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时代巨变——现代化与都市化

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和传播，首先要关注欧美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价值观变化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根本机制，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研究过去一百年来的方法和理论的生成与演变。

欧美的都市化现象与人文后遗症

第一，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和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密不可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00年前后，它主要给人类社会带来机器生产方式，如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交通运输方式，纺织业在机器发明时代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也影响了文学的生成机制。而1900年前后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发生在电气领域，它同样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学思维方式，尤其是电报、电话、电灯、有轨电车、电动机等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不仅改变了大都市居民的生活，同时也是欧洲大都市出现的根本性原因。

“世纪末”时期的电气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大都市生活，人处在一种急剧的变化之中。“变化”和“速度”成为那个时代的关键词。电报、电话、电车改变了城市交通和通讯，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被技术颠覆。大城市里所有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快。简而言之，“速度”成为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特征。同时，“快速”也是大都市给现代人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这种经验也反映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之中，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大，传统的书信和面对面交往模式在电话、电报交际时空中变得微不足道，人类的时空概念与客观世界的时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20世纪初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人类对距离的感知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距离萎缩成了以分秒计算的碎片，人类对时间和距离的感知度也大大地萎缩了。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时空的消失”^[1]。同时，世纪末形成的现代城市也与乡村大不相同，城市形成了自身的时间节奏，它成为城市居民的全新感知经验。电气化让城市的季节感荡然无存，拱廊街给城市创造了许多顶棚式的空间和街道，给人遮风避阳，城市成了人造的天堂。

第二，欧洲的都市化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众”现象。柏林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仅80万人口，1900年达到250万，1920年达到400万；20世纪初，大伦敦区域内人口达到660万；巴黎1881年人口达到220万，1920年人口接近300万；20世纪初，维也纳成为世界六大城市之一，人口达到200万，仅次于伦敦、纽约和巴黎。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纽约的人口在1890年超过150万，1900年达到了350万，1920年纽约人口超过伦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到了20世纪30年代，纽约城市圈的人口超过100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市。

欧洲和美国的重要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初都发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每天都聚集无数民众，“大众”现象成为日常城市景象。同时，人口的地理性聚居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业大城市形成了产业工人这一社会阶层，他们特殊的无产者地位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换时期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社会问题。然而，不仅仅只是工人阶级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发生在大都市其他社会阶层身上。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质疑，原有的价值观变得过时，或已不再适应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城市化和都市化不仅仅只是现代化的结果，而且是自身的现代化诉求，在不断升温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像冰块一样，悄然地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

欧洲主要国家的都市化进程展开较早的是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德国则相对晚一些。1910年到1914年，美国生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德国为1412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21％；英国为94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4％。钢产量美国达到2757万吨，占全球40.9％；德国为1474万吨，占全球22.7％；英国为703万吨，占全球10.8％。煤炭产量美国为4.74亿吨，占全球38.5％；英国为2.7亿吨，占全球22.2％；德国为2.47亿吨，占全球20％。^[2]可见，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德国逐渐超过英国，英国则逐渐让出了其工业霸主地位，其海上霸权也受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就德意志来说，略显迟缓的都市化进程主要出自政治原因。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之前，德意志大地上小邦林立，德国无法像英格兰和法兰西一样，在19世纪末就形成了大伦敦和大巴黎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直到德意志帝国形成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柏林才开始上升为国际大都市。欧洲大都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口急速聚集。

