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史在公众领域的实践古已有之，而作为一门学科，公众史学正在兴起。进入21世纪，随着媒体的更新，历史解读、传播与书写方式发生着变化。历史受众的多元态势导致历史的“生产”与“消费”双方开始失衡，而历史学家在公众领域的作用、角色与影响也随之改变。不过，历史的公众性并没有向其复杂性妥协，也没有改变我们对历史认识与感知的种种诉求。历史的“公众转向”标志着另一种史学研究的可能，成为开创新形态历史研究的契机。公众史学研究既要上升到学科高度，学理清晰、构架完整、自成体系，又要突破专门之学的种种弊端，鼓励创新，敢于纠错，侧重具体。

进行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其实都是一次旅行，本书便是这次旅行中一些思索的片段与反思。自2013年至2018年，我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公众史学，试图回答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公众史学？谁是公众史学家？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哪些研究方法？这5年间，公众史学已发展成为一场运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西（Michael Frisch）在2017年意大利公众史学协会成立时说：“公众史学，无论是公众自觉的、还是体制化的史学实践，都已发展成为一场国际运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而我对公众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有些观点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改变，有些概念随着实践被赋予新的意义，有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论断被推翻，老问题有了新的视角，而新问题也不断涌现。对于一个新兴领域而言，某种不确定性也许是健康的，开放、质疑与对话的精神终究是宝贵的。这五年间，我与来自各国的公众史学家深入交流，亲自走访一些国家高校的公众史学项目，实地考察公众史学实践在不同文化中的成果、问题与挑战。这大大拓展了我在美国接受的公众史学训练。

本书主要介绍公众史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历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公众史学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而主要的研究依然集中在英语国家。第一章对现代公众史学的起源、发展、学术史进行梳理和述评，并简要介绍了公众史学研究的前沿与动态。第二、三、四、五章结集了我自2013年至2018年间发表的关于公众史学的文章。看似不太规整的章节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我试图在历史的生产、认知、表征、传播、保存与保护的动态关联中厘清其内在逻辑，启发读者的研究思路。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城市规划学背景，尤其是空间的视角、田野考察的技能、城市景观形态的分析等，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公众史学的认识，也影响了我对重点问题的筛选与论述。第六章是关于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的初步探索。每一章都附有较为详细甚至有些烦琐的引证，希望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索引。“推荐阅读文献”中的书目为更深入的思考、更细微的研究提供了指南。

本书旨在为有兴趣从事或者了解公众史学研究的读者提供入门指导，也为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无论是研究史的梳理，还是重点问题的分析，读者会注意到我没有引入任何复杂抽象、艰深晦涩的“理论”。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是具体问题的深入思索，是对公众史学实践及其特定的语境的立面剖析，是关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的活态联系。这也许是理论建构的另一种模式：不是抽象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而是微观的、具体的、适用于特定文化语境的规律。这样的理论具有现实性与相关性，且能跨越时空。公众史学研究的核心虽明确，但边界十分模糊，且不断演绎。因此，公众史学的书写将不断推进历史叙述的边界和维度，在看似破碎、断裂的现象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连续，而这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操练，亦不应该为任何学院人所垄断。

一个学科的建设总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的思索与对话。2013年元月，与王希教授在美国第一次通话，谈及公众史学、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公共空间的扩展、学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学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很多时候，研究领域的突破与创新往往就在学者一念之间，我决定回到中国，开始建设和发展公众史学，而王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一直伴随着我。还要特别感谢陈新教授，自2013年在重庆的“全国公共历史研讨会”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组织了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苏州）、第二届全国公众历史会议（杭州）和首届中国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上海），一起探索如何通过本地实践深入公众史学的研究，也一起面临学科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挑战与挫折。感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对我发展公众史学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于留振、陈晔、钱锋、张瑾、敖依昌、郭畑、周胤、张华、慕容浩、董涛等史学中心的同事为第二届中国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感谢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尤其是梁敬明、沈坚、吕一民、张扬、乐启良、吴铮强、杜正贞等同事，积极支持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也为我完成本书提供了部分经费资助与宽容的写作空间。感谢来自全国公众史学会议和高校师资培训的各位同仁在思想和学术上的砥砺与帮助。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校长在我刚回到中国时便邀请我参与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系列的写作，感谢陈校长的信任和鼓励。

在美国，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印第安纳-普渡大学（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等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地帮助，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历史学系为我查阅关于美国公众史学的原始档案提供了“国际学者”的访学机会。此外，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公众史学中心（Australian Center for Publ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与数字叙事中心”(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cordia University, Canada)、国际公众史学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周刊》（Public History Weekly）也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五年来，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时空频繁变换，亦不断挑战我关于公众史学的研究和思索。本书是在这段旅途中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仁和朋友们的对话中完成的。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虽然这些年他们的身体渐渐不如意，但总是竭尽全力支持我，默默地关心我，我的父亲最终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但他的坚毅和执着深深地影响了我，他的鼓励和期许从未曾离开；感谢王亮，我的挚爱、朋友和最亲的人；感谢Annabel Chuanyu Wang和 Alexander Chuanyi Wang，我的梦想、期待和远方——你们让我在漫长的研究之旅中不再孤单，你们让这一切的创见和坚持变得更有意义。本书献给先父李仲箎，献给我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

李娜
2018年5月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1] 迈克尔·弗里西：《共享权威：公众史学不是单行道》，2017年6月，意大利拉文纳（Revenna, It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