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人节奏
以独居隐修为代表的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以及以聚集隐修院为代表的体制化集权,在巴尔特眼里分别属于两个方向的极端,而大致可视为中间类型的不发愿修女的修道院,由于其严格的院规和对个人的诸多限制,也不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巴尔特强调,他要探索的是一个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领域,为此他向听众重申了他在《就职演讲》中关于“幻想性教学”(l’enseignement fantasmatique)的表述:“我希望每年讲授的课程都从某个幻想出发。”[1]在“如何共同生活”这门课程中,巴尔特所安置的幻想便是“个人节奏”。
这门课程的讲稿,大致撰写于1976年夏天至年底,其核心灵感来自这一年刚出版的法国著名游记作家雅克·拉卡里埃尔的著作《希腊的夏天:四千年日常生活中的希腊》)。[2]雅克·拉卡里埃尔在这部著作中记述的希腊阿托斯山部分基督教(东正教)修道士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巴尔特很大的兴趣(他本人从未去过那里)。阿托斯山位于希腊东北部的阿克泰半岛,东、南、西三面濒临北爱琴海。7世纪起,第一批基督教隐修士来到阿托斯山,过着分散修行的生活,没有形成聚居修道制度。
公元963年,拜占庭修道士阿塔纳斯(Athanase l’Athonite,约930—1000)在阿托斯山东麓创建了第一座聚居修道院。此后围绕该山又陆续建起了19座修道院,阿托斯山因此被称为圣山。从那时起,分布于阿托斯山北部和南部的修道院逐渐形成了两种模式:北部的聚居修道院和南部半聚居式的,也就是个人节奏修道院。阿托斯山两种类型的修道院在空间上有着不同的分布格局,山的北部,修建的都是空间宽敞的大型修道院,周围是地中海沿岸的森林。山的南部,则是遍地岩石的荒野,在那些遵循个人节奏模式的修道院周围,零星散布着修道士们个人的简陋小屋。
实地考察过阿托斯山修道制度的雅克·拉卡里埃尔是这样描述的:
这座圣山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类型,就是人们所说的“个人节奏”。阿托斯山上的各个修道院,分别遵循两种不同的生活类型。有的修道院被称作cénobitique,也就是聚居式的。在这类修道院里,无论进餐、礼拜、劳作,一切都是集体行动。另一类修道院被称作idiorrythmiques,意为“个人节奏的”。在这类修道院里,每个修道士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他们拥有自己的单独房间,进餐也是在各自的房间里(除了一年中举行的节日以外),并且可以保留各自在许愿修道之前拥有的财产。……在这些奇怪的修道团体里,除子夜祷告外,甚至其他礼拜仪式也任由各人选择做与不做。[3]
令巴尔特深感兴趣的,便是拉卡里埃尔书中提到的“个人节奏”修道方式。idiorrythmie这个词由idios(个人的)和rhuthmos(节奏)两部分构成,特指在阿托斯山某些修道院的内部,遵循“个人节奏”的修道士既属于某座修道院,但又独自生活;既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又拥有自主性,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生活节奏都能有一席之地。要言之,这种修行方式既不同于早期基督徒彻底与世隔绝的个体隐修,也不同于后来体制化的团体聚居修行。
由于“个人节奏”这个关键词出自拉卡里埃尔对阿托斯山一种修道模式的概括,因此阿托斯山在巴尔特眼中具有了特别的象征意义。不过,这种个人节奏模式在基督教修道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基督教早期,最能体现“个人节奏”的修道方式是尼特里隐修模式。尼特里(Nitrie)是一座荒山,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城南部,尼罗河的西边。公元4世纪时,这里出现了一大片独居隐修者的居住地,这批独居隐修者人数达5千人,其中有600人住在荒漠深处。他们彼此相处的原则是:各自居住在简陋小屋里,小屋之间的距离,既能让每个人独自生活修行,又能够彼此造访。隐修士们拥有一些位于居住地中心的服务设施,包括一座大型教堂,7个烤面包用的火炉,一个接待访客的旅店,还有几名医生。食物是面包和盐,有一顿晚餐供应。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大致如下:每周有六天待在各自的小屋,一面编制席垫,一面默诵《圣经》经文。礼拜六,众人到教堂聚会,共同用餐,并彻夜举行礼拜仪式直至礼拜天。在巴尔特眼中,尼特里的隐修模式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模式,由于在个人孤独修行与修行者聚会活动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因此他将尼特里隐修方式看作个人节奏的早期典范。
在体制化的聚居修道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仍然还体现出明显“个人节奏”特征的一个罕见修道群体,是“波尔-罗雅尔的隐遁者”(les Solitaires de Port-Royal)。波尔-罗雅尔全称为波尔-罗雅尔修道院(l’abbaye de Port-Royal),地处巴黎西南方向的舍弗勒斯山谷,始建于1204年,最初是一座西铎修道会(l’ordre de Cîteaux)的修女院,17世纪巴黎的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建成,修女们迁往巴黎,一批出身贵族或富裕家庭的修道者遂到此隐居,自愿奉行苦行隐修生活,史称“波尔-罗雅尔的隐遁者”,其中著名者包括安托瓦纳·勒迈斯特、安托瓦纳·阿尔诺和剧作家让·拉辛。波尔-罗雅尔的隐遁者们均为贵族或富裕的上层家庭出身,巴尔特据此指出,在文化修养程度上,比起聚居生活的修道士,选择个人节奏的修道士一般具有更高的文化知识。
