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隐修与自我封闭

在“退隐”（anachorèsis）的标题下，巴尔特分析了宗教隐修与世俗独居两类情况。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由于政府征收的税赋日益沉重，为了逃避收税官的催逼，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出现了一批逃离城市、到沙漠绿洲和山中独居的隐修者（anachorètes），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著名隐修士安托万[1]，在他的身边汇集了一批隐修士，他们居住在各自的简陋小屋里，大多数人彼此并不认识。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修行，每人每周有五天都是独自隐修，日常生活内容包括独自祈祷、手工劳作（编筐、编席、纺织）和诵唱圣诗。不过，独居隐修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孤独，隐修士之间会相互走访。到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大家会汇集到教堂集体做礼拜。他们向商店出售一篮一篮的水果与椰枣，买回棕榈纤布、食盐、大饼。

在埃及的安托万所开创的独居修行方式中，巴尔特已经看到了一些基本的“个人节奏”因素。促使这批基督徒逃离城市、到荒原隐修的直接原因，无疑是为了逃避沉重的税赋，但这种逃离的行为本身，明显包含着对官方权力的拒绝、对个体自由的珍视。[2]其次，这些隐修者过着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修行生活，每周有五天都是独自隐修，然而他们又并未陷入彻底孤独和自我封闭的状态，彼此之间仍会相互走访，而且每周一次还会集体做礼拜。最后，他们中间没有组织，没有等级和首领，只有一位“年长者”（ancien），也就是安托万，由此避免了等级权力对个人的控制。

关于非宗教性质的独居，除了笛福的小说人物鲁滨逊·克鲁索以外，巴尔特还提到了真实生活中的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如果说前者是因为海难而被迫在荒岛上独自求生，那么斯宾诺莎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则是主动隐居在海牙附近的伍尔堡，先是住进一家膳宿公寓，后来为了省钱和吃饭更加自在，又租了一个私人房间，独自“过着与世隔绝、随心所欲的生活”。[3]在这位晚年的哲学家身上，巴尔特看到的是一种“平静的形象”：他的退隐与独居生活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仅仅是为了节省开销和吃饭更为自在。此外斯宾诺莎虽然躲避尘世独居，但他并未因此彻底隔断与他人的联系，事实上，他有时也会下楼，与来访的客人交谈。这种生活方式很接近巴尔特所憧憬的“个人节奏”模式。同样重要的是，在斯宾诺莎自愿隐居的背后，是这位大哲学家与充斥着世俗权力的人世的决裂，巴尔特将其称为斯宾诺莎“解决权力危机的个体方案”：躲避尘世，也就是躲避和否定尘世中各种权力体制；创造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再继续受制于如机器般运转的世界。显然，个体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巴尔特看待斯宾诺莎退隐生活的主要视角。

在“极限经验”这一小标题下，巴尔特以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普瓦捷被非法监禁的女人》作为“形象例证”，简要勾勒了一个极端自我封闭的案例及其背后深藏的心理原因。纪德的这部小说取材于一桩真实的案例，因为精神失常，小说的女主人公梅拉妮被其家人非法监禁在卧室里长达25年之久。后来警方介入调查，将长期生活在床上的梅拉妮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并由公诉人对梅拉妮的家人提起诉讼。然而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警方和公诉人发现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实际上都处在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每个人都患有自我幽闭的病态心理。例如外祖父夏尔特先生，就常年封闭在自己的卧室里不出来，甚至当他的女婿在隔壁卧室去世时，他也不愿走出自己的房间。

女主人公梅拉妮的自闭心理更为极端。她并非如外界认为的那样，是被家人非法监禁在房间里，而是心甘情愿地自我幽闭，而且从中感觉到幸福，这种自我幽闭显然是非常病态的。她固执地将自己封闭在卧室里，全然不顾房间里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污垢、排泄物、寄生虫之类）。此外她还有裸露癖，经常赤身裸体出现在窗户前，因此家人才用链子将其窗户的护窗板拴紧。然而最主要的是，她渴望自我封闭的状态。按照她母亲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她狂热地希望自己被包裹起来、覆盖起来”，“只有当她被一床被子完全包裹起来时，她才会感到快乐”。就像儿童通常总是愿意深深地钻进被窝里一样，梅拉妮也渴望被子将自己包裹，使一切变得黑暗，与周围世界彻底隔离开来，她将这个由被窝构成的藏身处，称呼为“我亲爱的小洞穴”，在这种自我藏匿中，她感觉到的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当大家准备把她送往医院时，她说：“你们想怎么做都行，但是不要把我从我亲爱的小洞穴里带走。”

