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世界的读写
16、17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已经传遍了欧洲，受益者开始从人文学者向更大的人群渐渐扩展。当时的印刷所规模还很有限。对此莱恩斯写道：“1644年巴黎有183家印刷所，荷兰大学城莱顿（Leiden）在1651年只有29家。大多数的印刷所只有一两台印刷机。约1444年，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的每本书籍的数量总共不过160—180册。到了16世纪，印刷的数量增加了，每本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1500册，这个印数一直维持到19世纪。……少数类型的书籍超过这个印数，如教义问答、宗教祷告书和年鉴，印数上万，价格低廉，由小贩沿街叫卖。”[15]印数多的书籍是普通人读的，相当于今天的畅销书。
当时的印书纸张是用旧布制作的（由阿拉伯传入的技术），纸张的价格降不下来，有许多人从事回收旧布的营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的印刷作坊里，60％—70％的生产成本是纸张。书价昂贵是阅读不能在整个社会推广的一个原因。例如，西班牙城市瓦伦西亚（Valencia）的黄金时期是1474—1550年，拥有书籍的情况是，僧侣每10人中有9人，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每4人中1人，贵族每2人中1人，商人每3人中1人，纺织工匠中每7人中1人，劳力工人中每10人中1人。英国坎特伯雷（Canterbury）1620—1640年的情况是，自由职业者每10人中9人，贵族每4人中3人，纺织工匠拥有书籍的约为45％，建筑工人约为36％。从这个数字来看，17世纪的阅读人口比例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16]但真正的“阅读热”或“阅读革命”要到19世纪的工业化出版和大众阅读时代才会出现，到那时，不仅书籍变得价格低廉，而且普通民众的阅读方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现代人的自我发现历程就与阅读方式和阅读人群的变化密不可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广为运用的默读更有了另一种重要的社会作用，它让阅读更加个人化，因而促进了阅读者的个性解放。读写对产生和形成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的文化形态都有重要的影响。读什么，怎么读，写什么，怎么写，这些都与读写者是什么样的人有相当大的关系。早在12世纪，默读已经在发挥鼓励私人学习和个人思考的文化作用。英国古典学家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Havelock）在《缪斯学习写作》（Muse Learns to Write）一书中指出，修道改革运动，熙笃会（Cistercian）的杰出领袖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从一个人的写作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表明他已经在关注阅读和写作对人的自我形成起作用了”。[17]
默读的个性解放作用是在文艺复兴的新文化环境里充分而普遍地发挥出来的。这就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或“现代化”为许多原先已经存在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适宜的时代环境一样。对文艺复兴时期默读的作用，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中写道：“在他们的私人空间里，个人在默读时可以自由地在书页上停留，做出自己的解释和结论。”到启蒙运动时，“阅读被视为人实现自我完善理性的主要方式。阅读此刻直接与启蒙和解放有了联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执着于获得与阅读有关的知识和文化资本。虽然离普遍教育的时代还相距甚远，但新的学校开办出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阅读和知识需要”。阅读是理性和进步的推动力量，阅读者因此理所当然要走上社会变革的大舞台。[18]
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民众的消遣方式，阅读从以前读书人的精读转变为民众的泛读。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梅尔顿（James Van Horn Melton）在《启蒙运动时欧洲的公众兴起》一书中指出，18世纪下半叶，读书人将少数的著作作为经典反复阅读，但普通民众却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报纸、期刊和大众读物更感兴趣，他们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信息，或者只是消遣娱乐。前一种是严肃的阅读，读的是“名著”。[19]后一种是轻松的阅读，读的是一般读物，完全不在乎严肃阅读的那种专注和思考。名著是大家都读的，所以可以形成讨论和研究，而大众作品是各读各的，读过算数，是更为私人的阅读。出版的书籍和种类越多，民众的阅读选择也就越多样。以浏览和消遣为主的泛读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方式。文化人或读书人再怎么提倡阅读经典或是深度阅读，也是没有用的。
18世纪是一个“阅读热”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从地理位置和思想影响来说都位于欧洲启蒙的中心。当时到法国访问的人们都对法国人的阅读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到巴黎观光的德国游客这样写道，“巴黎人人都在读书……尤其是女性，每个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揣着一本书，坐车、散步都在阅读，戏院演出间隙、咖啡馆里都有人看书……女人、孩子，连雇工、学徒……坐在马车后面的跟班、马车顶上的车夫、站岗的士兵都在读书”。[20]
至于不同的阅读者在读什么书，怎么个读法，这位旅行者没说。不过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却是抱怨过当时民众“令人讨厌的读书模仿”。他说，“没有人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他们喜欢的是那些煽情小说，病态愚蠢的德国悲剧，还有数不尽的无聊、夸张故事”。[21]这些也就是所谓的低俗文学（pulp literature）。18世纪的读书热并不只是显现为读书的人多了，读的书多了，而更是在于形成了一个新的读者群，他们以跟从前不同的读书方式阅读，“这是一种从传统阅读向现代阅读的转变，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22]
