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道远，责无旁贷
——在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第四届代表会议暨“世纪之交的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我们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1987年正式成立，至今已有14年了；研究会自1995年召开的第四届代表会议暨“阿拉伯的女性文学与阿拉伯文学中的女性研讨会”，至今也已届6年。回想当年，那已经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如今我们是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所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今天集会是跨世纪的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在研讨跨世纪的阿拉伯文学。
斗转星移，这十多年来日新月异，我们的祖国长高了，长壮了，变强了。我们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这支年轻的队伍也从无到有，由呱呱坠地，牙牙学语，蹒跚举步，而日渐成长、成熟起来。昔日在我国几近空白、荒芜的阿拉伯文学译介、研究园地，在我们的共同努力、苦心经营下已日渐繁荣起来。我们同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同人们一道为打破“欧洲中心论”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切冠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名称的类书、典籍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已不再是空白与点缀。我们这支稚嫩的队伍已经开始在我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中，日渐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有了一定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我们在相关的院校开设了各门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在一些院校相继创立了硕士点、博士点，并培养了一批对阿拉伯文学具有相当研究能力的硕士、博士专门人才；在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不难看到我们译介、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图书，在有关外国文学的报刊、杂志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译文和论文。在各种有关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的研讨会上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总结一下我们近几年来，即自1995年上届会议至今6年来的工作和成绩，我认为我们这一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是更深了，更广了，更专了。在译介方面，配合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我们除了在当年举办了“阿拉伯的女性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女性研讨会”外，还出版了由李琛同志选编的有十余人参加翻译的阿拉伯女作家作品选《四分之一个丈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其中选有阿拉伯各国三十多个著名女作家的短篇小说或诗歌。比这更广泛的是由郅溥浩同志编选有四十多人参与翻译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阿拉伯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其中共选有自古至今16个阿拉伯国家小说82篇。最近还出版了伊宏同志选编的非洲散文选《思想的金字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其中包括非洲阿拉伯各国作家的散文40余篇。阿拉伯诗歌方面的选集则相继有杨孝柏同志所译的《阿拉伯古代诗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郭黎同志选译的《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集有阿拉伯各国40位著名诗人的100余首诗。另有拙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集有包括乌姆鲁勒·盖斯的《悬诗》在内的130余位诗人的430余首诗。过去翻译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的地域方面主要集中在埃及，其次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却鲜有译介；体裁则多为现代小说。现在，我们的译介已开始向海湾，向马格里布，向诗歌、散文，向古代进军。这不能不说我们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在向纵深发展。这一点除了在这些选集上可以看出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在这一期间，李荣建、李琛翻译出版了利比亚作家法格海颇为著名的《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三部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林丰民翻译了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爱的诗篇》等诗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薛庆国则翻译了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还有拙译《库杜斯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等。此外，谈起这一时期对阿拉伯文学译介方面的“专”，不能不提到先后掀起的两次热潮：一是“纪伯伦热”：据我所知，至今仅《纪伯伦全集》就有三四种，冠以各种名字的选集则有十多种；再是“《一千零一夜》热”：各种冠以《一千零一夜》和《天方夜谭》书名的全译本、选译本，以及由其派生、克隆、改写、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版本林林总总至少有几十种，上百种。我们研究会很大一部分会员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这两股热潮中去，或译，或评，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细究这两股热潮兴起的原因，大概除了广大读者对纪伯伦和《一千零一夜》的热爱外，恐怕还有面对市场经济规律和版权法，出版社和译者无奈的选择吧。但无论如何，热潮积淀的结果应当是积极的，会有深远的意义。
在此期间，我们在阿拉伯文学研究方面也是更广，更深，更专了。继由伊宏、李琛同志在前一阶段编写的《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之后，出版了我本人参加编撰的《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在全书约130万字的篇幅中，有关阿拉伯古今文学的介绍约占五分之一。此后出版了蔡伟良、周顺贤编著的《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此外，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参与编写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修订本]》、《亚非文学作品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等。其中都或简或繁、或详或略、或整体或部分地研究、介绍了阿拉伯文学。尤为可喜的是，在这一阶段，我们的一些同志发表了一些专论某些阿拉伯文学名家、名著以及著名流派的专著。如郅溥浩同志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千零一夜》的论著。在参考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一千零一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旁征博引，提出了许多自己新颖的观点。李琛同志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通过对诸如纪伯伦、努埃曼、马哈福兹、白雅帖等一些阿拉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及其作品的分析，揭示了神秘主义（苏菲主义）对他们的心灵及其创作的深刻影响，颇有深度。林丰民同志的《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是作者在读博于科威特进修期间，得到诗人本人的协助，写出的博士论文，也是我国发表的第一部研究阿拉伯一位诗人，特别是女诗人的专著。此外，在此期间，相关院校的读硕、读博的研究生们在国外进修、访学期间，都亲受所论的作家、诗人或相关人士的帮助，收集到第一手丰富、翔实的资料，从而写出较有新意及创见的论文，除了上述的林丰民的博士论文外，如陈冬云有关阿拉伯戏剧文学的博士论文，张洪仪题为《法鲁克·朱威戴的创作与阿拉伯现代诗歌的转型》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会上也都受到了有关专家的首肯与好评。
在此期间，我们还举办了“再论《一千零一夜》”的研讨会，邀集了我国有关的外国文学学者，特别是东方文学的学者同我们一道深入、广泛地讨论了有关这一世界民间文学的丰碑的诸多问题。此外，我们还通过参加各种有关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等学术会议、研讨会，与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话和学术交流，使他们真切地认识到阿拉伯文学是世界文学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们则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小分队。
与此同时，我们还一如既往，通过与阿拉伯各国驻华使馆、阿盟驻华办事处联合举办的中阿文化交流研讨会，通过种种互访、工作的机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种种形式，我们已经开始与阿拉伯有关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作家协会建立了联系，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使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者的身影也出现在国外，我们的声音也传到了阿拉伯世界。
回顾往昔，总的说来，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这一切远不足以让我们洋洋自得、自我陶醉。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对阿拉伯文学这一宝藏只是开始在采掘，我们在这块沃土上只是在开始耕耘。目前，我们在阿拉伯文学翻译方面的数量和质量都还远不够理想。我们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深度与广度。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的翻译、研究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正可谓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尽力让有13亿人口的中国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了解灿烂辉煌、丰富多彩的阿拉伯古今文学。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有20多个国家，两亿多人口，阿拉伯世界及其所在的中东地区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热点，“9·11事件”后，这一点尤为明显。如今是信息化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地球转得越来越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圆。但全球化绝对不应是西方化。毋庸置疑，在21世纪，在全球多元化的时代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中国文化一道将在世界上负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阿拉伯文化、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
阿拉伯文学史上有千百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写下了成千上万部优秀的、不朽的文学作品，要将这样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学系统地、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绝非一件易事：阿拉伯语言是公认的世界最难学的语言，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还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受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以及版权法的制约，我们译介、出版阿拉伯文学作品还会面临种种困难。
但是事在人为。我们并不害怕困难。我们相信我们必将克服种种困难，再接再厉，培养好我们的新生力量，在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领域中深耕细作，精雕细刻，保质保量地做好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译介、研究搞得更深、更广、更高、更精，搞出精品来。切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砸了牌子。我深信任重道远、责无旁贷的我们，既有一个美好的昨天和今天，也必将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