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深浅有别的阅读

阅读的五个等级，萌芽级、初级、解码级、流畅级、熟练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萌芽级”和“初级”是儿童在小学二、三年级以前学习的技能，例如认字、知道字的意思、拼读出一个单词并大致知道是指什么、读一个句子明白它的语义（有别于“喻意”）。这是小学低年级课本的内容。解码级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例如，幼儿虽能背诵骆宾王的诗“鹅鹅鹅……”，甚至认得里面的每一个字，却不懂这首诗的意思。这是因为书面语并不只是把口语的“声音”写下来（在拼音文字中，也不只是拼写出来），明白这首诗的意思，需要对之进行文字解码，也就是明白它的意思。读者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明白”（know）文本的意思，不同的文本对“明白”的要求是不同的。通俗小说与哲理小说对读者就有不同的“明白”要求。骆宾王的这首诗之所以适合幼儿，是因为浅层阅读即可，无须深读。

相比之下，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有所不同。“初级”阅读能认得其中的每一个字，但需要“解码”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一年中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树、柏树比别的树凋谢得迟。这里有一个问题，“后凋也”的“后”是什么意思，是“之后”的意思吗？李泽厚先生的语译是：寒冷的冬天，才知道松树柏树不凋谢。他在《论语新读》中说：“‘后’应训解为‘不’，古人用‘后’代‘不’，措辞婉约也。”可以这么理解吗？这就已经不只是“解码”，而且也是“流畅”阅读的解释和理解问题了。可见，解码级、流畅级是衔接的，有的部分是重叠的。

李先生把“后”解作“不”，而且说出了古人如何如何的根据。实际上，李先生的说法是由于他把经文里的“松柏”理解成了“有韧性精神的意志崇高”，更是由于他认为既然是“有韧性精神的意志崇高”，就应该是永远不凋谢，结果，“后凋”自然而然地转成了“不凋谢”。否则，不管是什么样的后凋，那都是凋谢。李先生的理解是一种解读，与任何解读一样，并不是绝对的。别人可以提出不同的解读。

如何将自己的流畅阅读与别人交流，理解别人不同的流畅阅读结果（解意），知道不同“解意”的不同与同，这就需要更高一层的“熟练”阅读了。例如，尽管对孔子这句话可以做出不同的解意，但不同解读背后一定会有相同的部分，认识到不同中的同，没有理解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解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呢？至少有三点。第一，孔子不是植物学家，他不是在讨论树，兴趣并不在树。他是借谈树在谈别的事情或道理。这叫“比喻”。第二，松柏不是普通的树，不是自然的树，而是被特定的文化赋予了正面价值的“好树”（和兰、梅、竹一样，松树并不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拥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第三，自然界的“好树”比喻的是人际社会里的“好品质”（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用植物来比喻人的品格）。

熟练阅读能够看到文字的文化意义，并能知晓“流畅级”阅读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理解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些都与文字包含的暧昧和不确定有关。在文学研究中，这被称为“含混复义”或“歧义”（ambiguity）。正如文学批评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G．Brooks）在《暧昧、文学和细致的阅读》一文中所论述的，“复义”或“歧义”是积极阅读的结果，是在阅读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仅凭常识的设想”（commonsensical assumptions），达到的一个并非真理终点的意义中途站。“一层一层剥去”也就是越来越深入，同样，只有通过“细读”才能读出作品中的“复义”和“歧义”，而细读正是学校教育非常重视的一种深度阅读，许多文学课都会介绍新批评的细读。^[17]新批评文学理论家瑞恰兹（I．A．Richards）在《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里提出诗的四个意义：意识、情感、语气、意向，好诗的结构具有张力，语言充满反讽、悖论、含混，唯有透过细读才能真正深读一首诗。瑞恰兹的学生燕卜荪（William Empson）所著的《七种类型的含混》（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更是详细挖掘了诗歌的语言内涵，提出了诗歌的七种歧义性。这样的阅读当然比表层意义的阅读更不容易，更需要学习，也能获得更加丰富的意义。

