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体例

（一）编年体

以写作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少数诗歌写作未署写作时间，则按初次发表的年份列入。署名信息，因“穆旦”之外的署名较少，凡不是署名“穆旦”的，均作出说明；凡署名“穆旦”的，仅在第一次出现时做出说明。但在具体编排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较为复杂的情况，这里逐一说明：

其一，写作时间的问题。穆旦诗歌基本上都在诗末署有写作时间，这有助于编年。对于此前出版的穆旦诗集之中一些编年不够精确的例子，本集借助不同版本的信息对于少量诗歌写作时间重新进行认定，比如长诗《隐现》，最初的编年时间为1947年8月，但借助新发现的该诗初刊本（《华声》第1卷第5—6期，1945年1月），并结合穆旦本人的从军经历，可确定其写作时间为1943年3月，1947年8月则可视为重订该诗的时间。

但也有少数未署写作时间、且无旁证可以确断写作时间的诗歌，如《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祭》《窗——寄日后方某女士》《悲观论者的画像》《华参先生的疲倦》《伤害》《活下去》《云》《世界》，1957年发表的大部分诗歌^[1]，等等，均依发表时间排列。

1976年诗歌的写作时间，其实有一个尚未引起充分注意但终究无法回避的事实，即目前被《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收入1976年，且学界也认为是写于1976年的诗歌，有的确是署了日期，有的却仅署为“1976年”，有的甚至并没有署时间，但它们也都被穆旦诗歌的整理者按照一定的顺序编入1976年，并随《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而得到广泛的传播。举个例子来看，自杜运燮所编选的《穆旦诗选》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标注为1976年3月所作的《智慧之歌》始终被编排在1976年诗歌之首，这么做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它的确是1976年的开篇之作，一是编者愿意将这样一首咏唱“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的诗篇视为穆旦晚年诗歌的开端之作。前一层面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看起来，编者如是处理更多地应是出于后一层的考虑。严格说来，从编年的角度看，这里存在着一个“写作时间”的确切性的问题，即它们是否全是1976年的写作，这是可待追究的。结合穆旦晚年书信来看，它们自然也不会逸出“1976年”太远，但作于1976年，与作于1977年或者1975年，在认知上终究还是有着或显或微的差别的。但在目前的情势之下，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写作时间存疑的还有一个特例，即《妖女的歌》。本集依《穆旦诗文集》（增订版），将其编入1975年。但在更早的《穆旦诗全集》之中，它被编排在1956年。何以做出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调整，编者却未有一词说明。^[2]

其二，个别作品的权属问题。高中时期的散文诗《梦》，是目前所见首次署名“穆旦”的作品，曾收入《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将其移至文卷，本集不录。晚年诗作《面包（未完稿）》亦曾收入《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未录，本集亦不录。

又如《祈神二章》一诗，初题《合唱二章》，刊载于1945年1月1日出版的《文聚》杂志第2卷第2期，曾收入1947年出版的《穆旦诗集》，现行各种穆旦诗集基本上均有收录。实际上，这首诗直接取自同期发表的《隐现》（初刊本），为其“历程”篇的“合唱队”两章——初题《合唱二章》显然来自于此。在长诗《隐现》发表的同时又从中抽出两章单独发表，这一行为固然难以理解，但《祈神二章》收入《穆旦诗集》时，《隐现》一诗并未收入；而在收入《隐现》的《穆旦自选诗集》之中，已没有《祈神二章》一诗，可见穆旦对于《祈神二章》的权属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本集依旧保留《祈神二章》，一则考虑其确实可以单独成诗，二则考虑到在《隐现》后来的版本之中，“合唱”部分的内容虽然基本没变，但顺序却发生了颠倒，这一颠倒反倒使得《祈神二章》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又如《时感》一诗。最初以《时感四首》为题刊载于1947年2月8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7期；而后，其第2—4章，作为《饥饿的中国》一诗的第5—7章，刊载于1948年1月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穆旦诗文集》的处理方式是，《时感四首》如旧，《饥饿的中国》一诗仍列出七章，但其第5—7章则以类似于“存目”的方式处理，即明确标注见前《时感四首》之2—4章。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是兼顾了两次发表的情况，但诗歌之权属终究显得杂糅不清。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穆旦本人显然有所考虑，从《穆旦自选诗集》来看，他应该是倾向于将《时感》与《饥饿的中国》分开，即《时感》仅仅保留其第1章，《饥饿的中国》则如《文学杂志》版的样式。何谓“倾向于”呢？从《穆旦自选诗集》的目录页上可以看到，《时感》这一诗题之上有“可不要”的字样。综合考量，本集依《穆旦自选诗集》，将其处理为两首独立的诗歌，即单列《时感》，而将《时感四首》的后3节列入《饥饿的中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某种原因的限制，本集实录穆旦诗歌107首，有49首穆旦诗歌暂时无法录入本书，其中存在版本差异的共26首，即《两个世界》《一个老木匠》《哀国难》《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我看》《X光》《悲观论者的画像》《哀悼》《报贩》《伤害》《记忆底都城》《寄——》《春天和蜜蜂》《忆》《七七》《先导》《打出去》《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轰炸东京》《暴力》《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问》《“也许”和“一定”》《夏》《沉没》；没有版本差异的共23首，《流浪人》《神秘》《夏夜》《前夕》《冬夜》《园》《失去的乐声》、To Margaret、《风沙行》《赠别》《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理智和感情》《城市的街心》《诗》《听说我老了》《秋（断章）》《“我”的形成》《问》《爱情》《神的变形》《面包（未完稿）》以及晚年的一首叙事长诗。

