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评价报告

第一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年度评价报告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已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成为中国现阶段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实际效果，课题组综合评价各省份[1]生态文明发展态势，发布了反映各省份总体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相对速度的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o-Civilization Progress Index，ECPI），量化分析全国及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趋势的变化，并展开国际比较，探寻其关键影响因素，发现问题与不足，进而明确中国后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与方向。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16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由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相对粗放，生态环境承载负荷过重，近几年环境问题呈集中爆发之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矛盾依然存在，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进步的获得感不强。下一步要破解制约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

1．中国整体生态文明水平全面提升

全国整体生态文明水平持续进步，各考察领域均取得积极进展。数据显示，生态保护方面有小幅回落，主要是受到部分所选取指标的数据以五年为更新周期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生态保护力度在不断增强，自然生态系统活力日益提升。环境质量触底反弹，已开始好转。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能源使用减量增效还任重道远，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能源是中国现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资源、能源消耗及其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明显改善（表1-1）。

（1）生态保护与建设稳步推进，生态基础不断夯实。

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界所有事物共同组成的统一整体，它与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一体两用”的关系，其中，生态系统是“本体”，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两种使用方式。自然资源取自生态系统，是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能源或材料，环境则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提供的栖身之境，三者之间，生态系统的地位更为基础，其健康活力状况决定着环境容量的尺度和自然资源储备厚度。随着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河湖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城市绿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全国整体生态系统保育取得明显成效，自然生态系统活力稳步增强。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国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建设力度不断增强，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均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由于森林资源清查工程量大，数据更新发布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不能及时反映最新建设成效，仅从每年造林面积、有害生物受损面积以及火灾受害面积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历年造林面积占森林面积的比例在3％左右，五年累计造林面积占森林面积比例达15.82％，森林有害生物受损面积与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断下降（图1-1，图1-2）。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有减少的趋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威胁。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西部，[2]其面积达到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81.92％，由于西部省份经济社会水平普遍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愿望迫切，而且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旺盛，导致部分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开发开采现象屡禁不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冲突加剧，对中国生态保护与建设顺利推进形成严峻挑战（图1-3，图1-4）。

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也成为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城市绿化建设则是其主要抓手之一。作为民生改善的应有之意，全国城市绿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在城镇人口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逐年上升，近五年累计增加13.14％，建成区配套绿化建设持续推进，部分城市已接近国际良好标准。由于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以致部分年度建成区绿化比例有所回落（图1-5）。

湿地生态系统在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气候调节、抗旱蓄洪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从中国仅有的两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来看，湿地总面积大幅上升，但事实上，生态效益较高的自然湿地有面积萎缩、功能减退的趋势。

总体而言，中国仍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草原退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问题突出，生态基础薄弱，下一步应尊重自然规律，以“两山”理论为指导，确立生态立国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守住生态红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育，加快国家公园建设，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生态修复进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民众获得感不强。

环境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基础物质条件，栖身之境。享有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等良好环境，也是人们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内容。为人民创造良好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目标。随着全国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完善污染防治体系，环境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明显下降；但由于历史原因，环境容量被严重透支，局部地区、部分行业环境问题高发，风险凸显，民众对环境改善的获得感不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实施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蓝天保卫战”，大气污染防控、监管能力增强，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京津冀等重点区域也明显好转，呈现向好态势，但目前的措施更多地以预防为主，从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角度着手，对重污染天气形成原因及过程缺乏深入研究，而重污染极端天气出现后，也只能继续增加临时性污染物排放调控措施，其他有效应对化解办法不多，未建立起系统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目前，全国平均好于二级天气天数占全年比例不足七成，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仅有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24.9％，部分大城市环境空气污染仍是发展之殇、民生之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积极作为，掌握空气质量改善的主动权。

水体环境方面，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水质优良比例上升，全国Ⅰ～Ⅲ类水质河长比例超过70％，黑臭水体整治全面启动，劣Ⅴ类水质比例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图1-6）。重要湖泊、水库水质基本稳定。但地下水水质仍在持续恶化，较好等级以上水质监测点比例不足40％。近岸海域污染有加重趋势，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增加7.15％（图1-7）。

农业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难度较大，成为中国环境污染防治与改善的薄弱环节。由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随着近年来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体系逐步建立，污染加剧态势有所缓解，农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连续增加后开始下降，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连续三年走低，但单位播种面积化肥、农药施用量仍远高于国际公认安全上限，尤其化肥施用总量还在持续攀升，只是2016年趋势放缓（图1-8）。坚持推进“厕所革命”，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连年上升，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图1-9）。

