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阿拉伯文学经典
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多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在文学、文化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这在我国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是极须重视的一个问题。需加强对东方文学，特别是东方经典文学的研究。
经典文学研究应包括经典文学作家与经典文学作品两方面。此外，还应注意到经典翻译家与经典译著。
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毋庸置疑，是世界最主要的文化体系之一。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希提所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了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了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1]
当代的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拉伯文学经典，在古代可以《古兰经》《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现当代则以纪伯伦、纳吉布·马哈福兹为代表。
《古兰经》
有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2]。这话不无道理。这里所说的经典就是《古兰经》。《古兰经》的问世与传播和伊斯兰教的问世与传播是同步的，密不可分的。
从宗教角度看，《古兰经》是穆斯林在宗教与世俗生活各方面引以为据、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从文学角度看，它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散文巨著。《古兰经》不仅是20多个阿拉伯国家与地区约两亿阿拉伯穆斯林的经典，而且也是全世界约9亿穆斯林的经典。至今它已被译成了40多种文字。因此它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的文学、文化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是由天使吉卜利勒（迦伯利）依照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原形口授给先知穆罕默德，再由他宣谕出来的。但若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古兰经》的产生，应是阿拉伯文化承前启后，与周围地区文化撞击、交融的结果。
首先从词汇上可看出这一点：《古兰经》是以古来氏族语为标准语的。古来氏族是产生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部族，它在麦加，以经商为主。麦加是南北商道的中转站。当时古来氏族语言由于它所处的地位，确已成了阿拉伯半岛诸部落公认的标准的共同交际语言。但也正因为商业交往、宗教影响等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古兰经》所采用的阿拉伯语中，除其固有的基本词汇外，还吸收了不少波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拉丁语，乃至印度的梵文等词汇。这些词汇无疑是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文化长期撞击与交融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看到，《古兰经》所述的历史故事与宗教传说，几乎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内容。如《旧约》中亚当（阿丹）与夏娃（哈娲）的故事，诺亚（努哈）方舟、洪水的故事，约瑟（优素福）生平的故事，有关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大卫（达伍德）、所罗门（苏莱曼）等先知的故事，以及《新约》中的撒迦利亚（宰凯里雅）、施洗礼的约翰（亚哈雅）、耶稣（伊萨）、玛利亚（麦尔彦）等的故事，在《古兰经》中都或详或略地反复多次提及。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因人的土地环绕着，这种情况是叙述独特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古兰经，以及一切系谱等等的易于解释，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像我们这里的艾达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3]
《古兰经》中也再三强调，说它是：“一本在穆萨（摩西）之后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4]，它“不是伪造的训辞，却是证实前经，详解万事，向导信士，并施以慈恩的”[5]，它“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却是真主降示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真主所制定的律例的。”[6]这里所说的“天经”，正是指犹太教奉行的《旧约》与基督教奉行的《圣经》，所谓“证实”，从某种角度看，正说明了《古兰经》与《圣经》一脉相承的关系。
《卡里莱和笛木乃》
《卡里莱和笛木乃》是一本寓言童话故事集，最早源于印度梵文《五卷书》等。伊本·穆格法（Ibn Muqaffa‘ 724—759）在750年左右，据古波斯巴列维文译本将其译成阿拉伯文。但在移植过程中，无论在故事编排方面，还是在论述行文方面，都再度进行了大胆地增删和改动，是一部再创作的译著并重的作品。《卡里莱和笛木乃》与《一千零一夜》一样，是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东方民族的平民百姓与文人学士共同创作的产物，而最后完成于伊本·穆格法之手。它集中地体现出东方乃至世界各主要文化及宗教源流的交汇、融合和相互影响。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文化、波斯—祆教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书中的反映自不必说，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书中也不无反映。此外，希腊的哲学、逻辑学、寓言故事……即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书中亦不难看出。
《卡里莱和笛木乃》“在阿拉伯文学史上，是一本重要的作品。但是它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它在世界文学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7]。《五卷书》原本及其巴列维文译本以及据巴列维文译本转译的古叙利亚文译本（约570年）皆已失传，因而《五卷书》的主要内容，加之波斯译者和伊本·穆格法本人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便借《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的各种译本而传播于世。“从亚洲到欧洲，又从欧洲到非洲，不管是热带、寒带，不管当地是什么种族，说的是什么语言，它到处都留下了痕迹。这些寓言和童话，一方面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又进入欧洲的许多杰作里去，像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法国拉芳丹的《寓言》、德国格林的《童话》、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等等……”[8]“除了《圣经》以外，这部书要算译成全世界语言最多的了。”[9]可以认为：《卡里莱和笛木乃》同《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集中地体现了阿拉伯文学的“承前启后、贯通东西”的特点。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被高尔基誉为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哪部文学作品能像它传播那样广，影响那样深，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它实际上是古代中近东各国、阿拉伯地区的民间说唱艺人与文人学士历经几世纪共同创作的结果。值得注意是《一千零一夜》发源、流传、成书、定型过程的空间与时间。须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中地产生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这些地区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以及希腊——罗马文明的积淀，而且由于伊斯兰初期的开疆拓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通过战争、占领、混居、通婚、商业贸易、作品的译介……，阿拉伯、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希伯来、柏柏尔……乃至中国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印度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文化，都在这一空间，这一时间，相互撞击而融汇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体中。所以，《一千零一夜》同《卡里莱和笛木乃》一样，是多种文化撞击、融合的结果；都是具有承前启后、贯通东西特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作。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文野、雅俗不同。《卡里莱和笛木乃》是雅文学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则是俗文学的代表作。