欧洲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工业化水平在19世纪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提升，但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对欧洲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普法战争之后，欧洲经济和工业才发生了明显的变革和发展。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加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普法战争胜利后，法国支付给德国的战争赔款，这使得德意志帝国在最初的几年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柏林在1900年前后超越了伦敦、巴黎。而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逐步下降，开始落后于柏林。柏林的主要工业支柱已经发展为纺织业、金属加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电力工业。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西部大开发与工业革命的加速，西部国有土地政策放松。西部加强移民宣传，招徕欧洲移民。186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移民法规，鼓励外国人移民美国。欧洲在19世纪末经济萧条时期有大量底层贫困阶层移民美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向美国移民的国家与地区。欧洲移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工业技术，而且还带去了欧洲文明，他们移民美国西部，为美国带去了先进的管理，先进的农耕技术，提高了机械化程度，选用了优良的农业品种，加上美国的土地气候条件，这使美国很快成为世界先进农业大国。西部开发大大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1860年至1914年，美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遍及各个领域，1890年纽约、费城、芝加哥三大百万人口大城市已经形成。冶铁技术和电力应用对城市化的影响巨大。1889年前后，美国钢产量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形成了钢铁时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采掘业、燃料工业、加工运输业的大发展。由于电力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是最早使用电力的国家，19世纪70—80年代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等都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1880年美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9％，到1910年降低到了32.5％，农业人口的减少正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第三，大都市景象除了聚集了大工业生产之外，新兴的电力工业和机动交通运输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移动方式，移动节奏不断加快，迁徙与移民成为常态。欧美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工具迅速地从马车转变成公共汽车和有轨无轨电车。人像潮水般涌入公共交通系统。大城市中不仅出现了火车、电车等交通系统，而且还出现了大型的水面交通工具，如大渡轮、大海轮等，这使得大规模的远洋移民和洲际交通成为现实。此外，除了老牌海洋帝国如英国、西班牙之外，欧洲城市汉堡、阿姆斯特丹等均出现了大型的轮船码头，与美国城市相连接，掀起了新一轮移民美国热潮。

19世纪初，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集群如大伦敦区，法国也形成了大巴黎区域，德国也开始出现所谓的城市集群，如鲁尔工业区等，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这些大都市和城市集群，比如柏林在1907年前后本地人只占总人口的40％。大量的移民涌入改变了城市的居住格局和方式，同时这也进一步加快了大都市的扩张，每公顷建筑面积上人口达到719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口流动已经不再是一种主观的感知结果，而可以用数据佐证。如1900年从柏林到法兰克福的邮政马车需要69个小时，而用铁道交通则需要9个小时。各个城市都建造了火车站，法兰克福火车站于1880年建造完毕，斯图加特火车站于1914年建成，这些火车站一般都建造在城市的中央，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性建筑。

在美国，1908年福特公司建成第一条小轿车生产流水线，这种以流水线方式形成的制造业开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史称“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尽管轿车生产实现了流水线作业，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私人轿车仍然是非常昂贵的商品，一般人还无法问津。在柏林，1886年开始出现有轨电车，1902年马车彻底消失，1905年出现汽车，除了公共交通之外，柏林的个性化交通也开始发展，1886年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在曼海姆发明了汽油燃烧发动机，同年高特立伯·戴姆勒也发明了汽油燃烧发动机。对于一般市民来说，比较经济和方便的个性化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自行车虽然在1867年就已经问世，但是充气式轮胎1888年才出现，自此，自行车才在欧洲广大民众中间得以逐渐普及，特别对于妇女来说，自行车是那个时期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成为20世纪初欧洲最普及的个性化交通工具。

第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也同样促进社会生活的巨变。仅在1895年到1900年间，欧洲的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了30％。在欧洲的各大城市中，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城市还为商品的展示和广告提供了平台。商品的可展示性对商品消费社会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以后，欧美国家的各大城市商店里，商品陈列和展示越来越普遍，广告、霓虹灯、商品橱窗成为商场的重要功能。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店（Galeries Lafayette）于1893年开业，柏林的西方百货大楼卡德维（KaDeWe）也于1905年问世，零售业的集团化和规模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初的欧洲城市的面貌。这种全新的商品展示和促销形式不仅给消费方式和城市建筑形式带来了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大众物欲的形成，并引导大众改变了对商品的观念。同时，大众的购物行为不再遵循传统的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原则，商品自身的品味成为一种新的购物原则，购物和消费与消费者的社会和个人身份相关联，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购物和消费不仅仅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而且与性别、年龄、先锋性、时尚、传统、经典等品味价值结合在一起。商品的使用价值开始朝商品的膜拜价值发展。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将这种现象称为“商品橱窗质量的提升”^[3]。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展示和被膜拜。伦敦1851年、1861年，巴黎1867年、1889年、1900年，维也纳1873年都召开了大型的世界商品博览会，举办城市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城市建设、豪华建筑物来为商品推广和宣传服务。瓦尔特·本雅明则将大众趋之若鹜的参观世界博览会现象称为“商品膜拜殿堂的朝圣之旅”^[4]。

