该师参谋部一直呆到1917年年底。

从这一岗位调离后，我便进了总参谋部，作为参谋军官在东线服役，后来以巴伐利亚第1后备师参谋部代表的身份在多瑙河沿岸参与了同当地俄军的停战谈判。同我打交道的俄方人员也是一位参谋，一名医务部队的将官在一旁翻译。其间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谈判团对于堑壕战战术格外感兴趣；二是被派来介入谈判的俄国士兵委员会，士兵们稚气未脱、文化程度低，却对谈判议程指手画脚、趾高气昂，仿佛凌驾于军官之上。当时我觉得这种事在德军绝无可能，可不到一年后就改变了看法：1918年科隆的个别部队与俄国革命分子何其相似！但是抛开这些难堪的回忆，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历史没有在1945年重演。

1918年，我作为参谋随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驻里尔。在巴伐利亚陆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时频频接触到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我们会轮流受邀与他共同进餐。那种场合下，话题都围着王储转。从政治、艺术、地理、历史到治国安邦，他门门精通，唯有参悟军事的水平令人无从知晓，因为相关典故一律被谨慎地避而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这些“内幕知情人士”时常在圈内争论，德国卷入这场战争时是否拥有比上次大战中“更睿智的脑中枢”。观点或许有过誉之嫌，但可以说，这时所有重要岗位上都有无比高效的军事人才，他们都在一战中受过良好的参谋部基础培训，比1914年那批指挥官更年轻、更贴近前线。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乏高贵的家庭出身，对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都有充分认识，不完全是标准的“弗雷德里克”们。评估总参谋部的军官就没这么简单了。德意志帝国的参谋军官团在人数上占优，且接受的培训更统一，但1939年总参谋部军官同冲锋陷阵的士兵走得更近——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赞扬的优点。他们一切服从战场指挥官，从而杜绝了一战中那越发恼人的双重指挥系统。司令官要独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此外，就如事实所展示的，他还得对希特勒和盟军法庭负责。但这些都不妨碍一个司令官和他的参谋长之间形成默契无间的合作，也不妨碍总参谋长的高度自主权。

1918年我萌生退意，但上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坚持要我留任，完成纽伦堡的巴伐利亚陆军第三军复员工作。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律师担任政治委员督导我的工作。对我而言那段时期很是紧张，工作压力比任何时候的战场压力更大。除了军人复员，还要创建保安队和自由军团^[3]，并将其分配到纽伦堡、慕尼黑一带以及德国中部。这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给了我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深入观察那时的革命运动。不过1919年年初，我所在的德意志赫恩（Deutschherrn）营指挥所也遭到冲击，见识到歇斯底里的暴徒及其暴行，我也有几分心灰意冷。

然而，兢兢业业换来的却是一纸罪状和逮捕令，我被指控参与巴伐利亚第三军兵变，合谋反叛那位带社会主义倾向的军长。锒铛入狱时我如坠深渊。饶是到了1945年，我沦为阶下囚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将此事归为生平最大耻辱。

从1919年到1922年，我在炮兵连连长这个位置一干就是三年半，在安贝格（Amberg）、埃朗根（Erlangen）和纽伦堡三地深入到部队中。其间风云激荡，德国陆军被迫将兵力从30万裁减到20万，最后是10万，还要想办法调整庞大繁冗的战时体制，使军队适合和平年代，这便是“十万精英陆军”。这项极具教育意义的工作大有裨益，我很高兴能为德国的复兴尽绵薄之力。

1922年10月1日，我第二次来到柏林，进入魏玛共和国国防部，担任统帅部长官^[4]的参谋。1929年以前，岗位职责涵盖了各兵种的训练、组织以及军队所有部门的技术，我终日忙于处理经济、行政、国内和国际法律等问题，除了应付盟国军事管控委员会^[5]，还要同部队局——未来的总参谋部密切沟通。鉴于我在国防部和炮兵团积累下专业知识，我又额外担任了陆军削减开支委员会的委员，因为这一整顿工作，1929年我作为第七军区领导班子^[6]的一员，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慕尼黑。

回到柏林和国防部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其后整整两年，我以上校军衔在德累斯顿的第4炮兵团担任指挥官^[7]，并在这个职位上结束了陆军的服役。1933年10月1日，我正式从陆军退役，转入空军主管行政，军衔为上校。

[1] 阿瓦尔人（Avar）为公元6世纪到9世纪生活在东欧一带的游牧民族，最强盛时统治版图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奥地利，10世纪中期被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打败。（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以外，均为译者所加。）

[2] 德国历史地名，包含了今日德国中南部的巴伐利亚、图林根和巴登―符腾堡地区。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国内出现大量各自为政的右翼民间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基本由旧帝国军官领导。

[4] 统帅部长官（德语：Chef der Heeresleitung），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军的特殊职位名。一战后传统的德国大总参谋部因《凡尔赛和约》被迫解散，德军设立了一些过渡的机构和职务以行使过去总参谋部的相关职能。统帅部长官地位介于国防部长和部队之间，实际运作中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前两任统帅部长官是瓦尔特·莱茵哈特将军和冯·泽克特将军。这时期凯塞林服役于统帅部下面的部队局第四处（训练处）。

[5] 盟国军事管控委员会（Inter-Allied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一战后协约国为监督德国执行《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裁军要求而成立的国际机构，地址设在柏林阿德龙酒店，而德国对应设立“陆军和平委员会”（Army Peace Commission），名义上配合管控委员会工作，实际上在监视后者的监察员并对他们的检查提出预警。该委员会的工作于1927年结束。

[6] 凯塞林这时职务是魏玛共和国第七军区（总部在慕尼黑）首席作战参谋。

[7] 这时期凯塞林实际担任第4炮兵团第3营营长，军衔为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