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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之际的真谛三藏
陈志远[1]
提要：本文考察梁陈战火纷飞之际，真谛三藏与地方佛教寺院的依存关系。真谛所携梵夹之多，可以反映其来华时所期待的是梁武帝那样的佛教护持者，但偏逢侯景之乱爆发。通过《资治通鉴》的史料可以考证出，在真谛吴郡富春译经期间，此地在侯景掌控之下。稍后真谛从始兴北上，随着萧勃起兵的最终失败，他转徙豫章、临川、晋安三地。通过对《陈书》《通鉴》等史料的分析，可以复原真谛的行进路线，也可以看出他与盘踞此地的地方割据势力的联系。真谛之身世飘蓬，原因在于他所托庇的供养者皆与陈朝君主存在紧张关系，以至于被渐次消灭。
关键词：真谛 《历代三宝纪》 地方割据
作为唯识古学的代表，真谛三藏的译经和注释作品在佛教教理史上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出于对真谛教理学的兴趣，学界对真谛三藏行迹做了持续的探索。[2]然而由于相关史料丛脞散乱，其事迹仍然存在一些难以理解的疑点。比如，从史料中我们容易了解真谛在一些地点译经的名目、卷数，以及他从一地去往另一地的大致年代，却未能充分阐明其移动的路线和理由；又比如，真谛在广州受到欧阳父子的礼遇，却为何要做出自杀的异常举动？还比如，真谛的教团难以进入建康僧界，其原因何在？
外典史料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把真谛三藏颠沛流离的经历放置在犬牙交错的权力角逐、兵戈杀伐之中，僧史中的碎片似乎开始呈现出一幅更为连贯清晰的图景。本文的考察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一 真谛传记史料的构成
文献中保存的真谛三藏传记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最常被引用的，是《续高僧传》卷一译经门中的《真谛传》，以及紧随其后收录的法泰等真谛直系弟子的传记；其次，是《历代三宝纪》卷九、卷十一。作为佛教目录，《历代三宝纪·代录》部分分别记载自佛法东传以来各时代的译出经典。但在时代的排列上，体现了独特的正统观。该书以梁、北周、隋为正统。真谛在陈朝的译经，被收录在卷九“西秦、北凉、魏、（北）齐、陈录”，而梁朝末年直至陈武帝受禅以前的译经，虽然年代较早，却被收录在卷十一“（南）齐、梁、周录”。这两部分在著录真谛译出的某部作品时，注明了译出的时间、地点。相较同时期编成的《法经录》《仁寿录》，《历代三宝纪》的著录更为详细。[3]
有证据表明，《续高僧传》和《历代三宝纪》利用了其他两类更原始的史料来源。《历代三宝纪》数次引用曹毘所撰《真谛历传》（亦称“真谛三藏传”“别历”）。《续高僧传·法泰传》还提到僧宗撰《行状》，僧敫撰《翻译历》[4]，这些都是真谛直系弟子在他卒殁后不久完成的，属于同一性质，其内容大致以真谛三藏的翻译活动以及供养人为中心，惜皆已不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续高僧传》中一些绘声绘色的叙事片段，以及关键的行进路线，当是依据《行状》和年谱式的作品。
另外还有一类文献，值得特别重视，这就是经文首尾的序跋。这类文字有时随经文得以入藏，有些则需要特别寻绎。根据船山徹研究，有如下几种：
（1）陈慧恺《摄大乘论序》
（2）同《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
（3）同《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
（4）陈法虔《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
（5）未详作者《广义法门经跋文》
（6）未详作者《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序》
（7）未详作者《无上依经后记》（《开元释教录》卷六引）[5]
（7）未详作者（僧隐？）《金光明经序》
（8）隋彦琮《合部金光明经序》[6]
此处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僧隐的序文是为真谛补译的《金光明经》所作。此经先是由北凉昙无谶翻译，至陈代，真谛补译《三身分别》等四品，隋代宝贵与阇那崛多合作，又缀入《嘱累》等品，制成八卷《合部金光明经》。僧隐序的全文不见于历代藏经，仅有圣语藏存有一件神护景云二年日本宫廷写经，学界过去关注得不多。[7]今蒙定源法师厚意，惠赐图版一帧，录文如下：