其三，编排顺序。穆旦诗歌的编年工作基本上已由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完成，不过，现在看来，也有极少数需要重新编排，一种是《童年》《隐现》等诗，因写作时间的重新认定而出现的变化；另一类则是依据穆旦生前出版的诗集而做出的细微调整，穆旦诗集特别是《探险队》，都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的，《穆旦诗全集》并未完全遵照此一顺序，由此造成了一些不够精确之处。本书在无法确定作品的具体写作时间的时候，均参照了穆旦生前所出版的这几部诗集的编排顺序，比如曾收入诗集《探险队》的《祭》一诗，诗末未署写作时间，《穆旦诗全集》编入1939年，但《探险队》将其排在《童年》之后，本书既确定《童年》一诗作于1940年1月，那么，也将《祭》编入1940年，并排在《童年》之后。其他的，如《鼠穴》《夜晚的告别》编排顺序的调换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至于部分同期发表的，或者在某些刊物同时发表、但并没有明确标明写作时间的诗歌，如《中国新诗》所载《城市的舞》等3首，1957年所发表的多首诗歌，均以发表时间的先后或者刊物的实际编排顺序编入。

其四，穆旦的部分诗歌如《诗》《赠别》《成熟》《农民兵》，初次入集（即《穆旦诗集》）时，均排为两首，格式如《诗（一）》《诗（二）》——《农民兵》再次入集（《旗》），亦是分排为两首，而在当时的其他版本及《穆旦诗文集》这一现行通行本中，均合为一首。本集既以初本为底本、且以原样照录为原则，故采取分排方式。

其五，穆旦诗歌发表或收入诗集时，原诗末所标注的写作时间均为汉字，基本格式如“一九四五，七月。”《穆旦诗文集》版则是大多数处理为阿拉伯数字，格式如“1945年7月”，也有少量如旧。分为多章的诗歌，序号往往也是汉字，格式如（一）、（二）或其一、其二，《穆旦诗文集》版也是一律改为阿拉伯数字，格式如1、2。这一改动，应是为了照顾当今读者的阅读口味，本集仍如其旧，对于《穆旦诗文集》所做出的改动则不再说明。

（二）辑录与辑校原则

各诗底本在录入时均遵循“不改原样”的原则，即便是明显的错漏，正文也照录。相关问题，会在注释中结合其他版本予以说明。此外，因纸张、印刷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旧报刊中有字迹脱落或漫漶难识的现象——后者其实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查阅资料时所看到的往往并非原刊，而是影印本或缩微胶卷。凡所用底本出现脱字现象，本集均用“□”来标识；出现无法准确辨认的字，则用“×”来标识。

各诗诗末都分别注明了版本的情况，包括发表（部分诗歌多次发表）、结集出版（部分诗歌多次结集）等情况，其中，早年诗歌均以穆旦生前为限，之后的各类版本不录（极个别情况除外，相关诗歌均加按语说明）；晚年诗歌则根据实际情况，录入相关书信所载信息，以及初次发表和结集的信息。

