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小时候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靠爷爷的杂货商铺收入维持生计。1953年在我8岁时商铺歇业，我爷爷奶奶到长春我二叔家生活。直到196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路过长春，才又见到爷爷。爷爷很瘦，留着山羊胡子，同越南领袖胡志明长得有点像。爷爷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就是老咳嗽（也许是遗传吧，我们家的人都有咳嗽的毛病）。后来我每次放假回扶余都要在长春停几天同爷爷住在一起。爷爷从1953年起到长春我二叔那里生活，二叔还是比较孝顺的，生活也算安定，吃喝不愁。但总体上爷爷是比较压抑的，他是买卖人，闲不住，刚到长春时，他拿着个小筐，在胡同口卖点花生、瓜子和一些小杂货。后来个体工商小贩一律取消，爷爷随便卖东西有违法之嫌，他不服气仍然去卖，市场管理部门就找到我二叔，我二叔是长春电业局的干部、党员。市场管理部门的人对我二叔说，共产党员的家属绝不能搞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小商小贩、长途贩运等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二叔就不让我爷爷再去卖东西了，爷爷只好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很不开心。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爷爷知道我能挣钱了，就几次写信给我，希望我寄点北京的油炒面给他，他年岁大了，做饭不方便，饿了可以冲着喝点儿。我记得每次写信的头几句话都是一样的：“吾孙曹凤岐见字知之……”我没有给爷爷寄过钱，那时我刚毕业，手里没有钱。但我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一包油炒面。1971年夏天我回扶余休假，回来路过长春又住在爷爷那里。爷爷平时很少说话，那次却一反常态，乘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机，主动跟我长谈了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凤岐呀，你明年再回来休假就看不到爷爷了，因为爷爷的寿禄到了”。他还说，“年轻的时候董瞎子（在扶余很有名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我的寿命是65岁，但65岁时我没有死，后来我找到董瞎子说你算得也不准啊！董瞎子又掐指一算，说曹先生你做了不少善事啊，阎王爷又给了你15年的寿命，也就是说你可以活到80岁”。董瞎子还说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他说：“在一个雨天，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面对一条一尺多宽的深沟不敢过，你是不是趴在沟沿上让妇女抱着孩子踏着你的背迈过沟去了？”我爷爷说是有这么回事。爷爷对我说他已经80岁了，所以我明年休假回来时再也见不到爷爷了。爷爷还叮嘱我，一定要做善事啊！我半信半疑地听着爷爷的讲述，安慰爷爷说“您的身体很硬朗，可以活到100岁”。但爷爷的话还真的应验了，第二年（1972年）5月，爷爷在没有任何征兆和痛苦的情况下在睡梦中离去，可以说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我爷爷膝下有三子，即我的父亲曹会林（长子）、二叔曹春圃（次子）、小叔曹焕林。二叔原名曹沛林，一直在长春电业局工作，1981年因病去世。小叔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离开清华，曾任首都宾馆总经理，现已退休。

我父亲1921年出生，但具体出生日期他自己也说不清，我看到他在填履历表时，出生日期填的是1921年8月1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作为自己的出生日）。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当时在一家兽医桩子（兽医院，主要给牛马看病、钉马掌）学徒和帮忙。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但没有扛过枪打过仗，而是在四野后勤部兽医院（齐齐哈尔）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本来要派遣一支骑兵部队，我父亲准备作为随队兽医赴朝参战，志愿军军服已经换好了，但因后来骑兵部队没有过江，父亲就没有去朝鲜。后来父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医院学习和工作（地点在长春市南关区，1951年母亲曾带我们三姐弟去探亲）。1954年正当开始实行军衔制的时候，父亲复员回家。父亲回扶余后，一直在扶余商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工作，主要负责生猪检疫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当时并无冷藏设施，生猪都是现宰现卖，工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宰杀生猪，这时我父亲必须在现场检疫（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收上来的病猪很多，主要是痘猪较多，人吃了这种猪肉会得绦虫病），由他同意盖检疫合格章后才能上市。对于病猪由我父亲决定处置方式，是掩埋、炼油（工业用）还是高温蒸煮，都是由我父亲根据病猪的病情、程度作出决定。我父亲的工作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县人民的健康。父亲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去上班，但他毫无怨言，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父亲身体不好，年轻的时候因为照料一位患了肺结核（东北俗称痨病）的朋友，自己也被传染了结核，整天咳嗽不止。由于每天早起，终日辛劳，一直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又由于家庭的拖累，我上大学后父亲又得了高血压。1970年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去世，年仅49岁。

