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奉献在经院 高尚风范留人间
——怀念石世奇同志

□丁国香^[1]

石世奇同志于2012年4月6日，刚满八十大寿不久，安然辞世，至今已有两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尚的品德风范，却总是铭记在我的脑海里。石世奇是我尊敬的学长，也是我在经济学院工作的领导和同事。我1959年入学时，他已是毕业班的老大哥，我在大一时曾与他们班的辛守良学长一起在系学生会工作，所以很快就认识了石世奇同志，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于1961年留校任教，我于1964年留校工作。因为分别在不同年份下乡搞“四清”，所以很少见到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们从乡下调回后，我们常在一起参加学习和活动，互相才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校内两派武斗期间，我住居的19楼集体宿舍被人占领，无家可归，就和田万苍、赖荣源等借住在靳兰征同志家中（靳兰征同志一家暂时离京回老家去，把家就交给我们了），与靳兰征相邻的石世奇家也住着多位与我命运相同的老师。石世奇同志像兄长一样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大家。在如何对待当时复杂的形势问题上，他以稳健的风度、冷静的态度和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与我们一起分析、研究如何对待，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和石世奇同志一起主持经济学院的工作，他任党总支书记时，我做助手担任负责党务工作的副书记。他任院长时，我已任院党委书记，但他还一定要求我兼任副院长，帮他分担院行政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我们相互支持、互相帮助。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我也尽心竭力地为他分担各种具体、琐碎的事务。我们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或几次电话联系，许多事情，只要他把握好政策和方向，就放心放手地让我操作执行。在共同的事业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深厚的友谊。石世奇同志重病住院期间，我去探望他时，他还念念不忘我们搭档工作的情景，说了许多令我感动的话语。

为了纪念石世奇同志，特撰此文，以展示并学习他的高尚风范、奉献精神。

一、拨乱反正时，受命出任党总支书记

石世奇同志80年的生涯中，除了有5年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外，其余工作时间都奉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他一心一意地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没有想当“官”、做行政领导工作的愿望。但是，当经济学院的事业需要，不得不牺牲他许多宝贵时间，从事党政管理时，他欣然受命，担任经济学院主要领导，主持工作，一做就达15年之久。

经过10年内乱，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济系面临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经济系又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之一。“文化大革命”聂元梓掌权期间，把北大变成了“人间地狱”，军、工宣传队进校后，执行四人帮的路线，继续打击知识分子。经济系原来的领导班子成员及老知识分子全部被打倒，被抄家、批斗，年轻的教职员也都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教师中就有4人，仅因议论了江青的历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多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特务”“政治大扒手”“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有的被关进牛棚劳改多年；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投进监狱。因各种原因被审查的人更多。在学生中，也有大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被残酷打击迫害。同时，在师生中，由于对聂元梓、孙蓬一校“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政策所持态度不同，形成严重对立的两派，水火不容。

四人帮垮台后，以军、工宣传队为主体的校系（当时不称系，而称连）两级领导班子已完全瘫痪，日常教学及行政运转，完全靠老师及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自觉维持。学校一级，中央派遣了以韩天石为首的新班子，数月后进驻北大。系一级也急需新的领导班子主持工作。显然，各系不可能由上级派人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系里的一些教职工自发地、主动地议论起由谁来主持经济系的工作之事来。大家认为应该找一位原则性强、为人正派、有一定政策水平，并能团结两派群众的同志出任。许多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提议拟请石世奇同志出山。我当时在党总支办公室工作，比较方便地听取、收集了大家的意见后，即到工地找正在轮流下放劳动的石世奇同志谈心，转达系里许多老师请他出来主持系里工作的意愿。一开始，他表示很不情愿。一是强调自己是搞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不愿做其他事情；二是强调自己正在轮流下放劳动，还未到期；三是谦虚地认为自己不善于做领导工作，怕做不好。我则反复动员，强调请他出来工作，是众望所归，是经济系事业的急需，是要求他做出牺牲和奉献，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他考虑几天后答复我说：“既然大家这样要求，那我就做着试试吧。”这样，我们才向学校报告，要求学校提早结束他下放劳动的期限，调回系里来主持工作。石世奇同志于1977年6月回系，担任了经济系领导小组组长，全面主持经济系的工作。在对系里的情况经过初步整顿以后，于1978年经正式选举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并连任两届，直到1984年。

