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勤奋学习
童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的贫寒，阳虎之流的奚落，这些都没有改变孔子的意志，反而增强了他的信心和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勤奋学习，锻炼自己，以至于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地，终于赢得了尊敬。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3]。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十五岁是学习的年龄；就孔子而言，只会提前，不会推后。这里所谓“学”，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而且不止于此，还要进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经典（亦称“六艺”即“六经”）的学习，即后来所说的“大学”。春秋时期，王朝的官学已经崩溃，“学”已经下移到民间，学不在“官”而在“野”。孔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经典的。当然，孔子的学习范围是很广的，所谓“多能鄙事”，其中就包括很多实际知识的学习。后来他在同学生樊迟的对话中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是真的。种地、种菜这一类的劳动，不是“士”所能干的；但是，行礼、奏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则是必须学的。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学习古代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不仅是一般的学，而且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经典学习了。
大约十九岁前后，孔子娶宋国的亓官氏为妻。婚后一年，生一子，取名鲤，字伯鱼。据说，孔子当时已很有名望，生子后，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这是很高的荣誉，取名为鲤，即由此而来。孔子是讲家庭亲情的，但是在后来的生活、学习中，对待儿子和其他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人怀疑孔子是否对儿子有特殊照顾，去问孔鲤，孔鲤回答说，父亲见了我，只问学诗了没有？“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了没有？“不学礼，无以立”。其他再没有别的了。此人一听，便打消了所有怀疑。孔子既要学习，又要维持生活，因为父母去世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了。母亲在世时，他帮助母亲干活；母亲去世后，他要独立生活。这段时间可能是孔子最困难的时期。但由于他父亲曾经立过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14]，而孔子本人又很能干，大约在二十岁以前，他便在主持鲁国朝政的季氏手下当了差事，先后当过委吏，即管仓库的小吏，以及乘田，即管理牛羊的小吏。但是，孔子无论干什么，都干得很好。当委吏时，“会计当而已矣”，即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一丝不差；当乘田时，“牛羊茁壮而已矣”[15]，即牛羊长得肥壮，不断蕃息。做好每一件小事，这是孔子的为人之道。
还有一种生活来源，就是行“相礼”，即人家举行祭祀时当司仪。这就是所谓“儒”。孔子由于博学多能，已成为一位最著名的儒者，并由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他对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就是以君子人格为儒者的标准了。
由于孔子很早出名，受到世人的重视，已经有人向他学习了。据《史记》记载，孔子十七岁时，鲁国的大夫孟釐子在病危时，告诫他的儿子孟懿子说：“孔丘，圣人之后（指商汤）……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16]。孔子固然是商汤的后代，但孟釐子主要还是根据孔子“少年好礼”的实际表现才断定他是未来的“达者”，因而告诫儿子去学习。后来，南宫敬叔向鲁君建议，派他跟随孔子“适周”，即到周天子都城洛邑去学习周礼。鲁君派了一乘车，两匹马，一个童仆，“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17]。孔子究竟何年“适周”没有固定的说法；是否见过老子，或“问礼于老聃”[18]，也有争论。但“适周”一事，确有其事，“学礼”“观礼”“问礼”也是事实。见老子的事，司马迁虽不是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的，但也很有可能。近人往往强调孔子与老子“道不同”，因而怀疑孔子见老子。其实，二人的学说是“同根”的。何况，孔子是无所不学的。看来，这次“问礼”非常重要，大概是在“三十而立”之后，孔子已经成为一名很有名望的教师。据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19]。就是说，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弟子了，回来之后，弟子更多了。
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孔子虽然“适周问礼”，但礼并不在周，因为周王朝已经“礼崩乐坏”了。孔子之所以“适周”，或许是实地调查研究，访问遗老，收集经典，了解周礼的演变。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国（鲁国东南的附庸国）的郯子朝见鲁公，在鲁公的宴会上，鲁大夫昭子向郯子询问少昊氏以鸟名官的事。郯子说，这是我祖先的事，我知道，并作了具体回答。孔子听说后，立刻拜见郯子，请教学习。后来告诉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20]这一方面说明，孔子之“好学”，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去学，正所谓“学无常师”，即不是固定向哪一个人学习。卫国的公孙朝曾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21]子贡的回答很能说明孔子学习的实际情况，即处处有师而又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2]可说是孔子学习经验的自我写照。另一方面说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是孔子学习的时代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学在四夷”为孔子的学习创造了客观条件，从向郯子“学礼”就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已经具备了极其丰富的礼乐文化知识，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一切机会，继续学习，以求融会贯通。这里举一个学琴的故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向师襄子（鲁乐官）学鼓琴，十日不进。师襄子说：“可以益矣。”即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即未能领会其技艺。过后，师襄子又说：“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说：“丘未得其志也。”即未能领会其精神志趣。过后，师襄子又说：“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说：“丘未得其为人也。”即还未能体会其何人所作。过后，忽然抬头远望，深有所思地说：“丘得其为人……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从学琴中体会出这琴曲除了文王无人能作，而师襄子从老师那里知道这确实是《文王操》。这说明，孔子不仅学鼓琴，而且连琴曲的作者及其人格风范都能体会出来，这就决不是一般的学习技巧了。此事虽有些夸张，但确实能反映出孔子学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