阅读必然不只是“读句子”，而是在“读文章”或“读书”。这种阅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人在“会意”的加深过程中一层层提高。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里的话来说，会意只是“印刷文字和智力关系的一般性质”。阅读一本书的要求包含着对阅读更具体的定义。我们来看看波兹曼是怎么说的。

第一，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

第二，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你必须能够理解和分辨文字之外实际的或可能的“言外之意”，例如，诚心的赞扬与高级黑的区别。

第三，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其中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做这些准备的时候，排斥情感性言辞对你的情绪影响；不急于下结论，耐心、周全地考虑问题的不同方面。

第四，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你需要形成概念和观念，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因为你向他解释一件事情，总是需要给他画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聪明的理解意味着，我们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波兹曼的结论是，“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阅读和写作是人类书面文化的伟大成就。在这之前，人类只有口头文化。许多研究人类“读写”历史的专家都同意，我们远古祖先的口头文化在情感和直觉方面令人赞叹，但在认知的深入辨析、理解、推理、表述等方面都不如或远不如书面文化。书写下来的文字把知识从个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语言不再受到记忆和背诵所要求的诗歌韵律和公式化结构的约束，思维和表达的疆域大大开拓。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思想就会枯萎死亡。波兹曼说，“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18]

著名学者沃尔特·翁在影响巨大的研究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说，口头文化能产生强大而优美的口头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但是，一旦书写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口头文化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对于现代人来说，书面文化是绝对必要的，不光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对哲学，对文学作品和对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文字增强人的意识”。而且，文字让人的言语表达“更加精确”。口语滔滔不绝的雄辩、言简意赅的叙事、意义隽永的谚语，这些都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口头表达的语言和思想的显著特点并不是分析的精确性”。书写的语言对分析的精确性有更高的要求，“在不用手势、表情、抑扬顿挫的情况下，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你必须要把一切可能的意义考虑周全。一句话，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读者可能隐含的意义，你都必须要能够预见得到。而且，你必须要能掌控自己的语言，使之可以在脱离生存语境的情况下意思清楚。这种滴水不漏的思考和预见常常使写作成为一件痛苦的差事”。^[19]这样的文字阅读和写作对人的智力潜能开发具有任何其他媒介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文字的读写能帮助实现人的智力潜能的话，那么，人文教育的意义便在于帮助实现人的自由潜能，人文教育课以阅读和写作为核心，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 翁贝托·艾柯《书的未来》，康慨译，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4/11/ 31873_2455167.shtml。

[2] William Powers，Hamlet’s Blackberry：A Practical Philosophy for Building a Good Life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Harper，2010.

[3] E．Conlon and M．Sanders，“The Reading Rate and Comprehension of Adults with Impaired Reading Skills or Visual Discomfort”，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4：2（2011）：205-209．

[4]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王惟芬、杨仕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5] A．Mangen，B．R．Walgermo and K．Brønnick，“Reading Linear Texts on Paper Versus Computer Screen：Effect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58（2012）：61-68．

[6] J．Pynte，A．Kennedy and S．Ducrot，“The Influence of Parafoveal Typographical Errors on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16：1-2（2014）：178- 203.

[7] J．Gerlach and P．Buxman，“Investigating the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Books：The Impact of Haptic Dissonance on Innovation Adoption”，ECIS 2011 Proceedings，Paper 141，para.5.

[8] R．Ackerman and M．Goldsmith，“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of Text Learning：On Screen Versus on Paper”，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pplied 17：1（2011）.

[9] S．J．Margolin，et al.，“E-readers，Computer Screens，or Paper：Do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ange across Media Platforms？”Wiley Online Library，2013．

[10]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126、131页。

[11]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148页。译文有改动。

[12]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7—8页。

[13]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vii页。

[14]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vi页。

[15] William Powers，Hamlet’s Blackberry：A Practical Philosophy for Building a Good Life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Harper，2010.

[16] 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第vi页。

[17] David G．Brooks，“Ambiguity，the Literary，and Close Reading”，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2（4），2010.http：//docs.lib.purdu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77&context=clcweb.

[18]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1—32、15页。

[19]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6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