第五，现代化和都市化给欧美城市居民以及他们的文学艺术带来极大的挑战。20世纪初欧洲的工业电气化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景观，形成了现代商品社会的基本面目。然而这一切不仅是大众所经历的历史，也是被书写的历史。大都市问题引起了讨论、分析、反思与描述，比如反映在报纸的文艺副刊、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上。汉斯·奥斯瓦尔特（Hans Ostwald）在1904—1908年间主编了50卷《大城市文献》（Die Groβstadt-Dokumente），这部文献从积极肯定的视角，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和城市发展的成就，同时它也反映了都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弊病，对现代化现象作出了最初的反思。四十余位学者，其中包括作家、记者，在各个领域如建筑、文化娱乐、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对柏林和维也纳的现代化问题作出了反思。

巴黎则是19世纪以来欧洲现代化的先驱城市，本雅明甚至称巴黎为“19世纪的首都”^[5]。但是到了20世纪初，法国综合实力被美国、德国超越，巴黎的现代化规模也被纽约、柏林反超，柏林成为欧洲“科学技术和文明进步的模范城市”^[6]。同样，这一现象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大城市问题不仅仅只表现在都市圈子里，也不仅仅只涉及大城市问题，如城市建筑、城市交通、商品社会、物质财富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等领域。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城市化效应也波及城市以外的区域，成为欧洲20世纪的社会问题。因此，人的感知和感知方式、感知主体的感知结构等在全社会发生了变化。

1900年前后，欧洲社会知识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关于主体的讨论，主要论题是大都市、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问题。引发主体性讨论的主要导火线是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社会带来的客观世界的变化，物质世界的进步对主体和精神的影响，如城市生活的时空节奏加快对人的影响，空间缩小后对主体的影响，外界感官刺激如霓虹灯、街道照明、橱窗等对主体感知的影响。城市化带来的变化对人类感知器官带来冲击和震撼，对主体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尤其对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大批移民来说是一种颠覆式的挑战。

欧美的现代化和都市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文后遗症。在这一时期，“神经”“感觉”“刺激”“耸闻”等词汇成为关键热词，心理学家威利·海尔帕赫（Willy Hellpach）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神经与文化》（1902），一大批科学家对现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现代城市居民的神经病理从医学和临床心理学角度展开研究。他们研究现代人心理并得出结论，现代化和都市化给人带来了一种“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这种症状的原因是现代生活给人的神经系统带来的过度压力，造成了一种有害的结果。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向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刺激状态下不可避免的一种伴随性现象，是现代人在人类进化进程中的一种心理结构，20世纪初作家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曾经这样写道：“神经衰弱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它也是新时代的一种新的健康状态。”^[7]

假如全面地来考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矛盾的一种情况，悲观的文化批评者从公众健康和生物生存策略角度出发对现代化和都市化发出质疑和警告，而艺术家和作家则比较积极地评估现代化给公众带来的敏感化和感知方式的变化，他们恰恰从感知力的培养角度出发，把神经质和超敏感力视为审美创造力，他们尽可能将医学词汇引进文学。