昙无谶法师云，《金光明经》篇品阙漏，每寻文揣义，谓此说有征，而雠检无指，永怀寤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轮回，悼四生之漂被，泛宝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中，扶南献使还反外国，敕遣直后苴破虏监张记等随往扶南，求请名僧及大乘诸论、《杂华》等经。彼国乃屈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他，梁云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法师游历诸国，故在扶南，风神爽悟，悠然自远。群藏渊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入京邑，引见殿内，武皇躬申顶礼，于宝云供养。欲翻经论，寇羯凭陵。大法斯舛，国难夷谧。僧隐始得咨捒法师，经目果阙《三身分别》《业障灭》《陁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等四品。宿昔曚惑，焕若披云，倾身半偈，幸闻先旨，折骨书写，踊跃甘心。以承圣二年二月廿五日，于建康县长凡里杨雄宅别阁道场，仰请翻文，以三月廿日乃得究讫。法师在都稍久，言说略通，沙门慧宝洞解殊语，传度明了，曾无拥碍。菩萨戒弟子兰陵萧碏字纯臣，脱略荣利，深念火宅，绢句诠旨，详审无遗。依所翻经本次第以为七卷，品部究足，始自于斯，文号经王，义称深妙，愿言幽显，顶戴受持。
这段文字在《历代三宝纪·隋录》“合部金光明经”条下有节引。《续高僧传·真谛传》起首一节云：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泛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8]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不羡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9]
粗略比较即可看出，《续高僧传》关于真谛修学地和渡来经过的叙事完全是点窜僧隐《金光明经序》的文字而成。僧隐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续高僧传》真谛诸弟子的传记中，也没有在其他经序中出现。但他提供了真谛早期活动的唯一信息来源，值得仔细分析。
二 本意不申：从皇室到地方
（一）祖师西来意
据上引《续高僧传·真谛传》及其所据之僧隐《金光明经序》可知，真谛来华以前曾在扶南国停留。[10]其跨海东渡是受到梁武帝的征请和扶南国主的委托，带有官方朝献的性质。可以推测，真谛东来必然做过比较充分的准备。
传云：
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11]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12]
梵本以贝叶书写，将贝叶打孔穿线，用材质较硬的木板等夹起，称为一夹。虽然并无严格的书籍制度，史料中散见的记载或许可以提供参考，于此可大略估计真谛所携经本的篇幅。北魏菩提流支的弟子李廓说：“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所翻新文笔受稿本，满一间屋。”[13]考虑到后文紧接着叙述菩提流支使用咒术的神异故事，这段记载容或也有夸张。那连提黎耶舍至北齐，文宣帝高洋将“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14]。这大致可以反映北齐内府所藏梵本的规模。隋大业间，“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15]。这批梵本佛经很可能是大业元年（605）大将军刘方进入林邑国都城后从王宫中得到的战利品，事见《隋书》刘方、林邑诸传。综合这些记载来看，真谛所携的梵本在数量级上可以与一国所藏差堪比拟。
这些经本的翻译，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备的译经团队以及强大的物质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仿照禅宗的话头，叩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话，恐怕他所期待的正是梁武帝这样的供养者。如果梁武帝治下“五十年间，江表无事”的局面可以持续，他应该可像姚秦之罗什、贞观之玄奘一样，在皇室的供养下译出许多重要的经典。然而侯景之乱改变了原有的一切计划，是他人生悲剧的起点，真谛的翻译事业也因而呈现出最为独特的图景。
（二）寄居民宅
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爆发，为南朝社会一大变局。它摧毁了首都建康繁荣的文化环境，缙绅之家或返居乡梓，或转徙内地，造成巨大的移民流动。真谛也不例外，从侯景之乱爆发，至承圣元年（552）湘东王萧绎派王僧辨最终消灭侯景，收复建康，这三年的时间里，真谛的主要活动都是在三吴地区。[16]《续高僧传》记载，侯景乱起：
