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经米歇尔·福柯推荐，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大会于1976年3月14日选举罗兰·巴尔特为“文学符号学”讲席教授。法兰西学院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创立于1530年，最初名为“三语学院”（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继而改名为法兰西皇家学院，19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定名为法兰西学院。该学院的基本特色在于它是一个独立于法国大学（université）体制以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拥有五十余个讲席教授席位，课程向社会公众开放，但不颁发任何文凭，因而亦称“法兰西公学”。[1]作为法兰西学术的最高机构之一，该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向社会大众传播知识精英的最新学术研究，因此其教授职位均由声望卓著的学术名流担任，例如：历史学家米什莱，诗人瓦莱里，哲学家梅洛-庞蒂、福柯，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等。

与课程设置规范化、程式化的普通大学不同，法兰西学院更加鼓励学术创新，开设的课程内容均由讲席教授们自主确定，往往是尚未进入大学课程体系的创新内容，而学院不作任何学术上的限制或干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学院在福柯的提议下，专门为罗兰·巴尔特新设立了“文学符号学”的教授讲席。

从1977年1月7日发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开始，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一共开设了四门课程，分别是：“如何共同生活”（Comment vivre ensemble）、“中性”（Le Neutre）、“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De la vie à l’œuvre）和“长篇小说的准备（二）：作为愿望的作品”（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I．L’œuvre comme Volonté）。在讲授“如何共同生活”期间，他还主持了一次题为“何谓支配一次话语？”的研讨课。就在第四门课程结束之后两天，巴尔特于1980年2月25日走出法兰西学院时，在学院街被一辆小型卡车撞伤住进医院，于一个月后不治去世，享年65岁。[2]

巴尔特生前，他的《就职演讲》已于1978年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他去世后，这篇《就职演讲》先后收入由埃里克·马尔蒂（Eric Marty）主编的三卷本《罗兰·巴尔特全集》（1995）和增补再版的五卷本《全集》（2002）。

包括四门法兰西学院课程在内的巴尔特手稿，在他去世后先由其同母异父的弟弟米歇尔·萨尔泽多（Michel Salzedo）保管。1996年，米歇尔·萨尔泽多将这批手稿转交给法国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IMEC：Institut de la mémoire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保存。2002—2003年，上述课程讲稿由埃里克·马尔蒂主编，由瑟伊出版社和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联合出版。其中第一门课程的讲稿《如何共同生活》出版于2002年，编辑和出版负责人为克洛德·科斯特（Claude Coste）；第二门课程的讲稿《中性》出版于2002年，编辑和出版负责人为托马·克莱尔（Thomas Clerc）；第三、第四门课程“长篇小说的准备（一）”和“长篇小说的准备（二）”合为一卷，出版于2003年，编辑出版负责人为娜塔莉·莱热（Nathalie Léger）。

上述四门课程出版之前，为了纪念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生涯，法兰西学院和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于2000年12月1日联合主办了一次向罗兰·巴尔特致敬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的8篇发言均收入题为《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文集，于2002年由法国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出版。2005年7月，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Université d’Urbino）的语言学与符号学中心以罗兰·巴尔特的法兰西学院四门课程为主题，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3月，比利时的根特大学（Université de Gand）也召开了一次围绕罗兰·巴尔特四门法兰西学院课程的研讨会。2009年，法国第戎大学（Université de Dijon）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课堂上的罗兰·巴尔特》，主编为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塞米尔·巴迪尔（Sémir Badir）和巴黎十二大的多米尼克·杜卡尔（Dominique Ducard），收入该论文集的学术论文有15篇。

法兰西学院时期，是巴尔特生前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他的学术思考高度活跃的时期。由于他的四门课程讲稿未曾收入此前出版的五卷本《罗兰·巴尔特全集》，因此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巴尔特思想，就必须对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四门课程进行专门研究。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这四门课程呈现出巴尔特许多崭新的思考主题，有些已趋成熟，有些则尚处在探索过程中。对这些课程进行专门研究，我们将会发现一个与此前有很大不同的罗兰·巴尔特，并能更为全面地了解巴尔特思想发展的整个轨迹和完整面貌。法兰西学院“新拉丁欧洲现代文学”讲席教授卡尔洛·奥索拉（Carlo Ossola）一语道出了巴尔特四门课程的意义：除了业已出版的《罗兰·巴尔特全集》以外，最值得进一步理解和阐明的，便是巴尔特的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1977—198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任职期间的学术思考与写作。[3]