城市人口密度较大，环境问题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城市环境污染防治相对领先于农村地区，呈现向好发展态势。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在不断提高，但其资源化利用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图1-10）。

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短时期内呈集中爆发之势，城市空气污染、建成区黑臭水体、土壤环境污染、地下水质恶化、农村面源污染等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制约。全国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取得积极成效，但与民众对优美环境的期待仍有距离。应加快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监测、预防体系，严守环境容量上限，控制污染物排放，削减污染增量；同时，转变被动等待有利自然条件的惯性思维，主动作为，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加强区域联合统筹，协同推进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治理与恢复。

（3）资源利用减量增效有瓶颈，资源节约推进任务艰巨。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能源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也是现阶段的重要抓手。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与环境改善和生态保护状况休戚相关，合理开发、节约利用资源，有利于控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索取，确保资源可持续供给，而且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中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能，推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循环使用，提高利用效率，取得有效进展，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大幅度下降，但资源、能源消耗总量还在攀升，经济社会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较大。

00中国提出“两型社会”建设以来，大力推进资源、能源节约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取得显著进步，近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和用水量不断下降（图1-11），但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能源消费总量还未达到峰值，用水总量下降趋势尚不明确（图1-12），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资源、能源需求，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长期处于超负荷承载，也对后续缓解资源、能源消耗后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的有害影响效应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程度不高，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仅60％左右，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比例不足80％（图1-13）。线性的资源利用模式，使得大量资源需求长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供给，加剧了资源开发强度，生态系统必将不堪重负。如，中国水资源开发强度较高，常年用水总量占水资源总量比例在20％左右，部分缺水地区已远超出40％的合适水平。而且，未经循环使用的废弃物直接转变成污染源，也加重了资源、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效应。

当务之急，中国需尽快转变以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据各区域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合理规划国土空间开发布局，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科技创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节约利用资源、能源，加强资源的综合循环使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培育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健康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4）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排放减害任重道远。

排放减害，缓解资源、能源消耗后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效应，是打造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式仍相对粗放，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偏重，资源、能源消耗量高位运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较高（图1-14），资源、能源利用模式不尽合理，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导致生态环境高负荷承载，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效应突出。

随着中国环境治理能力提升，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图1-15），对水体环境的影响效应不断改善，地表水体质量呈改善趋势。应进一步优化水体污染物排放效应，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水体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全国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逐年降低。烟（粉）尘排放总量在经历了大幅增长后，尚未回归到2012年的排放水平（图1-16），此外，还有尚未纳入统计范围的挥发性有机物，因此，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效应较强，尤其在部分大城市，在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下，雾霾等极端天气一触即发，成为民众反映强烈、制约民生改善的突出环境问题。

固体废物处置不当，将成为潜在的土壤与水体环境污染源，生态环境影响效应恶劣。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上升，生活垃圾清运量也在急剧增长（图1-17），且对它们的资源化利用水平较低，堆存与倾倒都将隐患重重，对中国固体废物处理能力形成极大考验。

中国应以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合理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强科技、制度创新，升级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水平，严格落实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产生及排放，同时完善污染防治体系，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治理能力提升两方面入手，改善资源、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崛起。

2．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各有差异

中国整体生态文明建设态势向好，但各省份进展情况尚不均衡，大部分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速度波动起伏，个别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资源、能源消耗量增加，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生态文明水平有下滑的风险。

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是对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速度的综合性评价结果，由于采用相对评价的算法，结果只反映各省份2016年度生态文明总体发展速度的相对快慢，各省域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都均衡发展，发展速度全面领先，ECPI得分才能排名前列。根据完善后的评价方法及最新数据，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区（未包含港澳台，下同）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 2016）（表1-2）。

五省份组成第一等级，引领生态文明发展排行榜。2016年度排名第一等级的五个省份，仅河北在2015年度排名居第一等级，其他四个省份，分别来自2015年度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等级。湖北、湖南、安徽资源、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效应好转，环境质量改善，分别由2015年度排名第二、第三等级，跻身生态文明高速发展阵营。河北生态文明建设触底反弹，持续发力，继续保持了高速发展态势。河北与新疆主要得益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资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缓解，环境质量已开始向好。

ECPI 2016排名第二、第三等级的省份，区域性集中分布特征明显。排名第二等级的省份主要包括两片区域，分别是地处中北部的内蒙古、宁夏、山西、山东、天津、河南六省区，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东南四省区与西南四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组成的八省片区。第三等级的八个省份，包括位于西北的陕西、甘肃二省，东南的上海、江苏，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以及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区域协同推进的战略。