“这部故事是在西方各国最普及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甚至比在穆斯林东方本地还要普及些。”[10]
《一千零一夜》虽在1704—1717年间才由法国人加朗（Antoine Galland）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并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但《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早在中世纪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西方，而对西方的文化、文学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两本书的框架式的结构、许多故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都反映出《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再如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德国莱辛的诗剧《智者纳旦》，直至美国朗费罗的叙事诗集《路畔旅舍的故事》等名著，都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千零一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现代和当代的西方著名作家、诗人，如伏尔泰、司汤达、大仲马、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狄更斯、安徒生、爱伦·坡、卡夫卡、莫拉维亚、杜伦马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没有哪一个没读过这部神奇美妙的故事集，被其吸引，受其影响的。从西欧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的兴起，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出现，《一千零一夜》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可谓大矣！
纪伯伦
黎巴嫩旅美派作家纪伯伦（Jubrān Khalīl Jubrān 1883—1931）曾苦读阿拉伯古代大诗人穆太奈比（al-Mutanabbī 915 — 965）、麦阿里（Abū al-‘alā' al-Ma‘arrī973 — 1057）、伊本·法里德（Ibn al-Fārid 1181 — 1234）和著名哲学家伊本·西拿（Ibn Sīnā 980—1037）、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 1332—1406）等人的作品，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但丁、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其间，他受尼采的哲学思想和威廉·布莱克的文艺思想影响尤深。他既受到阿拉伯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他能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烩阿拉伯民族传统文学与欧美现代文学技巧、手法于一鼎，故而在文学创作上能别树一帜，独具一格。
纪伯伦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常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满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对祖国人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歌颂真善美，追求自由、平等，向往幸福、正义、理想的世界，对祖国、对人类、对大自然都怀有深情。同时，他还具有强烈的叛逆、革新精神，针对西方城市文明的弊端，资本主义的“金钱万能”，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东方、本国、本民族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诸多腐朽、阴暗的假恶丑的现象，以及文学方面因陈袭旧的风气，他无不进行无情的抨击和嘲讽。
纪伯伦不仅属于黎巴嫩、阿拉伯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据统计，他的作品迄今至少被译成56种文字。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对纪伯伦说：“你是最早从东方吹来的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香花。”1984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根据美国国会的决定，签署了在华盛顿建立纪伯伦纪念碑和博物馆的法令。在纪伯伦逝世5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把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兹纪念。
长篇哲理散文诗《先知》被认为是纪伯伦的代表作。在书中，他对于有关人生与社会诸方面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含了许多东方深邃、隽永的哲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先知》是纪伯伦呕心沥血之作。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先知》中的先知正是作者本人。他借先知之口，宣扬了他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先知》一问世，就轰动了世界，至今发行量已愈七百万册，被认为是“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的礼物”。
纳吉布·马哈福兹
埃及作家、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hfūz 1911-2006）“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在他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11]
2006年8月30日，作家逝世后，获得极高的评价。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纳吉布·马哈福兹用他的笔表述了他对埃及人民及其历史、事业的热爱，用他的创作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并用他的作品宣扬了不要执迷、偏激而要教化、宽容的价值，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明了一种承认，承认阿拉伯思想对人类文明及其现代遗产作出的贡献。”他“是思想、文化的一面旗帜，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一位启蒙的思想家，是一位标新立异的笔杆子，是一位让阿拉伯文化、文学走上了世界的作家。”美国总统布什认为马哈福兹是“一位不凡的艺术家，他成功地将丰富多彩的埃及历史、社会摆到了世界面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说“纳吉布·马哈福兹非常认真、仔细、现实主义地描绘了埃及社会，他是第一个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为埃及文学和古老的埃及天地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是一位“和平、对话和宽容的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则认为“他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已构成一个里程碑。”说“马哈福兹的文学杰作丰富了阿拉伯和世界的文库，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忧患，获得了世界各国文化界的赞赏。”
埃及著名文学评论家赖佳·纳加什（Rajā’ an-Naqqāsh 1934-2008）早在1970年就曾这样评论过纳吉布·马哈福兹：“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作家。他对于我们阿拉伯人来说，犹如狄更斯之对于英国人，托尔斯泰之对于俄国人，巴尔扎克之对于法国人一样。”[12]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己则说：“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里，这两种文明结下了美满姻缘。第一种是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13]