（真谛）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大宝三年（552？）[17],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552）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18]
《历代三宝纪·梁录》所载这一时期真谛的译经有时地可考者，除了上文提到的《十七地论》是在太清四年（550）于陆元哲宅中[19]，还有《大乘起信论》一卷，翻译的时、地相同。
回顾真谛的翻译历程，他初到建康被梁武帝供养译出佛经的地点在宝云殿。这是梁朝宫廷的内道场，位于华林园内，因此又称“宝云僧省”[20]，并配备有藏书[21]。梁简文帝在藩期间受菩萨戒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在给湘东王萧绎的书信中，他描述该处“十七日旦早入宝云，璧门照日，铜龙吐雾，红泉含影，青莲吐芳。法侣成群，金山满座”[22]，可以想见其殿宇之富丽高华。此后遭逢战乱，辗转播迁，真谛翻译的场所多在各地的寺院，如新吴美业寺、豫章宝田寺等等。以此为参照，真谛在侯景之乱中在俗人宅第翻译佛教经典，与前此受皇家供养不同，与日后托庇地方寺院也有异。如此不同寻常的事迹，或许透露出一些隐含的信息。
富春陆元哲，史书无考。但太清四年富春一地的归属，却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在俗人宅第译经的意义。富春隶属扬州，东晋孝武帝为避简文帝郑太后讳，改称富阳。[23]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建康后不久，即着手控制三吴、会稽等地。是年三月，侯景“遣仪同于子悦、张大黑率兵入吴”，在该地“多自调发，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吴人莫不怨愤”；五月“又遣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次钱塘”，也遭到新城戍主戴僧易的抵抗；十一月，“宋子仙攻钱塘，戴僧易降。景以钱塘为临江郡，富阳为富春郡”。[24]《资治通鉴》在此条之前还记载，十月，“宋子仙自吴郡趣钱塘，刘神茂自吴兴趣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孙国恩以城降之”[25]。可见富阳落入侯景之手是在太清三年十月，次月改名富春。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张彪在会稽起义，“遣其将赵棱围钱塘，孙凤围富春，侯景遣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救之”[26]。五月，侯景的军队在巴陵被王僧辩打败，宋子仙等猛将战死。这是一次关键的战役，随着西线战事的失利，建康岌岌可危，东土三吴、会稽等地也蠢蠢欲动，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反抗。原本降顺侯景的刘神茂幡然倒戈，应者云集，“浙江以东皆附江陵”。十一月，侯景仍遣赵伯超、田迁分据钱塘、富春。[27]因此可以断定，在侯景和各路勤王势力拉锯的过程中，直到侯景败亡前夕，富春一直处在侯景的控制之下。
在这样的局势下，真谛栖身于富春在俗信仰者陆元哲的宅第，在那里从事翻译，或许表示他对侯景的刻意回避。《续高僧传》载真谛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时在大宝三年。案，太清三年（549）侯景逼死梁武帝，萧纲做了傀儡皇帝，是为简文帝，次年改元为大宝元年。而坐镇江陵的湘东王萧绎不奉大宝年号，犹称“太清四年”[28]。大宝三年是公元552年，此年萧绎接受臣下劝进，即皇帝位，建年号为承圣元年。同年王僧辩占据建康，侯景东走被杀。因此，真谛被侯景请还建康供养，已经到了侯景统治的最末期。此前数年想必一直隐居地方，深藏身与名。
侯景及其同党是梁之深仇，梁末起事者莫不以勤王为号召。真谛在侯景治下选择韬晦无疑是明智的，他或许在观望，在寻找新的供养人，在待价而沽。然而，这个过程相当艰难，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他一错再错，以致进退失据，人生的悲剧不断加深。
三 栖遑靡托：在地方供养者间的周旋
（一）豫章——新吴——始兴——南康
侯景之乱爆发以后，各地纷纷起兵讨伐，其中最有实力的要数坐镇江陵的湘东王萧绎，日后的梁元帝。承圣元年（552），萧绎麾下的将领王僧辩指挥军队顺江而下，与从岭南北上的陈霸先合力击败了侯景，收复建康。然而好景不长，承圣三年（554），岳阳王萧察引北周的军队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杀。此时长江下游建康的陈霸先拥立敬帝，借机杀害了与之同盟的王僧辩，不久自立称帝。在南方，据有广州的曲江侯萧勃势力也在膨胀。而元帝危急之际应诏勤王的部将王琳活跃于长江中游，形成鼎足之势。