生态文明基础较好的海南、江西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青海、西藏，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相对落后。这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迫切，资源、能源消耗量有继续增长的潜在动能，海南、青海、西藏资源开发强度上升，对生态环境压力加大，资源利用减量增效迫在眉睫。江西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被大量调出，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风险。

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起伏波动，发展指数得分年度间排名变化较大（表1-3）。

二、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类型变化

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是对各省份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速度相对快慢的综合反映，有利于对总体发展态势的把握。课题组根据各省份年度间具体指标的原始数据的变化，计算出绝对发展速度，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在各领域的实际成效（表1-4），但其易受到个别领域大幅变化的影响。

2016年度，西藏和海南生态文明水平有所下滑，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资源、能源开发强度上升，且资源、能源消耗后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导致了生态环境压力增加。

课题组根据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和生态文明水平（GECI 2016）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划分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类型。以生态文明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平均值为“基准线”，兼顾到处于中游的省份分布较为集中、差别小的现实情况，在“基准线”的上下左右两侧各自浮动0.2倍标准差距离，其中区域为缓冲区，区域内的省份发展类型为中间型。其余省份，依据它们的生态文明水平和发展速度所处的位置，分别高于（或低于）平均值0.2倍标准差，划分领跑型、追赶型、前滞型、后滞型四种类型。各省份近三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类型，见表1-5。

类型变化显示，2015年度中间型省份重庆经过长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跻身为领跑型，福建、湖南生态文明水平相对领先，发展加速也成为领跑型省份。追赶型的省份，内蒙古、山西、河北类型没有发生变化，新疆、山东、河南、宁夏与安徽、湖北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提速，分别从后滞型、中间型转变为追赶型省份。前滞型省份，海南和江西发展类型保持稳定，浙江生态文明基础进一步夯实，西藏、青海生态文明基础较好，发展速度放缓，由中间型转变为前滞型，四川生态文明建设一度领跑，速度回落后，也进入前滞型。后滞型省份中，天津生态文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回落，近三年内两度成为后滞型省份，辽宁、江苏生态文明基础一般，发展速度不高，也成为后滞型。中间型省份相对较多，其中贵州、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类型未变，广东、广西和北京生态文明建设优势缩小，发展速度有所回升，由前滞型转变为中间型，上海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回调，由追赶型进入中间型。

三、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速度企稳回升

对近年全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变化情况的分析，检验其是在加速、匀速还是减速发展，有利于探寻生态文明发展态势，进而发现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显示，2016年度全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恢复加速势头，扭转前两年生态文明减速发展的局面（表1-6）。

具体在各考察领域，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城乡绿化建设未能及时配套跟进，生态保护发展速度下降。资源利用效率加速提升，但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仍有较大改进空间。资源、能源消耗后产生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加速改善，但由于生态环境长期超负荷承载，要实现环境质量彻底改善的目标，还需前赴后继、持续发力。

ECPI进步率与各二级指标的相关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资源节约、环境改善、排放减害、生态保护。环境改善和排放减害进步率与ECPI进步率的相关性由前两年的显著相关转变为相关性不显著。与此同时，资源节约进步率与ECPI进步率近三年的相关性为显著相关、不显著相关、高度相关。ECPI进步率与三级指标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仅资源节约二级指标下的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提高率与之高度相关，其余相关性均不显著。因此通过控制资源节约二级指标下的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提高率做了指标间的偏相关分析（表1-7）。

四、与OECD国家比较，中国生态文明水平落后，发展速度上游

中国与OECD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比较，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基于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位居三十五个国家的最后一位，整体得分为35.08，与三十四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8.86）有超过10分的差距，生态文明水平不容乐观（表1-8）。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速度方面，中国相对领先，位居第七位，整体得分为52.89，超过三十五个国家的平均水平（50.54），处于第二等级，整体位于中等偏上位置（表1-9）。

具体从四个考察领域来看，中国在生态保护上稳步前进，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方面的发展速度最为突出，而排放优化速度仍然落后，存在隐忧，不容盲目乐观。

未来，中国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不断缩小，但由于排放效应改善掉队，生态、环境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要实现国内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尽快转变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方式，加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优化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已迫在眉睫。

五、ECPI评价体系及算法完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予以推进，各类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如何，有待于进一步评价检验。

（一）ECPI评价体系

1．生态文明发展评价设计思路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但也遭遇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挑战，这已逐步升级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首先，究其根源，人类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尽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有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引发这一系列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所谓“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满足生存发展之需，并将资源消耗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人口规模扩张，部分地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超出其持续供给能力，形成的污染物排放不断加重生态环境承载负荷，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日渐突出。