在巴尔特评论梅拉妮的故事时，我们感觉他对这位女主人公被强行带离自己的“小洞穴”甚至怀有某种同情：“满怀情感地将自己覆盖起来、藏匿起来……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梅拉妮症候’”，然而，“社会却是压制这种梅拉妮症候的。司法机构把她从她‘亲爱的小洞穴’里拉拽出来，将其安置到光天化日之下，安置到符合卫生条件和宗教要求的一张医院的床上”。

梅拉妮案例所体现的，固然是一种病态的“幽闭癖”（claustrophilie）或者“幽闭成瘾”（claustromanie），然而巴尔特却适时地提醒道，其实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幽闭癖”倾向，他承认在自己身上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比如“喜欢为自己寻找一些封闭的空间，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中的，以及与睡眠相关的”[4]。巴尔特的这段话虽然只是点到为止（这是他为自己的课程确定的原则），但是却意味深长，是他分析梅拉妮案例的点睛之笔。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他在各种著述中表达的对个人空间的珍视，就会意识到他在点到为止的背后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所谓病态与常态之间，其实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独处的需要，都有保留自我空间的需要，这本是人的天性使然，只要不走向梅拉妮那样的极端，那么这种人之天性其实是应该受到理解和尊重的。

如果从世俗领域转换到宗教领域，梅拉妮的案例仿佛是一种隐喻，非常近似于基督教早期（体制化之前）独居的隐修者。这些处于体制边缘的人同样被教会视为怪诞、偏离常规的疯子：“置身社会边缘的个体所受到的指责，就是被看作是一个疯子。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群体的，而疯子是不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隐修作为基督教里的一种疯癫行为，被法律和宗教共同体重新纳入控制范围，个体隐修者从此须从属于一个上级的管束”。[5]

比极端自我封闭稍好一些的，是“二人共处”或“配对生活”的情况。巴尔特此处所说的“配对生活”（couplage）并非特指夫妻关系，而是指广义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二人共处、共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共同生活的双方并非夫妻或亲属，而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朝夕生活在一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的姨妈莱奥妮与其女仆弗朗索瓦丝之间紧密（但不亲密）的关系。莱奥妮姨妈是个家境富裕的女性，自从丈夫去世后产生幻觉，变得神经质，动辄偏头痛，总觉得自己的大脑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她不愿出门，无所事事，整天待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床上，由上了年纪的女佣弗朗索瓦丝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她们之间首先是一种照顾与被照顾、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莱奥妮姨妈对于弗朗索瓦丝有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依赖，甚至需要后者每天陪她絮絮叨叨的聊天。她们的共处关系，非常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主仆关系，弗朗索瓦丝终生为莱奥妮姨妈当佣人，对主人怀着一种带封建意识的忠心。巴尔特注意到，日子一长，这种紧密的二人共处关系会产生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双方时常会猜忌、抱怨对方，甚至发火、吵架。更多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藏在各自的内心里。比如，神经质的莱奥妮姨妈一度怀疑自己的女佣是个窃贼。然而在无意识中，长期共处的生活已经使她们连为一体，以至于在莱奥妮姨妈去世时，弗朗索瓦丝比任何人都悲痛欲绝。巴尔特以这个例子说明，在许多二人共处的模式里，例如母女之间、亲属之间、主仆之间，实际上都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这种“蕴藏着疯狂情感”的共处关系只有当一方死亡后才会终结。这类关系由于受到某种契约的强制约束（莱奥妮姨妈和弗朗索瓦丝之间是一种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主仆契约关系），因而不是自由的共处关系，而且彼此间过于紧密，缺乏必要的距离和个人空间，这显然不是一种巴尔特所憧憬的理想模式。

[1] 安托万（Antoine Le Grand，约251-约356），亦称“埃及的安托万”，基督教独居修行方式（érémitisme）的创始人，据传享寿105岁。

[2] Roland Barthes，CVE，p.58．

[3] Ibid．

[4] Roland Barthes，CVE，p.98．

[5] Roland Barthes，CVE，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