承圣三年五月，梁元帝忌讳王琳部众强盛，以王琳为广州刺史，萧勃为晋州刺史。八月，萧勃迁居始兴，以避王琳。[29]江陵危急，王琳北上勤王，萧勃趁机复据广州。永定元年（557）二月，萧勃在广州起兵北上，参与其事的还有新吴洞主余孝顷，以及日后真谛最重要的供养人欧阳。仅仅一个月后，欧阳等在豫章兵败，萧勃在南康被杀[30]。
这一时期真谛的行迹颇为跳跃，难以理出头绪。《续高僧传》云：
（承圣）三年（554）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558）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31]
《历代三宝纪·梁录》还记载，真谛在始兴译出《随相论中十六谛疏》，在新吴美业寺出《九识义记》等（惟系于太清三年，当误）。《开元释教录》引经文后记，云在南康译出《无上依经》。[32]真谛在这些时间和这些地点留下活动的轨迹，必与萧勃及其同党起兵有极密切的关系。至于他究竟如何从建康赶赴豫章，又如何投入萧勃的麾下，详情难于确说。
（二）豫章——临川——晋安
入陈以后，真谛从豫章出发，经临川至晋安的一段行程，史书尚有线索可寻。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选择临川、晋安这两个地点的原因，二是两地之间的行进路线。
《陈书》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33]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些江南地方的土豪酋帅是构成陈朝的主要力量。[34]而根据学者近年的研究，江南腹地的土豪洞主在陈霸先建立陈朝之初，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侯景之乱以后，江南土豪趁着中央政府瓦解，借机扩张势力。他们中有的入援京师，参与反抗侯景的战争，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据境保民，持观望态度。陈霸先平定萧勃起兵以后，东西对峙的局面日益明朗。陈朝的主要敌人是盘踞在湘、郢二州的王琳，对于江南土豪采取羁縻、绥靖的政策。然而这种局面最终难以持久，当陈朝地位稳固以后，江南土豪要么彻底臣服，要么被朝廷军队平灭。[35]
有趣的是，真谛恰在一个敏感的时刻走近了这群人。他从豫章走出的第一站是临川。[36]东晋末年，荆扬内争，江州刺史王愉即由豫章“惶遽奔临川”[37]，作为逃难之所，这条路线似乎顺理成章。这里与佛教有关的最早记载，是刘宋时期竺道生的弟子道猷，“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曾著《胜鬘经》五卷。[38]元嘉九年（432），谢灵运为临川内史期间，在此多有题咏，后世相传有灵运改治《涅槃经》之翻经台。[39]然而真谛选择这里作为落脚点，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此地在梁末陈初的政治环境。《陈书·周迪传》云：“初，侯景之乱也，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40]这种描述绝非虚语。在陈霸先派周文育讨平萧勃的战争中，周迪“大出粮饷，以资文育”。在陈霸先与王琳的对立中，余孝顷也假借王琳之势，向周迪强征粮饷。[41]可以想见，周迪治下的临川，必定是一片安乐富足的土地。
真谛东下的第二站是晋安[42]，盘踞在这里的是另一位江南酋帅陈宝应。《陈书》本传云：“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43]此地经济的富足与临川类似，所不同者在于凭借海运的便利，这里汇集了众多南下避难的僧俗，即所谓“南梁旧齿”。文献中可考的有两位弟子智文、僧忍。真谛到广州以后，弟子僧忍“从晋安赍（《唯识论》）旧本达番禺。”[44]又《续高僧传·智文传》：
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时僧宗、法准，知名后进，皆执卷请益。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边俗信心，于斯风革。酒家毁其柞器，渔者焚其罟网。僧尼什物，于是备焉。[45]
智文本是建康的僧人，侯景之乱中避地闽下。这里的叙述稍有错乱，僧宗、法准结识真谛，当在岭表。下文言与真谛同止晋安，道俗风革，可见真谛在晋安大开讲会，影响颇大。
如果说真谛在始兴、南康等地依附萧勃，《续高僧传》本文尚有迹象可考，他在临川、建安两地与周迪、陈宝应有往来，则绝无直接证据。然而遍览有关史料，真谛每至一地，必受郡守之请，前有萧勃，后有王方奢及欧阳父子，以真谛之影响和当时之情势，他在永定二年及稍后，相继住锡临川、晋安两地，必不能不与当地的实力派周迪、陈宝应发生关系，这几乎是可以确定无疑的。此外还需考虑到，《陈书》将此两人与熊昙朗、留异合传，盖以逆臣视之。僧传于此容有讳忌，亦未可知。