这样的转变显示，一种被称为“大众阅读”的新阅读，它的正当性已经开始被重视和承认。它的阅读兴趣从宗教转向世俗，从少数经典转向各种新文本，故事（小说、历史叙述）代替了哲学或其他思考性著作，报刊阅读超过了书籍阅读。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描绘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的阅读：撞到什么算什么，支离破碎、纯粹为了娱乐消遣，毫无思考的投入。[23]霍加特说的就是一种大众阅读，它是今天互联网大众阅读的始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今天支离破碎、娱乐休闲的互联网阅读——当然并非所有的互联网阅读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表现一些早就有过的特定人群偏好而已。
对18世纪阅读和阅读人群的社会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思想渊源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和思想史研究者认为，法国革命是因为民众受到了启蒙哲人的影响，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的著作是民众反叛的导火线和精神指导。但是，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通过翔实的社会史料研究发现，民众并不阅读启蒙哲人的著作，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并不出名的穷酸文人的煽情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里充斥着抹黑和夸张，专事诽谤国王和王后、贵族和大臣，传播流言蜚语和嘲讽挖苦，主要是揭露上流人的色情丑闻和情场秘史，配以色情挑逗的漫画。那些捕风捉影、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文字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既满足了他们的偷窥欲，又让他们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对上流人压抑已久的嫉妒和仇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一文中对这种民众阅读心理有非常深刻的描绘和剖析。[24]
19世纪，大众阅读有了新的推动力量，书籍的机器化生产创造了廉价的简装本书籍，大众报刊传媒的快速发展更是让普通民众有了更多适合他们阅读偏好和习惯的读品。廉价书籍出版和报刊媒体迎合越来越有市场价值的大众偏好和趣味，而这种偏好和趣味也因其强大的表现和能见度而成为社会主流。大众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新读者群，而且也代表着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正如莱恩斯（Martyn Lyons）所说：“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这半个世纪是西方书籍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加入大众读写的第一代人也是见证书籍尚未受到20世纪无线广播和电子媒介挑战的最后一代人。读书的公众新增了不同的层次，书籍走向大众读者。书籍被‘去神圣’了，变成像肥皂和马铃薯一样的日常消费品。”[25]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对大众阅读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众阅读有了快速发展，人们阅读什么书，怎么阅读，为何阅读——阅读的是“低俗小说”（pulp fiction）还是严肃经典，习惯在报廊读报还是在图书馆读书，是随便浏览还是认真阅读，是消遣娱乐还是求知思考，是琐屑的好奇还是志在自我完善——全凭阅读者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来决定。这样的差别在大众阅读时代越发显现出来，对阅读者也有了比以前更显著的社会身份象征作用。阅读这项行为本身，以及阅读的内容，都会赋予个体读者某种符号意义的身份。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就把读者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从那时起，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类别：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钻研型读者和休闲型读者，张扬的读者和低调的读者。19世纪，资深读者被誉为“文人”，而与之相对的，不会阅读的人被称作“文盲”。而在今天，这种区分体现在了高品位读者与所谓“快餐型读者”之间。
然而，20世纪的书籍并没有只是朝市场化日用商品或快餐阅读的方向去发展。在一些地方，20世纪的书籍作用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异，成为法西斯和极权统治对人民进行洗脑和思想改造的工具。现代极权统治不仅对书籍进行严酷的管制（在古代就已经有许多书籍审查的先例），而且更是积极利用书籍和阅读去对全体人民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以此全面摧毁整个社会的自由意识和抵抗能力。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延续到了21世纪，是恶托邦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
大众阅读和大众传媒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各种法西斯和极权宣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权力控制下的报纸、小册子、无线电广播、教科书、书籍是专制极权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民众的阅读受到了法西斯专制的严格控制。德国纳粹公然焚烧书籍，以此对一切爱好自由阅读的人们进行暴力恐吓。1940年之后，德国的新婚夫妇都会得到一部官方赠予的《我的奋斗》，并被要求深入学习，悉心体会元首的伟大思想。学校的教科书必须严格按照党化教育的原则来编写，灌输的是崇拜元首、学习党国英雄模范和排外的爱国主义。幸存的少数非政府出版社无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按照政府的指令对出版书籍进行审查和自我审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允许出版一些意大利名著，输出国外，宣示软实力。一切被政府定为政治不正确的“毒草”作品都必须无条件地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