该团体组成于1637年夏天,尽管成员们都是冉森教派的坚定信徒,但是完全摒弃了教会体制,不遵循任何既有的基督教规定,既没有信教的公开声明,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愿,没有服饰上的规定,甚至也没有像样的房屋,只是分别栖身于修道院周围12处简陋的隐修居所。令巴尔特感兴趣的是,这些隐遁者们不属于任何教会组织,他们加入这个团体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友情,而不是为了达到个人修行的完善,换言之,这是一群根据日常和普遍的自由原则而自愿共同生活的朋友。因此巴尔特强调:“他们中间不存在体制性关系”,也就是不存在任何等级关系、从属关系、权力关系。他特将这种共同生活模式构成的区域称作“独居修道者的群居地”。[4]在他看来,独居隐修者并不一定就是某个离群索居的人,事实上,一批独居隐修者所分散居住的那片区域,才最好地体现了个人节奏的领域,正如阿托斯山所代表的典型修道方式一样。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到了11—12世纪,独居隐修方式大都被体制化的聚居修道方式所整合,独居隐修者也被纳入神职人员体系。官僚体制(教会)实现了对边缘者、个人节奏修道者的管控。巴尔特不无遗憾地提到,尼特里独居隐修者后来因为帕科姆聚居修道模式的出现而消失;波尔-罗雅尔的“隐遁者们”,因为这座修道院本身的边缘性,最终也被权力所摧毁。自从体制化的聚居修道模式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就始终是反对个人节奏的。所幸的是,在巴尔特看来,亚洲佛教区域的某些地区,依然还保留着“个人节奏”的修行方式,其典型代表就是他所欣赏的锡兰(Ceylan)佛教徒。
关于锡兰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巴尔特主要参阅的是两部著作:1.安德烈·巴洛(André Bareau)撰写的《锡兰现代佛教团体的生活和组织方式》;2.安德烈-让·费斯提日耶尔(André-Jean Festugière)撰写的《东方僧侣》。锡兰的佛教寺院一般规模较小,寺内住有十来个僧人,外加几个杂役。僧人之间没有西方聚居修道院的那种等级关系,每个僧人有自己的房间,各自专心诵经修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则交由杂役完成。巴尔特注意到,与这种修行方式相比,西方的聚居修道院普遍存在等级制度,即使是在相对宽松的夏尔特修道模式里,修道士也是有等级分层的,前面提到过,普通修士居住在夏尔特山谷的低处,他们要从事农业耕作和手工艺生产,而神甫们则居住在山谷高处的修道院,无须从事农业耕作,每个神甫都有自己的单独住所,即一栋两层的小房子,房前还有一个小花园,这些都是普通修道士无法享受的特权。[5]
锡兰僧侣奉行简朴的生活,这一点和所有佛教徒相同,但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极度清贫的苦修。锡兰的现代佛教寺庙里,僧房的布置较为舒适,甚至有些奢侈:有睡床、坐垫、小被单、精致而干净的白布、书案、放有几册书籍的柜子,甚至还有收音机。这是一种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修行:东西不多,但是精致。巴尔特颇欣赏这种具有基本舒适度的僧房。不过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锡兰寺庙没有剥夺僧侣的个人空间,没有强行要求所有人过着步调完全一致的共同生活,每个僧侣在自己的僧房内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一方清静空间,避免了聚居式修道的困扰。[6]
由此他区分了宗教修行的两类主要方式及其目的(télos)。对于基督徒来说,以聚居修道院为代表的集体修行或共同生活,乃是通向完德(perfection)和神圣(sainteté)的途径,因为集体修行可以有效减少各种偏离常规的怪诞倾向,减少个人可能出现的狂热情况(délire)。然而这种集体生活往往意味着等级权力的出现,及其对个人的控制。与此相对,巴尔特提到的佛教,主要是锡兰(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小乘佛教),以自度(个体解脱)为修行目的,主要修行方法是禅那(静虑),而这种静修只能通过个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之故,锡兰僧人的修行方式在巴尔特眼中,非常具有个人节奏色彩。一方面,每个僧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僧房,也就是个人生活的空间和修行节奏,从而避免了聚居式修行对个人静修的干扰;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走向自我封闭、孤独苦修的极端,而是以较小规模的人数,共同居住在某个寺院里,保持着修行者之间的基本联系,以及同道者的某种共同生活。锡兰佛教徒的这种“柔性”修行方式,在巴尔特看来是与基督教会统制型(le dirigisme)组织原则相反的更为灵活、更尊重个体自由的东方模式。
[1] Roland Barthes,CVE,p.34.
[2] 雅克·拉卡里埃尔,法国著名游记作家,尤以希腊游记著称。代表作:《圣山阿托斯》(Mont Athos,montagne sainte,1954)、《古希腊漫步》(Promenades dans la Grèce antique,1967)、《希腊的夏天》(L’Eté grec:une Grèce quotidienne de 4000 ans,1976)。
[3] Jacques Lacarrière,L’Eté grec,in Roland Barthes,CVE,p.37.
[4] Roland Barthes,CVE,p.100.
[5] Roland Barthes,CVE,p.102.
[6] Ibid.,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