临川、晋安两地唇齿相依，史书中提示了此间的一条交通路线，可为考察真谛三藏之行迹提供一条旁证。天嘉三年（562），陈文帝遣吴明彻进军临川，“迪众溃，乃脱身踰岭之晋安，依于陈宝应……明年秋，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成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46]。《读史方舆纪要》云东兴岭在新城县东三十里，是由赣入闽的坦易之道。[47]真谛由临川之晋安，应该选择的是同一条道路。
（三）梁安——广州
真谛在晋安大致停留了三年之久，从永定二年（558）到天嘉二年（561）。其间几次动过出海的念头，天嘉三年一度在梁安郡停泊，欲返回天竺，最终还是在当年十二月漂还广州，在这里真谛得到欧阳、欧阳纥父子的支持，又遇到了几位比较得意的弟子，此后直到太建元年（569）去世，前后大约七年的时间里，他译出了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关于梁安郡的地点和真谛在广州的翻译活动，学界讨论较多。[48]这里只须注意两个细节。一是真谛焚身起塔之处称为“潮亭”，具体位置不清楚，但似乎是重要的佛教据点。刘宋末年比丘尼僧敬滞留岭南行化多年，“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为立寺于潮亭，名曰众造”[49]。此人后被宋明帝征召到建康，因此建康僧界对此地必有耳闻。南齐建元三年，荆州的居士刘虬也记载，武当山沙门慧表“于广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从之受学《无量义经》[50]，可见此地也有僧寺，且为域外僧人停留的所在。
二是真谛殁后岭南文物的传承。上文所引《续高僧传》真谛殁后未译梵本的夹数，在《历代三宝纪》中有一段平行文本，但多出了一些信息：
其梵本《华严》《涅槃》《金光明》将来建康已外，多在岭南广州制旨、王园二寺。冀不思议弘法大士，将来共寻，庶令法灯传照，不隐辉于海隅。[51]
留在广州的尚不止梵文原本，还有译出的经典、注疏。道岳访求《俱舍论》的故事是佛教史学耳熟能详的。他自述求得此本的经过说，先曾研习《俱舍》本文，
至于外义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义，并录在南方。思见其言，载劳梦寝，乃重赂遗南道商旅，既凭顾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广州显明寺，获《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记》，并是恺师笔迹，亲承真谛口传。显明即凯公所住寺也。[52]
此事发生在开皇十年（590）或稍后。开皇十二年，岭南酋豪王仲宣起兵反隋，“焚烧州境，及（僧）敫寺房，文疏并烬”。僧敫是真谛的直系弟子，曾往建康和北土留学，又与九江道尼同听智恺讲《俱舍论》。僧敫的藏书被火，无疑是真谛学说的重大损失。受此事件影响的，当不止这一处。事件平息以后，僧敫受任广、循二州僧官，为期五年。解职后于道场寺讲《摄论》。仁寿元年（601）卒于本寺。
仁寿二年，隋文帝在全国境内诸州颁发舍利，被派往循州道场寺的是道尼的弟子智光。道尼早在开皇十年应诏入关，智光相从入京住大兴善寺。这样的安排应当是考虑到道尼与刚刚圆寂的寺主同受付嘱的旧日交谊。
《续高僧传》叙述道尼杖策入京事之后，论曰“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53]言语之中不无惆怅。随着《摄论》的北传，真谛学说在关中风靡一时，然而隋代遍征天下名僧以实关中的政策，对地方佛教传统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降至中唐，禅宗六祖慧能以一介岭南獦獠，大弘不立文字之旨。《曹溪宝林传》中尚有真谛三藏手植菩提树苗，并云一百二十年后有大开士之授记，则不过是凭虚追想而已。
四 结语
真谛三藏及其弟子的遭际，史实若隐若现。上文试图越出内典史料的范围，沿着时地的轴线，将有限的史实镶嵌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从而补出侯景之乱以后南朝社会的一幅流民图，更准确地说，是信仰者的流民图。他们跋山涉水，颠沛流离，考虑的不仅仅是生计、生存，还有传法、弘教。从来华之日起，真谛一直在不同的供养者间奔走。对梁武帝那样虔诚并且有力的转轮圣王，他满怀期待；对侯景那样的危险人物，他深自韬晦，暗地观望。在烽火干戈之际，他希望托庇于一个有力的地方守宰，然而这些人物只能确保一时的安靖，随着陈朝的基业稳固，最终难以逃脱被渐次平灭的命运。他所投靠的人物，依次便是陈朝君主用兵的对象。真谛三藏的一生辗转，竟像是一场光与影赛跑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