石世奇同志在担任经济系领导小组组长及党总支书记期间，领导师生彻底改变了经济系的面貌，使经济系走上了新生。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坚持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以和为贵的精神，消除派性，把全系师生团结起来。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系里两派斗争极其激烈，而且伤害了不少同志，形成了很深的隔阂。不仅要做不同观点同志的工作，就是相同观点的同志，有的受过严重伤害，总以为要清算、要斗争，否则便认为斗争不力，是“右倾”，因此，也要做他们的工作。石世奇同志力排各种议论，坚持以宽容之胸怀，采取认真说服、耐心等待的方法，逐步地将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用到教学和科研上。

为了做好团结工作，当然要分明是非，所以必须清理、批判四人帮及“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系总支认为，在“校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军、工宣传队时期，系里一些同志（包括军、工宣传队队员）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主要还是执行的问题，有的是因年轻，没有经验，做了错事。这些问题的账要算到四人帮及“校文化大革命”主要负责人身上。因此，在系里没有采取以往揪人斗争的方法，而是让他们和大家一起揭、批“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同志因在本系范围内犯错而被批斗受处分。即使对有一位在聂元梓、孙蓬一校“文化大革命”中任主要职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也没有急于做出处理，而是耐心做其工作，等待本人认识、改正错误；只是在做了多年工作之后，这位同志仍不承认错误，才做了组织处理。

第二，恢复教学秩序，使教学、研究工作走上正轨。新的党总支在石世奇同志的领导下，首先废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连、排；恢复了经济系的建制及陈岱孙先生的系主任工作职权，并配备了几名副系主任，加强教学、科研工作的管理。对在校生，加紧补课，弥补因政治运动耽误的课程；同时设计新的教学计划，为经过高考入学的新生的教学作准备。1978年2月、9月招入两届新生，教学工作非常繁忙，经全体教师努力，都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也为后来的教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个时期，科研工作也活跃起来，发表的论文、著作越来越多。

第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在以石世奇为书记的党总支的领导下，经济系花大力气，彻底清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假错案，为数十人撤销了处分、平了反、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议论江青历史，认为江青有野心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叶逸芬等4位老师，获得彻底平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历史的老教授，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清洗一切不实之词，并给本人做了认真的交代，为被错误处理而被开除党籍的樊弘教授恢复了党籍；对因反对“校文化大革命”、批评聂元梓被打成“反革命”“特务”而投进监狱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对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及在毕业鉴定中写有不实之词的学生都进行了平反、纠正；还有在“反右运动”中，经济系师生里被错划的“右派”及受牵连被处分的数十人，也得到了改正；在其他政治运动，比如反右倾、贯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动学生的人，都对其进行了平反，有的恢复了党籍，有的还帮助安排了工作；此外，还有不少党、团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地进行党纪、团纪处分，也都重新为其做了结论，为这些同志解除历史包袱，使之为改革开放事业轻装上阵；甚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冤假错案而被迫脱党的于泽波同志，也经过反复调查，多次申报，为其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

这是一项艰巨、细致、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党总支的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对同志满腔热情的精神，日夜工作，既调查研究，又查看大量历史资料，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从头到尾参与了这项工作，经手了所有案件的审校、讨论，并起草文件，所以对这件工作的意义有深刻的体会。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为许多同志后半生的平安、幸福生活提供了保证，也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清洗了不白的疑虑。

二、经济学科大发展中，出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

石世奇同志担任两届党总支书记后，于1984年卸任。本来可以专心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了。然而，由于处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社会对经济类学科学生的需求激增，经济学科面临大发展的机遇及任务。全国各高校纷纷增设经济学科的新专业，北大经济系原来只有经济学、世界经济两个专业，也在1980年新增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并于1985年在北大最先成立了第一个学院——经济学院。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是胡代光教授，胡先生选定石世奇同志做他的副院长，帮助他主持教学、科研的管理工作。到1988年胡先生年事已高卸任院长之职，由石世奇同志接任院长，直到1993年。从副院长到院长，一干就是8年。

在石世奇同志担任副院长、院长期间，经济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学院的办学规模、学科建设飞快发展。到他离任院长工作时，原经济学院已经发展到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两个办学单位。石世奇同志还提出并坚持了许多好的办学理念，例如：

第一，他提倡经济学院的教学内容、培养方法应实行“宽口径、原基础”的方针。就是强调重视基础课的教学，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同时多开设选修课，使学生学习的内容涉及得宽一些、深一些，以适应以后的工作需要。