四门课程最为直接的研究者，是负责这些手稿出版的主编埃里克·马尔蒂，以及每门课程的出版编辑。马尔蒂在出版“总序”中道出了他的最大感受：“阅读巴尔特的这些课程讲稿时，读者无疑会获得一种乐趣，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思想的最鲜活时刻。”[4]第一门课程“如何共同生活”的手稿编辑克洛德·科斯特注意到，这门课程乃是“对一种社会乌托邦的探索”[5]，巴尔特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迥异于此前思考的所有问题。源自希腊阿托斯山（le mont Athos）修道院某些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既属于修道院，又独自生活；既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又拥有个体的自主性——引起了巴尔特很大的兴趣。科斯特指出了其中的意义所在：“如果将其引申到世俗世界，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学问题，将会是一种非常独特有趣的启示，尤其是身处各种群体内、体制内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个体与团体、个体自由与体制权力之间复杂而困难的关系。”[6]

第二门课程“中性”的手稿出版编辑托马·克莱尔发现，巴尔特为这门课程开列的参考书目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互文性，是一种参考文献的互文性文本（un intertexte bibliographique）。它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多样，从东方和古代的神秘主义著作，到现代哲学论述和文学作品。在“中性”（le Neutre）的概念下，许多看似关系不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被汇集在了一起，例如：老子、皮浪、帕斯卡尔、卢梭、约瑟夫·德·迈斯特、托尔斯泰、波德莱尔、米什莱、普鲁斯特、布朗肖、约翰·凯奇、拉康、德勒兹等。托马·克莱尔认为，巴尔特围绕“中性”概念，广泛参考语言学、神学、哲学、科学、文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建立起了一种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文性符号学（intersémiotique），旨在揭示出“中性”的丰富内涵，而他对“中性”概念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正值其思想创造力旺盛的一个时期，随着这门课程讲稿的出版，巴尔特提出的“中性”概念终于能在读者的眼前“熠熠闪光”，由此造就了他在法兰西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形象。[7]

第三和第四门课程分别为“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长篇小说的准备（二）：作为愿望的作品”。这两门课程手稿的出版编辑娜塔莉·莱热通过回顾巴尔特的学术生涯，意识到自1953年撰写《写作的零度》开始，巴尔特就从未停止过思考文学在当代社会的意义问题，也就是文学作为一种乌托邦（utopie littéraire）的功能问题。娜塔莉·莱热指出，在上述两门课程中，巴尔特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总结。[8]在巴尔特看来，“如今的长篇小说多如尘埃，却没有‘伟大的小说’，它们似乎不再是任何价值意图、规划或者道德激情的存身之所”。而文学作为一种乌托邦的任务，“就是将一个拥有价值的世界（爱、正义、自由）与一种被经济法则决定的社会体系对立起来”。[9]

前面提到，2000年12月1日，法兰西学院与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向罗兰·巴尔特1977—1980年在法兰西学院历时三年的教学生涯表达敬意。出席者中最年长的是法兰西学院退休荣誉教授伊夫·博纳弗瓦（Yves Bonnefoy）。博纳弗瓦在发言中说，巴尔特的思想是他那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思想之一，而且直到今天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激发思考和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10]

在巴尔特的同时代人中，米歇尔·福柯无疑是最了解他的人之一。正是福柯于1976年撰写了一份长达9页的推荐报告，建议法兰西学院为罗兰·巴尔特专门设立“文学符号学讲席教授”一职。福柯的推荐既是基于他对巴尔特思想独创性的深刻了解，更是基于他和巴尔特对于符号学发展前景、对于尝试建立“文学符号学”的一致看法。如果我们将福柯的推荐报告和同时期巴尔特向法兰西学院提交的有关文学符号学的“研究与授课计划”加以对比阅读，就能清晰看出他们在这一构想上的高度契合。

然而，如果单独看，罗兰·巴尔特任职后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如何共同生活”貌似更多是在讨论一个社会伦理学的问题；第二门课程“中性”则偏重于消解西方语言、哲学、宗教、伦理，直至社会文化中的二元范式；即使是探讨诗学的第三门课程和探讨长篇小说的第四门课程，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篇幅才直接涉及文学符号学。那么，在巴尔特的这四门课程之间，在这些课程与巴尔特和福柯所共同构想的文学符号学之间，究竟存不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更重要的是，巴尔特和福柯所构想并更为看重的文学符号学（la sémiologie littéraire）究竟是什么？它与普通符号学（la sémiologie générale）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些从学理上很有必要回答，但是又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因为，首先必须透彻理解巴尔特的这四门课程，而这本身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其次，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并非仅仅撰写了四门课程讲稿，从《就职演讲》算起，包括研究普鲁斯特创作的两篇文章和撰写于1979年初夏的《明室》一书，直至他去世前未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谈论所爱我们总是失败》，这一时期他留下的文字实际上一共有14篇。以四门课程讲稿为主的这14篇文字，实际上构成了巴尔特这一时期著述的一个整体，如果不对其作全面了解，那么单就四门课程作出任何判断或结论都会流于草率。