第六，大都市改变了人的感知机制。1903年，齐美尔发表了名为《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齐美尔有关20世纪初欧洲都市化最著名的伦理论述。对于齐美尔来说，欧洲20世纪的都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在这一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的“神经刺激和敏感力的提升，这是瞬息万变，一刻不停的外部和内心印象造成的”^[8]。不过齐美尔没有丝毫类似文化批评主义的担忧，他不认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会给人类带来感知器官的崩溃。在齐美尔看来，大城市的“精神生活”会造成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一种感官过度受刺激的现象，然而也会产生一种补偿机制，这种补偿机制就是“知识分子性”和“理性”，这种机制只会在大都市里出现，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让大城市居民具有抵抗感官刺激的能力。齐美尔还认为，大城市居民的“理解能力”远远超出小城镇和农村环境中生活的人群，其原因是，大都市的居民在抵抗大城市主体性和展示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有自觉生成的一种能力。^[9]

齐美尔试图确定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与人的感知之间的相互关系。齐美尔的目的是试图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去寻找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发现，在欧洲大城市居民的个人理性行为中，以及在合理化的机构组织运作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经济和商业现象。大都市居民的文化行为越来越多地与商业利益并行出现。对于齐美尔而言，这是一种与人的精神生活相悖的现象，这种商业利益会导致日益增强的人类生活的抽象性趋势。齐美尔把这种趋势称为20世纪初社会生活整体性的特征。在这样的语境下，他确定一点，大城市居民典型的行为模式中有一种“冷漠”的特征，也就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用一种与他们所处环境相适应的方式对外部新的刺激做出反应”^[10]。齐美尔提出一种假设，大城市发展给居民所造成的感官过度刺激会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以至于主体对于这些刺激不自觉地以一种普遍性的“无所谓方式”做出反应，这就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样，经济活动中物的特征越来越弱化，抽象性变得越来越鲜明。在这样的语境下，在人类感知机制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大城市或大都市居民的“感知经济”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大都市民众的行为模式。

在20世纪初的大城市现象讨论中，除了对“孤独”“陌生”“神经敏感”“感官刺激”的讨论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坚信。一般认为，主观的感知方式是受社会历史文化影响的，感知也是文化建构进程中的产物。欧洲都市化进程的各种现象都说明，人类的感知机制和感知模式不是超时空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此相反，人的感知机制是受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改变和普及影响的。人的感知也是按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而成的。尽管人的感知器官看上去最具有自然生物性，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感知世界的，但是也无法违反这条规律。

1900年前后，齐美尔就在其《感官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做出判断，人类的各种不同感知器官的功能和重要性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发生迁移。齐美尔认为：人对大城市的生活的感知已经被迄今为止尚不被人所熟悉的“视觉感知”所取代，“与小城市相比，在大城市的交通中，视觉的感知比重大大增加，特别是与听觉相比，与没有汽车、没有铁路和没有有轨电车的19世纪相比，当时的人不具备独自地、不与他人交谈地长时间观看的能力，当时的人不会十几分钟、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观看某个物体，他们也不需要那样去做”^[11]。

[1] Wolfgang Schivelbusch，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Jahrhundert，Münche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S.16.

[2] 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3] David Frisby（Hrsg.），Georg Simmel in Wien．Texte und Kontexte aus dem Wien der Jahrhundwende，Wien：Routledge，2000，S.67.

[4] Walter Benjamin，Wallfahrtstätten zum Fetsisch Ware．Frankfurt am Main GSV，1995，S.50.

[5] Walter Benjamin，Das Passagen-Werk，Gesamelte Schriften，Bd 1，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2，S.45.

[6] Lothar Müller，,,Die Groβstadt als Ort der Moderne．Über Georg Simmel“，in Klaus R．Scherpe（Hrsg.），Die Unwirklichkeit der Städete，Groβstadtdarstellungen zwische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Reinbeck b.H.：Rowohlt，1988，S.14-36.

[7] Peter Altenberg，Diogenes in Wien，Aphorismen，Skizzen und Geschichten.2 Bände，hrsg．v．Dietrich Simon，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79，Bd.1，S.255.

[8] 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Bd.7，hrsg．v．Otthein Rammsted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16.

[9] Ebd.，S.118.

[10] 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Bd.7，hrsg．v．Otthein Rammsted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9，S.121.

[11] Ebd.，S.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