作家从小是在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法老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亡灵书》、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古兰经》《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玛卡梅体故事、各种传奇，还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的诗歌，使自幼就喜好文学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从民族传统文学的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料，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培养了他熟练地驾驭阿拉伯语言的能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是：
首先，作家紧随时代前进，其作品紧随时代脉搏跳动。作家曾说：“记得有人把文学家分成过去式、现代式和将来式。我细想一下自己，我发现自己是现代式作家，是当代的作家。我不喜欢写过去，对预言未来也不感兴趣。”[14]
再者，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政治的强烈参与意识。他曾说：“在我写的所有作品中，你都会发现政治。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篇小说没有写爱情，或是别的什么，但却不会没有政治，因为它是我们思想的轴心。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的。甚至就是在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形而上学小说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你也会发现斗争是存在的。1952年7月革命后，我曾涉及很多非常敏感的题材，如：《米勒玛尔公寓》《尼罗河上的絮语》……”[15]他还说过：“政治情绪与反应是我的艺术经历的基本根源。你甚至可以说，政治、信仰和性是我的作品围绕的三个轴心，而政治则是这三个轴心中的根本轴心。我的每部小说都少不了政治。”[16]一个作家心目中的政治，当然首先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文学评论家赖佳·纳加什在评论这一点时，曾说道：“纳吉布·马哈福兹所写的作品从始至终都是着眼于埃及。他一直倾听着埃及的脉搏，写它的历史，它的现实。他的文学作品与这个历史、现实从没有任何隔阂。纳吉布所写的一切都是与埃及及其历史、它的人民，以及它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他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带有崇高的政治文学色彩的。这个有力的基点，把他同我们民族的历史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跻身于真正的埃及阿拉伯民族感缔造者的行列中。”[17]
第三，作家虽关心政治，但其作品不取媚于政治，作家始终不渝地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道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社会批判家，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说“我并非故意伤感，但我们确是伤感的。我是属于这样一代人：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刻，也往往是忧心忡忡。这一代人中，只有玩世不恭或是脱离人民的上层人物才会感到幸福。我们写忧伤小说，这并不奇怪，相反，若写欢乐故事倒是一件怪事了。”[18]
第四，纳吉布·马哈福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作家在其著名的《宫间街》三部曲中，曾借年轻的女革命者苏珊之口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至于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富有策略的艺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了解这位作家每部作品深层中的政治内涵和哲理寓意的钥匙。
在艺术手法方面，由于作家博览群书、学贯东西，并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19]借鉴、继承、创新，贯穿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家晚年为创作民族化的小说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这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是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本民族传统文学融会在一起，共同孕育的产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现当代文学的风采。
文化、文学的发展遵循的规律是“传承——借鉴——创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学经典亦是如此：既借鉴他者，又被他者借鉴，是多元文化的产物。
文学经典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内容往往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应为全人类共欣赏。
经典文学家应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批评家的品位，对民族、社会、人类世界应有忧患意识，宣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阿拉伯古今的经典文学作品正体现了这些特点。
（载于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东方文学研究集刊4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22页）
[1]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页。
[2]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5页。
[3] [德]恩格斯：《1853年5月26日左右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50－251页。
[4] 《古兰经》（46：30）。
[5] 《古兰经》（12：111）。
[6] 《古兰经》（10：237）。
[7] [阿拉伯]伊本穆加发：《卡里莱和笛木乃》“前言”，林兴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8] 同上。
[9] 语出《卡里莱和笛木乃》德文译者佛尔夫，见温德尼兹：《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金克木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10]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9页。
[11] [瑞典]斯·艾伦：《诺贝尔文学颁奖词》，郁葱译，载《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
[12] [埃及]《新月》月刊，1970年2月号，第5页。
[13]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诺贝尔奖授予式上的讲话》，郁葱译，载《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
[14]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对你们谈》，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77年，第92页。
[15] [埃及]杰马勒·黑塔尼编：《纳吉布·马哈福兹回忆录》，贝鲁特迈西莱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16]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对你们谈》，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77年，第92页。
[17] [埃及]《新月》月刊，1970年2月号。
[18]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对你们谈》，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77年，第45页。
[19]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对你们谈》，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77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