具体的辑校内容包括诗题、诗行的文字、标点、格式诗末所署写作日期等。本书是首次对穆旦诗歌进行汇校，而且，到目前为止，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尚未出现过对一个重要作家的全部诗歌进行汇校的现象，因此，不厌其细，凡有差异处均出校。

繁简体简化不当的情形，部分异体字、通假字转换的情形，如“哪”与“那”、“像”与“象”、“反覆”与“反复”等，均将做出说明。格式上，主要涉及诗行空格和诗行长度的处理。空格在总体上虽不影响阅读，但也有一些错落的排版有着独特的诗学效果，故一一出校；诗行长度的问题，如前述，穆旦的不少诗歌如《隐现》《我歌颂肉体》等，因部分诗行偏长，明显超出了一般版式所能容纳的范围，导致不同版本的实际版式有差异，本集按一个版面中一行所能容纳的最大字数来排列，由此所涉及的版式差异，不另出校。

所称版本即是每首诗诗末所标注的版本，如《自然底梦》，曾抄送给友人杨苡，有手稿存世，初刊于冯至等著《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合刊《一棵老树》，收入诗集《穆旦诗集》《穆旦自选诗集》以及通行本《穆旦诗文集》。这些信息表明，除了诗文集版这一通行版本外，该诗另有四个版本，辑校时，分别称手稿版、《文聚丛刊》版、《穆旦诗集》版、自选集版、诗文集版。汇校取脚注的形式，即凡出现异文的，均在脚注中“照式录之”。

需说明的是，有两首长诗，即《神魔之争》《隐现》，因初刊本和后来的版本差别非常之大，一一出校势必将非常之繁琐，效果也很难保证。基于此，本集均将排两稿，一稿单列初刊本，另一稿汇校其他各版本中的异文。

总的来说，穆旦诗歌版本既相当复杂，异文所形成的原因又有多种，版本现象显然是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校注”与“校读”的。但限于篇幅和体例，这里仅对那些明显存在错误的版本信息进行校注，其他的则暂不说明。

（三）其他情况

①按语。为了更好地呈示相关情况，本集在少数情况下以按语形式简要地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如穆旦晚年的书信中，有关于诗歌《冬》《黑笔杆颂》修改的说明，考虑到它们是现存资料之中穆旦本人仅有的关于诗歌修改的记载，故加按语说明。

②排印的错误。有一种需要特别提出，那就是1947年穆旦在沈阳自印的《穆旦诗集（1939—1945）》，这原本是一个印刷较为粗糙的版本，但有附录“正误表”，对23处印刷错误一一进行了订正。后世在援引时，自然是要依据经过“正误”的版本；但是，穆旦逝世之后，部分选集所出现的异文，即是因为未核对“正误表”。^[3]

（四）附录

列附录三种，分别为《穆旦主要诗集目录》《穆旦诗歌发表一览表》和《讨论穆旦诗歌版本、诗集编撰等问题的主要文献》。前两种分别用来集中说明穆旦诗歌的结集情况以及在报纸杂志发表的情况，以使读者在按年份逐一阅读完毕之后，也能窥见穆旦本人当年对于自己作品的肯定与汰选，以及他的写作、发表与大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第三种则是举陈了一批涉及穆旦诗歌版本问题的论著，从其中所涉篇目以及对于修改原因的探讨，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穆旦诗歌版本现状认识的实际进展程度。

[1] 在1957年，穆旦共发表9首诗，仅《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署了写作时间，但并非1957年，而是1951年，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也并没有确切证据。按：提出质疑的有胡续冬《1957年穆旦的短暂“重现”》，《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韩］金素贤《智者的悲歌——穆旦后期诗歌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2] 关于穆旦晚年诗歌的汇校情况，参见易彬：《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3] 举一个例子，如《新诗潮诗集》（老木编选，内部印行，1985年）所选《春》，第2节第4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作“你们是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中国现代诗一百首》（庞秉钧、闵福德、高尔登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孙玉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书所录亦是如此。对照《穆旦诗集（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正文部分也确是“你们是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但诗集所附“正误表”已将“卷曲又卷曲，”删除。相关选本应是没有注意到“正误表”所做出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