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缝补者

20年前，王菲和那英的一首《相约九八》拉开了那一年的序幕。那时，路上跑的还是黄色的面的和红色的夏利；国贸二期刚刚落成，北京人还是更习惯管那个地方叫大北窑；出入写字楼的年轻白领们都还没见识过星巴克，小孩子期盼每个周末都能吃上一回麦当劳。

20年后，北京密密麻麻的路网让出租车司机也得偶尔打开手机导航；国贸、望京、三里屯，摩天大楼越来越多，不断打破高度纪录；咖啡和汉堡成了家常饭菜，日本、印度、埃及、西班牙……世界各地的美食都隐藏在北京的楼宇之间。

20年来，我们见证着北京的成长，享受着这座国际化都市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伴随城市成长的，还有城市管理者的队伍。他们游走在最为市井的露天菜市场，奔波于胡同小巷，守护市民的安全与健康。城管队员们如同城市毛细血管中的白细胞，身处角落，却维系着城市最基础的运转。

紫竹院城管执法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哥。作为第一批城管队员， 2018年是他在城管队伍中的第20个年头了。作为一线的亲历者，他见证了城管队伍从诞生到现在的一步步成长和变化，也为这个岗位奉献了自己最辉煌的年华。

20多年前，城市里本来没有城管，城市管理职能分属工商、市容、园林、交通、卫生、质检等多个部门。当时，坊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个大草帽”，说的就是城市管理权责不明、执法混乱的现象。各部门之间职责有交叉，有时候没人管，有时候又都来管，导致执法效率低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综合执法”的新思路，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适当分离，专门成立了城管队。1997年，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宣武区建立。经过一年的试验，办事效率提高了，执法体制也逐渐明晰。宣武区的试点取得成功后，城管的经验陆续在北京各个区县推广。“七八顶大盖帽”就这样直接落到了城管的一顶帽子上。

成立初始，城管队里没有巡逻车，举报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老大哥和同事们或者骑着自行车，或者徒步，每天都要在管区里走上一趟。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吹着北风，在幼儿园办过公，也驻扎过地下室，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一个人要顶三个人用。

最难的是摸索执法道路的过程。拆违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没有人能提供先例。

房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独特的位置，而早些年老百姓心中还没有建立起“违建”的意识，向公众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违建往往牵涉多方利益，执法过程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降低风险，也要依赖城管执法者的经验累积。除了执法者个人胆大心细以外，队伍建设、群体形象、执法规范进行都需要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探索和总结。

在这期间，有人因为忍受不了巨大的工作压力离开了，幸而还有老大哥这样的老一辈城管队员始终坚持着，还有许多愿意为老百姓做事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城管队伍中，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现在，城管部门的各方各面基本已经走上正轨：相关法规严格了，城管执法人员有法可依，也明确了执法的边界；人员结构合理了，完成执法任务时各司其职；执法装备先进了，不仅效率提高，而且也能更好地保护城管队员自身的安全；城管热线开通了，老百姓和城管队员有了畅通的交流渠道。新技术也出现在了城管执法的现场。在最近魏公街提升改造的项目中，执法队员要对临街楼顶的违法建设调查取证。以往遇到当事人不配合的情况，执法人员无法到达违建现场，很难采集证据。这次，执法队员首次用上了无人机进行航拍，既能获取清晰的照片，又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保障执法队员的安全。

城管执法队员操作无人机取证

“违法的手段在升级，我们的队伍也在与时俱进。我们这些城管队伍的新鲜血液不断在工作中引入新技术、新思路，从而更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城管执法虽然累，但总要有人做下去的。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改变老百姓对城管的成见，共同治理城市、共同建设城市。”接力棒已经交到年轻的城管队员手上，拆违工作的新篇章似乎已经开始了。

城市发展中有许多不同的角色。有的人一马当先，引领城市向前发展；有的人添砖加瓦，充当城市的中坚力量；有的人则像一张网，细密地覆盖到城市的末梢。城市管理者就像这张网，他们服务、保护着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他们把富有与贫困联结，把滞后与领先弥合，把现代与传统交融。他们是城市的缝补者，以心为线，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用平凡的手铸造城市的不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