父亲年轻时在部队的照片（20世纪50年代初）

我母亲梁桂芬与我父亲同岁，也是1921年生人。但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生日，也从来没有给她过过生日。母亲的娘家是扶余的殷实人家，我小时候得到姥姥家很多的帮助。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年轻时我父亲参军几年都不回家一次，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很是辛苦。母亲是一个非常老实、不善言辞的人，从不跟人争吵，小时候我即使受到邻居孩子、家长的欺负，母亲也连一句护着我的话都不说。母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家庭妇女，也曾经出去工作过一段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各单位都大办工厂，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不过是在县商业局幼儿园做保育员工作，1959年左右回到家里。第二次是1970年我父亲去世后，商业局为了照顾我们家的生活，给我母亲在商业系统的企业里找了一个临时工干，母亲先是在屠宰场搬猪白条肉（重体力活），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就被安排在副食商店里扫地。其间刚好赶上中央有一个关于长期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文件，以母亲的条件完全可以转为正式工，但商业局的领导欺负母亲老实，以种种理由把已经转为正式工的母亲的名额拿掉，母亲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由于母亲在精神和身体上长期受到摧残，已经垮掉，1978年得了乳腺癌，1980年3月去世，终年59岁。

父母结婚照（1942年）

母亲（1952年左右）

父母生了8个孩子（其中一胎是双胞胎，就是我和死去的弟弟），成活7个。大姐曹凤琴1943年生，1995年因病去世，终年仅52岁。我排行老二，我下面还有4个妹妹和1个弟弟，最小的是弟弟，比我小19岁。现在我们一奶同胞的姐妹兄弟都已经儿孙满堂，从我这算起，又是三代人近四十口人了。第三代人中，已经有人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曹氏家族又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我的父母真是百感交集。感恩之情和愧疚之情同在。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们一直住在我父亲当解放军时分的一间半房子里，1980年母亲去世后我最小的弟弟不到18岁，一个人很难独立生活，在姐姐们的撺掇下，竟把房子卖了，当时才卖了3 200元，以至于我小弟后来连安身之处都没有），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精神财富。父母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虽然自己生活艰苦，仍不忘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他们教育我们这些孩子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要诚实、讲信用，要诚恳待人。我们的生活一直很苦，揭不开锅的时候常有，但父母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尤其母亲比较乐观，做饭时常哼着小曲。他们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困难总会被克服的。父亲曾是解放军战士，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很深，他常教育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效国家。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现在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质和认真做事的作风，与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我4岁时照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是同我的大妹妹一起照的，那时她还不到1岁

我、大妹和姐姐（右）

这是1972年我同妻子孙立军结婚时回家照的全家福。前排中间的是我母亲（怀里抱着的是大姐的大女儿瑛子），左边是小弟曹凤龙，右边是小妹曹凤敏。中间一排左起：三妹曹凤莲，孙立军、曹凤岐，二妹曹凤华。后排左起：大妹曹凤云，大妹夫及孩子，姐夫及孩子，大姐曹凤琴

使我感到愧疚的是，我没有机会好好地孝敬他们。他们可以说一天福都没有享就早早离去了。我1970年3月中旬大学毕业，父亲当年6月初就去世了，他一生中就花过我在4月份寄给他的15元钱。1980年我的生活刚开始有所好转时母亲也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