如果我们通读完这些文稿，就会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深刻而又复杂的联系。这个时期巴尔特所思考的主要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四门课程和其他文字中反复出现，有时甚至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他每一门课程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某种幻想（fantasme），对此他在《就职演讲》中曾专门作过阐述。他赋予幻想的特殊含义，决定了他对自己在法兰西学院每一门课程基本性质的独特理解，以及他贯穿始终的独特授课方式。再如，对于权力（pouvoir）和语言结构（langue）之间关系的思考，不仅开宗明义地出现在《就职演讲》里，而且构成了第二门课程“中性”的基调，同时又从不同的角度出现在“如何共同生活”和“长篇小说的准备（一）”和“长篇小说的准备（二）”里，而且最终成为他论述文学符号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此外，他对日本俳句的高度欣赏，以及他对“长篇小说性”（le romanesque）的特殊阐释，也都与此密切相关。

还应该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就在巴尔特撰写第二门课程“中性”的讲稿之际，他挚爱的母亲于1977年10月去世。这一重大生活变故不仅带给巴尔特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而且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全部思考和写作。我们将会注意到，在此之后他撰写的8篇文字，无论是研究普鲁斯特的两篇文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睡下了……》《启动了》），还是第三、第四门课程的讲稿，尤其是生前未出版的《明室》一书，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母亲的离世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母亲的离世对巴尔特的思想本身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他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对自己学术生涯的重新思考、对文学的皈依（conversion）、对长篇小说功能的独特阐释等。换言之，如果我们想比较准确地了解这个时期巴尔特的内心世界和思想重心，就必须将他的上述文字关联起来考虑。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显然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巴尔特的各门课程和同时期的文字，而应该将它们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综合归类，以专题的方式进行研究。这些经过归类的专题构成了本书研究的7章内容，主要包括：1．巴尔特对授课行为的独特理解；2．“个人节奏”与社会伦理学；3．二元范式与“中性”；4．俳句的启示；5．长篇小说与“新的写作实践”；6．关于“长篇小说性”的理论思考；7．文学符号学。

[1] 鉴于法国有三个学术机构的中文译名往往都称作“法兰西学院”，在此有必要作一简要辨析：1．“Institut de France”，该机构下辖五个学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Académie française”。这些机构的共同宗旨均在于研究而非教学，故此，“Institut de France”略类似于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将其译作“法兰西研究院”似较为贴切。2．“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兰西研究院”的下属机构之一，由40名终身院士（即“不朽者”）组成，故中文似可译为“法兰西学士院”。3．“Collège de France”，该机构与上述机构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以前沿研究和面向公众的教学为宗旨，设有50多个讲席教授席位，故其成员不称“院士”而称“教授”。如果我们侧重其面向公众教学的特点，可将其译为“法兰西公学”或“法兰西公学院”，但是前者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著名的贵族中学“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似不太恰当；而“法兰西公学院”这个译名的缺点是对于中国读者显得较为陌生，其所指更具不确定性。鉴于我国已有不少从事法国研究的学者均将“Collège de France”译为“法兰西学院”，本书拟遵从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原则，仍以“法兰西学院”指称“Collège de France”，特此说明。

[2] Hervé Algalarrondo，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Editions Stock，2006，p.266．

[3] Carlo Ossola，«Leçon de la “Leçon”»，in Roland Barthe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80），IMEC，2002，p.17．

[4] Eric Marty，«Avant-propos»，in Roland Barthes，Comment vivre ensemble（以下缩写为CVE），Editions du Seuil / IMEC，2002，p.13．

[5] Claude Coste，«Préface»，in Roland Barthes，CVE，p.23．

[6] Ibid．，p.24．

[7] Thomas Clerc，«Préface»，in Roland Barthes，Le Neutre，Editions du Seuil / IMEC，2002，p.20．

[8] Nathalie Léger，«Préface»，in Roland Barthes，La Préparation du roman（以下缩写为PDR），Editions du Seuil/IMEC，2003，p.15．

[9] Roland Barthes，CVE，p.363．

[10] Yves Bonnefoy，«Roland Barthes au Collège de France»，in Roland Barthe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80），IMEC，2002，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