其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尽合理，是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投入驱动，为维系经济的繁荣，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节节攀升，同时资源、能源利用方式相对粗放，综合循环使用水平不高，利用效率较低，资源消耗产生的废弃物未能物尽其用，直接转变成了环境污染物，导致自然资源开发强度与污染物排放强度都在高位运行，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又较为薄弱，自然生态系统必然不堪重负。

此外，制度、观念层面存在的局限性，对于生态危机的发生也难辞其咎。现行的制度体系及主流社会价值观，无不残存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印记，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二元分割、对立，人类自我标榜为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供人类改造利用的工具与对象，支撑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因此，人类能够为自然界立法，出于自身的目的可以肆意地支配自然，自然规律须屈从于社会规律甚至经济规律。尤其，私有制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经济增长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唯一目标，各个利益集团都在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遗余力，团体或个人局部的短期利益超越了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这种观念、制度的原罪，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对立，助长了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良好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健康的生态系统作为公共产品，却无人问津，沦为公地的悲剧。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的文明。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其目标是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实现生态系统健康、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可永续利用。此处环境、资源均特指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依存，荣损与共。

生态系统是各种生命支撑系统，各种生物之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形成的统一整体，人类社会及其活动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生态系统中，直接支撑人类作为生物体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等。资源则是取之于生态系统，支撑人类生产、生活的能源和材料，其种类和数量都受制于人类所掌握并能加以利用的技术条件。

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具有“一体两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为“体”，是包括了自然界所有事物的全体、自然本体。环境和资源则是人类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对生态系统的两种用途，环境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存之境，资源是人类通过科技手段对生态系统加以利用，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要素。其中，生态系统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了生态系统的支撑，环境和资源都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领域问题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应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增强生态系统活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能源，优化资源、能源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环境质量，尽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当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还需涉及观念、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不断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完善制度设计，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任务见图1-18。）

2．ECPI框架体系设计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评价，应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观念树立两项保障性任务不易量化，且最终效果能反映到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上来，因此，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实现生态系统健康、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可永续利用为导向，从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和排放减害四个方面，根据权威数据可得性，选取具体指标，构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表1-10，具体指标解释及指标数据来源详见附录一），检验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

（1）生态保护与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

生态保护二级指标，沿袭对森林生态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生态绿化和湿地生态保护四个方面的考察。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其生态效益不可低估。鉴于目前湿地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尖锐，存在功能减退、面积萎缩等问题的现状，尽管由于其调查统计困难，数据获得时效性相对较差，但为突显它的重要性，仍纳入了评价范围。

（2）环境质量根本改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目标。

环境改善二级指标，继续评价分析大气、水体、土地环境质量的变化态势。具体三级指标选取与2015年度基本保持稳定，但空气质量改善指标使用数据全面性提高。随着全国环境监测体系不断健全，按照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监测发布数据的城市范围，已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扩大为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各省份空气质量数据，采用了当地下辖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的平均值，相对更客观、准确。

（3）资源节约合理使用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资源节约二级指标，在考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进减量增效情况的同时，开始将当地资源承载能力引入分析。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消耗降低率升级为水资源开发强度优化，反映水资源消耗与实际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使用。

（4）排放减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由于缺少国家权威发布、时效性较强的土地环境质量数据，排放减害二级指标，暂时只评价水体污染物排放对水体环境的影响效应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效应走势。

此外，还有部分生态文明建设需重点关注的领域，由于缺乏权威数据支撑，未能一并纳入评价、分析。如，反映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状况的指标依然空缺，雾霾元凶之一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尚没有列入国家总量减排的控制范围，监测体系亟待完善，土地环境质量也缺少及时动态的数据发布。2016年度，空气质量改善采用环保重点城市数据，全面性较以往提升，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范围离实现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全覆盖还有不小差距。这些情况都可能对最终评价、分析结果准确性产生影响。待相关权威数据完善后，再调整优化评价体系，使之更为科学、合理。

3．ECPI评价及分析方法

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一时难以量化，生态文明发展评价采用了相对评价的算法，依据各省份每项具体指标数据的高低排序，经Z分数方式处理，加权求和，转换为T分数，计算出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指数。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得分排名靠前的省份，只表明其各方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领先，并不能反映其实际生态文明水平的优劣。为更全面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检验取得成效，探寻发展态势，发现推动生态文明进步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评价结果基础上，还进一步展开了等级分析、发展速度分析、进步率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

（二）相对评价算法

ECPI 2016得分采用统一的Z分数（标准分数）方式，将各三级指标原始数据转换为Z分数，并根据各指标权重分配，加权求和，计算出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Z分数，最后将Z分数转换为T分数，反映各省份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状况。

