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切都始于彼得·费施利（Peter Fischli）和大卫·韦斯（David Weiss）[1]。我1968年5月出生在苏黎世，十七岁的时候，青少年时期的我遇到了彼得和大卫。这是我与艺术家们无尽对话的起点。我的另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是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著作《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Artists），特别是在这本书里，瓦萨里并没有区分艺术家和建筑师，并且将他的这些同代人视作历史人物进行记录。
《培根访谈录》（The Brutality of Fact:Interviews with Francis Bacon）收录了几十年间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对弗朗西斯·培根[2]的采访，正是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必须把自己与艺术家们的这些谈话记录下来。尽管我与他们所谈甚多，却直到1991—1993年间才真正开始记录，这还多亏了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建议。托雷斯觉得，照我们之前那样坐在电视演播室里采访，实在是过于正式了。他说我们得找到一种更随意舒适的方式进行对话，就像坐在咖啡馆里聊天，然后记录下来。从那之后，我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而这些谈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
再之后，罗斯玛丽·特洛柯尔[3]跟我说，她觉得应该跟各式各样的人聊天，这极为重要。采访对象不应该局限在我这一代或者我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还应该有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和一百多岁的先驱们，这样才能确保留下他们的记忆，作为对遗忘的抵抗。
我一直试图践行的，与其说是“采访”（interview），不如用“谈话”（conversation）这个词更恰当一些。谈话一旦开始，就没有终点，亦不会停歇。当然偶尔也被逼着尝试一些新的形式，比如和汉斯-彼得·费尔德曼[4]的合作，他参与过我首次的“厨房展”，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策展超过了二十五年。自始至终，他一直抗拒进行一次访谈并记录下来。直到五年前，我们决定，我以邮件的方式向他提问，而他以一幅图像作答。这种方式一直持续至今。采访路易丝·布尔乔亚[5]也类似，我发给她一个问题，而她回复我一幅画。
在这些对话的初期，阿里杰罗·波堤[6]就鼓励我不仅要问艺术家在既定框架内能做什么，还要问他们想做什么。他告诉我，艺术家们被邀请参加美术馆、双年展和画廊的个展、群展，一遍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事实上，还有太多的其他可能性，有太多他们可能想要实现的其他项目。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问到他们那些尚未实现的项目。
因而，在我看来，关键还是在于聆听。某种程度上，对话完全是关于“试图”或者“学习”聆听的。听闻这些尚未完成的新项目，对我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时我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想法。
很多时候，我也会把这些谈话视为花园。托马斯·拜勒[7]之前曾对我说，一个人需要各色的“知识花园”。1991年我完成第一个“厨房展”之后，发现需要这样一个可供研究学习的花园，以给自己提供新的想法。从那时起，我开始与科学家、建筑师、诗人和小说家们对话，我总是会找到类似的事情去做，就像是参与了多重现实。目前我已经积累了长达两千五百个小时的访谈记录，完全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编辑分类。
这个集子收录了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十九篇对话，只是浩瀚访谈档案的一个微小断片，但我祈盼它可以成为一个创意的工具箱。把艺术家和建筑师收录到一起（像瓦萨里的著作《名人传》一样），是因为我们更迫切地希望消除学科之间的藩篱。很多领域貌似迥异，但其间的联系通常是最能激发灵感的，而这本书里采访的许多人都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进行着实践。跨越对知识共享的畏惧，即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1]两位均为瑞士多媒体艺术家，于1979年成立费施利/韦斯艺术小组，在影像、摄影、幻灯片放映、雕塑及艺术书籍方面进行合作。（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英国画家，其作品以粗犷、犀利、具强烈暴力与噩梦般的图像著称，他扭曲、变形和模糊的人物画使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争议的画家之一。
[3]罗斯玛丽·特洛柯尔（Rosemarie Trockel，1952—）：德国艺术家。
[4]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Peter Feldmann，1941—）：德国当代视觉艺术家，通过收集、排序和重现进行观念艺术创作，以利用日常图像创作独具匠心的装置作品见长。
[5]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1911—2010）：雕塑家、画家、批评家与作家。
[6]阿里杰罗·波堤（Alighiero Boetti，1940—1994）：意大利贫穷艺术的代表人物。
[7]托马斯·拜勒（Thomas Bayrle，1937—）：德国艺术家，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普艺术和传媒艺术界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