第二，他强调百家争鸣，坚持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就是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应互相包容、互相促进。在经济学院，往往同一门课程就有几种教材版本，如政治经济学一课，就有自编的三种教材、三种讲法。他们在学院都有大加施展的讲台。在经济学院的讲台上，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大量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而且经济系传统的史论课程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三，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纠正了以政治运动冲击教学、下乡下厂过多过勤的错误做法之后，如何保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是石世奇同志经常考虑的问题。他强调教学要联系中外实际，并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调查研究课程，例如安排学生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的实践，到温州调查工业发展模式，到苏、锡、常调查苏南工业发展模式，等等。

第四，他强调教师必须教书育人。要求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而且要以优良的师德影响学生。实行导师制，安排中、青年教师作学生导师、班级主任。因此，经济学院的学生求实、上进成风，学院政治稳定，秩序优良，被学校评为学生工作先进单位。石世奇同志曾自豪地讲：“这段时期，是经济学院学生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

三、在完成繁忙的党政工作的同时，抓紧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石世奇同志于1961年留校后，即跟随赵靖教授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这个学科要求必须钻研古文，耐得住长期坐冷板凳的寂寞。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水平已达到较高的造诣，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并参加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三册）的编著。“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在担任经济学院（系）党的书记及正、副院长期间，工作繁忙，责任重大，但他始终没有丝毫放松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作为副主编，协助赵靖教授，编写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4卷）这部巨著，他还参与编写了《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发表论文数十篇。他的研究成果和深厚造诣，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他坚守教学岗位，并带出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石世奇同志深厚的学术水平不仅表现在学术著作、课堂教学中，在指导研究生论文以及论文答辩中也充分表现出他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术水平及古文功底。他对学生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抠得十分认真，使学生获益匪浅。

四、石世奇同志的高尚风范

石世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优良品德、个人修养、高尚风范，是值得经济学院同仁永远学习的，也是经济学院的宝贵财富。

第一，不顾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石世奇同志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特别是在工作需要时，出任经济系、院领导工作长达15年之久，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绝不是为了“当官”，纯是在做奉献。

第二，克己助人、清正廉洁的品格。石世奇同志在任职期间，从没有为自己谋取丝毫私利和特权。他以院长身份接待外宾，有时收到一点微小的礼物，如一块手表，他都要交公。汶川大地震后，虽然他早已退休，收入不高，自费看病的负担又很重，但是他交的特殊党费却达3 000元之多，是所有党员中缴纳最多的人士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大家的工资水平都较低，每隔几年会涨一次工资，但每次下达的指标只有40％，也就是说，两个相同资历、相同条件的人中，只有一人能够获得增资升级的机会。这项工作要做到公平、公正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石世奇同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要求干部要让群众，党员要让党外的同志，这样的做法使得每次调薪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他对己严格，对人则乐于帮助。解万英同志家中住房困难，生前正在调整住房，解万英突然去世，对其遗属的住房调整造成了影响，当时房产部门要求其家属缴纳一万元的分房费（当时规定，夫妇有一方在校外工作，必须缴纳此费）。而解家困难，无法缴纳，石世奇同志知情后，特殊批准，从经济学院发展基金中为其开支了这笔费用，使解万英的遗属得以安居乐业。

第三，淡泊名利、踏实工作的风格。石世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干工作从实际出发，从来不唯上、不唯书，对领导布置的工作总是经过周密思考后，结合本院实际，扎扎实实地落实。有段时间，忽而批“左”，忽而批“右”，石世奇同志从不随波逐流、不跟风，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处理好各种疑难问题，做出成绩，不张扬、不邀功争赏。这种不爱出风头、踏实工作的作风，已经形成经济学院特有的风格。对于这种风格，也许会有人不太喜欢，总以为在这里工作少受了不少表扬。但深入了解情况的领导，都对经济学院的工作及工作风格加以肯定。

第四，儒雅大度、对人宽容、平等待人的风度。石世奇同志无论是在顺境掌权时，还是在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受曲折时，都保持着温文尔雅的态度，对他人一律以同志相称相待，最反对谄上欺下的坏行为。他从容淡定、宽厚待人，真正做到了不仅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犯错了的同志。

第五，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石世奇同志一生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他为党的事业和经济学院的事业做出了出色贡献，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思想、言论、行为，充分体现了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

2014年10月

[1] 丁国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6—1997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