1．数据标准化

通过统一的Z分数（标准分数）处理方式，对三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以避免数据过度离散可能产生的误差。

具体依据各三级指标原始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距离平均值3倍标准差以上的数据视为可疑数据，予以剔除。确保剩下的数据在3倍标准差以内（-3＜σ＜3，分布在平均值上下3倍标准差以内的数据占整体数据的99.73％）。

2．特殊值处理

国家权威部门统一发布的数据中，个别省份部分年度存在数据缺失情况，ECPI评价中的处理办法是赋予其平均Z分数。如，2015—2016年数据，上海的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提高率指标，西藏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提高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提高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提高率等指标数据缺失，对应指标的Z分数直接赋予3.5分。

个别省份的部分指标原始数据，出现极大或极小的情况，与其他省份都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以致整个指标数据序列的离散度较大，由此计算出的标准差和平均值都可能有失偏颇。评价中为真实表现数据分布特性，平衡数据整体，在标准化时直接剔除这种极端值，将该指标大于平均值3倍标准差的省份直接赋予6分，低于平均值3倍标准差以下的省份直接赋予1分。

3．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

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经课题组反复讨论，ECPI二级指标权重分配确定为，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资源节约、排放优化权重均等，各占25％。

三级指标权重确定，利用了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选取50余位生态文明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发放加权专家咨询表，请专家独立判断各三级指标重要性，并分别赋予5、4、3、2、1的权重分，最后由课题组统计整理得出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分与权重。2016年度各级指标权重分配见表1-11。

4．计算二级指标、一级指标Z分数

根据三级指标Z分数及相应权重，加权求和，即可计算出对应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Z分数。

5．计算ECPI及二级指标发展指数得分

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Z分数转换为T分数：

T=10×Z+50

T分数即为相应二级指标发展指数与ECPI得分。Z分数转换T分数的处理，可以消除负数，放大各省得分的差异，便于本研究后续的分析和理解。

（三）分析方法

为克服相对评价算法的不足，在评价结果基础之上，结合2013、2014、2015年度各三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了等级分析、发展速度分析、进步率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

1．等级分析

部分省份间ECPI或二级指标发展指数得分差距甚微，但排名却又分出高下。为缓和省份间差异，根据各省份ECPI或二级指标发展指数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可将它们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得分超过平均值以上1倍标准差的省份为第一等级；得分低于平均值1倍标准差以下的省份列第四等级；另外，得分高于平均值，但不足1倍标准差的省份居第二等级；最后，其余得分低于平均值，且相差未超过1倍标准差的省份，排在第三等级。

2．发展速度分析

ECPI是相对评价的结果，其得分反映各省整体发展速度的相对快慢，并未体现出实际发展水平究竟是进步还是下滑。而三级指标原始数据本身为变化率，反映年度间变化情况。根据三级指标原始数据，直接按照对应指标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二级指标和总体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能够更确切地反映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情况。发展速度为正值，表明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进步，反之则有退步。

3．进步率分析

通过对2015和2016年度各地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变化情况的分析，检验其发展是在加速、匀速还是减速，有利于探寻生态文明发展态势，进而发现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驱动因素。

三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的计算方法，直接由后一年度发展速度减去前一年度发展速度。二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则由对应各三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加权求和得出。最终，二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加权求和，可算出整体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进步率。

计算结果，进步率为正值，表明生态文明在加速发展；进步率为负值，则表示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回落。

4．相关性分析

ECPI 2016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的结果，评价体系的指标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为探寻影响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明确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难点，课题组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相关，选择可信度较高的双尾（又称为双侧检验：Two-tailed）检验方法，利用SPSS软件对各级指标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5．聚类分析

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的类型分析，综合考虑了其发展速度与生态文明水平（GECI 2016）[4]两个维度的情况。其中，特征明显的省份，分为领跑型、追赶型、前滞型、后滞型四种类型，其余省份为中间型。

基于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和GECI 2016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划分发展类型。以生态文明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平均值为“基准线”，兼顾处于中游的省份分布较为集中、差别小的现实情况，在“基准线”的上下左右两侧各自浮动0.2倍标准差距离，其中区域为缓冲区，区域内的省份发展类型为中间型。其余省份，依据它们的生态文明水平和发展速度所处的位置，分别高于（或低于）平均值0.2倍标准差，划分领跑型、追赶型、前滞型、后滞型四种类型。

[1] 由于数据所限，本书所分析的各省份数据均为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

[2] 西部省份特指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范围所涉及的省级行政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3] 具体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见附录一所示。

[4] 2016年各省绿色生态文明指数（GECI 2016）数据来源：严耕等著．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